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司马氏的敌人：淮南三叛再研究

第三节　谁是司马氏的敌人：淮南三叛再研究

司马昭在接替司马师控制朝政之后，并没有停顿魏晋嬗代的步伐。甘露元年（256）春，在其执政不久之后，便有了晋爵为公，加九锡，受殊礼等一系列动议，^[170]这些都是皇位禅让的前奏，司马昭虽然固辞，但只不过是虚应故事罢了，魏晋嬗代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但是，司马昭尚有一个障碍，便是淮南的诸葛诞。淮南地处抗吴前线，一有风吹草动便会牵动魏吴边境敏感的神经，司马氏也需要一位久在淮南的宿将，巩固扬州军民之心，对抗吴国，所以司马氏对于专制淮南的诸葛诞一直采取隐忍的态度。而诸葛诞尽管与夏侯玄、邓飏等相善，但在前两次淮南之乱中，却坚定地站在了司马氏一边，成为平叛的重要力量。^[171]诸葛诞本人真正的政治态度颇为模糊，但在司马氏根基已深的情况下，保全自己一方诸侯的地位可能才是其现实的选择。^[172]但司马昭在完成嬗代之前，并不希望留有这样一个不稳定的因素，故派亲信贾充诣诸葛诞，进行试探，劝其支持魏晋嬗代。^[173]在遭到拒绝后，司马昭决定迫反诸葛诞，以消除后患。甘露二年（257）五月，司马昭征诸葛诞为司空，诸葛诞遂反。但诸葛诞的反叛与王淩、毌丘俭不同，他已无力对司马氏的权力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司马昭迫反他，只是为了在禅让之前除去一个隐患而已。这从反叛之后的态势即可看得很清楚。王淩、令狐愚的计划是在许昌拥立楚王彪，而毌丘俭、文钦则是自将五、六万众渡淮，西至项，^[174]至少是采取了一种进攻的态势；而诸葛诞却是“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聚谷足一年食，闭城自守”，并“遣长史吴纲将小子靓至吴请救”，^[175]完全是采取守势，以自保为目的。可见诸葛诞本无叛心，只是迫于司马昭铲除异己的行动，不得已而为之。

淮南三叛是魏晋嬗代之际最为引人注目的政治事件之一，对此学界已有不少研究。^[176]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往往将淮南三叛视为一体，并没有注意到这三次行动背后微妙的差别。其实，王淩、毌丘俭、诸葛诞三人之间无论是在出身、还是在政治履历上皆有着明显的不同，三人高举反对司马氏大旗的背后也有着各自不同的政治盘算与目标。

首先需要讨论的是淮南的战略地位及地方势力的形成过程。上文已经指出，淮南与关中一样，都是曹魏的军事前线，重兵所集，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司马懿专制关中时埋下的人事资源是他最后能够掌控曹魏政权的重要凭依，拥有与关中相似战略地位的淮南同样也有生成地方势力的可能。但与魏、蜀边界多为山陵地带，仅依靠几条重要的交通孔道相连接的险峻地势不同，吴、魏之间虽有大江相隔，但依然需要防守一条更为漫长的边境线，所以曹魏在荆州、淮南分置征南、征东将军以备吴。与关中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迥异，淮南是四通八达之地，背倚兖、豫两州，西与荆州成犄角之势。魏吴边境基本的战略形势是：以荆、扬为前线，豫、兖、青诸州为后方，相互呼应，因此以上诸州的民政、军事长官常常互相迁转，负责淮南前线的军事长官亦多从上述诸州的官员中选拔，以收取熟悉魏、吴边境形势之效，这在曹魏中后期逐渐形成了制度上的惯例。

以曹魏立国以来，负责淮南的军事将领人选而论，魏国初建时，负责淮南军事的是宗室曹休。据洪饴孙《三国职官表》考证，曹休于黄初三年由镇南将军迁征东将军、使持节、领扬州刺史、行都督督军，^[177]即从荆州前线的镇南将军转任扬州，直至太和二年去世，曹休一直是负责淮南前线的最高民政、军事长官，曹休去世之后，接替他的是曹魏元老满宠。曹休生前，满宠为前将军、豫州刺史，曾随曹休攻吴，对于淮南形势，颇为熟悉；曹休去世之后，满宠先以前将军的身份代行都督扬州诸军事，太和四年（230）拜征东将军，直至景初三年（239），^[178]因年老被征回朝。^[179]除曹休、满宠之外，在这一时期出镇淮南的可能尚有曹仁之子镇东将军曹泰。^[180]可知在文、明两帝时期，淮南的军政大权遵循曹魏的军事传统，牢牢地掌握在了曹氏—夏侯氏一系手中。

但随着景初三年满宠的征还，淮南的军政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满宠征还之后，正始初，由豫州刺史王淩为征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王淩出身太原王氏，其叔父王允是汉末士大夫的领袖，设计诛杀董卓，为天下所重，其家族在汉末士人中的威望与影响力远在河内司马氏之上。王允被杀之后，仅有其兄子王晨、王淩侥幸得脱，避乱乡里。^[181]袁绍败亡之后，王淩方为并州刺史梁习所荐，为发干长，迁中山太守，被曹操辟为丞相掾属。他属于官渡战后加入曹魏集团的河北士人中的一员，当时曹操霸业初成，较晚加入的河北士人大都在曹魏政权中作为有限，同样，王淩在曹魏的开国人物中并不引人注目。

王淩在曹魏政权中的经历与司马懿有不少相似之处，^[182]初与司马懿之兄司马朗相善，又与司马懿同为曹操丞相掾属。^[183]但王淩曾与杨修、贾逵并为曹植主簿，^[184]因而与曹丕本人并无多少政治上的渊源。曹丕称帝之后，为散骑常侍，出为兖州刺史，其后迁转青州、扬州、豫州刺史，所在甚有声名，^[185]但由于其并非曹丕的藩邸旧臣，升迁速度较司马懿有所不及，从其仕宦经历来看，很少有在中央任职的经历。但历任地方亲民之官，皆有治绩，可知王淩本人颇有吏干之才。更重要的是王淩自黄初以来，二十余年间历任兖、青、扬、豫等东南诸州之长官，论曹魏上下对于东南军政形势之熟悉者，恐无出其右。另《隋书·经籍志》载有魏武、王淩集解《孙子兵法》一卷，^[186]可知王淩亦颇具军事才能。所以尽管王淩与曹魏政权渊源不深，但在元勋老将日益凋零的情况下，将东南大权交与王淩，恐怕也是曹魏必然的政治选择。

王淩本人也在积极寻找专制淮南的政治机遇。他在扬州刺史的任上，便与都督扬州的征东将军满宠不和，太和五年（231）上表弹劾满宠年过耽酒，不可居方任，^[187]试图将满宠排挤出扬州，这恐怕是他试图控制淮南军政大权的一次尝试。但这次离间并未获得成功，魏明帝依然信任、倚仗满宠这样的创业老臣来坐镇要害之地，反而将王淩调任豫州刺史。直至明帝去世之后的景初三年三月，满宠才被召回京师。正始初，方才命王淩接替满宠，其间征东将军一职空缺了约有一年之久。当时，司马懿与曹爽夹辅幼主，这一人事调动当出于二人之意。在明帝去世之后，立即将满宠这位元老重臣召回中枢，出任太尉一职固然可以收取稳定人心，增强朝廷威重之效；但是让满宠留任淮南，稳定魏、吴前线的局势，也不失为一个稳妥的办法。而满宠直至正始三年方才去世，恐怕当时并没有老迈到无法任事、只能在朝廷中担当一个荣誉性职位的地步。更为蹊跷的是，满宠离任之后，征东将军这一要职空缺达一年之久，可知朝廷征还满宠之举意起仓促，并未考虑好合适的继任人选。

依据现有的史料，我们无法具体了解这一人事调动背后的政治运作以及司马懿与曹爽分别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但从后来的形势发展而论，曹爽专权之后，对于王淩专制淮南的局面并不满意，并多次试图加以改变。曹爽施政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恢复军权集中于曹氏—夏侯氏一系手中的传统，因此他不能容忍任何地方势力的形成。与试图削弱司马懿在关中的影响一样，曹爽也试图将自己的力量渗入淮南。首先，曹爽重用乡里故旧文钦为庐江太守。文钦为谯郡人，其父文稷追随曹操起兵，其家族与曹氏关系密切，文钦以名将子，少有声名，太和中为五营校督，与曹爽同在禁卫军中任职，两人之间有着同乡兼同僚的密切关系。文钦后任淮南牙门将、庐江太守，与王淩不睦，王淩奏其贪残，要求将其免官治罪，但曹爽不但未加理会，反而厚遇之，遣还庐江，加冠军将军。^[188]曹爽不惜开罪淮南的重臣王淩，也要将文钦留在扬州，自然是出于对乡里故旧的信任，想要在淮南重地植入自己的亲信人马，以防王淩坐大。其次，曹爽以诸葛诞为扬州刺史，加昭武将军。在魏晋之际，诸葛诞无疑是一个政治立场颇为模糊的人物，尽管他最终走上了反抗司马氏的道路，但在最初却与矛盾的各方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诸葛诞少与曹爽所信用的夏候玄、邓飏相善，后因牵连浮华，而遭免官，^[189]在曹爽当政之后重新获得启用。另一方面，诸葛诞与王淩、司马懿皆有姻亲关系。^[190]曹爽任命诸葛诞出任扬州，当有遏制王淩在扬州的势力的意图，而由于诸葛诞与王淩之间的姻亲关系，由其来主掌扬州民政也是王淩方面易于接受的一种人事安排。综上所述，在曹爽主政期间，为了争夺淮南军政的主导权，曹爽与王淩之间一直存在着激烈的明争暗斗。

正始中，曹爽将智囊桓范从兖州刺史任上征为大司农之后，任命王淩之甥令狐愚接任兖州刺史，使得王淩的权势得到进一步的扩张，淮南地方势力的发展达到了顶峰。令狐愚本为曹爽长史，或缘于此，故曹爽命其为兖州。兖州为曹操发迹之地，位置重要，许下的屯田更是朝廷、军队的命脉所在。^[191]令狐愚的任命使得舅甥并典重兵的局面得以最终形成。^[192]除此之外，王淩凭借的家族的声望与长期仕宦的经历，在曹魏政权中也积累了广泛的人事资源（图五），其中尤以与郭淮、王昶、王基三人的关系最为重要。征西将军郭淮与王淩同出太原，有乡里之旧，其祖郭全为大司农，父郭缊为雁门太守。太原郭氏亦汉末名族，著名的人物评论领袖郭林宗即出自是族。王淩之妹嫁于郭淮，借助通婚，两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193]王昶亦出自太原，少与王淩俱知名，王淩年长，王昶兄事之。正始中昶迁征南将军，假节都督荆、豫诸军事，与王淩同为东南重臣。^[194]王基少孤苦，王淩为青州刺史时特表请为别驾，对其有提携之恩，史称王淩之所以能流称青土，仰赖于王基协和之辅，可知两人之间合作紧密。王基后受曹爽事牵连，一度免官，但同年就被起用为荆州刺史，加扬烈将军。^[195]通过与郭淮、王昶、王基三人的密切交往，王淩拥有了一个极具政治潜力的人际网络，尤其是征东、征南、征西三将，地处吴、蜀前线，皆手握重兵，其向背直接决定了曹魏的政权的命运。因此，在司马懿借高平陵之变掌握曹魏中枢权力之后，王淩是唯一拥有与司马懿相抗衡的政治实力的人物，是故司马懿主政之后，立即进王淩为太尉，安抚其心。

图五　王淩在曹魏政治中的人际网络

但在另一方面，王淩在淮南的政治根基远非无懈可击。首先，尽管王淩拥有广泛的人事资源，但这只是一种基于个人恩义的人事结合，要将这一人际网络的政治潜能完全发挥出来，并非易事。郭淮、王昶、王基等人虽是王淩故旧，但如上文所述，这些人与司马懿亦颇有渊源。^[196]而当司马懿在名分上占据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道德制高点时，在“公义”与“私情”之间，王淩并无可能仅凭着个人的情谊来说服他们背弃对于曹魏忠诚的义务。唯有与司马懿相持不下，战争向着旷日持久的局面发展时，王淩才有机会凭借往日情谊，动摇关中、荆州前线将领的人心。因此，王淩起兵之初，所能依靠的力量只有淮南与兖州，而令狐愚的意外去世，兖州刺史的易人，已经大大削弱了他的力量。其次，王淩在淮南的根本之地面临着曹爽势力的有力牵制。扬州尽管战略位置重要，但疆土狭促，仅辖淮南、庐江两郡，庐江太守文钦本是曹爽私人，扬州之地已去其半。而在寿春，王淩尚受到扬州刺史诸葛诞的掣制。^[197]当时，尽管曹爽已经覆灭，但司马懿却通过巧妙的政治运作，不动声色地将曹爽遏制王淩的政治部署全盘继承下来，为其所用。与立刻将夏侯玄从关中召回的举动恰好相反，司马懿在处置淮南局势时，不但未对曹爽遣入淮南的文钦、诸葛诞两人加以触动，反而加官晋爵以安抚其心，利用王淩与文钦、诸葛诞之间的矛盾来牵制王淩的行动。文钦、诸葛诞本非王淩的同路人，曹爽覆亡后，两人在淮南的处境非常微妙，在此进退两难之际，他们收到司马懿主动伸来的橄榄枝，自然容易生出将功赎罪、取信司马懿之心，是故迅速倒向司马懿，成为帮助司马懿平定淮南的急先锋。司马懿执政之后，对于淮南、关中不同的处置方式，看似相悖，但都达到了巩固自身权力的目的，体现了其丰富的政治经验与高明的手腕。其三，尽管曹芳仅是魏明帝养子，身世可疑，未知其所由来，在当时便为人所非议，^[198]这多少动摇了曹芳的政治合法性，但是王淩计划拥立的楚王曹彪，也并非是一个合适的人选。楚王彪是曹操之子，^[199]从辈分而言，是曹芳叔祖，以祖代孙，甚为不伦，并无承继大统的资格。王淩欲立新帝，却没有在曹丕子孙中加以选择，甚为不智。因为曹魏立国之后，受到重用的政治人物大都与曹丕关系密切，王淩如欲争取他们的同情与支持，只有在曹丕子孙中选择一人，方才具有政治上的号召力。作为当时曹魏重臣中少数与曹丕没有渊源的人物，王淩偏偏选择拥立楚王彪，无疑是政治上的失策，诚如叶适、王夫之所论，使人难免要怀疑他本身包藏祸心，在政治上的合法性与道义上的号召力都被大大削弱。^[200]

在平定王淩之叛之后，司马懿并没有对于淮南的人事进行根本性的调整，而是任命诸葛诞为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文钦为扬州刺史。这一方面是论功行赏，报偿他们在王淩之叛时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利用这些久历行间的宿将，保持淮南前线局势的稳定。^[201]其后，由于东关之役的失败，司马师将诸葛诞调离淮南，由毌丘俭接任。毌丘俭，河东闻喜人，其父毌丘兴，黄初中为威武太守。毌丘俭袭父爵，为平原侯文学，是魏明帝的东宫旧臣，因此仕途顺利。他与司马氏亦有渊源，曾随司马懿平定辽东。毌丘俭出镇扬州之后，在新城之役中，苦战击败了诸葛恪，为稳定淮南局势立下了大功。但在李丰、夏侯玄被司马师诛杀后，引起了与两人相善的毌丘俭的不安，遂与文钦共同起兵反对司马师。^[202]毌丘俭曾试图说服镇南将军、都督豫州刺史的诸葛诞共同起兵，诸葛诞本与夏侯玄相善，这本可以成为他加入叛乱的一个理由，但是诸葛诞素与文钦不和，^[203]或缘于此，诸葛诞坚拒其议，斩其使，露布天下。为了表白自己的忠诚，诸葛诞反而成为了攻打淮南的先锋，并率先攻入寿春，因而得到了再次出镇淮南的机会。^[204]

在三次淮南之乱中，由于反对司马氏的淮南诸将内部本身就矛盾重重，目的不一，始终未能形成合力，甚至出现了后一次叛乱的发动者是前一次叛乱的镇压者这样诡异的现象，因此虽然声势浩大，却始终无法对司马氏的权力构成真正的威胁。而司马氏始终能够因势利导，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各自击破，在没有给吴国留下可乘之机的同时，成功地完成了对淮南局势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