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变中所依靠的主要力量
正始十年的高平陵之变，是司马氏掌握曹魏政权的起点。当时已经被剥夺实权的太傅司马懿，乘执掌朝政的大将军曹爽奉魏帝曹芳到洛阳郊外的高平陵谒陵之机，突然发动政变，控制中枢政权，进而开启了亡魏成晋的历史进程。
魏景初二年（238）末，明帝弥留之际，司马懿与宗室曹爽同受顾命，辅佐幼主，但不久之后，曹爽就奏请转司马懿为太傅，外示尊崇，而夺其实权，独专朝政。而从正始八年（247）五月开始，司马懿更是“称疾不与政事”。从景初二年到正始十年，司马懿被排挤出权力中枢已有十年，哪怕是从正始八年彻底淡出政治开始算起，也有近两年的时间，此时突然发动政变，不能不说是出人意料。对此宋人叶适曾有评论：
嘉平之役，极是异事。曹氏造基立业，虽无两汉本根之固，然自操至此已五六十年，民志久定；司马懿再世受遗，信非忠贞，何遽盗夺！而况虚位无权，势同单庶，一旦因人主在外，闭门截桥，劫取事柄，与反何殊？此至愚者所不敢为，懿号有智，而披猖妄作，自取族灭，然竟以胜，一异也。[4]
诚如叶适所论，司马懿以垂暮之年，冒倾家覆族之险，突然发动政变这件事的原因颇有值得探究之处。当时司马懿虽与曹爽有隙，[5]但曹爽对他还是外示尊崇，优礼有加，并无步步紧逼之意，若司马懿借此退出政治舞台，颐养天年，保全富贵，并不失为一个合理的政治选择。司马懿尽管历仕三朝，在曹魏政权中拥有深厚的政治、社会基础，但是任何一个政治人物在离开权力中枢十余年后，所能动员的政治资源恐怕都是相当有限的。此时发动政变，其所冒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是什么力量推动司马懿决定侥幸一击，发动政变的呢？以下便对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变中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作一辨析。[6]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天子谒高平陵，爽兄弟皆从。是日，太白袭月。帝于是奏永宁太后，废爽兄弟。时景帝为中护军，将兵屯司马门……于是假司徒高柔节，行大将军事，领爽营，谓柔曰：“君为周勃矣。”命太仆王观行中领军，摄羲营。帝亲帅太尉蒋济等勒兵出迎天子，屯于洛水浮桥。[7]
及宣帝诛爽，孚与景帝屯司马门，以功进爵长社县侯，加侍中。[8]
可知直接参与这次政变行动的，除了司马懿之弟司马孚及其子司马师、司马昭外，尚有蒋济、高柔、王观三人，其中尤以蒋济的作用最为重要。对此晋人就有所认识：
楚王玮将害汝南王亮等也。公孙宏说玮曰：“昔宣帝废曹爽，引太尉蒋济参乘，以增威重。大王今举非常事，宜得宿望，镇厌众心。司徒王浑宿有威名，为三军所信服，可请同乘，使物情有凭也。”玮从之。[9]
在晋人眼中，司马懿能够争取到蒋济的支持，利用其威望争取人心，是高平陵之变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10]蒋济，楚国平阿人，少仕郡县，后被曹操辟为丞相府主簿西曹属，曹丕继王位后，转为相府长史，[11]在此期间，蒋济与司马懿同为丞相府僚佐，两人之间的交往当始于此。在文帝、明帝时代，蒋济多次辅佐大司马曹休出征，晓畅军事，素有才兼文武之誉，仕至护军将军、散骑常侍，曾多次劝谏魏明帝大兴土木的奢侈之风。齐王芳继位后，一度为领军将军，正始三年（242）七月迁为太尉。[12]与司马懿一样，蒋济也是曹魏的三朝元老，在朝中威望崇高，但在当时已无实权。蒋济素与司马懿交好，[13]这或许是推动他参与高平陵之变的因素之一。但若以出身而论，蒋济既非谯沛、亦非汝颍，同样也不能被简单地划为儒家世族或法家寒族。蒋济父祖无闻，当非出自望族，少与乡人胡质、朱绩知名江淮间，[14]与刘晔、胡质同以扬州名士为曹操所征。[15]蒋济为人通脱，好饮酒，有“酒徒蒋济”之称，[16]为护军时好收贿赂，时谚云：“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司马懿问之，蒋济亦不讳言，更以“洛中市买，一钱不足则不行”一语戏之，[17]其放达的言行与稍后的正始名士颇有相似之处，而与儒家传统不合。更为巧合的是，正始名士的领袖阮籍恰为蒋济所辟，[18]其间或有气味相投之处。综上所述，从蒋济的出身、行事、事功等诸方面而论，他是处于两汉儒家士大夫与魏晋风度之间的过渡人物，同时兼具文武才能，很难用党派、地域的界限加以简单归类。[19]
与蒋济不同，陈留高柔则出身名门望族，其父高靖曾任蜀郡都尉，高靖的高祖高固、曾祖高慎皆以德行闻名。汉末，陈留高氏更与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关系密切，[20]从可知其家族为当时所重。陈留高氏在两汉的显赫地位，从金石材料中亦可得到印证，据《天下碑录》记载，雍丘县县南五十里善乡墓下有两块汉碑，分别题为《汉执金吾高襃碑》、《汉太尉高峻碑》。[21]雍丘县在汉代属陈留郡辖下，直至宋代，县南墓前依然存有两块汉碑，可以推断此处当是陈留高氏的家族墓地，而这两块碑上的结衔表明陈留高氏是汉代一个显赫的官宦世家。其家族与汝南袁氏家族有联姻之亲，高柔的从父高干为袁绍外甥，[22]深得袁绍的信任，与袁绍诸子分领各州，为并州刺史。因为这一层关系，高柔本欲举宗投奔袁绍，后因父丧而未行。由此可知，在汉末袁、曹之争中，高柔本人及其家族本倾向于袁绍，与曹魏政权并无渊源，归于曹操之后，最初也未得到曹操的信任。高柔一度因从兄高干叛乱而受到牵连，险些被杀。高柔明于典刑，曾为廷尉二十三年，素有名誉，后因年事已高而转为太常、司空等闲职。所以高柔尽管亦是曹魏老臣，但从未进入过政治决策的核心，出身亦在汝颍、谯沛之外，其家族以法律为世业，[23]长于吏干，于儒术沾染不深。
东郡王观出身孤贫，曾与司马懿同为曹操的丞相文学掾，司马懿为太尉时，又辟王观为从事中郎，[24]当与司马懿有较为深厚的个人情谊。王观在曹魏政权中的仕途并不畅达，比之于蒋济、高柔，无论在地位还是人望上皆有所不及。
这三人的籍贯、出身各异，若单纯以世族、寒族或汝颍、谯沛这样的出身、地域因素加以简单划分，则失之牵强。[25]但这三人都是当时曹魏政权中的耆老和元勋，追随曹操创业，功名已著，年辈与司马懿相若，从中可以窥见司马懿政变背后似乎得到曹魏政权中的元老和功臣们的大力支持。这些曹魏元老尽管在朝中地位颇高，具有一定的政治号召力，但无多少实权，并不能为司马懿提供发动政变所必需的军事力量。诚如不少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在高平陵之变中，时任中护军的司马师在军事上起到了关键作用。[26]
宣帝之将诛曹爽，深谋秘策，独与帝潜画，文帝弗之知也，将发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觇之，帝寝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晨会兵司马门，镇静内外，置阵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初，帝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事平，以功封长平乡侯，食邑千户，寻加卫将军。[27]
司马懿在策划高平陵之变中，司马师是其最为信任和倚重之人，甚至连司马昭也未得与闻机密。时任中护军的司马师，掌握了一部分的禁卫军权和禁军武官的选举权，[28]这一权力又为其蓄养死士，谋划政变提供了便利条件，其手中的军事力量对于司马懿能够成功发动高平陵之变十分关键。[29]但问题是，曹爽为何会将一个如此重要禁军将领的职位授予司马师，以致最终招来灭门之祸，其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政治交易。从司马懿的仕宦经历来看，他虽然在魏明帝时曾都督关中，掌握了一部分军权，但是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机会介入曹魏的禁卫军系统，从曹魏政权历任的中护军、中领军、护军将军、领军将军的名单来看，曹魏的禁卫军权依然牢牢地控制在曹氏—夏侯氏一系手中。直至齐王芳继位伊始，司马懿与曹爽曾各统兵三千人，更直殿中，[30]司马懿才得以借此染指了部分禁卫军权。但是这一时期为时甚短，曹爽很快就借故排挤司马懿，将禁卫军权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以其弟曹羲、曹训分任中领军、武卫将军，[31]掌握禁卫军权。
在曹魏的禁卫军系统中，领军将军（中领军）统五校、中垒、武卫三营，[32]其中尤以武卫营最为重要。中垒、五校之设皆是因袭两汉故事，唯有武卫营是曹魏所创置，[33]其前身担任曹操宿卫的虎豹骑、虎士、亲兵，[34]是禁卫部队中的精锐。曹爽虽为纨袴子弟，辅政之前并无事绩可称，也缺乏必要的政治历练，但在明帝时代，曹爽便已担任武卫将军一职，是禁军系统中的重要将领，在禁军中当有所根基。因此在辅政之后，曹爽对于禁军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正始三年将领军将军蒋济迁为太尉，以其弟曹羲为中领军，而曹爽的亲信毕轨、夏侯玄亦先后出任中护军之职，借此曹爽牢牢控制了中央的禁军，为其把持朝政创造了条件。
但是，这一严密的人事布局在正始四年（243）出现了一道缝隙。夏侯玄接替老臣赵俨出任征西将军，出镇关中，而其空缺的中护军一职则由司马师继任。赵俨出自颍川，追随曹操创业，与曹氏宗族关系密切，曾先后随曹仁、曹休征战四方。后任大司马军师，随曹爽之父曹真征蜀。齐王芳继位后，以赵俨为征西将军，都督雍、凉二州。[35]魏明帝时代，司马懿曾专制关中多年，关陇诸将多为其旧部，而曹爽以赵俨这位曹魏老臣为征西将军，出督雍、凉，实际上是试图利用其父曹真旧有的人际网络，削弱司马懿在关中的影响。但可惜赵俨年事已高，精力衰减，上任时竟“忘持其常所服药”，[36]正始四年即以老疾乞归。以此观之，其在关中数年恐亦无所作为。因此在赵俨乞归之后，曹爽必须安排另一得力人选出镇关中，而夏侯玄作为当时的后进领袖，早有令名，颇孚人望，无疑是出镇关中的合适人选。因此曹爽以夏侯玄为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诸军事，并挑选其亲信李胜为长史，[37]居中谋划，同时又任命右将军夏侯霸为讨蜀护军，辅佐夏侯玄。夏侯霸乃是曹魏元勋夏侯渊之子，于夏侯玄为从父，因其父夏侯渊死于汉中之役，故矢志复仇，长期效命于关中前线，[38]是当时曹氏—夏侯氏子弟中少数具有丰富军旅经历的人物。[39]曹爽拔擢他辅佐夏侯玄，当是利用他熟悉关中军事的特点，进而达到削弱司马懿在关中影响的目的。通过对夏侯玄、夏侯霸的人事安排，曹爽达到了在关中司马懿旧有的势力范围内打入楔子的目的。
而此时同为辅政大臣的司马懿虽然已被曹爽排挤出了决策中枢，但是依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尤其是在军事领域，[40]曹爽尚需要倚仗他的人望与才能。司马懿分别于正始二年、正始四年率军对抗孙吴，便是一证。[41]所以曹爽调整关中军事将领的人选时，当须征询对关中军务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司马懿的意见。笔者颇疑在这一系列人事变动的背后存在着政治利益的交换，曹爽或是以司马师接替夏侯玄出任中护军一职作为换取司马懿认可其对关中人事安排的筹码，这样司马懿和曹爽分别得以在对方的势力范围内打入新的楔子。或许此时，曹爽认为他对中枢政权的控制已经十分稳固，所急需解决的是司马懿在关中的旧有势力问题，所以不惜让出部分禁卫军权作为交换，从而埋下了高平陵之变的隐患。
当然在司马师出任中护军后，曹爽并非无所戒备，正始六年（245），曹爽毁中垒中坚营，以兵属其弟中领军羲，司马懿以先帝旧制禁之，曹爽不从。[42]据《宋书·百官志》的记载，中垒营本属领军，若是如此，曹爽此举岂非多余？故当时中垒营恐非隶于领军之下。[43]而从司马炎后以中垒将军身份行中护军一事观之，[44]颇疑当时中垒营乃是隶于中护军治下。曹爽此举的目的便是为了架空司马师的兵权，将禁卫军权集中于其弟曹羲之手。
而在关中方面，夏侯玄到任之后，立即策划了骆谷之役。正始五年（244），曹爽与夏侯玄兴兵伐蜀，司马懿力阻而未果。骆谷之役是一次受内政目标驱动的对外军事行动，《晋书·宣帝纪》将其归因为邓飏、李胜欲令曹爽建立功名，劝使伐蜀，[45]功业不足固是曹爽比之司马懿最大的弱点，但欲建功立业，本有伐吴、伐蜀两种选择，蜀汉自诸葛亮去世后，费祎主政，采取保国治民之策，裁制姜维，不许其大举攻魏，[46]因此蜀汉对曹魏的军事威胁较之以前已大大减小。正始年间，反倒是吴国频频向魏用兵，司马懿也多次出镇荆、扬迎敌，东南有警反倒成了曹魏最大的外部威胁。所以从当时三国的政治形势而论，伐吴才是以攻为守的更好选择。[47]
正始四年，夏侯玄出镇关中，五年二月，即兴兵伐蜀，两者间隔甚短。可以推断骆谷之役在夏侯玄出镇关中时，即已开始谋划，夏侯玄出镇与骆谷之役是两项具有密切关联的政治举措。前文已经指出，安排夏侯玄出镇关中的目的在于削弱司马懿的影响，而曹爽借此次伐蜀机会，得以有机会与关中诸将共事，并直接指挥、调动关中的军事力量，可以借机收抚人心，削弱司马懿的影响。所以曹爽伐蜀之举，带有控制关中与建立功名的双重目标。司马懿方面自然也并非无所动作，其安排次子司马昭为征蜀将军，副夏侯玄出骆谷无疑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举措，[48]骆谷之役的失利，或许有司马懿从中掣制的因素。[49]但是曹爽在未遭重挫的情况下，仅过了三个月就放弃了建立功名的初衷，收兵回师，可见他本身对于伐蜀之役并未抱有太高的期许，在控制关中与建立功名这两个目标中，前者或许才是其想要实现的主要目标。
司马懿开始谋划以“非常之举”除去曹爽的时间，只能在司马师出任中护军之后，因为只有在司马师介入禁军系统之后，司马懿才拥有了发动政变的基本力量与可能。但是由于曹爽毁中垒中坚营的釜底抽薪之举，司马师所能控制的兵力相当有限，所以才需要阴养死士三千，作为参与政变的重要力量。尽管受到曹爽的防备与掣制，身为中护军的司马师依然拥有选举武官的重要权力，《晋书·景帝纪》言其：“为选用之法，举不越功，吏无私焉”，[50]可知司马师对于武官选举颇为重视，极力加以整顿，改变了蒋济、夏侯玄掌武官选举时，以货贿谋取武官职位的陋习。[51]至于“举不越功，吏无私焉”一语本自王隐《晋书》，其间恐怕含有晋代史官对于司马师的过誉之词。[52]司马师重视武官选举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培养自己的亲信力量，根据现有史料可以确定当时为司马师所举用的只有石苞一人，[53]出任司马师中护军司马。石苞出身低微，好色薄行，司马师拔擢石苞之举曾为司马懿所不满，但司马师以“贞廉之士，未必能经济世务”为由说服了司马懿，[54]可见司马师对于石苞的期许乃是为贞廉之士所不能为或不愿为之事，而石苞亦不负重望，在魏晋之际为司马氏家族立下了汗马功劳。
此外，参与高平陵之变的蒋济，曾经在禁军中任职十余年，历任中护军、护军将军、领军将军等要职，直至正始三年方被曹爽之弟曹羲替代，迁为太尉这一闲职。[55]蒋济在禁军系统中所拥有的广泛人事基础与号召力，是司马懿取得禁军支持的重要保证，这正是晋人论及高平陵之变时，所谓“引太尉蒋济参乘，以增威重”[56]一语背后的真正涵义。
以下再来探讨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变中所采取的具体策略，以及地理因素对于政变成败的影响。[57]尽管在高平陵之变前，司马懿已经获取了一部分曹魏老臣的支持，其子司马师也培植了一支可供政变使用的军事力量。但是相对而言，司马懿所能动员的力量依然相当有限。在政变爆发之后，司马懿甚至抽不出足够的兵力来占领曹爽的府邸，以至于经过曹爽的府门时，差点为曹爽的帐下督严世所射杀；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及时控制洛阳城内的曹爽亲信党羽，使其智囊桓范能够轻易地出奔城外。[58]从这一点而言，叶适认为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乃是披猖妄作之举亦不无道理。但是，老谋深算的司马懿充分利用了自己有限的军事力量，加以周密部署，迅速占领了洛阳城中最关键的几处军事要地，险中求胜，进而一举击溃曹爽。
司马懿在政变中的行动安排如下：自己首先部勒兵马，占据武库，[59]命长子司马师、弟司马孚将兵屯司马门，[60]次子司马昭帅兵监视二宫，[61]司徒高柔行大将军事，领曹爽营，太仆王观行中领军，摄曹羲营。在以上战略要点都被控制的情况下，最后才与太尉蒋济一起勒兵屯于洛水浮桥，[62]准备迎击曹爽可能的反扑。司马懿不首先攻取曹爽府邸，亦不急于搜捕曹爽党羽，可知在其眼中这几处战略要地的价值尚在曹爽府邸之上，能否成功地加以控制决定了整个政变的成败，而人事安排的轻重中，亦不难对这几处战略要地的价值做一从大到小的排列，即武库＞司马门＞二宫＞曹爽营＞曹羲营。
武库为“古帝王威御之器所宝藏也，屋宇邃密”，[63]是国家储存兵器的重地，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秦汉两代皆在长安及各郡国设立武库，设置有专门的管理机构，拥有一整套严格的管理制度。[64]洛阳居天下之中，汉代于此置武库、敖仓，用以镇抚关东，规模仅次于长安，素来被认为是天下之至要，[65]但关于曹魏武库的设置与管理，文献上并没有特别的记载，大约可以推断是延续汉代的规模与管理方式。
汉武帝时，戾太子起兵诛江充，矫诏发武库兵；又汉哀帝因宠信董贤，使中黄门发武库兵送董贤。[66]由以上二例可知，发武库兵需天子诏命，人臣不得擅发。司马懿自然未奉天子诏旨，其控制武库的方式只能是强行攻取或矫太后诏。
武库的得失高平陵之变的成败更有着生死攸关的意义，司马师虽然为了准备政变已经阴养死士三千，但是私藏兵仗、甲胄历来被认为是试图谋逆的大罪，处分极严，司马懿虽是朝廷重臣，但恐怕也不可能密藏有足以武装三千人马的武器。[67]所以只有在占据武库之后，参与政变的人马才能获得大量的武器，攻取各战略要地的行动方得以依次展开。而在另一方面，占据武库也切断了忠于曹爽的军队的武器来源。从一些相关的史料可以推知，除了正在担负巡逻、宿卫任务的兵士之外，其它禁军部队的武器一般集中保管于武库之中，平日身边并无兵仗。例如毌丘俭《讨司马师表》言司马懿“始欲归政，按行武库，诏问禁兵不得妄出”，[68]表中所言司马懿欲归政一事，恐非事实，但从中可以窥见武库管理制度的运作过程，即控制武库之后，就可迫使禁军听命，可知禁军平日当无兵仗。又如梁代侯景乱起，叛军猝至城下，京师纷乱，军人争入武库，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69]这一事例虽然年代较迟，但京师驻军平日不配有兵仗恐是历代通例，即使在面临外敌威胁时亦是如此，亦可为此提供一旁证。正因如此，攻占武库乃是一石二鸟之举，其得失关系到整个政变的成败，必须由司马懿亲自前往攻占。
根据相关史料的记载与考古发现，[70]我们可以知道，洛阳的武库位于城市的东北角，而曹爽的府第恰好位于武库之南，曹爽选择此地为府，当有就近便于控制武库之意，[71]当时司马懿的住宅位于永安里，[72]据清人徐松的考订当在洛阳东门附近，[73]曹爽宅南。因此，司马懿欲要攻取武库，必须经过曹爽府第。
初，宣王勒兵从阙下趋武库，当爽门，人逼车住。（曹）爽妻刘怖，出至厅事，谓帐下守督曰：“公在外。今兵起，如何？”督曰：“夫人勿忧。”乃上门楼，引弩注箭欲发。将孙谦在后牵止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三，宣王遂得过去。[74]
司马懿在前往武库的路上，曾于曹爽府门前有所停顿，引起了其家人的恐慌，险些酿成其与曹爽府中卫士之间的冲突。但司马懿利用府中将士犹豫不决的机会，未与纠缠，迅速通过曹爽府，直接占领武库。司马懿清楚地认识到在群龙无首的局面下，忠于曹爽的军队并不能进行有效的抵抗，而他首先攻取武库的釜底抽薪之举，已经切断了城内曹爽军队的武器来源，进一步涣散了他们抵抗的意志。所以在兵力有限的情况下，司马懿对于曹爽府弃而不顾，主动避免与府中的军队发生冲突，从而为达成占领武库的首要目标创造了条件。同样，尽管曹爽、曹羲营中聚集了两人辖下的禁军，本应是洛阳城中主要的反抗力量，[75]但在司马懿眼中却并非是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仅派高柔、王观分别加以占领。
除了武库之外，司马懿真正关切的是司马门的得失。首先，从政变的人员安排上来看，唯有攻击司马门一役安排了司马师、司马孚两人共同执行，而占领其它各处的军事行动皆只有一人负责，加之司马昭控制二宫行动与司马门的得失也有着密切的关联，可知除了占领武库之外，司马懿将司马氏家族的其它人员全部安排在争夺司马门一役中，从中可以推知司马门的得失亦是整个政变的关节点之一。如果我们将视野稍稍扩展，就可以发现，在魏晋诸次宫廷政变中，司马门的得失都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晋惠帝初年，贾后诛杀杨骏之役，奉命发动政变的楚王玮即将兵屯司马门。[76]八王乱中，成都王司马颖在攻占洛阳之后，亦命游击将军王瑚、司隶校尉满奋、河南尹周馥等俱屯司马门，以卫宫掖，[77]担负起控制宫城的责任，可见司马门与魏晋政治的演变颇有关联。
司马门，汉置。据清代学者黄以周的考订，史书中所泛称的司马门其实有三门，宫外门称司马门，以守宫司马得名，由司马管理，属执金吾；宫内门称司马殿门，殿外门称殿司马门；司马殿门、殿司马门皆以公车司马得名，由公车司马管理，属卫尉；汉人一般所指的司马门是宫外门。[78]尽管存在着司马门、司马殿门、殿司马门的区别，但史书中所记的司马门往往并没有如此严格的区分。例如，西汉武帝时，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张释之追止太子、梁王不得入殿门，弹劾以不敬之罪。[79]又如，曹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引起曹操大怒，处决了负责司马门的公车令以示惩戒，曹植也由此宠爱日衰。[80]上引两例中的司马门其实是指由公车司马管理的公车司马门，[81]而非宫外门，但在史书中一并被称为司马门。
其实无论是司马门还是司马殿门、殿司马门都是宫廷门禁所在，位置重要，特别是宫外司马门规模宏大，可以屯兵，是禁军保卫宫廷的核心，显得格外重要。而公车司马门则是殿前的一道屏障，无论宗王贵戚、还是朝廷重臣皆必须在此门外下车，不得乘车入门，否则即构成不敬之罪。据现存的史料考之，汉代负责公车司马门警卫的主要官员是卫尉属下的公车司马，又称公车令，秩六百石，主要负责宫城晚上的巡逻、戒备，[82]公车令下尚辖有丞、尉之职，尤其是公车尉直接负责公车司马门的兵禁，戒备非常。但恐怕只是负责宫内的一般治安、巡逻事务，并不具备抵抗外敌进攻的军事力量。因此，司马懿此处所计划夺取的司马门主要指的当是宫外门。
司马门是宫城的外门，司马门内的全部地区称为宫中，即为禁中所在。[83]司马门为宫城的正南门，构成拱卫帝王，保护宫城安全的主要屏障。由于魏晋洛阳宫城是在东汉宫城的基础上增置修缮而成，[84]宫阙、城门之名亦多沿袭旧称，其司马门的位置当与两汉保持一致。汉代司马门是宫城内的禁卫中心所在，《史记·项羽本纪》“至咸阳，留司马门三日”，裴骃《集解》曰：“司马门者，宫垣之内，兵卫所在，四面皆有司马，主武事。总言之，外门为司马门也”。又司马贞《索隐》曰：天子门有兵阑，曰司马门也。[85]可知司马门是宫垣之内军事力量的集中地，是拱卫天子安全最重要的关卡，故设有司马，屯有重兵。另一方面，“司马（门）殿省门闼，至五六重，周卫击刁斗，近臣侍侧尚不得着钩带入房”。[86]其五六重门的宏大的规模不但起到了隔绝中外的作用，也为禁军兵力的屯聚提供了空间，加之皇帝近臣也不能携带武器入内，进一步保证了宫廷的安全，成为守备宫城最重要的门户。[87]
而曹魏所实行的由两支军队分别负责警戒宫城内外的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司马门在宫廷政变中的重要性。与两汉的南北军相似，曹魏有中外军之制，并设有都督中外诸军事之衔，据祝总斌研究，此处的“中外”指的是宫城内外，[88]都督中外诸军事即能统一指挥宫城内外的军队，曹爽与司马懿在接受顾命之后，皆领有此职，只是后来司马懿被剥夺了实际权力，仅拥有这一虚衔而已。既然有中外之分，那么洛阳城内的禁军当有中军、外军之别，中军负责宫城的保卫，外军则负责宫城之外。所以一旦控制了司马门，就起到了隔绝中外的效果，使中外军之间无法互相呼应，及时援救。纵观魏晋历次宫廷政变，在宫城内部发生争夺之后，外军由于缺乏消息，不明情理，往往不能有所动作，只能坐观成败。例如贾后诛杀杨骏一役，即命楚王玮屯司马门，造成了内外隔塞的局面，居于宫城之外的杨骏由于不明宫内情势，不敢召集东宫及外营兵攻入宫城，在宫内的杨太后亦无法与之联络，只能冒险题帛为书，射之城外，[89]最终被贾后各自击破。而曹魏时期一项重要的制度变化是执金吾、卫尉已属闲职，护卫禁中的责任已被大大削弱，[90]此时负责宫禁保卫的当是中领军下辖的禁军部队，以曹魏的军事传统而言，当以武卫营的可能性最大。正因为司马门是宫城锁钥所在，又处于曹爽军队的直接控制之下，此地必然成为司马懿与曹爽争夺的焦点所在。而能否攻占宫城，控制太后，关系到这次政变的合法性所在，亦是司马懿措意再三，必须全力争夺的。只要能控制司马门，隔绝中外，驻扎在宫外的曹爽、曹羲两营中的军队与宫中失去联系，自然无法掀起大的波澜，整个政变便可算是大功告成。因此在高平陵之变中，司马懿主要的战略部署是兵分两路（图四），一路由司马懿亲自率领，绕开曹爽府，攻取武库；另一路则由其子司马师统领，以攻取司马门，控制郭太后为目标。当时司马师在禁军中已有所根基，阴养死士三千，无疑是率军攻取由禁军守卫的司马门的上上人选，而司马懿辅之以拥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司马孚，为攻占司马门行动的成功更添了几分把握。
图四 高平陵之变示意图
司马昭受命监视二宫，[91]主要是为了控制郭太后。司马懿需要挟太后之命来为这次政变染上合法的色彩，但这一任务的实现有赖于成功地控制司马门，打开进入宫中的道路。郭太后本与曹爽不睦，正始八年，曹爽迁太后于永宁宫，[92]此谋出自于丁谧，司马懿因此深恨丁谧，[93]可见司马懿与郭太后在政治上或有共同之处。有学者推论正始年间郭太后与司马懿之间的关系就已颇为密切，[94]可惜并无直接证据可供佐证。从曹魏的政治体制而言，严禁后宫干政，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95]郭太后的皇后地位在明帝弥留之际方才确立，[96]齐王芳亦非其亲子，其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力恐较为有限，但郭太后与司马懿同为在政治上被曹爽所排挤者，其立场当处于同情政变的一方，故只要能控制司马门，进入宫中，求得其合作恐非难事。
高平陵之变是司马懿一生中所经历的最为艰险的战斗，面对掌握禁军主体的曹爽，司马懿所能控制的军事力量明显处于劣势。但由于曹爽兄弟轻率地拥魏帝出城谒陵，[97]致使政变发生后，城内禁军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局面。司马懿运用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把握了这一转瞬即逝的良机，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放弃攻击曹爽府这样显而易见的目标，转而把有限的力量集中于武库、司马门这样最富价值的要冲之地，铤而走险，奋力一击，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尽管司马懿凭借着曹魏老臣的支持，以其子司马师出任中护军时蓄养的死士为基本力量，经过精心策划，运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击溃了曹爽，控制了曹魏政权，但这绝不意味着其通向魏晋嬗代的道路就一帆风顺。首先需要讨论的是参与高平陵之变的蒋济等人对于司马氏代魏的态度。曹爽当政之后，任用何晏、邓飏、丁谧等人，主持选举，推行正始改制，[98]对于这些曹魏功臣元勋的地位、利益多有触动，激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99]他们与曹爽之间曾有过多次冲突：
（曹）爽徙吏部尚书卢毓为仆射，而以何晏代之，以邓飏、丁谧为尚书，毕轨为司隶校尉。晏等依势用事，附会者升进，违忤者罢退，内外望风，莫敢忤旨。黄门侍郎傅嘏谓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静而内躁，铦巧好利，不念务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将远而朝政废矣！”晏等遂与嘏不平，因微事免嘏官。又出卢毓为廷尉，毕轨又枉奏毓免官，众论多讼之，乃复以为光禄勋。孙礼亮直不挠，爽心不便，出为扬州刺史。[100]
在此情形下，司马懿获得了曹魏老臣的广泛同情与支持，除了参与高平陵之变的蒋济等人之外，朝中亦不乏政变的同情者。本来安排司马懿与曹爽同受顾命，夹辅幼主，就有平衡朝中宗室、功臣两股势力的目的，[101]曹爽在架空司马懿之后，已经打破了这种权力的平衡，又大规模进用新人，斥退老臣，自然引起了朝中元老的强烈不满。曹爽这种专权的行为，违背了明帝的遗命，在政治上缺乏足够的合法性。而司马懿作为先帝临终时的托孤重臣，功勋、威望当时无人能出其右，只有他具有干预朝政，改变这种局面的政治权威和号召力，也成了这些曹魏元老支持、依靠的对象。同为曹魏元老的孙礼的一番话颇具有代表性：
时匈奴王刘靖部众强盛，而鲜卑数寇边，乃以（孙）礼为并州刺史，加振武将军，使持节，护匈奴中郎将。往见太傅司马宣王，有忿色而无言。宣王曰：“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今当远别，何不欢也！”礼曰：“何明公言之乖细也！礼虽不德，岂以官位往事为意邪？本谓明公齐踪伊、吕，匡辅魏室，上报明帝之托，下建万世之勋。今社稷将危，天下凶凶，此礼之所以不悦也。”因涕泣横流。宣王曰：“且止，忍不可忍。”爽诛后，入为司隶校尉，凡临七郡五州，皆有威信。[102]
孙礼虽然没有直接参与高平陵之变，但他无疑是政变的同情者之一。此时，他将司马懿比附为伊尹、吕尚，意在暗示受托孤之命的司马懿具有发动政变、夺取权力的合法性。[103]高平陵之变时，司马懿亦亲口告诉高柔“君为周勃矣”，[104]可见功臣集团内部是将这次政变视为与周勃安刘相似的举动，并以此相号召的。所以，这些曹魏老臣参与、同情高平陵之变的目的是为了结束曹爽专权的局面，恢复原有的政治秩序，维护自身的利益。但是他们并没有支持司马氏改朝换代的意图和打算，[105]因为即使其支持司马氏代魏，所能获得的政治地位亦不过如此，又何必冒覆族之祸，行非常之事呢？这一态度从蒋济等人在处置曹爽问题上的立场就可见看得非常清楚：
（曹）爽不能用，而夜遣侍中许允、尚书陈泰诣帝，观望风旨。帝数其过失，事止免官。泰还以报爽劝之通奏。帝又遣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谕爽，指洛水为誓，爽意信之。[106]
既而有司劾黄门张当，并发爽与何晏等反事，乃收（曹）爽兄弟及其党与何晏、丁谧、邓飏、毕轨、李胜、桓范等诛之。蒋济曰：“曹真之勋，不可以不祀。”帝不听。[107]
初，（蒋）济随司马宣王屯洛水浮桥，济书与曹爽，言宣王旨“惟免官而已”，爽遂诛灭。济病其言之失信，发病卒。[108]
蒋济曾致书曹爽劝其放弃抵抗，以换取“不失为富家翁”的地位，但同时，他也力劝司马懿不要诛杀曹爽。蒋济所言的“曹真之勋，不可以不祀”，其实就是主张不应该给予宗室的势力以毁灭性的打击，希望保持功臣与宗室两股势力在朝廷中的平衡，但司马懿丝毫没有考虑他的意见，可见在司马懿控制中枢政权之后，曹魏元老已丧失了对他的制约能力。蒋济则因为失信于曹爽，在高平陵之变的三个月后，便感愧发病而死，他在死前固辞封侯之赏，也透露出其与司马懿之间立场的不同。[109]而更可注意的是，当时同情高平陵之变，曾帮助司马懿说服曹爽放弃抵抗的两位朝臣许允、尹大目后来都站在反对司马氏的立场上。许允参与了李丰废司马师、拥立夏侯玄辅政的计划，[110]而尹大目则在司马师讨伐文钦、毌丘俭之役中临阵泄密，暗助毌丘俭等人。[111]另一方面，司马懿对于这些曹魏老臣似乎也颇怀疑忌，并未给予实权，仅以三公这样坐而论道的闲职加以笼络，例如高柔在政变后仅仅进封万岁乡侯，继续担任司空的闲职，后迁转为太尉；孙礼在政变后短暂地担任过司隶校尉之职，负责洛阳的治安，但不久就转为司空这一闲职；卢毓与王观的境遇稍好，卢毓先是行司隶校尉，负责治曹爽之狱，后转为吏部尚书，尚书仆射，仕至司空，王观赐爵关内侯，为尚书，后又转为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同样仕至司空，这或许是与王观本为司马懿故吏，卢毓父子皆与司马氏关系密切等因素有关。但总体而言，这些曹魏老臣，在高平陵之变后并未获得重用，其境遇与曹爽专权时相比，并未获得实质性的改善。而在魏晋嬗代的过程中，他们也并未积极参与其中，大多时候只是依违其间而已。由此可知，支持司马懿发动政变的大多数人其实并不支持魏晋嬗代，但司马懿却通过自己高超的政治手腕，充分利用了朝中元老对于曹爽的不满情绪，把反对曹爽的元老功臣转化为政变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从而达成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在“披猖妄作”的表象背后，高平陵之变是司马懿在曹魏元老功臣集团的支持下，精心谋划的一次政治赌局。但这些曹魏元老大多“心存曹氏”，不可能转化为支持魏晋嬗代的政治力量，有的甚至会走到司马氏的对立面，所以要完成魏晋嬗代，司马氏不得不另辟蹊径。
司马懿在掌握中枢政权后，其所面临的政治形势依然相当严峻。张伟国指出要控制曹魏的政权，必须掌握四项要素：控制中央禁军，即据（中）领军、（中）护军职位；控制重要地方军镇；控制洛阳附近的屯田地区，尤其是许昌、邺城，掌握朝廷及军队之粮食供应命脉；控制魏朝廷官僚机构的决策中枢──中书监、令职位。[112]在政变完成后，司马懿控制了中央的权力机构与禁军，而洛阳的屯田本是在司马懿首肯下由邓艾主持进行的，对于屯田区的控制亦不困难，司马懿下一步的目标便是完成对地方军镇势力的整顿和控制。而另外一个必须要考虑的因素是，在三足鼎立的格局之下，任何内政上的重大变动，都会引起三国之间关系的连锁反应。所以从三国关系互动的高度上来考量司马懿主政之后曹魏内政的走向，显得颇为必要。
曹魏在面对吴、蜀联盟时，将其主要的军事力量集中于关中、襄阳、寿春三个战略中心，以分别应对蜀和吴的军事挑战：
（满）宠欲拔新城守，致贼寿春，帝不听，曰：“昔汉光武遣兵县据略阳，终以破隗嚣，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113]
这三处是曹魏前线不可移易的战略支点，重兵屯聚，其战略价值胡三省早已有所阐发：
魏置征东将军屯淮南，征南将军屯襄、沔以备吴，征西将军屯关、陇以备蜀；征北将军屯幽、并以备鲜卑；皆授以重兵。[114]
因而“四征将军”构成了曹魏军事防御体系的核心，《宋书·百官志》引鱼豢曰：“四征，魏武帝置，秩二千石。黄初中，位次三公。汉旧诸征与偏裨杂号同”。[115]鱼豢所观察到的“四征将军”自汉末以来地位逐渐提升，直至文帝时成为位次三公、节制一方军事的方面之任这一制度演变的过程，主要便是为了应对三国以来战争频繁的特殊形势。但专制一方的大权也为地方诸侯势力的滋生创造了条件，司马懿在曹魏政治中权势的成长便与其长期专制关中的经历有密切的关系。
司马懿在关陇根基深厚，关西诸将多为其旧部。曹爽此前任命夏侯玄为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诸军事，夏侯霸为讨蜀护军、右将军，[116]这一系列举措的指向便是为了控制关中，削弱司马懿的政治势力。尽管曹爽为削弱司马懿在关中的影响做了很多努力，但似乎成效不大。曹爽诛后，司马懿立刻着手调整关中的人事布局：
时征西将军夏侯玄，于霸为从子，而玄于曹爽为外弟。及司马宣王诛曹爽，遂召玄，玄来东。霸闻曹爽被诛而玄又征，以为祸必转相及，心既内恐；又霸先与雍州刺史郭淮不和，而淮代玄为征西，霸尤不安，故遂奔蜀。[117]
郭淮是司马懿的旧部，久在关陇，而司马懿在提升郭淮的同时，也从中央派遣官员出镇关中，进一步加强对于关陇的控制。陈泰不但是高平陵之变的同情者，而且又是司马懿故交陈群之子，因而得以受命出任雍州刺史，[118]接替郭淮留下的空缺。司马懿又命其一手提拔的邓艾出任征西参军，辅佐郭淮。通过这一系列的人事调动，司马懿重新掌控了关中的局面。
在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仅凭借一纸诏命就能召回夏侯玄，逼走夏侯霸，可见其在关中的旧有势力依然十分强大，关陇的武力是支持其控制中枢政权，进而完成魏晋嬗代的重要支撑。而曹魏内部的纷争，也迅速引起了外敌的觊觎。同年秋，姜维率军伐魏，幸而司马懿嗅觉敏锐，已抢先一步完成了对关中人事的调整与部署，姜维未能借机获取获渔人之利。[119]其后，虽然随着费祎的去世，主张对魏积极进取的姜维改变了原来保境安民的政策，蜀魏之间进入了一个新的战争频发期。但由于曹魏关中诸将应对得当，姜维的进攻一直未能获得实质性的进展。西方边境的稳定为司马氏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创造了条件。
但在淮南，司马懿的影响力较为有限，想要控制淮南，难度远在关中之上。当时的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王淩也是曹魏元老，事功卓著，与外甥兖州刺史令狐愚并典重兵，专制淮南，非司马懿所能轻易撼动，因此司马懿诛杀曹爽之后，立刻进王淩为太尉，假节钺，以期用高官厚禄加以笼络。同时，令狐愚与王淩也在密谋反对司马懿，计划在许昌拥立楚王彪。但尚未及举事，令狐愚即在年末病死，[120]兖州刺史之位空缺，司马懿借机任命黄华为兖州刺史，[121]在淮南打入了一枚重要的楔子。
令狐愚之死不但延迟了淮南叛乱的爆发，为司马懿赢得了稳定政局的宝贵时间，同时也使王淩陷入了首鼠两端的境地。一直拖延至嘉平三年（251）夏，王淩试图借备吴之名起兵，并派将军杨弘联络兖州刺史黄华共同举事，而黄华则迅速将情况禀报司马懿。当时司马懿的健康已每况愈下，其从上一年开始便因为久疾在身，而不任朝请，采取每有大事天子临其第加以咨访的方式遥控朝政。[122]王淩选择此时发难或许正是考虑到司马懿的健康状况已经使其不能亲征淮南，自己则有机可乘。[123]但在得到黄华密报之后，司马懿不顾年老多病，立即亲率大军掩袭淮南，这一举动大出王淩的意料，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王淩不得不未战而降。[124]淮南之乱在萌芽之中即告平定，司马懿得以在去世之前扫除了最具威胁的政治对手。
淮南之叛之所以能被迅速平定，司马懿新任命的兖州刺史黄华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尽管黄华之后的事迹未见诸于史传，但在《晋书·乐志》所载的庙乐中有“黄华应福始，王淩为祸先”的歌辞。[125]功业被载入庙堂之歌是一种极高的政治荣誉，从中不难想见黄华告变在魏晋嬗代中的作用，更可印证迅速平定王淩之乱对于司马懿进一步稳定政权所具有的意义。王淩在文帝、明帝时代，一直身处对吴作战的前线，久在淮南，战功卓著，资历不在司马懿之下。[126]并且当时的征南大将军、都督荆、豫诸军事王昶素兄事王淩，荆州刺史王基是其故吏，[127]尽管司马懿本人与王昶、王基亦颇有渊源，但一旦王淩之叛旷日持久，僵持不下，难免会有四方响应、人心动摇之虞。司马懿力疾平定王淩后不久即于同年八月去世，王淩之乱的迅速平定，也为司马懿、司马师父子权力的承续提供一个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
王淩之叛选择拥立楚王彪，而不以清君侧为名，后世论者多以为其包藏祸心，欲为另一司马懿而不得。[128]但无论如何，这一事件恰恰给了司马懿进一步禁锢诸王，削弱宗室权力和地位的借口。司马懿遂“并杀彪。悉录魏诸王公置于邺，命有司监察，不得交关”。[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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