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义田的设置与管理,义田、义庄

一　义田、义庄

义田是义庄得以运转的物质基础，据王善军研究统计，北宋时期的义田约有十余例，而南宋则约为六十余例，总体成上升趋势^[15]。元代的情况如何呢?常建华先生在其《宗族志》中对元代义田、义庄情况作过研究，但所收案例相对较少^[16]。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江南地区的义田设置情况做了统计，列表如下。

续表

限于史料记载缺失及个人收集能力不足，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元代江南地区义庄设置的具体数量，但可以肯定的是，元代实际存在的义庄数量要多于目前的统计数。元代的义田存在两种情况，部分是承袭前代，入元后给予增补扩充，如范氏义田、曾氏义田、傅氏义田、舒氏义田等。范氏义庄自范仲淹设立后，历经二百多年，入元后仍遵行不废，元人有曰“范文正置义田于苏，子孙至今遵守不废”^[17]。义乌傅氏义田，“家故有田四百亩，合族而食五世矣”，入元后傅某“惧夫久且弗继而无以善其后也”，故竭其私力，“盖得田凡若干亩，别储其入为子本，而权其奇赢，俟他日更购田以附益焉”^[18]。还有些义田则是元代新置，如黄氏义田、汤氏义田、沈氏义田等，其田产的来源多为个人购买或捐私田设置，如湖州路归安县人沈沉，以至正乙酉(1345年)，捐田五百亩立义庄，“屋以间计者若干，岁取其田之所入以实之，择族中之长且贤者同主其出纳，贫无以给婚丧诸费者，量厚薄之宜、制隆杀之等而周给焉”^[19]。元代义田的规模大小不等，少则数百亩，多至几千亩。其设置人部分是官宦，多数则是庶民，他们基本上都是富裕之人，或者是富族，因此有足够财富来保障田产的设置^[20]。

如此大量的义田，必须要有一定的管理制度才能维持其良好的运行。范氏义庄初立之时，便已经定有“义庄规矩”作为其运转的制度基础。由于有较为严密系统的规矩保障，加之统治者的支持鼓励，范氏义庄维持了长期的运转，至元代时子孙依然“遵守不废”^[21]，成为义庄设立的典范，后人多引以为标准而加以仿行。元人金陵居士王进德，设义田，“仿范文正公义庄规制，以赡亲属”^[22]。镇江路丹阳人蒋，设义庄以惠族人，“庄规模大率效范文正公”^[23]。桃源陈思礼，“闻文正公之风而兴起”义庄，“买田其乡为义田，几若干顷，岁籍其入以恤宗族邻里之贫者，予有常数，贷有常经，丧葬嫁娶，各有常给”^[24]。当然，元人设立义庄规约之时并非单纯照搬范氏规矩，他们也能够根据时势发展，依照实际情况来进行一些调整。四明黄氏兄弟，以租田五百亩为义田，“仿范文正公义庄之制而稍损益之”^[25]。对于元代义田的具体管理办法，我们可以以处州路龙泉汤氏义田为例来具体看一下。

汤氏在龙泉为巨族，宋南渡时，岐国公思退以文章家致位宰相，族益著。岐公之伯祖、太中大夫稻后九世是为武翼大夫节。武翼生望，以父荫让其弟，始不有世官。有子曰镛，字伯韶，生十三年而!佑失国，遂隐不仕，人称之曰石屋处士云。处士君既不仕，则混迹民间，务为生产作业，家以苟完。自奉甚简薄，而乐振人之穷急。谓仁民爱物，宜始于亲亲，乃置义田以赡同族。其为田二百亩，岁可得谷四百石，择族人廉谨而有干局者俾任其出纳。月给人五斗，有丧者二石，葬则半之。产子者一石，再有子则倍之。子始入学，予钱三十缗。嫁女如入学之数。娶妇则减三之一。年七十者，每岁帛一匹。能自业者，弗预。不知检饬而有子弟之过者，罢之。大略仿范文正公之成规而微有所损益，其为施贫活族之义则无以异也。盖范公有志于是者三十年，暨出临方面，入践政途，位充而禄厚，始克终范志。岐公方贵显时，未及为。而处士君乃以一布衣为之，可谓难也。^[26]

汤氏在当地是名门大族，宋时即为官宦世家。传至汤镛时正值宋元鼎革，入元后隐居不仕，治生产以保家业。为了保障宗族利益，汤镛设立义田二百亩，以义田收入来赡养同族。义田收入出纳主要按照规约来具体执行，它有几个特点。

一是义田收入由择选自族内的专人来负责，此人需要具备良好的个人素质以确保能够担当此责，“择族人廉谨而有干局者，俾任其出纳”。元代其他一些义田的负责情况亦是如此，如湖州路归安沈氏义庄，“择族中之长且贤者同主其出纳”^[27]，镇江路丹阳蒋设义庄以赡养蒋、洪二族(蒋本为洪氏，过继给蒋氏)，“择二族之贤者各一人掌其出纳”^[28]。

二是田产出纳有具体规定和明确的分配方法，分为“均施”和“特予”两种。“均施”，即是同族人之贫穷者每月有五斗粮的日常供应。“特予”，即如果遇到丧葬或产子等情况，要倍给;族人入学以及嫁娶，给予钱钞支持;老者每岁供给布帛一匹。当然，“特予”实际上也呈现常态化，因为其分配数额是固定的，且符合规定者都能够得到钱粮资助，这使得族人的婚丧嫁娶都能得到物质保障，从而避免因贫困而无力筹办等情况的发生。在田产分配上，元代义田的情况并不是完全一致。有些义庄亦如汤氏义庄计口给之的办法，江阴州陆篨，“待宗族尤有恩，捐私租，仿范文正公立义庄法，计口而散之，婚嫁丧葬皆有助”^[29]。其他一些义庄却不是如此，如沈氏义庄即是“贫无以给婚丧诸费者，量厚薄之宜、制隆杀之等而周给焉”，其义田的分配是依据族内实际情况而进行的。义庄规约还凸显出不给之例，即材料中提到“不知检饬而有子弟之过者，罢之”。这说明规约具有相当的约束力，能够以停止资助来惩戒族众的行为过失。元代许多宗族义田的规约是仿效范氏义庄规约而来的，范氏规约中有如下一些条目:“诸房闻不肖子弟因犯私罪听赎者，罚本名月米一年，再犯者除籍，永不支米。除籍之后，长恶不悛，为宗族乡党善良之害者，诸房具申文正位，当斟酌情理，控告官府，乞与移乡，以为子弟玷辱门户者之戒。”^[30]可见，不孝违法、“玷辱门户”的族子弟，面临着停供月米直至除籍、永不支米，甚至告官、移乡的处罚，这种惩戒是具有相当威慑力的。惩戒分为两个层面，最初是在宗族内部，违规者会受到停供月米一年的惩戒，严重者会面临除去宗籍，即意味着不再享有宗族福利。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贫困的个体失去宗族赡养，其基本生活将面临极大困难。元代一些义庄规约还特别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维护伦理道德的意味很重，如分宁冷氏义田，“然其法与文正少异，再嫁者削之，守志者倍给之，壮能自食其力者量给之，离族者削之，无恒心者削之，又皆有意”^[31]。

精英设立义田，将个人财产转化为公共族产，通过义田收入周济助养族众，减轻了族内贫困现象，避免因贫富差距悬殊而引发的对立。分宁冷氏义田，“方义田之未成也，族多不举子，有不娶者，有流落无死所者。及义田既成，族无不举子，男女无无室家者矣，有过五十而娶有子者，有六十始育八十而以天年终者，有老且死他邦不远千里而来归者，有滨死而生者、死而得所归者”^[32]。可见，义田的存在使宗族内贫困现象得以消除，同时还强化了宗族对族众的吸引力、凝聚力，出现了老死不远千里来归的现象，足以说明义田赡宗收族的效果十分明显。宗族内部成员向心力的加强，会促使宗族趋向稳固和壮大，而义田的存在，也能为宗族不断发展壮大提供长期的物质保障，如龙兴路靖安舒氏义田，“舒氏自通直公积德累善，尝买田二千亩为义庄，以赡亲故之不给，其乡邻之无告者，人食其,至于今。而舒之福庆绵远，胤族蕃盛，富甲一邑，子贤孙俊，而文擢科预贡及仕于国朝者，累累有之”^[33]。义田的设立最终还是落脚在宗族长远利益上，正如汤镛所设的义庄，传至他儿子汤京时依然在运转中，没有废弃。汤京“复虑义田之入，可给于一时，他日宗胤蕃滋，当有不可继者。乃与兄滨，各捐常稔之田一百亩入之。义庄湫隘，别建数百楹，中为堂，曰睦顺。东西为二斋，曰立本，曰养原。合群族俊彦，聘硕师诱迪之。旁列廪庾，以贮田粟，俟时而分给”^[34]。可见，义庄的持续运转需要给予更多投入，特别是要不断增补义田以适应宗族日益壮大的现实状况。同时，还要注意到，汤镛初设义庄之时，并没有并立族学。而其子汤京时，不仅扩大了原有的义庄规模，而且还增建房舍以为族学，教育族内子弟。这是汤氏义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变化，族学的出现，使义庄发挥出了“教”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