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
魏晋之际的历史演变素来不乏前贤时彦的垂注，相关论著堪称宏富，研究积累深厚。因此笔者展开学术史回溯时，以个人的耳闻目见，难免有挂一漏万之虞，且牵涉线索众多，恐难以面面俱到。由于本书主要运用政治史与家族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致力于探讨魏晋之际的政治变化以及家族网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在学术史回顾的部分，采取以问题为导向的回溯方式，主要围绕着魏晋政治史研究与“政治集团”分析范式的运用、士族政治这两个与本书主旨密切相关的问题展开讨论。笔者试图在现代学术演变的脉络下，对过去的研究方法与分析范式加以梳理，并结合前人的研究，提出自己的思考。对于确实难以涵盖其中，但与本书研究内容相关的学术成果，则在具体的论述分析中加以引证。
在现代学术框架下探讨魏晋之际的政治演变，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陈寅恪对魏晋两代统治阶级性质的分析。陈先生在1950年发表的《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对于魏晋之际的政治转折的意义做出如下的表述：“东汉儒家大族之潜势力极大，虽一时暂屈服于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权，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故必伺隙而动，以恢复其旧有之地位。河内司马氏，虽即承曹叡之庸弱，渐握政权，至杀曹爽以后，父子兄弟相继秉政，不及二十年，遂成帝业。”[1]1956年发表的《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从分析魏末士人热衷讨论的才性离合问题入手，见微知著，认为这一玄学问题探讨的背后反映的实质是曹氏、司马氏两党的政治纷争，并再次指出魏为东汉内廷阉宦阶级之代表，晋为外廷士大夫之代表，则魏、晋之兴亡嬗递乃东汉晚年两统治阶级之竞争胜败问题。[2]陈先生的观点主要涵盖了以下几个层面：首先，必须要在东汉末年士人与宦官斗争的延长线上来考虑魏晋之际的政治变化；其次，魏晋嬗代并不是一次单纯的易姓革命，其背后的实质是两个不同性质统治阶级之间的更替，西晋立国之后所施行的孝治天下、封建五等等措施皆反映出西晋政权的儒家特质；其三，魏末政治的实质是曹、马两党的斗争。
陈寅恪以阶级升降、政治集团等概念工具来解释魏晋两代的政权交替，将魏晋之际政治、社会、文化诸面向的变化整合到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中加以阐释，指出魏晋两代的根本性变化在于：由于其统治阶级出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受不同的文化熏习，因而也奉行不同的治国方略，而这渊源自汉末的两大对立政治势力的兴替构成魏晋政治的基本底色。这一假说奠定了在现代学术意义上研究魏晋嬗代的基础，对于后续研究实有发凡起例的意义，可以说此后关于魏晋之际历史的研究大都笼罩在陈先生提出的分析框架之中。
其后，在此问题上加以推进的是陈寅恪的学生万绳楠，其在1964年发表的《曹魏政治派别及其升降》一文中指出曹魏政权中存在着汝颍、谯沛两个政治集团，曹魏政权主要依靠了汝颍的旧世族和谯沛的新官僚，汝颍集团标榜儒学，主要担任文职；谯沛集团则以武风见称，主要担任武职。汝颍集团通过在储位之争中支持曹丕，取得了对谯沛集团的优势；高平陵之变的实质是汝颍集团与谯沛集团的决战，最终以司马氏为代表的汝颍集团取得了胜利，控制了曹魏政权，为魏晋嬗代奠定了基础。[3]尽管柳春新曾经对汝颍集团这一概念的边界加以修正，[4]而黄炽霖则通过对曹魏官员出身籍贯的统计，对万绳楠的假说提出质疑，认为汝颍士人直至魏明帝时代方在朝中占据优势，但以上二位所论仍大体沿用万绳楠所设定的分析框架。[5]直至当下，汝颍集团、谯沛集团依然是大陆学界在研究曹魏政治时广泛使用的概念。
万绳楠的研究主要在两个方面对陈寅恪先生的学说进行了拓展。首先在研究的时间段上，万绳楠主要论述了曹魏中前期的政治史。由于陈寅恪前述的论文侧重分析曹魏后期曹、马之争的性质，而未及对曹魏中前期政治问题加以考述，万绳楠则通过对汝颍、谯沛这两个政治集团的构拟弥补了陈寅恪东汉末年士人与宦官斗争一直延续到晋初这一假说在时间链条上的缺环。其次，万绳楠在检讨汝颍、谯沛这两个政治集团不同的特质时，引入了地域这一陈寅恪所惯用的分析维度。陈寅恪主要以社会阶层、文化熏习及取士标准来区分曹、马两党，而万绳楠则强调两个政治集团的地域特征，并且指出汝颍多任文职、谯沛多为武人这一文武分途的特征。[6]田余庆也受到陈寅恪论述的启发，指出曹操与袁绍之争的性质在社会地位上是两个阶层之争，在意识形态上是儒法之争。不同的是田先生认为曹魏政权的世家大族化在曹操晚年便已开始，不必等到河内司马氏的兴起，并不赞成陈寅恪以儒法之争来解释魏晋之际的历史现象。[7]
尽管在1949年之后的很长时间内，随着大陆政治气候的变化，更多地突出对农民战争、社会经济形态等问题的研究，关于王朝统治集团的研究因与时势违碍而转入沉寂，[8]学者也很难公开征引陈寅恪的研究，[9]但陈寅恪的学说依然在海外的研究者中激起了相当的回响。台湾学者刘显叔在1970年代发表了两篇长文，综合性地讨论了东汉至晋初的政治变化，认为东汉末年的士大夫阶层内部可以划分为儒家士大夫与清流士大夫两类，清流士大夫通过交游、品题、清议等手段，在汉末形成了一种超越城乡隔阂与身份差别的清流社会。清流士大夫虽然占据了汉末政治舞台的中心，但是依然有一批恪守儒家道德规范的士人对于清流士大夫的结党浮华之风加以批判。起初在宦官势力的压迫下，两者之间的差异尚不明显，清流阵营中也包括了许多儒学礼法之士。进入三国之后，两者之间的分歧日益显著，清流士大夫受到儒家大族与法术主义专制政权的共同敌视。曹爽与司马懿之间的斗争便反映了清流名士与儒家大族之间的对立，最终代表儒家大族力量的司马氏胜出，西晋是一个儒家大族支持建立的政权。[10]刘显叔的研究显然是在陈寅恪有关曹魏是法家寒族政权、西晋是儒家大族政权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讨论，并提出修正意见，通过对士人文化身份的进一步细分，追踪汉末清议风气在魏晋政治中的延续与回响，特别关注士人内部儒家士大夫与清流名士之间的分野，指出代表儒家大族的西晋政权与汉末清流之间存有相当的距离。而卢建荣则根据曹爽、司马懿政策取向的不同，运用“变法派”与“保守派”两个概念来分析曹爽与司马懿之间的政治斗争。[11]
关于晋初的政治纷争则以陈寅恪的学生徐高阮《山涛论》一文最为著名。[12]徐文进一步将西晋初年的党争放在魏末曹、马之争的延长线上加以考虑，强调魏末相对抗的两股势力在晋武帝一朝不断演出了新的争衡。在晋初政治中活跃着一股以山涛、羊祜为核心的亲魏政治力量，这一名士阵线与司马氏的死党贾充等人的政治冲突，其背后的社会根源是士大夫中不同门户的对立，这构成了晋初政治分野的基本特征。[13]《山涛论》是魏晋政治史研究的名篇，在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笔者大体赞成周一良对此文的评论：徐文对史料驱使之熟练与运用之巧妙使我叹服，但并不同意他的结论。[14]晋初的政治角逐是否仅仅是魏末曹、马之争的延续，当时是否有一股亲魏的政治势力长期存在，对于徐文立论的两个关键前提，笔者皆感到怀疑。徐文一方面认为这一亲魏势力没有恢复旧朝的企图，另一方面也指出其在司马氏皇权下有着不懈竞夺政治大权的意志，这一结论却不无自相矛盾之处，如果这一亲魏势力并不以恢复旧朝为目的，那么其对于政治权力争夺背后的驱动力究竟来自何处？徐文非常强调所谓亲魏势力对魏晋嬗代中的种种丑恶现象进行批评的清议色彩，确实在晋初政治中存在着一股具有清议色彩的政治力量，对魏晋嬗代之际种种丑恶酷毒的政治手腕进行了反思，[15]但若仅仅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与司马氏稍有距离，便本着“非晋即魏”的两分预设，将其划为亲魏派，恐怕不免距离历史的实相稍远。[16]
进入1980年代以后，大陆学者重新开始关注魏晋政治史的研究，其中以曹文柱的论述较有代表性，其以时间顺序为线索，勾勒了晋初党争的基本轮廓，认为武帝一朝主要发生过三次较大规模的党争，党争的一方是以贾充为首的功臣集团，另一方则是西晋政治中的非主流派。[17]王晓毅则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切入，将晋初的政治纷争归结为礼法之士与玄学名士之间的斗争，[18]亦有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专著试图系统地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变迁。卫广来指出皇权的世俗化、士大夫的家族化、郡国的本位化是汉末分裂局面形成的关键因素，并以此为线索考述汉魏之际的政局变迁，但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仍沿用了士族与豪族对立的两分法。[19]而柳春新关于汉晋时代政治史的研究，侧重于对具体政治事件的考证，例如其考订对曹魏政治走向颇为重要的“魏讽谋反案”和“青龙浮华案”的相关史实，分析过去关注不多的曹魏文帝、明帝时代的政治特征，皆别具新意，但其分析框架依旧蹈袭万绳楠的汝颍、谯沛之分，并继续沿此地域—政治集团的进路，提出曹爽集团与司马懿集团的分野在于分别代表了曹魏政权中河南士人与河北士人。[20]
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史的研究具有独立的学术脉络，其对于魏晋之际历史的考察往往笼罩在时代分期论争的背景之下，其背后的理论关怀与中国学者有所不同。[21]但据笔者粗浅的观察，在具体研究中，汉末清流与地方名族层结合所形成的司马氏派与忠于曹魏的反司马氏派之间的对立，也是常见的分析模式。这一分析模式肯定西晋政权的儒家特质，并倾向于将其视为六朝贵族制成立的关键因素之一。[22]
应当承认以上列举的诸种研究，大体是站在陈寅恪先生相关论述的延长线上加以发展、修正，在政治立场、社会阶层、文化取向等诸面向上对魏晋政权的转移加以研究，推动了我们对于这一时代变迁基本特质的思考。但有一个弊端便是广泛使用“清流士大夫”、“名族”、“名士”、“汝颍集团”这些既没有统一认识、也难以界定的分析概念，这往往让学者有无所适从之感。[23]运用政治集团这一理论工具分析政治纷争背后的阶级升降与文化变迁可以说是陈寅恪先生最擅长使用的研究范式，其对于关陇集团理论的运用便是其中的经典范例。但是随着史学研究的进展，政治集团学说的不足之处也日益显现，学界对于关陇集团的概念界定、边界设置、下限延伸等问题皆有所质疑，而正是在这一论辩的过程中，大大推进了我们对北周隋唐之际历史变迁的认识。[24]如果我们沿着学界探讨关陇集团概念的思路反观魏晋之际政治史研究的现状，可以发现运用政治集团学说所具有的利弊在这一时段的研究中也有充分的体现。
政治集团学说是分析古代高层政治斗争一个简便而有效的分析工具，通过区分政治群体不同的出身、地域、血缘关系以及利益结合程度，勾勒出互相对立的政治集团的轮廓，借此我们可以较为便利地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记载中整理出清晰的线索，收到化繁为简的效果。[25]尤其是陈寅恪先生本人的研究往往能够抉出不同政治纷争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将政治史的论述置于社会、文化变革的宏大背景中加以展示，发赜阐幽，引人入胜。但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是，过于明晰的历史叙事往往会遮蔽掉很多演进过程中的复杂断面，特别是对魏晋之际这一充满动荡与变革的时代而言，我们在使用一些概念工具时更需小心谨慎。[26]
陈寅恪对于魏晋政权转换的认识虽然发表于1950年代，但应当已经思考酝酿相当长的时间。[27]相关论述就篇幅而论在陈寅恪先生的论著中并不占有太重的分量，[28]相对于体系较为严密的关陇集团一说而言，也给后学留有更多的拓展空间。但是众多学者从各自研究需要出发所提出、运用的不同概念，由于缺少统一的认识与界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研究讨论的深入。政治集团学说本身在概念界定、边界延伸、下限设定等问题上存在的缺陷也有相当充分的表现。[29]比如曹操起兵固然依靠汝颍名士与谯沛武人的支持，但是这两个以地域为特征的政治群体的分野是否能够延续至魏末，是否足以解释曹、马之争的实质，笔者对此相当怀疑。同样，西晋初年的党争无疑与魏末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仅仅将其作为魏末政治的延续加以考论，恐有目不见睫之虞，忽视了司马氏祖孙三代四人之间的差异及司马氏集团内部的显著变化。其他的一些概念如儒家大族、名族层、清流士大夫，其适用的范围与有效性，都有进一步廓清的必要。如何能在学界形成共识的基础上使用这些概念与分析模式，尚待进一步的努力。同时，笔者认为讨论魏晋之际这一复杂的变革时代，仅仅使用政治集团这一分析概念，并不足以说明所有问题，必须要从历史变化本身的脉络出发，注重分析多种政治、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
1980年代以来，涌现了不少从个别历史事件的考证入手，通过细节的考证复原魏晋之际政治变局的佳作，使得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认识更加趋于立体，对于笔者的研究也颇具启示。葭森健介从州大中正设置过程中的争论来透视曹爽、司马懿之间政治立场的不同。[30]在葭森健介研究的基础上，吴慧莲以相似的思路分析曹爽推行考课法一事背后政治争端，借此揭示曹、马两党之间的不同性质。[31]这些从具体制度变化入手的研究，较之于先前仅仅使用变法、保守之类简单而模糊的标签来区分曹、马两党，无疑使我们对于问题的实质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而景蜀慧则致力于对于魏晋之际士人心态的个案研究，运用文史互证的方法，揭示士人个体在乱世中的心路历程。其所讨论的人物，大都在魏晋之际的政治立场晦暗不明，这种对于士人个体复杂性的揭橥，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反思预设当时政治人物“非曹即马”的传统研究路向。[32]
朱晓海从分析西晋咸宁二年（276）配飨于庙的功臣名单入手，揭示出司马氏集团内部复杂的权力结构与人事变迁，[33]可谓慧眼独具。日本学者安田二郎对于西晋政治史研究贡献甚巨，其辨析晋武帝“好色”这一说法的形成过程，指出泰始九年（273）选妃的实质是武帝借助外戚阵营的扩大，增强其统治基础的一项举措。他的另一篇论文则讨论了贾充这一人物在晋初政治中的复杂性，认为贾充坚决反对伐吴的原因在于齐王攸当时尚处于服丧期，不希望出现因武帝独占伐吴的功勋而造成的权威上升与专制君主化的局面。[34]这一结论或许有求之过深的嫌疑，但能启发我们抛开贾充“恩倖”这一传统的刻板印象，探究贾充在晋初政治中的真正作用。小池直子、权家玉的一系列研究则注意到贾充出镇、与太子联姻两事背后的政治异动，指出泰始七年（271）贾充出镇的诏命背后，可能蕴有武帝借此逼迫贾充嫁女与太子的意图，这场婚姻实际上迫使贾充疏远了齐王攸，并表示出对太子的支持。[35]如果将这三篇论文与安田二郎的研究联系起来考虑，则更有助于我们认识贾充这一政治人物的复杂面向。
以上所列举的这些研究往往从考证具体政治事件的背景出发，论述更为绵密有力，并且或多或少地对既往党派分野视角下的魏晋政治史研究提出了挑战与修正，为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一时段的政治变化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而将具体政治事件的考证与魏晋之际整个时代的宏观把握相结合也是本书努力的一个目标。
本书另一个研究取径是观察家族政治网络在魏晋政治中的成长、拓展与运作，因此关于中古士族政治的一系列研究，特别是关于士族形成问题的讨论对笔者的研究颇有助益。由于士族政治一直是中古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且不乏相关的研究综述，[36]因此笔者将回顾的重点放在关于士族形成问题以及魏晋家族与政治的相关研究之中，并努力勾勒士族研究演变的内在理路。
国内关于魏晋时代大族的研究大约开端于1930年代。杨筠如在1930年出版的《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一书是国内最早的系统阐述六朝门阀形成与九品中正制度关系的专著，无论是在史料收集的完备性，还是在论述的条理性上皆达到了相当的高度。[37]同样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是杨联陞《东汉的豪族》与陈啸江《魏晋时代之“族”》这两篇论文。杨联陞在文中指出两晋南北朝门阀的前身是汉代的豪族，东汉政权是在豪族支持下建立的，故豪族势力尤为强大，并通过门生故吏、选举请托等手段干预政治。汉末党锢是清流豪族与宦官外戚等浊流豪族的斗争。[38]陈啸江《魏晋时代之“族”》一文专论魏晋时代家族情况，注意到势族与寒门的差异，并对家族内部的共同行动、刑罚连坐、经济互助等问题进行了论述。[39]进入1940年代后，则有谷霁光、[40]蒙思明、王伊同等人的研究，特别是王伊同的《五朝门第》一书，影响巨大，成为这一领域奠基性的著作。[41]而命运多舛，时隔六十余年方得以重见天日的蒙思明遗稿《魏晋南北朝的社会》一书，以现在的学术进展加以衡量或许已属新见无多，但是前辈学者对于史料运用之熟练，论述之周详，令人叹服，[42]从中可以窥见在上世纪中叶，国内对于士族政治的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日本学界关于贵族制的研究缘起于内藤湖南1910年发表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提出了六朝至唐中叶是贵族政治最盛时代的观点。[43]由于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论牵涉到了中国史时代分期的关键问题，在日本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尤其是对中世贵族制性质的认识关系到了这一理论是否能够成立，争论尤多。其中矢野主税在对魏晋时代的家族与政治进行综合性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寄生官僚说”颇为引人注目，其以《后汉书·党锢列传》为中心将清流人物逐一排比，指出这些人的子孙在西晋时代几乎没有高官显贵，因此认为西晋门阀贵族渊源于汉末至三国之间，出自与三国政权关系密切的士人，其权力来源于国家，对于国家具有寄生性。[44]川胜义雄则提出了相反的看法，认为汉末的清流势力发展成为整个士大夫集团，在东汉末年的大混乱中不但没有丧失统一性，相反作为一种极大的潜势力存在。如果把三个军阀政权比拟为互相排斥的三个圆圈的话，那么士大夫集团则在政权的根底之处，结成了彼此连结的第四个圆圈，而魏晋贵族正产生于上述士大夫的门第之中。川胜义雄非常重视乡论的作用，认为正是乡论的存在遏制了豪族领主化的趋势，构成了士大夫自立性的基础。魏晋贵族并非得到君主自上而下的特殊保护，它的形成是由具有普遍性的士大夫舆论来保障的。[45]与川胜同出京都学派的谷川道雄进一步强调士族自立性的特点，提出了“豪族共同体”的理论，对于日本的六朝贵族制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46]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具有自己独立的学术传统，对其论争中提出种种问题必须要置于特定的语境与学术脉络中加以理解，非笔者所能置喙。但是这种笼罩在时代分期讨论宏大叙事之下的学术论争，无疑激发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典范性研究，但是否同时也遮蔽了一些复杂的历史断面呢？谷川道雄曾经感叹日本年轻一代学者已经失去了对时代变革这样宏大问题的关怀，仅仅满足于对历史细节的考证。[47]笔者却以为这种转变未必是一件坏事，细节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的复杂性，只有建筑在细部研究上的理论建构才具有更强的解释力。综合言之，在日本学者的六朝贵族论中，无论如何认识中世贵族制的性质，大都认为魏晋之间的转化，是贵族社会得以成立的关键所在。
日本学者另一项杰出的工作是开创了士族个案研究的传统，其中守屋美都雄《六朝门阀一研究——太原王氏谱系考》一书具有奠基意义，[48]其后则以矢野主税的一系列研究最为引人注目，[49]并不断有学者加入这一行列。不少在魏晋时代活跃的政治家族如弘农杨氏、颍川荀氏、北地傅氏、颍川庾氏皆已被囊括其中。[50]特别是与本书研究主旨密切相关的司马氏家族，也有不少学者加以关注，对于笔者的研究助益良多。福原启郎《西晋の武帝司马炎》一书对于司马氏家族势力的成长与武帝一朝的政治得失有简明而清晰的论述，渡边义浩则对于司马氏家族婚姻网络的发展演变有细致的考察。[51]
在西方的中国研究中，[52]中古政治史并不是他们的主要兴趣所在。华裔学者瞿同祖的名著《汉代社会结构》中关于的豪族一章基本上构成了西方学者对于汉末社会力量认识的基础，[53]而另一位华裔学者陈启云《荀悦与中古儒学》虽然是一本思想史的著作，[54]但也有相当的篇幅涉及到了颍川荀氏、陈氏两个家族在汉末士人社会中的活动。但是，与其说这两位华裔学者的英文著述代表了西方学界的思考，不如说是体现了国内原有的学术传统在海外的延续与发展。[55]
而西方学者对于中古社会发生兴趣，大约始于艾博华（Wolfram Eberhard）的研究，尽管艾博华分析了魏晋隋唐时代“士”的政治、社会地位，将其视为统治阶级，但整体论述尚显粗糙，其使用的Feudalism（封建）、Gentry Society（绅士社会）等概念不是带有浓重的西方色彩，便是容易与明清的研究相混淆。[56]其后，姜士彬（David Johnson）与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的研究达到了更高的水准。姜士彬的观点与矢野主税较为近似，强调中古大族的官僚属性以及官位对于获取较高社会身份的作用，这从他使用Oligarchy（寡头）一词来形容中古贵族便可窥见一斑。[57]伊沛霞的立场则相对灵活，认为地方势力、家族声望与文化教养、政府官职几个因素是互相消长，其作用大小并非一成不变。[58]大约在1980年代之后，西方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兴趣趋于减弱。1990年代之后，据笔者所知仅有Miscevic Dusanka在199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以《寡头还是社会流动：关于中古早期大族的研究》为题关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问题，[59]从作者发表同题长篇的论文来看，其研究方法与毛汉光相似，主要运用数量统计的方式分析各朝士族力量的在统治阶级中的成分。[60]
在港台地区的研究者中，毛汉光无疑是引人注目的一位。从其硕士论文《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开始，以囊括史传中相关人物记载为基础，采用大规模数量统计的方式，借助于社会流动等分析概念，讨论中古士族社会的成分与流动性等关键问题，发表了大量论著。其中既有长时段的分析，也有个案研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几乎可以说是笼罩了一个时代。[61]毛汉光的研究方法与许倬云引导的台湾学术转向具有密切的关系。许倬云是1960年代第一批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返回台湾的学者，这批学人将欧美注重社会科学的风潮引入台湾，作为辅助治史的工具，对于台湾学术路径的转变影响巨大，引导了新的学术潮流。[62]许倬云本人的史学研究带有强烈的社会科学烙印，将政治社会学的权力精英理论以及量化统计人物社会成分的分析方法引入历史研究。[63]许倬云的社会科学方法与原来史语所重视史料的风气相结合，在台湾学界风靡一时，虽然他本人并非是专治中古史的专家，但是这套方法却在受其影响的毛汉光等人手中发扬光大。[64]毛汉光的研究，较之于以往仅仅罗列几个例子便来解释一个时代变化的举例式研究，显得详密有力，更胜一筹，因此广受赞誉，[65]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台湾学术的主流，1980年代以后对于大陆学界也有所影响。[66]但是近年来，随着学术研究的进展，这种建筑于数量统计基础上的研究之弊端也日益显现，引起学者的反思。[67]在中古史史料总量有限的情况下，这种建立在随机抽样基础上的统计，其有效性值得进一步思考，尤其是如何反映无法用数量统计表现出来的士族文化属性一面，颇有难度。港台研究士族的另一个路向则偏重于对于士族文化特质的探究，钱穆、余英时对士人个人自觉与群体觉醒、门第与学风的关系等问题的揭示，[68]何启民对于士族门风、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的一系列研究皆值得关注。[69]
若论1980年代以后中文世界研究的新趋向，则以度过了建国之后漫长学术沉寂期的大陆学界最为引人注目。唐长孺关于士族形成的多篇论文皆具有发凡起例的意义，指出东汉以来滋生的大姓、名士构成了魏晋士族的基础，但绝不是所有的汉末大姓、名士都能在魏晋成为士族，士族的形成与魏晋时代的政治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70]田余庆也指出：魏晋士族是历史地形成的一个社会阶层。东汉所见的世家大族，是魏晋士族先行阶段的形态。魏晋士族，就其一个个宗族而言，可以分为两个类别。一类由东汉的世家大族经过一个更新过程而来，基本保持了儒家传统，或多少沾染玄风，个别已由儒入玄，在魏、西晋居于高位，被视为旧族门户。魏晋士族的另一类，多属乘时而起的新出门户，而非来源于世家大族。有些魏晋士族则介于两者之间。[71]田余庆关于东晋门阀政治的研究将士族的个案分析与东晋政治格局的整体把握相结合，发隐抉微，引人入胜，是笔者努力效法的榜样。
另一方面，在周一良、张广达、金应熙等前辈学者的推动下，[72]一些国际学术研究的新动态得以译介，[73]为国内的士族研究吹入了一股新风。[74]特别是在最近二十余年中，士族研究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焦点，各种论著不断涌现，中古时代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家族都已有专门的论著加以研讨，[75]数量上早已呈现后来居上之势，但质量上却难免有良莠不齐之虞。[76]
在港台方面，对于笔者的研究颇有启示的是刘增贵的一系列论著。刘增贵的硕士论文以汉代的婚姻为题目，已旁及大族的婚姻网络；其博士论文题为《汉代豪族研究——豪族的官僚化与士族化》虽并未以专著形式出版，但其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或运用碑刻史料研究汉末大族，或分析汉末的士人交往与人物评论网络，或讨论魏晋乡里秩序及其作用，或探究门第观念的形成，皆别具新意。[77]黎明钊致力于汉代豪族的研究，特别是试图运用新出土的简牍资料勾画郡、县一级地方豪族的实际形态，使得在正史记载中语焉不详的地方豪族的面目趋于清晰，[78]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研究方向。胡志佳则特别关注西晋皇族司马氏的兴衰沉浮，并另有专文研究西晋的外戚羊氏家族，对于本书研究的课题密切相关。[79]
由于士族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牵涉到世系的考订与排列，因此在学术史回顾的最后笔者必须要对研究过程中经常翻检的几本工具书致以敬意。潘光旦早在1937—1938年主要依据正史、《世说新语》等资料整理排列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数百个大族的世系，完成了《存人书屋历史人物世系表稿》一书，虽然这份手稿在半个多世纪之后才得以出版，[80]但前辈学者工作的勤勉刻苦，值得尊敬。矢野主税《魏晋百官世系表》主要致力于魏、晋两代官僚家族世系的整理，特别是对于诸家旧晋书以及类书中的史料勾辑颇为用力，更加详密精审。[81]王伊同《五朝门第》后附有东晋南朝时期七十五个高门权门的世系婚姻表，颇便检视。[82]杨勇在宋人汪藻的基础上完成了《世说新语人名谱校笺》，颇便学者使用。[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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