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基本史料价值述略介绍分析

魏晋基本史料价值述略介绍分析

毫无疑问，历史研究是建筑在史料的基础之上，中国古代的历史书写素来有无征不信的优秀传统。在近代的学术史上，自傅斯年提出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口号之后，对史料的重视、特别是对新史料的发掘与运用贯穿了整个中国现代史学学科形成的全过程。但是随着近几十年来思考的深入，学者已经无法简单地认同将史料等同于历史客观真实记录的旧有信条。分析历史记载的形成过程，探究历史书写背后的目的与时代背景，努力突破文本叙事所可能带来的遮蔽，趋近历史的实相，已成为许多史家自觉努力的目标。其实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并不缺乏考镜源流的史源学传统。将这一注重辨析史料源流的细密方法与当下重建对于史料的认识的学术思考相结合，可以促使我们更加关注史料形成过程中的复杂图景，注意对文献价值进行新的思考与判断，更好地发掘史料的内涵。因此，笔者觉得有必要对本书中所使用的基本文献的史料价值略加阐释，并对笔者运用这些史料的方式进行简单的说明。

若单纯从数量而言，关于魏晋时代的历史记载无疑是较为单薄的，目前的研究主要还是建筑于《后汉书》、《三国志》、《晋书》、《世说新语》等传统史料的基础之上，并辅以唐宋诸种类书中所保存的已佚文献的吉光片羽。应该说文献数量的不足，是束缚这一时段史学研究进展的主要瓶颈。但是仔细分析这一时代基本史料的性质，可以发现对于研究者的工作而言，尚远未到达到题无剩义的地步。甚至可以说这一时代的基本史料形成过程之复杂，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相当罕见的，这为史家进一步工作的展开提供了余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编纂是中国史学史上特别的一页。唐代以后严格的官方修史制度此时尚未形成，私人的史学撰述极其发达，其间的盛况略检《隋书·经籍志》便可窥见一二。^[84]对于当代史学研究者而言，这种百花齐放、诸书并行的最大意义在于为许多历史事件留下了互相歧异的宝贵记录。如果任何一个历史事件在文献中都只留存有一种记录的话，那么面对这惟一的声音，即使最高明的史家似乎也办法无多。歧异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是历史研究得以展开的基础。检讨这些歧异记载的源流所自，通过对史料形成过程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历史记载背后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魏晋时代的史学编纂，既有史官在官方档案的基础上形成的个人著述，如王隐《晋书》、干宝《晋纪》；也有假借史学编纂为新朝寻求政治合法性的撰著，如王沈《魏书》；很多作者是当时政治的重要参与者，甚至本人便出自皇室，如陆机《晋惠帝起居注》、司马彪《续汉书》、《九州春秋》；^[85]也有一些著述纯粹是士人收集种种传言轶闻而成，如裴启《语林》、郭颁《世语》；更多的则是一些连作者都没无法考知的杂传、郡书、地志。尽管这些史料大多数已经亡佚，但哪怕仅仅观察《三国志》裴松之注所援引的诸种歧异记载并结合裴松之对于史料真伪与价值的个人判断，即可发现这些来源迥异的记载，负载着不同的撰述目的与复杂的时代背景，^[86]其展现的历史书写背后的丰富内涵，是完全不能用“史料”两字所能涵盖的。陈寿的《三国志》素来以叙事的倾向性与记载过于简略而为人所批评，^[87]裴注提供了出于不同政治立场的歧异记载，其中大约还包括了不少道听途说的政治流言之类的文字，虽然在传统史学的观念中多少有芜杂的嫌疑，^[88]但对于现代史家而言，却是复原魏晋之际复杂政治图景的重要原料。

在这里，笔者必须要对魏晋时代文献的基本特征加以说明。在正史方面，这一时期保存的几部正史《后汉书》、《三国志》（特别是裴注）、《晋书》的叙事较之于与后代的正史，其可靠性与严密性皆有所欠缺。唐代以后，随着官修国史制度的完善，修史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国家主持下的政治文化工程，正史的编纂依靠起居注、实录、国史等一系列文献的层层改写，遵循严格的制度规范，这造就了两个后果，一方面史事记载的可靠性在这样层层审查的制度下大为增强，另一方面史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反映，叙事趋向于程式化与单调化，一些生动的、个人化的因素被抹杀了。《三国志》与《晋书》则有所不同，尽管在魏晋时代就已存在官方修史的制度，晋令云：“国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传一人。”^[89]但是远不如后世严格，加之私家著述盛行，诸书记载上的严谨可靠未必能够和后世官修国史制度下修成的诸史相媲美，正如刘知幾对于《晋书》所批评的那样：

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恢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夫以干、邓之所粪除，王、虞之所糠粃，持为逸史，用补前传，此何异魏朝之撰《皇览》，梁世之修《遍略》，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90]

刘知幾的批评是站在记载的可靠性上来展开的，认为《晋书》多语怪力乱神，记载前后不一，损害了作为正史的权威性，“忽正典而取小说”是历代对于《晋书》最主要的批评之一。^[91]但是，《晋书》中所保留的那些未必可靠、甚至前后牴牾的记载，以现代史学观念来加以审视，却不乏独特的价值，是我们观察一个政治、社会、文化各个方面都处于剧烈动荡变革中的时代风貌的宝贵窗口。从某条不确切的政治谣言中可以窥见重大历史变化中的社会心态，从某件张冠李戴的名士轶闻中又折射出那个时代对于某位名士的集体想象。^[92]对于当代的史家而言，充满着讹误的丰富多彩往往要胜过单调的、程式化的“正确”叙事。但是要揭示这段复杂与多元的历史，我们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在援引《三国志》、《晋书》的相关记载时，必须要详细比勘各种歧异的记载。这样做不光是为了复原一段相对可靠的历史，就是那些最终被排除的“错误”记载，其实同样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通过探寻这些“不真实”的文本记载之形成所反映出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心态，无疑是我们观察这个变乱时代多元景象的最佳途径之一。

当然肯定魏晋时代文献具有丰富内涵并不等同于认为这一时期的正史编纂没有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干预，相反《三国志》、《晋书》都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这种史料形成过程的复杂性，使我们运用这些史料进行研究时更要平添一份审慎。《三国志》作为一部新朝修成的历史，陈寿的历史叙述当然不免有许多为尊者讳的地方，但是这一点通过裴注的补充已经得到较好的揭示与弥补。情况更为复杂的则是《晋书》。晋、唐两代相隔300余年，理论上而言，唐修《晋书》理应较少受到现实政治的干预。但是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非常注重历史现实功用的帝王，其在《修晋书诏》中明确指出历史的使命在于致用，所谓“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93]而唐初的政治形势对于李世民而言，确实也存在着“以史为鉴”的现实需要。太宗因玄武门之变杀兄逼父而位登九五，有悖于传统立长立嫡的伦理；而坚持立愚痴的长子司马衷为太子而导致国家覆亡的晋武帝实际上为唐太宗提供了最佳的自我辩护。唐太宗下《修晋书诏》时在贞观二十年（646），此时太宗帝业已成，初唐大规模修史的高潮已过，为玄武门之变辩护当然是修撰《晋书》的原因之一，但未必是惟一的“今典”。贞观末年的政治并不太平，贞观二十年亦不例外，功臣张亮便在这一年被杀，学者认为这是太宗为了保证太子的顺利接班，晚年政治布局的重要举措之一。^[94]太宗晚年因为太子废立的问题，政局颇为动荡，此时修撰《晋书》大约也有为自己废长立幼的行动寻求辩护之意。^[95]无论如何，太宗在进行晚年的政治布局之余，为何突然对于晋代历史发生浓厚兴趣，并亲自撰写《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四篇纪传的论赞，其背后当蕴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尽管唐修《晋书》“以臧荣绪《晋书》为本，捃摭诸家及晋代文集”，^[96]但在编修过程中到底掺杂了多少太宗的意识与唐人的观念，在目前的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廓清。日本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较多的探索，清水凯夫详细了分析《陶潜传》、《陆机传》、《王羲之传》三篇传记的文本，认为其中皆渗透有太宗的历史意识。^[97]清水凯夫的一些看法，如认为《晋书·陶潜传》删略了《宋书·陶潜传》所录《与子俨等书》一文，缘于这篇文章引及“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一语，典出《论语》，《论语》原文论及兄弟之情，因为唐太宗所不喜而被删落，笔者以为这多少有求解过深的嫌疑，但其所进行的细致的文本解读工作，对于我们认识《晋书》的特质是很有帮助的。安田二郎也强调不加怀疑地使用《晋书》是十分危险的，即使对于人所共知的材料也要进行谨慎严格的推敲，其本人从分析《晋书》所谓“武帝好色”的记载入手，指出“武帝采女”之事实际上发生于泰始九年，有着扩张外戚群体、巩固权力的政治目的，与所谓的太康失政并无关联，《晋书》的渲染则带有政治鉴诫的目的。^[98]

《世说新语》与《三国志》、《晋书》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一方面《世说新语》是《晋书》的史源之一，^[99]另一方面成于刘宋的《世说新语》，其记载大体上可以视为当时人观念的反映，与掺杂有唐人历史意识的《晋书》不同。《世说新语》尽管名义上算是临川王刘义庆的著述，但是基本上可以认定出自刘义庆幕府文人的手笔，川胜义雄推断是何长瑜或与其地位相似的二、三流的贵族所作。^[100]不管这本书的真正作者是谁，出自士族文人的手笔这点当无疑问。在刘宋这一清谈盛世已过、流风犹存的时代中，《世说新语》对于士族社会生态的描写无疑带有理想化的色彩。其所叙未必皆是可靠的史实，^[101]一事两见或与《晋书》牴牾之处亦不罕见，前辈学者在对相关史实的考订疏证方面用力甚勤，为我们对于《世说新语》的使用提供了便利。^[102]但笔者想要指出的是，《世说新语》的出现与一个时代的风貌密切相关，记载的正确与真实本身并不是这部书编纂的追求所在，我们仅仅将其视作为一部史料集并不足以完全揭示这部书的价值。作为一部出自士族文人手笔的作品，《世说新语》一书可以被视为士族生活理想形态的全景展示，所谓“理想形态”的一面指的是《世说新语》所展现的是士族自我认同的理想生活形态。《世说新语》的时代距离魏晋不远，作者本人目染这个时代的流风余韵，尽管其中的不少记载在历史的真实性上未必可靠，但却反映了这个时代对于士族或者某位名士的共同看法与想象，否则也不会将某些传闻按在某个特定的人物身上。《世说新语》的可贵之处在于其比较直接地反映了当时人特别是士族本身对于士族阶层的看法与描绘，而不像《晋书》中的一些记载可能已经掺杂有唐人批评“清谈误国”的意识。“全景展示”的一面则是指《世说新语》生动地展示了士族社会的多个侧面。尽管《世说新语》中涉及的主要人物在正史中皆有纪传，但是正史传记受制于体例，往往存有相当的局限，主要以叙述政治人物的仕宦生涯为主；《世说新语》则保存了很多重要人物政治身份之外的侧面，展示士族社会中宴饮、清谈、交游、婚姻等面向，甚至也不乏负面的描述，具有万花筒的性质。这些往往是正史传记所没有的，对我们把握这一时代的精神特质大有裨益。将《世说新语》与相关正史的记载互相参照，可以使我们对于这个时代的认识能够更加立体，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士人政治身份之外的社会、文化属性。

因此，如果我们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历史记载形成过程中复杂的政治文化因素，强化史料批判的意识，分析书写者的不同立场，无疑会大大丰富魏晋政治史研究的层次感。陈寅恪便非常强调区分不同史料的可信度，曾经指出唐人笔记中多有政敌攻讦之词。^[103]其他学者在检讨魏晋史时亦有这方面的自觉，金发根便指出《后汉书》、《后汉纪》的记载多源于倾向党人的《东观汉纪》，因此其对党人形象的描绘未必没有增饰的成分。^[104]日本学者长期以来也一直有注重辨析史料源流，检讨各种政治、文化因素对于史书编纂影响的学术传统。^[105]特别是近年来集合在史料批判旗帜下的一系列研究，对我们颇具启发意义，其中山下将司利用碑志等资料，提出所谓“八柱国家”可能是初唐编纂《贞观氏族志》时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而有意构拟的，这为检讨关陇集团问题开辟了全新的方向。^[106]而在魏晋政治史领域，安部聪一郎的一系列论文通过对《后汉书》史料来源的详细检讨，指出范晔关于党锢名士的描述受到魏晋人观念的影响，不能视为东汉末期的实际情况。^[107]津田资久则通过对《三国志·魏书》书写方式的探讨，认为由于陈寿在政治上属于亲司马攸的张华一党，在经历晋初齐王攸归藩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后，在《三国志》的撰写中刻意强调了曹魏压抑诸王导致国家衰亡的一面，具有鉴诫论的色彩。^[108]田中靖彦则注意到三国的历史形象及各国的正统地位往往随着后世史家的倾向不同而有所变化。^[109]这些通过探讨史料的形成过程或编纂者的政治立场来分析魏晋时代政治与社会状况的研究取向，改变了仅仅满足于将史料与历史事实之间建立简单对应联系的一般做法，为政治史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

总而言之，魏晋时代文献的记载虽然略显单薄，却与这个丰富多彩的时代一样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相关史料虽然蕴有丰富的内涵可供开掘，但是所留存下来大多只是一些零散的碎片，要系统地加以运用并不容易。对于魏晋时代文献的辑佚与整理工作，清代以来的学者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也取得相当的成绩。^[110]其工作大体涵括以下三个部分：首先是清代学者对于已佚的魏晋别史、编年史遗文的钩沉，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汤球、黄奭等人对于诸家旧晋书的辑佚，^[111]张鹏一对于《魏略》及晋令的勾辑；^[112]其次则是严可均、王谟、黄奭、陈运溶、王仁俊等人对于郡书、杂传的辑佚；其三是王谟、陈运溶等对魏晋南北朝州郡地志的辑佚。^[113]但客观地来说，一方面清人的辑佚成果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利用，另一方面，从清人辑佚工作本身而言，也并非尽善尽美，存在着体例不精、未能使用善本校勘、不注出处、错辑漏辑等弊病，可以补正、重辑之处甚多。^[114]而且清人的辑佚工作侧重于对诸家晋史佚文的勾辑，对反映魏晋士人风貌的杂传一类的文献措意较少，尚有较大的开拓余地。^[115]近几十年来，亦有学者在现代学术规范下从事这方面的工作，^[116]但是系统地整理魏晋史部的佚文尚有待于进一步的努力。此外，卢弼《三国志集解》、吴士鉴《晋书斠注》两部考史著作中也多援引类书中的佚文对相关史实加以考辨，对于笔者的研究颇有参考价值；^[117]姚铭恭《晋书纂注》一书以《晋书》为主干，将诸种别史、杂史的相关记载附丽于后，颇便学者使用。^[118]

从理想状态而言，研究这一段历史，需要在系统地勾辑散见于各种类书、古注之中的诸家旧晋书、相关杂史、别史、杂传、郡书、地志中佚文的基础上，详细比勘各种歧异的记载及其源流，区分史料的不同层次与信度；一方面通过多种史料的辨析探究历史的真相，另一方面分析“错误”记载出现背后投射的社会生态，从而充分开掘史料的价值与内涵。这是笔者在本书研究中心向往之的目标，但是由于这项工作需要进行大量先期的文献积累与梳理工作，虽然笔者在这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距离理想状态尚有不小的距离。

最后再谈一下新出墓志对于魏晋历史研究的推进作用。墓志的大量出土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推动中古史研究重要的动力，但是由于曹魏提倡薄葬之风，禁止立碑，汉代盛行的立碑颂德的传统于此中绝，^[119]取而代之，在晋代以后大为盛行的墓志在这一时期尚处于萌芽状态，虽有寥落的发现，但大都行文较为简略，形制亦不成熟，^[120]不像北朝隋唐出土的大量墓志对于研究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但吉光片羽，弥足珍贵，有进一步发掘其价值的余地。目前发现的西晋墓志的总量大约在三十方左右。日本学者福原启郎最早撰文系统介绍了西晋墓志的出土情况、形制特点及研究价值。^[121]石井仁、渡边义浩曾对杨骏残志、羊祜墓志分别加以考释。^[122]川合安、胡志佳利用华芳墓志记载的婚姻网络，复原了王浚以及太原王氏家族的人际网络。^[123]这些尝试，都为我们进一步开掘西晋墓志的史料价值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