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乡里秩序中的河内司马氏
乡里社会是大族生活的场合，家族势力的最初生长无不与乡里社会具有密切的关系。早在1940年代，周一良在研究乞活问题时就曾指出：“观夫乞活之迁徙去来，而始终保持并州地望，自成集团，历久不渝，亦足以窥当时地域乡里观念之深且固矣。”综合分析流民集团集聚的方式，周先生进一步指出：“明乎乡里门户两种观念，然后知东晋之侨立州郡县与门阀政治皆各有其背景，应时势之需要。而东晋南朝的政治社会等方面，亦莫不可以从乡里门户两种关系观察剖析之矣。”[49]此间，周先生抉出“乡里”、“门户”两个要素乃是我们理解魏晋南北朝政治社会的关键所在，对于后学实有发凡起例之义。相对于士族门第的研究，讨论士族与乡里社会关系的专论并不多见，这或许是由于相关史料较少，难以深入展开研究的缘故。惟有刘增贵的两篇论文讨论汉魏六朝同乡认同的形成与同乡网络在政治社会中的作用，[50]对笔者颇有启发。因此，笔者试图从河内地域入手，分析河内郡的乡里网络在汉末大乱中的运作机制与司马氏家族的崛起背景。只是相关的史料较为零散且不多见，要借此复原河内乡里秩序的图景难度颇大，但期能收管中窥豹之效。
随着东汉末年清议的兴起，出现了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局面，士人之间的互相品题、共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51]普通士人一旦为名士所赞赏、品题，便如登龙门，身价倍增，千里求名之举亦不鲜见。这种远距离求学、交游风气的兴起，一方面打破了原先地域社会的阻隔，奠定了一个全国性的士大夫网络的基础；另一方面，党锢之祸中对清议的严酷镇压，反而强化了士人群体身份的认同，构成了汉晋时代“士的觉醒”的重要面向。[52]在这种士大夫互相品题的人际网络中，基于同乡关系的结合是其中的重要因素，[53]刘增贵通过排比研究汉末评论风气中品评人与被品评人之间的关系，指出汉末评论风气具有乡邑基础，如郭泰所评人物仍以本籍太原为多，而荀彧引荐颍川集团，更是众所周知。[54]河内郡的情况亦不例外。汉末河内最具有影响力的评论家是杨俊，他对于品评、提携同郡士人不遗余力，司马朗、司马懿兄弟最初知名皆因其援引：
司马宣王年十六七，与（杨）俊相遇，俊曰：“此非常之人也。”又司马朗早有声名，其族兄芝，众未之知，惟俊言曰：“芝虽夙望不及朗，实理但有优耳。”[55]
从中已可窥见同郡关系对于司马氏家族在政治上崛起的重大的作用。司马朗成名较司马懿更早，他在进入名士圈之后，品评同乡名士同样是其交游活动的重要侧面：
（司马朗）雅好人伦典籍，乡人李觌等盛得名誉，朗常显贬下之；后觌等败，时人服焉。[56]
乡里评论是汉末清议的基础，是否有知人之明，能否恰当地臧否同乡士人，进退得人，是汉末士人在名士圈中获取威望的重要途径。
当然，汉末的人物品题并不局限于乡里社会的范围，当时的评论本有“天下”与“州郡”两圈，欲要从“乡邑之士”成为“天下士”，必须要得到天下知名的名士赏识，例如，汉末众口交赞的黄宪本来只是乡邑有声，天下未重，后来得到了郭泰的品题之后才名重海内。[57]而司马懿能够声名鹊起，进而在声誉上超越成名更早的其兄司马朗，主要得益于崔琰的赏识：
始（崔）琰与司马朗善，晋宣王方壮，琰谓朗曰：“子之弟，聪哲明允，刚断英跱，殆非子之所及也。”朗以为不然，而琰每秉此论。[58]
崔琰是东汉大儒郑玄的弟子，出身望族，为曹操所信重，长期典选举，号称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素有识人之誉。司马懿得其揄扬，则声名更盛，为其在曹魏政治中的崛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据《晋书·安平王孚传》记载，司马朗兄弟八人当时俱知名，号为“八达”，这一记载或许存有司马氏称帝之后的夸饰成分，因为在兄弟八人中，司马馗、司马恂、司马进、司马通、司马敏五人皆默默无闻，[59]但从中也看出司马氏兄弟能够熟练地利用汉末河内的乡里评论网络（参见图一），为其赢得声誉，进而提高整个家族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影响力。
司马氏家族早期在曹魏政权中的活动也受惠于乡里的人际网络，杨俊在汉魏之际的河内士人的网络中居于核心地位，他素以人伦自任，对于拔擢乡里贤才更是不遗余力，又先后援引同郡王象、审固进入仕途。这些河内同乡在政治上形成了一个互相援助的人际网络（参见图二），在杨俊仕途受挫时，曾受其知遇的王象极力向魏文帝举荐他，[60]可惜由于杨俊在曹丕、曹植的储位之争时，站在了曹植一方，魏文帝对此怀恨在心，欲置之于死地：
黄初三年，车驾至宛，以市不丰乐，发怒收（杨）俊。尚书仆射司马宣王、常侍王象、荀纬请俊，叩头流血，帝不许。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杀。众冤痛之。[61]
极力营救杨俊的司马懿、王象、荀纬三人皆是河内人，这自然不是一种巧合，体现出同乡官僚在政治上互相支持与互相提携。乡里社会中守望相助的特性，透过同乡网络的作用被搬到中央的政治舞台，并发挥着相似的作用。[62]
图一 司马氏家族与汉末的人物评论网络
以上论述了乡里网络对于河内士人参与汉末政治活动的作用，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的视野投射于乡里社会本身，观察河内乡里社会的构造。构成乡里社会秩序的基础是年齿的先后，[63]这是儒家政治理想的重要侧面，孔子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64]《礼记·乡饮酒礼义》、《仪礼·乡射礼》两篇文献对此进行了阐释，参与行礼的乡人、士、君子实际上是乡里社会的主导者与控制者，而乡饮酒礼的表演与实践是对地方秩序的重新体认，并肩负着教化庶民的责任。
乡饮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君子之所谓孝者，非家至而日见之也；合诸乡射，教之乡饮酒之礼，而孝弟之行立矣。[65]
乡大夫饮宾于庠序之礼，其目的在于明尊贤养老之义。以乡饮酒礼的实践建构的乡里秩序的核心在于明尊长、明养老，进而教化庶民入孝悌之道，对于“齿序”先后的尊重是构筑这种秩序的基础，所谓“国索鬼神而祭祀，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66]定期聚集于学官庠序行礼的地方士大夫借此完成对乡里秩序的确认与地方精英身份的自我建构，构筑起儒家理想中基层社会的基石。[67]
如果说《仪礼》、《礼记》中所描绘的大约是春秋战国时代齐鲁地区的社会风貌，间或有汉儒在整理文献过程中加以理想化的成分，[68]那么两汉政府实际上是将推行乡饮酒礼、乡射礼作为控制基层社会的一种重要的政治手段。[69]西嶋定生指出：两汉通过普遍赐爵的方式使得皇权对农民的人身支配得以实现。与赐爵相伴进行的赐酺，与乡党之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朝廷有爵，乡里以齿，朝廷的秩序为爵，乡里的秩序为齿，这两种秩序并非矛盾，而是可以互相调节的。因为年齿越高，获得赐爵的机会也就越多。国家通过赐爵介入了乡里社会，达到了对乡礼秩序进行调节、确认的目的。[70]两汉国家将组织乡饮酒礼、乡射礼作为地方官员的一项政治任务：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帅群臣躬养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礼。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于是七郊礼乐三雍之义备矣。[71]
今郡国十月行此饮酒礼。[72]
如今郡国下令长于乡射饮酒，从太守相临之礼也。[73]
地方官员成为乡饮酒礼、乡射礼的组织者与主导者，得以有机会对于乡里社会施加影响，从而成为国家权力向下延伸的重要渠道。这种在地方庠序之中举行的礼仪，同时具有凝聚同乡士大夫的作用，而学官中常列乡里先贤的画像，也有助于地方认同的形成。[74]
以“郡”为单位的同乡意识的增强是两汉以降社会心态上的一个重要变化。胡宝国敏锐地注意到了《史记》与《汉书》对于人物籍贯的书法不同，进而指出在现实生活中，郡级组织的重要性，使得人们的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司马迁以后，以郡为籍贯渐渐成为惯例。到两汉之际，“郡”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了。[75]刘增贵亦指出，汉代的同乡关系主要有“乡里”与“州里”两个层次，“乡里”是指同郡人，“州里”指同州人，汉代的同乡结合主要是“乡里”，东汉末年“州里”的认同开始出现，但是重要性不及“乡里”，这种情况魏及晋初犹然。[76]同乡关系作为一种人际关系，在居乡之时还不十分明显，因为同乡关系的实质内容非常复杂，可以包括族党、婚亲、师友、僚属、知识，这些关系在居乡时各起作用，不易感觉到超出其上的“同乡”观念，只有在离乡之后，以地域总括这些关系的“同乡”观念才会被强化。[77]而汉末恰是一个天下大乱的时代，流民屯聚、大族迁徙的现象所在多有。在这样一个乱世，司马氏家族充分利用了自己在乡里社会中的号召力和同乡网络得以崛起，进而超越乡里社会，站到了全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汉末，司马氏家族面临的第一个政治选择出现在董卓胁迫汉献帝西迁，与关东诸侯矛盾日趋激化之时。陈勇认为董卓与关东诸侯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东大姓名士长久以来对于凉州“寡于学术”的武人阶层的歧视，[78]所以选择支持董卓还是站在关东诸侯一边，不但是一种政治上的考量，也有文化认同的意味。司马氏家族此时虽已服膺儒教，但是与一般的经学世家尚有所不同。其家族先世为将，与凉州地域曾有密切的关系。何去何从，时任治书御史的司马防在选择时颇费了一番思量，最终其安排长子司马朗率家属返回本县，而自己则孤身随董卓西去长安。
（司马）朗知卓必亡，恐见留，即散财物以赂遗卓用事者，求归乡里。到谓父老曰；“董卓悖逆，为天下所仇，此忠臣义士奋发之时也。郡与京都境壤相接，洛东有成皋，北界大河，天下兴义兵者若未得进，其势必停于此。此乃四分五裂战争之地，难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尚通，举宗东到黎阳。黎阳有营兵，赵威孙乡里旧婚，为监营谒者，统兵马，足以为主。若后有变，徐复观望未晚也。”父老恋旧，莫有从者，惟同县赵咨，将家属俱与朗往焉。[79]
司马朗在摆脱董卓的控制之后，返回乡里。从政治中心洛阳归来的司马朗，对于关东诸侯与董卓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的形势，已有预见。由于河内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一旦战争爆发，必然沦为关东诸侯与董卓反复争夺厮杀的战场，所以司马朗归乡里后的首要之事是说服乡里宗族避祸黎阳。但是在乡里社会齿序优先的原则下，年少的司马朗尽管带来了最新的政治讯息，却依然无足够威望以说服年老念旧的家乡父老。从这件事中我们也可以注意到乡里社会自有的运作程序。[80]最终，只有同县赵咨自愿率领家属与司马氏家族一起离开。[81]而司马朗选择的避难之地黎阳属冀州魏郡，其乡里旧婚赵威孙在此任监营谒者，[82]便于照应，从中可以注意到同乡之间存在着的婚姻网络，这种同乡加姻亲的密切联系在司马朗避难地的选择中起了关键作用。司马朗尽管率领亲族离开了河内乡里，但在其行动过程中充分利用了乡里网络，表现出乡里网络对于地方大族在乱世中生存所具有的意义。[83]
而在另一方面，同乡之间的互相通婚也是凝结地方社会的重要纽带之一，已经有不少学者注意到汉代地方大族的通婚网络大体以郡内或邻郡为范围。[84]
（郭皇）后早丧兄弟，以从兄表继永后，拜奉车都尉。后外亲刘斐与他国为婚，后闻之，敕曰：“诸亲戚嫁娶，自当与乡里门户匹敌者，不得因势，彊与他方人婚也。”[85]
郭皇后安平广宗人，祖世长吏，其家族是典型的郡中大姓，当其外亲刘斐欲借助权势将婚姻网络拓展到外郡时，郭皇后表达了明确的反对意见，从中可见“乡里门户匹敌”是当时士人婚对选择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而郡内联姻的普遍存在主要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客观上受制于当时交通条件，若非居官中央，普通地方大族的交往、婚姻网络很难拓展到郡级政区以外的地域，反倒是汉末清议的兴起以及随后天下大乱、士民流徙的局面在客观上促进了大族士人之间跨郡、跨州交往、联姻的增加；而在主观方面，地方大族主要通过把持郡、县两级的僚佐之职，获得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力，同郡之内的婚姻网络对强化大族在乡里社会中地位的助益要大于跨郡通婚，地缘上过于遥远的联姻关系，反倒不能适应守望相助、缓急相应这一乡里社会的基本要求。司马氏家族在崛起之初的婚姻网络亦存在着以郡内为主的特征。除了上述司马朗与赵威孙为乡里姻亲之外，司马懿的发妻为同郡平皋张氏，而张氏之母出自同郡怀县山氏，其婚姻网络体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所不同的是，随着司马氏家族在政治上的日益显贵，社会网络的成长，其婚姻圈有了明显的拓展，曹魏亲贵、两汉名族成了其联姻的主要对象，而同郡的家族由于与司马氏在政治、社会地位上的落差日益明显，不再被视为理想的通婚对象，河内旧姻有时甚至受到鄙视与揄挪，这一变化从司马懿晚年对张氏“老物不足惜”的倨傲态度，[86]以及对山涛“卿小族”的评价中便可窥见端倪。[87]
尽管司马氏在羽翼丰满之后，私下有时会表现出对于乡里亲旧的轻视，但作为一个以儒术自持的家族，司马氏在公开的场合中，一直保持着对于乡里齿序的维护与尊重：
晋宣王以（常）林乡邑耆德，每为之拜。或谓林曰：“司马公贵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马公自欲敦长幼之叙，为后生之法。贵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88]
常林少与司马懿之父司马防相善，[89]故从乡里齿序的角度而言是司马懿的长辈，但司马懿在曹魏政权中的地位要高于常林，所以在两人的应答礼仪之中就存在着尚“年齿”还是尚“官爵”的问题，此时的司马懿虽是“邑万户、子弟十一人为列侯，勋德日盛”，却依旧做出谦恭愈甚的态度，[90]坚持对常林执晚辈礼，在士人交往的公开场合表现出其对于乡里齿序的尊重，超越了官爵的高低。司马懿的这一举动固然有沽名钓誉的成分，但依然体现出敦长幼之叙的儒家理想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咸熙初，……时帝以（山）涛乡闾宿望，命太子拜之。[91]
此时司马昭霸业已成，完全控制了曹魏政权，但他依然要对乡里社会的秩序表示尊敬，命令太子拜山涛。这种在公开场合对于乡里齿序的再三致意，显示了司马氏家族的政治活动重心尽管已经从地方转向中央，但依然保持着对乡里社会的足够重视，并没有切断其家族与乡里社会的联系。乡里网络曾经帮助司马氏在政治上崛起，待其霸业初成之后，同乡关系依然是其人际网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司马氏家族对于河内乡里的重视与经营，从景初二年（238）司马懿出征辽东时，路经温县，举行乡饮酒礼一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景初二年，帅牛金、胡遵等步骑四万发自京都。车驾送出西明门。诏弟孚、子师送过温，赐以谷帛牛酒，敕郡守典农以下皆往会焉。见父老故旧，宴饮累日。帝叹息，怅然有感，为歌曰：“天地开辟，日月重光。遭遇际会，毕力遐方。将扫群秽，还过故乡。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告成归老，待罪舞阳。”[92]
此时的司马懿正值政治生涯的巅峰，深受魏明帝的重用，受专征之任，以一年为期，讨平割据辽东的公孙渊，其权力之大，出征时间之长，在曹魏的历史上皆属罕见。不但如此，魏明帝为了表示对司马懿的信任，甚至拒绝了何曾提出的设置副将，以防意外之变的建议。[93]所以司马懿这次温县之行带有强烈的衣锦还乡色彩，而这次乡饮酒礼的举行，规格之高，更有许多意味深长之处。首先，这不是一次地方社会自发举行的乡饮酒礼，而是从一开始便笼罩在皇帝的威权之下，魏明帝特命其弟司马孚、其子司马师同往，并亲赐牛酒，显示了皇帝对于这一活动非同寻常的重视与恩宠。其次，魏明帝特别敕令河内地方的郡守、典农参加。地方郡守作为亲民之官，体现了国家对于地方社会的主导与控制，按照两汉故事，本应是乡饮酒礼的主持者，但在这里已经被降格为参与者与见证者，而司马懿作为河内乡里社会中的一员，却借助于自己显贵的政治地位，压过地方郡守，成为乡饮酒礼的主导者，显示出朝廷权威对于乡里齿序的干涉，体现了这次乡饮酒礼的特殊之处。
上文已经指出，乡饮酒礼作为一种象征性的仪式，其主要起着建立地方认同、构筑乡里秩序的作用，这次由魏明帝首肯、司马懿主持的大规模的乡饮酒礼目的亦是如此。尽管司马懿长期活跃于曹魏政治舞台的中心，与河内乡里的关系不免日趋淡漠，但他并未忽视乡里社会对其家族的政治意义。选择在出征之前的特殊时刻，荣归故里，与父老故旧宴饮累日，一方面显示了司马懿对于乡里秩序的关注与尊重，不敢以富贵骄人；而在另一方面，这次特殊的乡饮酒礼的举行也带有重新构建河内乡里秩序的意图。司马懿离开河内时，只是河内数个地方大族中的普通一员，待到衣锦还乡之日，已经是整个曹魏最具有威望的政治家族的领袖。司马懿需要获得与其显贵政治身份相匹配的乡里地位。[94]这次超规格的乡饮酒礼的举行，是借助皇帝的权威将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权势投射于乡里社会，从而达到抬升其家族在乡里社会中的地位，在河内构筑起以司马氏家族为核心的新的乡里秩序的目的。
司马氏从一个普通的地方大族，经过汉末三国的乱世，代魏建晋，一跃而成为皇族，其间固然有个人才智、政治际遇等种种因素掺杂其中，但是河内乡里社会对其家族崛起所起的作用亦不可忽视。如图二所示，河内同乡之间以血亲、婚姻、交往等要素为纽带编织起了绵密而有效的社会网络，这一网络所提供的政治、社会资源无疑是司马氏家族势力成长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因素。而同乡情谊也一直是司马氏家族极为重视的人伦关系：
孙铄字巨邺，河内怀人也。少乐为县吏，太守吴奋转以为主簿。铄自微贱登纲纪，时僚大姓犹不与铄同坐。奋大怒，遂荐铄为司隶都官从事。司隶校尉刘讷甚知赏之。时奋又荐铄于大司马石苞，苞辟为掾。铄将应命，行达许昌，会台已密遣轻军袭苞。于时汝阴王镇许，铄过谒之。王先识铄，以乡里之情私告铄曰：“无与祸。”铄即出，即驰诣寿春，为苞画计，苞赖而获免。[95]
此事发生在西晋建国之后，孙铄出身微贱，仕宦不达，为乡里大姓所鄙视，而汝阴王司马骏则是宗室贵戚，两人的身份可谓相隔悬殊，但司马骏仅因乡里之情便主动向孙铄透露朝中机密，从中不难窥见司马氏家族对于乡里情谊的一贯重视与维护。
而1931年出土的《晋辟雍碑》则提供了另外的视角。此碑记载了晋初武帝、太子多次亲临辟雍举行乡饮酒礼、乡射礼的史事。武帝开创了帝王在中央亲自举行乡饮酒礼的先例，实为秦汉以来礼制上的一大变化，[96]余嘉锡考释此碑时认为乡饮酒礼古惟乡大夫行之于乡，至于汉则太守诸侯相与令长行之于郡国，未闻天子飨群臣而谓之乡饮酒礼者。晋室以天子之尊躬行乡大夫之事，失礼之甚。[97]但若将此事与上文司马懿出征辽东前特地回乡举行乡饮酒礼一事联系起来加以观察，则司马氏家族对于乡饮酒礼的特别的重视，恐怕并不能以不明礼制一语加以简单的解释，其背后透露出了司马氏家族长久以来对乡里网络持续的关注，以及对于乡饮酒礼构筑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这一社会功能的重视。
图二 汉末河内郡的乡里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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