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代的河内郡与司马氏家族的文化转向

第一节　两汉时代的河内郡与司马氏家族的文化转向

关于士族的形成过程，毛汉光曾将其源流归纳为三种：凭借政治势力而建立的大族、凭借术业世传而建立的大族、凭借经济力量而成的大族。^[12]毛氏此论大端固然不错，但略失之于空泛，尤其是没有注意到大族生长与其所处的地域之间的密切关联。陈寅恪很早就提示应注意家族、地域与学术之间的关联。^[13]中古大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郡望与族姓之间所存在的对应关系。郡望标明了士族所出自的地域，郡望与族姓之间的对应实际上暗示了士族与地方社会所具有的密切关联。想要探究士族的形成过程，不可不首先对其所出自的地域有所了解。士族的形成固然与政治、文化、经济等因素息息相关，但是我们更要注意到不同地域之间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异对于士族获取经济、文化优势地位的影响，也要看到不同地区在王朝政治版图中地位的差异所造成的大族在获取政治资源机遇方面的不平等。例如，在两汉时代，一个处于丰沛故里或是南阳帝乡的大族与一个处于燕北或是蜀南的大族相比，其在国家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可谓是高下悬殊。同样一个生长在文化昌明、四方商旅辐辏之地的大族，其在文化、经济上的成长速度也是僻居一隅之地的大族所不能望其项背的。^[14]所以在研究河内司马氏之前，有必要对两汉以降河内郡的地理环境与政治文化特征略加剖析，以观察河内司马氏崛起的社会背景。

河内郡，秦置。秦末大乱，赵将司马卬定河内，数有功，项羽封其为殷王，王河内，都朝歌。^[15]这位司马卬便是传说中河内司马氏的祖先，子孙因此定居河内。^[16]但事实上，司马卬王于河内的时间甚短，汉高祖二年（前205），刘邦兵出关中，东向与项羽争衡天下，从临晋渡过黄河，攻下河内，俘获殷王司马卬，置河内郡。^[17]河内郡的疆域规模在秦汉时期一直保持稳定，基本上没有变化。^[18]

从地理位置而言，河内处于天下之中，南倚黄河，北缘太行山脉，山河所围，交通便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汉代甚至还有宗室不宜典三河的惯例，^[19]以防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而汉光武帝更是据河内为根本之地，进而争衡天下，完成了汉室中兴。^[20]在政治文化上，河内是殷人故地，自先秦以来一直是中原文化的中心之一：

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21]

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庸、卫国是也。……康叔之风既歇，而纣之化犹存，故俗刚彊，多豪桀侵夺，薄恩礼，好生分。^[22]

《史记》、《汉书》中所言的河内民风彪悍、豪侠横行的风俗在正史传记中不难得到印证，西汉著名的游侠郭解便是河内轵人，^[23]复检《汉书·酷吏传》，更可注意到西汉时，河内郡内豪族纵横，是一个往往需要仰赖酷吏加以弹压的难治之地：

（义纵）迁为河内都尉。至则族灭其豪穰氏之属，河内道不拾遗。^[24]

（王温舒）素居广平时，皆知河内豪奸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马五十疋，为驿自河内至长安，部吏如居广平时方略，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上书请，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奏行不过二日，得可，事论报，至流血十余里。^[25]

可知河内虽是殷之故土，开化较早，但在西汉以前，却并没有受到太多儒家文化的熏染。宗族势力虽然发达，但更多地是以武力强宗的形态表现出来。而司马懿的家乡温县，春秋时代便已置县，在《左传》中凡二十见，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都邑。^[26]由于交通便利，温县自先秦以来便是一个“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的商业发达地区，“富冠海内，为天下名都，利在势居，不在力耕”，^[27]通过贸易往来与太行山以北的赵国故地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但与东部儒学发达的齐地的交往恐怕并不多。

但自西汉中后期以降，河内郡内的文化风气出现了“由武入文”的明显转变，经学传播日益繁盛，一些累世通经的家族开始出现，并在仕途上取得了成功。其中尤可注意的是河内蔡谊及其周围的经学传授网络。

赵子，河内人也。事燕韩生，授同郡蔡谊。谊至丞相，自有传。谊授同郡食子公与王吉。……食生为博士，授泰山栗丰。吉授淄川长孙顺。……由是《韩诗》有王、食、长孙之学。^[28]

赵子是奠定河内儒学传统的重要人物，他的学生同郡蔡谊，则以经术显，汉昭帝时仕至丞相。^[29]而蔡谊又将《韩诗》传授给同郡的食子公，由此形成了《韩诗》食氏之学。从赵子到食子公的传授系统中，我们可以注意到同郡关系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韩诗》的传播也使得河内郡的地域文化开始沾染上浓厚的经学色彩。西汉哀、平时，河内蔡茂以儒学闻名，遇王莽居摄，以病自免，不仕莽朝，因此获致高名。^[30]

东汉立国之后，随着都城从长安移至洛阳，河内靠近王畿所在，表里山河，政治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并获得了接近政治中心的地缘优势。根据学者的研究，东汉的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相重合，文化中心转移到了豫兖青徐司地区，^[31]河内郡的儒学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后汉书》中关于河内籍的儒士记载颇多，从中可以窥见河内儒学之发达：

李章字第公，河内怀人也。五世二千石。章习《严氏春秋》，经明教授，历州郡吏。^[32]

张玄字君夏，河内河阳人也。少习《颜氏春秋》，兼通数家法。^[33]

（王）奂字子昌，河内武德人。明五经，负笈追业，常赁灌园，耻交势利。为考城令，迁汉阳太守，征拜议郎，卒。^[34]

从河内司马氏家族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历程来看，其家族的文化特质与河内的地域文化一样，在两汉时代同样经历了“从武入文”的转变，^[35]司马氏自认赵将司马卬为先祖，但由于其间世系无考，未足凭信。^[36]司马氏先世中较为可靠的人物是司马懿的高祖司马钧，事迹散见于《后汉书》各处，综而言之，司马钧在永初元年（107）以从事中郎的身份，随车骑将军邓骘出击西羌，^[37]其后司马钧的仕途似乎颇为顺利，至元初二年（115）他再次出现在史籍中时，已经是以左冯翊行征西将军的身份，都督诸军攻打先零羌。但在此次战役司马钧坐不救援右扶风仲光、安定太守杜恢、北地太守盛包等，至其败亡，而下狱自杀。^[38]东汉安帝初年，邓骘兄弟权倾一时，司马钧在这段时间的快速升迁或许与其曾任邓骘僚佐的经历有关。西北羌乱是东汉一代的大患，而从目前所见的司马钧事迹而言，他的主要活动都与平定羌乱有关，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并未发现有研习儒学的情况。加之其传说中的先祖为赵将司马卬，或许可以据此推定司马氏家族前期更多的是一个军功家族，儒业非其所长。^[39]而晋初武帝与胡贵嫔的一段对话，也可以为此推论提供一旁证：

帝尝与之摴蒱，争矢，遂伤上指。帝怒曰：“此固将种也！”（胡）芳对曰：“北伐公孙，西距诸葛，非将种而何？”帝甚有惭色。^[40]

胡芳之父胡奋家世将门，在《晋书》中有明确的记载，^[41]此处胡芳讥讽司马氏亦是将门出身，并以司马懿的东征西讨之功勋为例，但司马懿之功业本是司马氏家族之荣光，载入晋代庙堂之乐，^[42]武帝却甚有惭色，不知为何。或许胡芳暗中指斥乃是司马氏先世世代为将的经历，不敢自信，姑略言之。但胡芳的驳语或可说明直至晋初人们都未将司马氏家族视为一个典型的儒家大族。

但至迟到了司马钧之孙司马儁时，其家族已开始受到了儒学传统的熏习：

（司马）朗祖父儁，字元异，博学好古，倜傥有大度。长八尺三寸，腰带十围，仪状魁岸，与众有异，乡党宗族咸景附焉。位至颍川太守。父防，字建公，性质直公方，虽闲居宴处，威仪不忒。雅好《汉书》名臣列传，所讽诵者数十万言。少仕州郡，历官洛阳令、京兆尹，以年老转拜骑都尉。养志闾巷，阖门自守。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父子之间肃如也。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终。有子八人，朗最长，次即晋宣皇帝也。^[43]

司马儁深得乡里宗族的拥戴，可知其家族在乡里社会中已颇孚威望，其人颇知书，博学好古，已沾染儒风，而至其子司马防时，“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父子之间肃如也”，在私亦不敢越礼而动，更是一派恂恂儒者的气象。

但值得注意的是，司马氏家族虽然“由武入文”，但其家族风貌与两汉传统的经学世家尚有不少区别，所尚之学亦非狭义的经学。汉儒治经强调师法，重视章句之学，专守一经，累世相传，形成了许多世守一经的经学家族，而司马儁、司马防父子的兴趣却主要在史学，注重博通，“博学好古”、“雅好《汉书》名臣列传”。《汉书》在汉晋时代被视为具有实际政治功用的刑政之书，颇受注重事功的三国君臣重视，刘备、孙权皆曾命其子读《汉书》，从中学习治国要术。^[44]因而司马氏家族对于《汉书》的兴趣与研读，实际上反映了其注重事功的倾向，学问气象与两汉经师的传统面目迥然有异。虽以儒术自持，但司马氏家族依然存有地方豪族的色彩。清素儒者可自守而不足以聚众，而司马氏却是为乡党宗族所景附。能为众心所服者往往需要将略与财力，这正是地方豪族的基本特征，甚至从史书对司马儁“身长八尺三寸，腰带十围，仪状魁岸，与众有异”的描绘中，我们亦不难嗅出其中的豪侠气息。司马氏家族在汉魏时并非以经学显名于世，其家族成员亦非专治章句之学的饾饤俗儒，更多地注意经世致用之学，司马炎自称出自“诸生之家”，其实也暗示了其家族的经学造诣有限。

笔者以为司马氏家族所沾染的学风，更多的是受到东汉中后期学术风气的新变化的影响。东汉时期，儒家思想出现了向地方、向官僚层渗透的倾向，^[45]但在这一传播的过程中，学风已有所变异。牟润孙指出东汉经学的发展，已经逐渐摆脱琐碎的章句之学，转向博学兼通、遍习群经，通儒硕学日益受到尊敬，^[46]胡宝国也指出汉魏之际，人们对于历史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史学从经学中获得独立，治史的学者大量出现，经史开始并称。^[47]司马氏家族在“由武入文”的过程中，沾染了这一新风尚，使其家族在文化上具有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经学世家的特征。以儒术自持是司马氏家族文化转向的结果，但是我们不能将其所沾染的儒风仅仅等同于经学，需要注意到其家族博学好古的风气与专守一经的经学世家之间存在着学风新旧的区别。司马氏家族与汝南袁氏、弘农杨氏这些四世三公的典型汉代经学世家有所不同，笔者认为将司马氏家族视为东汉中后期兴起的新兴文化家族似乎比笼统地将其称为儒学大族更为合适。而在完成文化转向的同时，司马氏家族依旧保持了拥有乡里势力、倜傥大度、注重事功的地方豪族特征。^[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