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精英力量主动赈灾
“入粟拜官”以及“劝分”政策，既反映出元廷在财政方面存在不足的客观事实，也折射出在赈济灾荒的大背景下，政府的主动引导使得民间力量在官民互动的过程中呈现被动态势，不过这并非官方与民间关系在赈灾体系中的全部反映。事实上，灾荒时期，许多精英力量往往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投入赈灾行动当中。
精英赈灾活动通常采取有偿或者无偿两种不同的形式来进行。前者主要表现在当饥荒发生之时，精英力量主动平价或减价粜卖粮食，如崇仁周信甫，“宽逋恤贫，平粜赈饥以为常”[46];徽州路歙县人郑以文，“年饥，减谷价三之一以赈贫乏”[47];衢州路开化县人刘彦章，“当无米时则贱其直以粜人，及秋获乃止，不足则籴之他邑，虽贵直入之，而恒以贱直出之也”[48]。而后者则表现为精英力量不计回报，无偿提供钱钞、米粮等救助灾民，力求缓解灾情，如莆田处士俞元瑞，好施与，赈人之乏绝，不计家之有无，“岁饥，鬻田市粟赈其里人。至熟，里人偿之，处士不受”[49];华亭周显，适逢灾荒，“民大饥，君尽出积粟赈其乡人，活数千人。法当补官，竟辞不就”[50];温州路平阳州处士林元彬赈济灾民，“绝粮之家，分粟赈之。又明年岁凶，赈之如初，更设粥食饥者，所活百数十人，而不自以为,也”[51]。
精英赈灾不仅仅着眼于灾民的温饱问题，往往还会涉及灾民安置、医疗救助以及提供丧葬善后等层面。如:
(松江夏椿)大德丁未旱，明年大饥，越尤甚，死相跆藉，幸不死则气息仅属，携持老幼归夏氏。始至，为辟庐舍，具餤药，视其羸壮食饮必时，生则赆之归，死则给槥以瘗，而书其姓名邑里于木，以俟来收骨者。[52]
(金陵居士王进德)每遇疫疠，市善药，命良医家至户到，随证治疗，煮药之器、佐药之用纤悉毕备，病愈能食则啖以糜，其所全活甚众。寒卧无以盖覆者，施楮衾;贫死无以殡葬者，施棺木。[53]
所有这些措施切实保证了灾民居有安身之所，病有医治之方，死有丧葬之瘗，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医疗救助和丧葬安置活动在瘟疫流行期间作用很大。疫病流行的危害性毋庸多言，如武宗至大元年春，江浙行省绍兴、庆元、台州等路发生疫病灾害，死者两万六千余人[54]。精英们所实施的医疗、丧葬等救助活动不仅可以治病救人，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疫病的蔓延。温州路平阳州人林元彬，“会疠气作，病者相仍，里中不敢往来。处士每晨躬持善药抚视之，零丁者舁至家治之，多赖以全”[55]。同州之人林均翁，适逢元末兵乱，“甲午春，兵火之余，疠气流行，死者相枕藉。赖君予而收者五十余人”[56]。这些措施无疑有助于阻止疫病的蔓延，减少由此带来的损失。此外，对于灾民的妥善安置，客观上有助于将其稳定在一定范围内，避免其因逃难迁徙而发展成流民。这一方面有助于控制疫病的向外传播，同时也能将引发社会动荡的不利因素消弭于基层乡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精英力量对于赈灾过程的参与是多层次、多角度的，其主动性不仅体现在救助措施的执行上，还体现在能够主动防御灾害、建言荒政、促进地方官府救灾活动顺利展开等方面。
尽管多数民间赈济灾荒的活动都属于被动的灾后补救，但仍不乏部分有识之士能够采用防患于未然的积极态度主动预防灾害，例如婺州路义乌县人朱震亨，其所居乡里有塘名蜀墅，“周围凡三千六百步，溉田至六千亩而嬴。堤坏而水竭，数以旱告。先生倡民兴筑，置坊庸，凿为三窦，时其浅深而舒泄之，民食其利。后十年，山水暴至，堤又坏，先生命再从子漳里任其事，以嗣其成”[57]。又如温州路平阳州金舟乡，有阴均堰，其当众津流入海之冲，一方面可以防御潮水，一方面也能够灌溉当地四十余万亩农田，作用十分重要。但是水利设施容易受到自然侵蚀，“历年久，潮汐数啮。至正初，堰及水门皆坏”[58]，其地有善士名陈国英，“隐居而好义，凡遇事有益于人者必奋力勇为之，其惠泽及人甚众”，面对堰坏田毁的局面，陈氏承担起修堰的责任，“奋然以为已任，乃率众趋事”[59]，“出泉粟为众倡，运材鸠工，先治水门，水门已完，明年修堰，其经画劳费倍于水门者四五。既成未固，复毁于潦水。君至，彷徨悲泣，复□营之，昼督畚锸，夜补滹漏，竭心瘁力，卒复旧规。君能任浮屠氏道成，俾相其役，成亦不惮奔走，故获成功。由是农无失业，禾黍岁登，而人免于饿莩”。陈国英号召民众出资，又联合僧侣的力量共同图事，最终将围堰设施修缮完毕，“既乡之人士佥曰:‘水门及堰非君修之，则吾不食其土而饥死流离久矣。’”修建农田水利设施，对于防灾抗灾，促进农业生产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精英力量以积极的姿态、持续性投入到水利设施地兴建过程中，正是其主动防御灾害的具体体现。
元代精英力量赈灾之积极性与主动性还体现在积极建言荒政，配合官府赈灾等活动上。
松江地方遭灾，有司申明发粟，义士吕良佐建言:“必俟明降而赈，民莩矣，宜先假粟富民，俟降以偿，则富者无费粟，饥者获全生。郡善之。”[60]
处州路龙泉县发生饥荒，县人王毅告令曰:“民饥且死，大夫其得奠枕而卧乎?即语以劝分之法:闾右之家，计口赋之食，余粟尽乞贫民。全活者以万数。”[61]
龙兴路进贤县天历己巳年大俭，民有菜色。部使者行县，延里人朱志同于庭，叩以劝分之策。“府君曰:进贤虽小邑，其藏粟者何翅百家?计其饱妻孥外，有余则输于官，分给饿夫，使者一咳间，所活数十万不难也。然示之以至仁，布之以大公，众将乐于从化。愿力行之，行之当自志同始。使者曰:君言是也。命即为之，三百里间无填沟壑者。”[62]
相对于地方官员，植根乡里之士能更为深入地了解和掌握灾情，同时对于乡里民户财富等第情况也较为清楚，据此能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救灾建议。一旦救荒建议为施政官员采纳，建言者的个人意志可转化为政府行为，进而凭借政府力量得以顺利实施。精英力量在这种积极主动的建言献策过程中，从原本处于被动地位的“劝分”对象，转变为主动建言献策，且能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积极配合政府的赈灾发起人。
上述主动防灾、建言荒政等活动，反映出精英力量已经间接参与到地方公共事务的管理当中，不仅体现出自身救灾的积极主动性，同时也是其救灾行为向较高层次发展的有力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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