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司马师功业考
司马懿死于嘉平三年（251）八月戊寅。《晋书》载其死于“梦贾逵、王淩为祟”，[130]此说固为不经，但其抱老病之躯，亲征淮南，无疑对其健康有所损害，这一急切的姿态亦可体现稳定淮南局势对于司马氏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以抚军大将军辅政，继续执掌朝政。司马师从嘉平三年执政至正元二年（255）去世，其间不足五年，为时不长，但对司马氏代魏的进程而言，却是意义非凡。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对于司马师在魏晋嬗代中的作用注意不多，其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西晋皇权最后传入司马昭一系，后人对于司马师的作用不免有所忽视。但司马师实际上奠定了魏晋嬗代的政治基础。而正是因为其有大功于晋室，使其养子齐王司马攸在魏晋之际具有很高的声望和地位，许多人主张立其为太子，承续大统，对西晋初年的政治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下便对司马师的功业略作考辨。司马师在高平陵之变中起了关键作用，这一点在上文中已有详细论述，兹不赘述。
司马懿死后，尽管司马师平稳地完成了权力的接收，但是其所面对的政治形势相当严峻。司马懿对曹魏政权的控制更多的是依靠其个人的政治声望和长期积累下来的人事资源，其生前并没有来得及对中央和地方的潜在反对者加以清洗，司马师继任时曹魏的权力结构大体如下：
诸葛诞、毌丘俭、王昶、陈泰、胡遵都督四方，王基、州泰、邓艾、石苞典州郡，卢毓、李丰掌选举，傅嘏、虞松参计谋，钟会、夏侯玄、王肃、陈本、孟康、赵酆、张缉预朝议，四海倾注，朝野肃然。[131]
而在这些人中，“心存曹氏”反对司马氏专权的人尚为数不少。
司马师首先要面对的困境是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不足，司马懿专权尚可以魏明帝的遗命为托词，其本人亦是曹魏的元老重臣，威望、功绩一时无出其右者。而司马师的执政是权力在权臣家族内部传递的结果。尽管司马师援引“伊尹既卒，伊陟嗣事”的典故来为自己辩护，希望借此将司马懿的威望与掌握政权的合法性转移到自己的身上；[132]但是，在专制皇权的体系下，只有君主的权力可以世代传递，大臣的权力来源于君主的授予，权臣家族内部的权力交接是对君主权威的一种公开挑战，也往往意味着对于皇权的觊觎。司马懿、司马师父子之间的权力交替，明确昭示了司马氏的野心，必将激起“心存曹氏”的大臣的强烈反抗。
威望、功绩皆显得不足的司马师决心通过建立事功来巩固自己的权力，于是在嘉平四年（252）十一月令司马昭都督王昶等三道伐吴，不想却被吴将诸葛恪大败于东关。[133]东关之役源起于诸葛恪在濡须以北的东兴修筑大堤及两座关城。[134]当时诸葛恪与司马师皆处于刚刚执政的微妙时刻，都有意将立功疆场作为巩固自身政治地位的一种手段。诸葛恪筑城之举固然蕴有挑衅的意味，但是司马师轻率的过激反应恰好堕入他的圈套。虽然在《三国志·傅嘏传》将东关之役的起因归结为“时论者议欲自伐吴，三征献策各不同”，回避了是谁首先提议大规模攻吴的问题，而司马彪《战略》更是直接将战争的起因归结为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毌丘俭等各献征吴之计，[135]同样回避了司马师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但在司马师执政不久，根基尚不稳固的情况下，若非是受到司马师的暗示，主持淮南、荆州前线的军事将领不约而同地提出攻吴主张，这在时间上未免过于巧合，而且这三人的军事计划各自不同，可以推想他们之前并未互通声气。除此三人之外，镇东将军诸葛诞也向司马师提出了自己的行动方案，他主张分两处用兵，“使文舒（王昶）逼江陵，仲恭（毌丘俭）向武昌，以羁吴之上流；然后简精卒攻其两城，比救至，可大获也”。[136]以此观之，攻吴之役当是由朝中决议之后，然后再分别征询淮南、荆州前线军事将领的意见，并责成他们提出行动方案，因此负责对吴前线四位高级将领，才分别上表提出各自的军事计划。恐怕这样才更加趋近于这一事件的真相，而提议攻吴只能是把持朝政的司马师。《三国志》成于西晋，《战略》的作者司马彪为西晋宗室，出于主观或客观的原因，他们在记载中都有意为司马师掩饰。由于前线将领对于作战计划意见分歧，司马师专门征询尚书傅嘏的意见，傅嘏并不赞成大规模伐吴的计划，司马师却执意进行，这也从侧面证实了伐吴乃是出自于司马师本人的决断。[137]
司马师最终的军事部署是以诸葛诞、胡遵等率步骑七万围东关，作为主力；王昶攻南郡，毌丘俭向武昌，牵制上流吴军，[138]基本上是采纳了诸葛诞提出的作战方略。而且诸葛诞以镇东将军之衔都督地位在其之上的征东将军胡遵，[139]这一人事安排也体现了诸葛诞在这场战役中所起的主导作用。但在战败之后，司马师却引躬自责：“我不听公休（诸葛诞），以至于此，此我过也！诸将何罪”，[140]并没有处罚战败诸将，[141]只削除了其弟司马昭的爵位，以示惩戒，似乎是因为没有坚决实行诸葛诞提出的围城打援计划，才导致了战争的溃败。但无论如何，东关之败对于刚刚执政的司马师的威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尽管司马师应对得当，采取怀柔政策，委过于弟，安抚诸将，因而并未激起内部更大的政治动荡，但是朝廷之中并非没有追究战败责任的呼声：
司马文王为安东，（王）仪为司马。东关之败，文王曰：“近日之事，谁任其咎？”仪曰：“责在军帅。”文王怒曰：“司马欲委罪于孤邪？”遂杀之。[142]
当王仪提出主帅应该为战败承担责任时，立即激怒了司马昭，并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可见东关之败是当时司马氏极其忌讳的一个话题。司马昭当时的身份是持节、都督、安东将军，可擅杀无官位之人，若在战争状态下，其权力与使持节相同，可擅杀二千石以下。[143]但是司马昭诛杀王仪时，东关之役当已结束，诛杀王仪多少超越了他的权限范围。加之司马乃是军府上佐，王仪之父王修更是曹魏元老，若非得到司马师的授意或许可，司马昭绝不可能贸然行此非常之举。从王仪之死中可以窥见在司马师表面上宽容诸将，引躬自责的背后，更在警惕地防备着任何以战败为借口，动摇司马师执政地位的尝试，当时的朝中安定的表象背后弥漫着紧张的政治气氛。其后，司马师并没有放弃通过建立事功来增加自己威望的努力，又于嘉平五年（253）令陈泰讨胡，亦无功而返。[144]这两次战争的失利，沉重打击了司马师的权威，显现了曹魏内外交困的政治形势。在其后毌丘俭讨伐司马师的檄文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东关之败对于曹魏政权的打击：
贼退过东关，坐自起众，三征同进，丧众败绩，历年军实，一旦而尽，致使贼来，天下骚动，死伤流离，其罪三也。[145]
东关的惨败是曹魏立国之后，在淮南经历的最为惨痛的失败。更危险的是这次失败强烈刺激了外敌的野心，执掌东吴朝政的诸葛恪认为当时“正是贼衰少未盛之时。加司马懿先诛王淩，续自陨毙，其子幼弱，而专彼大任，虽有智计之士，未得施用。当今伐之，是其厄会”。[146]此时，志得意满的诸葛恪竟然把已年过四十的司马师贴上了“幼弱”的标签，认为这是难得的攻魏良机。嘉平五年，吴、蜀两国相约共同伐魏，“东西有事，二方皆急，诸将意沮”，[147]司马师面临执政以来最为严峻的政治形势。幸好司马师接受了傅嘏、虞松的正确意见，处置得当，首先集中力量迎击乘胜大举攻魏的诸葛恪，任命拥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叔父司马孚都督前线，率军二十万迎敌。[148]而诸葛恪却由于轻敌冒进，受困于新城，大败而归，班师回朝之后内部又措置失当，被孙峻发动政变所杀。[149]据毌丘俭、文钦之后的檄文，这一胜利并不能归功于司马师本人，真正指挥这次战争的是司马孚、毌丘俭等人，正是由于他们采取了杜塞要险，不与争锋，还固新城的正确策略，才获取战争的胜利。而且在这场战役中淮南将士“冲锋履刃，昼夜相守，勤瘁百日，死者涂地，自魏有军已来，为难苦甚，莫过于此”。[150]虽然在檄文中或许为了夸大司马师的罪恶有主观渲染成分，但从中也不难注意到这场战役的艰苦与惨烈。三国之中，国力最强的曹魏完全处于据险死守、被动挨打的境地，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曹魏政权所处的危急形势。但无论如何，在客观上，此次的转危为安，为司马师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诸葛恪死后，吴国一直内乱不已，再也无力对曹魏政权构成如此巨大的威胁。
既然不能像其父司马懿那样通过赢得对外战争的胜利，获取足够的政治威望，司马师只能通过加强对内控制的方式来维系自己的权力。首先，司马师吸取了曹爽覆亡的教训，不轻易改革旧制，维护曹魏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为稳固权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或有请改易制度者，帝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诗人之美也。三祖典制，所宜遵奉；自非军事，不得妄有改革。”[151]
其次，司马师极力加强自己与郭太后之间的关系，希望借助太后的权威来巩固自己的权力。为了结好郭氏，司马师将自己女儿嫁给太后从弟、才具平庸的郭惪，试图通过婚姻的纽带来巩固双方的同盟。[152]其三，在处置内政时，与其父不同，司马师更注重立政以威。与外宽内忌的司马懿不同，在魏晋人的眼中，司马师是以“严毅”的形象出现的。[153]从上述的王仪之死中，我们已经可以窥见司马师铁腕的政治风格，所谓“初总万机，正身平法，朝政肃然”，[154]描绘的就是在司马师执政之后，所造成的朝野肃然的气氛。司马懿在控制中枢之后，多采取镇静处之的方式，对与曹爽关系密切的夏侯玄等人，只是处以闲职，未作触动。青年时便与司马师同游处的夏侯玄曾经预言司马懿尚能以通家年少待他，而司马师、司马昭必定不会容他，[155]从中亦可窥见其父子之间的不同。而李熹的一番话则表述得更为明确。
景帝辅政，命（李）憙为大将军从事中郎，憙到，引见，谓憙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应，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对曰：“先君以礼见待，憙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憙畏法而至。”[156]
司马师的以法绳下，正是为了弥补自己在威望和功业上的不足，通过对内的严密控制来保持自己的权力。
司马师所面临的另一项挑战是培养一支支持自己完成魏晋嬗代的政治力量。前文已指出参与高平陵之变的曹魏元老并不能成为支持魏晋嬗代的主要力量。司马懿在掌控中央权力之后，所依靠的是两类人物，一是其旧部故吏，如郭淮、邓艾等人，这些人久历疆场，司马懿主要让其坐镇关中，稳定边疆形势。二是曹魏功臣的后裔，如陈泰、何曾等人。这些人皆是司马懿的晚辈，与司马氏多为世交，司马懿对这些人才能也颇为熟悉、了解，而这些人在政治上没有父辈的道义责任，对于司马氏专权的局面也表示认可。但是，司马懿并没有来得及建立起一支足以代魏的政治力量，他对于曹魏政权的控制更多依靠个人的政治威望与人际网络。司马师作为贵戚子弟，青年时代就与许多曹魏重臣的子弟有通家之好，往来密切，所以他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司马懿的权势网络，吸收了许多曹魏功臣弟子作为其集团的核心力量。司马师引用的贾充、钟会等人，在魏晋嬗代之际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对于其父的旧部故吏司马师也尽量不做触动，委之以重任。另一方面，由于司马师资望有限，并无多少旧部故吏可以援引，因而对于选举人才颇为注意，仿曹氏代汉之故智，依托霸府，进用人才。[157]其所征辟的人物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名士，可以弥补自己政治声望的不足，如山涛、李熹等人；另一种则是出身不高，但确有才能可以为其所用的人物，如石苞等。司马师所采取的进用人才的方针，一方面使原本曹魏政权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功臣弟子）不断地转投在司马氏的门下，从而削弱曹魏政权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使新进的才俊归于司马氏的私门，并逐步用霸府政治取代朝廷的日常运作，使鼎革之势在不知不觉中得以形成。
司马师高压的政治统治与独断朝政的行径必然会激起忠于曹氏的大臣的反弹。嘉平六年（254）二月中书令李丰、后父光禄大夫张缉试图拥立太常夏侯玄辅政，这次宫廷政变尚未发动，司马师便预先获知风声，将其扑灭，所有参与其中的人皆被族诛。[158]此次政变是朝中尚存的忠于曹氏的力量一次尝试，而这次政变的失败使司马师有机会彻底清除朝中异己，所以其对夏侯玄、李丰等人的处置极为果断、严酷。[159]
司马师此后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三月废皇后张氏；九月废齐王芳，立高贵乡公髦。[160]废后、废帝以立威，往往是权臣进行易代革命的一个前奏，司马师在这一系列的行动中，秉承其立政以威的一贯方针，彰显了其在朝中独断专行的地位，同时也是对朝中可能存在的异己势力的一种震慑。经过此次清洗，司马氏对曹魏中枢的控制已相当的稳固。
相对于朝中，淮南的问题要棘手得多。虽然王淩已除，但司马氏的势力还是无法渗入淮南，坐镇淮南的都是久历行间的曹魏宿将，这是唯一能对司马氏专权构成挑战的力量。司马师废帝的行为，立即激起了淮南将领的反对。正元二年（255）正月，镇南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矫太后诏，起兵讨司马师。[161]当时司马师目有瘤疾，时论以为其不宜自行，可遣太尉司马孚往，但在傅嘏以及王肃的力劝之下，司马师还是舆疾东征。[162]司马师虽全力以赴讨平了毌丘俭、文钦，稳定了淮南局势，但自己也在战斗中目疾转甚，闰月辛亥，死于许昌。[163]
在司马师执政的时代，成功地克服了东关惨败所造成的政治危机，逐步扫除了中央与地方的反对势力，开始建立起一支支持魏晋嬗代的政治力量，奠定了魏晋革命的基本格局。由于司马师意外身故，西晋开国的皇权转入了司马昭一系的手中。司马师与司马昭之间的权力传递是在非常仓促、混乱的局势下完成的。[164]如果不是司马师的意外去世，司马氏的权力恐怕不会传递到司马昭的手中，这从以下一些方面可以窥出端倪：首先，最初在朝中讨论代替司马师出征淮南的人选时，提议的人选是太尉司马孚，[165]而并未考虑司马昭，可见司马昭在司马氏家族内部并没有明确的仅次于司马师的地位。在关键时刻，人们更愿意信任年高望重的司马孚。其次，在司马师死后，围绕着司马昭的接班问题产生了种种流言，透露出司马昭在掌握权力过程中所遭遇到的重重阻力。《三国志·傅嘏传》裴注中有一条颇有意味：
《世语》曰：景王疾甚，以朝政授傅嘏，嘏不敢受。及薨，嘏秘不发丧，以景王命召文王于许昌，领公军焉。孙盛评曰：晋宣、景、文王之相魏也，权重相承，王业基矣。岂蕞尔傅嘏所宜间厕？《世语》所云，斯不然矣。[166]
这条记载虽然被孙盛所否定，但此处所记当有所凭依，并非出于杜撰。笔者认为这一记载很可能源出于当时的政治流言，反映了在司马师意外身故之后，司马氏集团内部复杂混乱的局面。由谁来继承司马师的地位，在司马师生前并无定论，其嗣子司马攸尚在冲年，而司马昭本人则远在许昌，鞭长莫及，在政治局势如此晦暗不明的情形下，产生种种传言本不足为奇。这种传言的出现，或是出自于政敌的造谣，意在分化司马氏集团，或是反映了司马氏集团内部关于继承人问题所存在的种种争论和斗争。但是无论如何，此条记载可以证明司马昭是在司马师意外身故的情况下，为了应对危局，匆忙继承了权力，而在此之前司马昭并没有继承人的地位。这种继承人不定的局面甚至让已经沦为傀儡的曹魏皇室都觉得有了夺回权力的机会：
景帝崩，天子命帝镇许昌，尚书傅嘏帅六军还京师。帝用嘏及钟会策，自帅军而还。[167]
这纸诏命实质上是试图取消司马昭承继权力的地位，从而改变政权在司马氏家族内部传递的局面。而当时已毫无实权的皇帝敢进行这样的尝试，便是利用了司马昭地位不定的弱点。而命“傅嘏帅六军还京师”，与上一条流言中所传说的“以朝政授傅嘏”一样，或许都存在着分化司马氏集团的意图。
而当权力成功的转入司马昭一系的时候，另一个与魏末晋初政治局势关系密切的问题就浮现了出来，即如何安置齐王司马攸。对于齐王攸与魏末晋初的党派分野和政治斗争之间的关联，学界已有了不少的研究，笔者在下文中还将详细讨论，此处兹不赘述，仅就齐王攸的地位获得与司马师功业之间的关系，略作补充。
齐献王攸，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长，清和平允，亲贤好施，爱经籍，能属文，善尺牍，为世所楷。才望出武帝之右，宣帝每器之。景帝无子，命攸为嗣。[168]
齐王司马攸是司马昭的次子，颇得司马懿的喜爱，由于司马师无子，司马懿命其过继给司马师。魏晋嬗代的基础是司马懿、司马师父子所奠定的，齐王攸又是司马懿生前指定给司马师的嗣子，若非司马师的意外身故，西晋的皇权本应传递到齐王攸的手中。而齐王攸又颇负盛名，“才望出武帝之右”，在西晋皇室内部具有极强的承续王位的正统性，司马攸袭自父、祖的舞阳侯一爵便无声地暗示着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因此司马昭选立世子时，曾一度在司马炎和司马攸之间左右摇摆，举棋不定：
初，文帝以景帝既宣帝之嫡，早世无后，以帝弟攸为嗣，特加爱异，自谓摄居相位，百年之后，大业宜归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与焉。”将议立世子，属意于攸。何曾等固争曰：“中抚军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发委地，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也。”由是遂定。[169]
且不论司马昭此举是出于政治上的试探还是真有此意，但有一点司马昭表达得很明确“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与焉”，自己只是“摄居相位”。司马师有大功于晋室，只是由于意外早死，皇位才传到了司马昭一系，齐王攸继承天下的合法性便是来源于司马师的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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