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汉魏时代的河内司马氏
魏晋嬗代，出自河内温县的司马氏家族代替了沛国谯县的曹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关于这次王朝更迭的性质，陈寅恪认为是儒家贵族最终战胜了非儒家的寒族，魏晋的兴亡递嬗，不是司马、曹两姓的胜败问题，而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的寒族的胜败问题。[1]陈先生特地抉出曹、马两族不同的文化背景加以阐释，将王朝更替的政治事件植入社会、文化变动的宏大视野中加以考察，发隐抉微，独蕴匠心。但是，司马氏家族的社会文化性质究竟如何，是否可以简单地视为两汉以来的儒学大族的代表？需要对汉魏以来司马氏家族的成长过程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方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以儒术为业无疑是司马氏家族重要的文化特征，对于家族的儒学渊源，晋武帝司马炎曾经做过这样的表述：“吾本诸生家，传礼来久。”[2]在这段自白中，颇可注意的是“诸生”这一身份。诸生在汉代多指郡县学官的子弟，[3]汉世多循吏，往往广设学校以传布教化，促进了儒学的传播与知识阶层的形成。[4]每郡学生多至千人，一般人家的子弟皆有成为诸生的资格，如被陈寅恪目为寒族代表的贾充之父贾逵，虽然少孤寒，却也是诸生出身。[5]因此，诸生之家并非是一种高贵的身份，在当时颇为普遍。如卫瓘自以诸生之胄，婚对微素，不敢接受尚公主的诏命。[6]当然卫瓘与武帝的自称或许含有谦逊的意味，但是核之于司马氏祖先的传记，我们确实也没有发现其家族在经学上有所建树的记载。[7]两汉经学大盛，学者最重家法，学问的传习多依赖于家传与师授，累世通经的家族比比皆是，[8]而司马氏家族无疑并没有能在两汉以降经学世家的谱系中占据一个显要的地位，由此而论，简单地将司马氏贴上儒学大族的标签未免有些草率。[9]为了更好地分析司马氏家族地社会地位与文化特质，我们有必要拉长观察的时间维度，分析司马氏家族在汉魏时代的成长过程。
另一方面，司马氏代魏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三祖之寓于魏世”，[10]其家族的人际网络、政治权势与曹魏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欲探究司马氏皇权的特质与西晋政治中的家族网络，必须要溯其源流，对汉魏以来河内郡的政治文化特征、乡里秩序的建构以及司马氏家族崛起的过程做一个较长时段的考察。[11]所以，本章试图从三个环节展开讨论。首先论及两汉时代河内郡的地理环境与文化发展，尤其关注该地的儒学传播与大族生长状况，希望通过分析这些长时段的因素，讨论地域文化与司马氏崛起之间的关系。其二，试图复原汉魏之际河内郡的乡里秩序与司马氏在乡里社会中地位，借此讨论同乡网络在司马氏家族政治活动中的作用。最后则研究司马氏家族在曹魏政权中人际、婚姻网络建立与拓展的过程，以及这一网络对于司马氏最终控制曹魏政权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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