精英力量参与水利设施兴修分析

二　精英力量参与水利设施兴修

水利设施的良好运转可以使国家、民众共同收益，反之则要承担损失。利益的共同性要求所有收益方均要积极参与水利设施的维护工作。长期以来，官修水利是传统社会水利事业运行的主要形式，国家在其间占据支配地位。但是唐宋以降，民间力量逐渐兴起，它们对水利事业的参与程度日益加深^[48]。“如果说‘官办’是古代水利共同体的主要修筑形式的话，那么，至南宋而遽然增加的‘联合’、‘募捐’等新兴修筑形式，则不啻是‘私人资本’对国家神圣权威发出挑战的外在标志，也是古老共同体在水利事业中褪色的有力表现。”^[49]民间力量大规模参与到水利事业当中，作用愈加突出。

(一)阴均堰

温州路平阳州金舟乡，有堰名阴均，其当众津流入海之冲，一方面可以防御潮水，同时也能够存蓄河流淡水以灌溉当地四十余万亩农田，作用十分重要。阴均堰为宋时创设，入元后持续发挥着作用，其间的维护修缮屡经波折。阴均堰水利设施最初在宋代嘉泰年间(1201—1204年)由“汪令君季良所创也”，但就在官府创建之同时或之后，精英力量就已经承担起主要的修缮维护职责，“其毁家以相，林君居雅也”^[50]。史载“宋嘉定中，乡人林君居雅始为堰八十丈于津流入海之冲，外障海潮，内蓄清流，数乡之人咸赖其利”^[51]。阴均堰灌溉的田亩达到四万余顷，对当地的农业生产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而其能够正常的运转并发挥效力，则有赖于民间力量对其进行的长期维护和修缮。

水利设施是容易损坏的，阴均堰自然也不例外，历经宋亡元兴，“越百年，穿漏就圮，河流有泄无蓄，海潮大时，澎湃冲突，逆入河，皆为田害”^[52]。围堰破败，自然侵蚀是主要因素，而官府无为也难辞其咎。民田受害，“故岁多歉而民贫，请于官，官置不问，纵有问者，吏持片纸急其都，都急其民，交相渔猎，迄无成功”。可见，地方官府面对围堰破败无所作为，即使有所理问，也无具体的应对措施，只管向下层层摊派而已，加之吏治腐败，官私勾结，受苦的还是普通百姓。不过，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大德九年，州判皮侯元一日公退，与客相略民利，有以阴均言者，侯悚然曰:‘吾责也’。会岁，又不敢震其民，展转于中”。州判皮元听到阴均堰失修之事时竟“悚然”，足见其对此问题并不清楚。皮元以修堰为责，但面临一些困难，首先，其地“岁”，百姓衣食有忧，实难趋工赴役，如果官府贸然兴役，“吏急其都、都急其民”，必然会激化官民矛盾，故“又不敢震其民”。无奈之时，“闻芦江报恩寺有讲师曰融，梵行精实，为众信。侯致尺书，词语恳笃，愿借师力以成”。皮元并没有直接以政府的名义兴造工程，政府兴役，往往强制征集民力，容易扰民。而委托僧侣，利用他们“为众信”的优势进行劝化宣传，面目温和，易为民众所接受和响应。而僧融也能够秉承官命，“道侯意劝化”。这次修筑工作，地方政府似乎没有提供财政支持，只是由“总管汤士宣捐资为倡”，修缮所需的经费、物资主要来自民间，“义风所激，壹皆乐从”。在官民共同努力下，工程竣工，“河伯宁，海若伏”，“由是三十六源得蓄泄之宜，四十万亩免干溢之患，有年将不一书，其利博哉!”

阴均堰经过大德年间的修缮，损坏状况得到改善，但并未得到彻底解决。“历年久，潮汐数啮。至正初，堰及水门皆坏。”^[53]自然侵蚀无疑是围堰破败的主因，但人为因素同样不可忽视，“官屡兴役修筑，然皆为文具，并缘扰民，不能就绪”。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交织在一起，使阴均堰的修缮工作久无成效，“膏腴化为斥卤，连岁凶歉”，严重影响了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至正八年(1248年)，“岳侯伯仁来知是州，将召民致其役”^[54]。其地有善士名陈国英，“隐居而好义，凡遇事有益于人者必奋力勇为之，其惠泽及人甚众”，陈国英以良好的声誉博得了民众信任，当地“父老言于官，请以属君”，希望将修缮工程交给陈国英来负责，而陈氏也“奋然以为己任，乃率众趋事”^[55]，“出泉粟为众倡，运材鸠工，先治水门，水门已完，明年修堰，其经画劳费倍于水门者四五。既成未固，复毁于潦水。君至，彷徨悲泣，复□营之，昼督畚锸，夜补滹漏，竭心瘁力，卒复旧规。君能任浮屠氏道成，俾相其役，成亦不惮奔走，故获成功。由是农无失业，禾黍岁登，而人免于饿莩”。陈国英出己费倡众，又联合僧侣的力量共同图事，终于将围堰设施修缮完毕，“既乡之人士佥曰:‘水门及堰非君修之，则吾不食其土而饥死流离久矣’”。

修筑围堰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的工作，需要多方面配合才能顺利完成。纵观阴均堰由宋至元修治的过程，我们注意到，地方政府的角色逐渐转向对工程进行宏观规划和监督，而精英力量则全面参与到工役兴建过程中，他们承担了修治所需的大部分经费，具体组织和领导民众展开施工，可以说，修筑工作取得成效与地方精英的大力支持和参与有密切关系。民众信任精英人物的品行能力，愿意接受其组织和领导，地方精英由此也获得了“为众信服”的权威。地方政府将工程管理权交付给精英，由其代行职责，实际上是对精英权威的官方认可与强化。地方精英凭借着自身努力以及来自政府和民众双方的认可，取得了基层社会的权威地位，并借此对乡村社会产生了实际的控制与影响。

(二)蜀墅塘

义乌县南四十里，有塘曰蜀墅，周围凡三千六百步。东西北皆岸山，山之水合七十二流汇入塘中，水向南而出。塘之南面有蜀山，当地人据山作堤，障水以溉田。“山之东，其修七百尺有奇，广如修之数而杀其五之四，深如广之数而又杀其三之二。山之西，其修如广之数，而稍加强焉。堤之中，刳木为三宝以泄水。水之所溉田，至六千亩而赢。”^[56]蜀墅塘是当地六千亩农田的灌溉之源，意义十分重要。而塘堤则是其阻挡蓄积塘水的重要水利设施，它的运转情况好坏直接影响到灌溉能否顺利实现。天有不测风云，“至正四年夏，水暴而堤坏，田遂不稔”。塘堤的损坏直接影响到了当地的农业生产，这对于种田之农民来说打击是巨大的。此时，县人朱震亨(字彦修，婺州路义乌县人。金华许谦门人，元代著名医学家)，“悯农之告病也，白于县”。县尹周自强遂将修堤之事委托给朱震亨办理，并且“命双林巡检张某来视役”。于是朱震亨“遂尽召有田之民，履其亩而使之输其力，荐货有差。复出役夫之功一千以为众倡，众悦趋之，一听震亨之经画。补其阙遗，增以崇高。筑其址，加辟而渐杀其上。堤之西垂，凿石为斗门，视水溢干而时畜泄之。门之上，架徒杠以便行者。木窦易坏，则易以坚石”。整个工程“凡用钱四千缗，夫一万功。经始于五年秋八月庚申，逾三月乃告成。”蜀墅塘堤的修缮工作，地方官府没有直接财力支持，工程完全是在朱震亨的组织和领导之下展开的，而且他本人也给予了大量的财力投入。这次工役不仅对塘堤本身进行修缮，而且也对后续的维护工作进行了安排，“复惧历岁之久而堤弗固也，请于掌塘事者中，析粥鱼之利而嗣葺之”。此次修缮还取得了一项成果，即是对蜀墅塘的水源使用进行了分配调整，“且定为高下之穴，使欲水者，先后有程而不紊”。

地方精英主动参与水利设施的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首先，水利设施的良好运转能够为农业生产发展提供保障，而农民是丰收最直接的受益者，他们可以完纳赋税，获得温饱并得以继续从事生产。朱震亨修缮蜀墅塘，惠利了当地民众，里耆朱仁杰等请于宋濂曰:“震亨之兴是役也，初无一弓之田以徼塘利，其夙夜尽瘁而不舍者，果何为哉?凡欲利吾农也。”^[57]水塘的修缮能够让朱氏受惠多少，史无明载，但当地农民得利于此当是无疑。而且此次修缮平均分配了用水权，避免了“陂塘之利，恒以死争”^[58]局面的出现，使用水问题有一个能为公众所认可的标准，这体现了朱氏个人对地方事务的实际影响力。朱震亨个人的影响力体现在蜀墅塘堤修缮工程每个环节里面，如工役的领导权，一方面来自地方官员的授权与认可。凭借于此，朱氏可以“尽召有田之家”，使他们依据田亩多少，也就是田亩用水的多少来分配工役。同时，朱震亨也为工役运转投入资金支持，由此也得到民众的认可，“众悦趋之，一听震亨之经画”，这也是其获得领导权的一个重要体现。

蜀墅塘水利设施运转良好，不仅有利于当地农民，同样也有利于地方官府。国家赋役的征发等主要以民户为对象，其生产生活状况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赋役征发的结果，“庶使水利均平，岁无荒歉之患。盖利于民，即利于国也”^[59]。从这个角度来说，两者的利益密切相关。那么，对于农民利益的维护亦是维护统治者的利益。本身，修理水利设施属于地方官府的职司所在，由于自身财政状况不佳，而围塘又不可不修，这样就为地方精英参与并领导水利兴修提供了空间和机遇。事实上，官府本应承担的职责以授权的方式转移到地方精英身上，前者在地方公共事务领域进行了退让，而后者凭借对水利工程等公共事务的领导和组织，实际上成为地方社会的掌控者。官府与地方精英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

【注释】

[1]《元史》卷五十《五行志一》，1056～1058页。

[2]陈旅:《安雅堂集》卷七《余姚州海堤记》。此段下引材料除特别标注者外，皆引于此。

[3]关于“老人”的问题，将在下文论及。

[4]黄蟳:《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九《永嘉县重修海堤记》，此段下引材料除特别标注者外，皆引于此。

[5]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二《地理·城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6]黄蟳:《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九《婺州路新城记》。此段下引材料除特别标注者外，皆引于此。

[7]杨维桢:《东维子集》卷十二《绍兴新城记》。此段下引材料除特别标注者外，皆引于此。

[8]许有壬:《至正集》卷三十七《彰德路创建鲸背桥记》。

[9]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二十一《迎恩桥记》，此段下引材料除特别标注者外，皆引于此。

[10]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二十一《迎恩桥记》。

[11]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二十一《奉新县惠政桥记》。

[12]郑玉:《师山集》卷五《重修横山路记》。此段下引材料除特别标注者，皆引于此。

[13]宋醁:《燕石集》卷十二《太平桥记》，《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92，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

[14]程钜夫:《雪楼集》卷十三《升平桥记》。

[15]胡长孺:《元龙泉主簿胡公淀墓志铭》，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八十六。

[16]贡师泰:《玩斋集》卷十《元故处士夏君墓志铭》。

[17]吴澄:《吴文正公集》卷四十《故竹隐居士周君墓志铭》。

[18]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十四《见山处士王君墓志铭》。

[19]杨维桢:《东维子集》卷二十四《南容教授杜公碣铭》。

[20]陈旅:《安雅堂集》卷十一《江山县尹刘彦章墓碣有序》。

[21]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二十一《奉新县惠政桥记》。此段下引材料除特别标注者，皆引于此。

[22]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二十一《迎恩桥记》。

[23]吴澄:《吴文正公集》卷四十《故竹隐居士周君墓志铭》。

[24]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十四《见山处士王君墓志铭》。

[25]陈旅:《安雅堂集》卷十一《江山县尹刘彦章墓碣有序》。

[26]许有壬:《至正集》卷三十七《彰德路创建鲸背桥记》。

[27]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二十一《迎恩桥记》。

[28]柳贯:《柳待制文集》卷十四《瑞州新修仁济桥记》，四部丛刊初编本。

[29]吴海:《闻过斋集》卷三《郑公渡记》，民国嘉业堂丛书本。

[30]危素:《危太朴文集》卷三《金溪县梁安峡义渡记》，《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

[31]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十九《吴江重建长桥记》

[32]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十九《信州贵溪县杨林桥记》

[33]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二十一《龙泉济川桥记》

[34]关于此问题，可参见王秀丽的相关论述，见氏著:《文明的吸纳与历史的延续:元代东南地区商业研究》，澳门澳亚周刊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笔者在此不作更多讨论。

[35]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二十一《奉新县惠政桥记》。

[36]宋濂:《金溪县义渡记》，《宋濂全集》，1070页。

[37]宋醁:《燕石集》卷十二《太平桥记》。

[38]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二十一《奉新县惠政桥记》。

[39]王祯:《东鲁王氏农书·农桑通诀集之三·灌溉篇第九》，缪启愉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480页。

[40]关于元代水利机构的建置问题，参见王培华:《元朝水利机构的建置及其评价》，《史学集刊》2001年第1期，28～33页。

[41]参见秦新林:《元代南方水利灌溉事业的成就》，《殷都学刊》1986年第1期。

[42]《元史》卷六十五《河渠志二·黄河》，1620页。

[43]任仁发:《水利议答》，姚文灏:《浙西水利书》卷中《元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4]余阙:《青阳先生文集》卷四《送樊时中赴都水庸田使序》，四部丛刊续编本。

[45]潘应武:《言决放湖水》，姚文灏:《浙西水利书》卷中《元书》。

[46]《元史》卷六十五《河渠志二·练湖》，1633页。

[47]《元史》卷六十五《河渠志二·吴淞江》，1635页。

[48]关于宋代民间力量参与水利建设的研究，可参见孙垂利:《从在水利事业中的作用看宋代的民间力量——以江南地区为中心考察》，《井冈山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49]成岳冲:《浅论宋元时期宁波水利共同体的褪色与回流》，《中国农史》1997年第1期，12页。

[50]林景熙:《霁山先生文集》卷一《重修阴均斗门记》，明嘉靖十年刊本。

[51]陈高:《不系舟渔集》卷十《美陈国英修堰诗序》，《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

[52]林景熙:《霁山先生文集》卷一《重修阴均斗门记》，此段未特别标注者，皆本于此。

[53]《(民国)平阳县志》卷六十四《陈君惠泽记》。此段未特别标注者，皆本于此。

[54]陈高:《不系舟渔集》卷十《美陈国英修堰诗序》。

[55]陈高:《不系舟渔集》卷十《美陈国英修堰诗序》。

[56]宋濂:《蜀墅塘记》，《宋濂全集》，126页。本段下未特别标注者，皆引于此。

[57]宋濂:《蜀墅塘记》，《宋濂全集》，127页。

[58]赵禤:《东山存稿》卷二《休宁县令朱君考满序》。

[59]蒲道源:《顺斋先生闲居丛稿》卷十七《与蔡逢原参政第二书》，清钞元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