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魏臣到晋臣：司马氏集团的凝聚

第一节　从魏臣到晋臣：司马氏集团的凝聚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历代史家对于司马氏在魏晋易代前后作为的评述，向我们描绘了一幅不无矛盾的图景，一方面着力刻画魏晋嬗代时司马氏对于反对者镇压的酷毒、杀戮的血腥，所谓“同日斩戮，名士减半”，^[1]另一方面则又指责晋初武帝优容功臣，法令不肃，埋下了短促而亡的祸根。^[2]那么“严酷”与“优容”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形象背后的实质是什么，在魏晋之际司马氏究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完成了对曹魏官僚群体的整肃与转化？而在这一过程中其又是如何消化吸收曹魏的政治遗产，建立新的统治秩序？这是笔者在本节中所试图回答的问题。

司马氏家族在掌控曹魏政权的十六年中，争取了大量曹魏旧臣的支持，通过和平的方式把他们从魏臣转化为晋臣，因此在官僚阶层的构成上，魏晋两代颇为相似。对于这种相似性，晋人当时就有所注意，所谓“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3]钱穆也曾指出：“其时佐命功臣，一样从几个贵族官僚家庭出身，并不曾呼吸到民间的新空气。故晋室只是一个腐败老朽的官僚集团，与特起民间的新政权不同。”^[4]尽管陈寅恪以为魏晋两代的统治阶级不同，万绳楠亦将曹爽与司马懿视为两个互相对立政治集团，但从下表可以知道，如果仅从人事一端而言，司马氏与曹爽之间其实并无太大差别。（参见表三）

表三　被曹爽、司马氏先后征辟人物表

上表所列九人，除了王基在西晋建立之前既已去世，阮籍无意仕宦，依违于曹、马之间外，^[5]其余七人后来都成为了西晋的开国元勋，其中郑冲、裴秀、王沈、荀勖、羊祜五人更在咸宁元年被列入配飨于庙的功臣名单当中。^[6]咸宁元年的配飨名单共计有十二人，除去司马孚、司马攸两人为西晋宗室之外，共有异姓功臣十人，这是一份反映了晋初司马氏集团内部的权力结构的重要文献，笔者下文中还将详细讨论。这里要指出的是这批曾经被曹爽征辟过的官员竟然占据了配飨功臣名单中的半壁江山，构成了司马氏集团的中坚力量，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曾经党于曹爽的“政治污点”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在西晋政权中的地位，司马氏对于他们不但没有出于党同伐异的立场加以排斥，反而予以重用，将他们从曹爽党羽转化为西晋元勋。这一跨度很大的政治立场的转换是如何实现的，牵连到魏晋之际官僚阶层的政治选择与司马氏集团的形成过程等关键问题，值得进一步详加考论。

上表中的九人除了羊祜、阮籍没有就征之外，其余七人都接受了曹爽的辟召。首先讨论这两人不就征的背后所表达出的政治立场。是否可以认为羊祜、阮籍是因为党于司马氏或者是因为已经预见到曹、马之争的结果而拒绝曹爽的辟召呢？其实未然。其实在正始年间选择退隐、称病来逃避官场的士人并不少见。除了羊祜、阮籍之外，尚有李丰、何曾、山涛等人。

正始中，迁侍中尚书仆射。丰在台省，常多托疾，时台制，疾满百日当解禄，（李）丰疾未满数十日，辄暂起，已复卧，如是数岁。^[7]

嘉平中，为司隶校尉。抚军校事尹模凭宠作威，奸利盈积，朝野畏惮，莫敢言者。（何）曾奏劾之，朝廷称焉。时曹爽专权，宣帝称疾，曾亦谢病。爽诛，乃起视事，魏帝之废也，曾预其谋焉。^[8]

（山）涛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功曹、上计掾。举孝廉，州辟部河南从事。与石鉴共宿，涛夜起蹴鉴曰：“今为何等时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鉴曰：“宰相三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卿何虑也！”涛曰：“咄！石生无事马蹄间邪！”投传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隐身不交世务。^[9]

在这数人中，唯有何曾在《晋书》的叙事中将其称病不朝与司马懿的托疾并列，以此说明何曾与司马懿处于同一政治立场，共为进退。然详考前后事实，不无乖舛之处。《晋书》将此事系于嘉平中，何曾任司隶校尉奏劾抚军校事尹模一事之后，已属大谬。众所周知，高平陵之变发生于嘉平元年，在嘉平中，司马懿早已掌控朝政，又何来曹爽专权，司马懿称病之事。《晋书》所记，在时间上并不能成立，这一明显的错讹不免让人对这一记载的可靠性有所怀疑。朱晓海曾经指出，据《晋书》行文，何曾看似乃司马家之纯臣，但其这种表现与山涛、阮籍基于同一考量，皆是避祸而已，不宜过度解释。^[10]这一看法颇有可取之处，笔者可以再为此补充一旁证。魏明帝晚年授予司马懿专征之权，命其平定辽东，而何曾却于此时上书，力主要在军中设置副帅，以防意外之变。^[11]辽东之役，历时一年，司马懿受专征之命，权势极大，何曾提出这一建议的出发点无疑是站在曹魏政权的立场上，旨在限制司马懿的权力。据此可见，至少在明帝末年，何曾还是曹魏忠臣，而非司马懿之私人。至于何曾是否在曹爽专权的时代，就已倒向了司马懿，他称病不出一事究竟发生于何时，是否蕴有与司马懿共同进退的政治含义，由于史料的缺失，我们目前皆无法回答。但可以明确的是，目前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何曾曾经参与了对司马氏成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高平陵之变。这至少可以从侧面证明何曾在高平陵之变前并非是能够与闻司马懿机密的人物。

当然，在高平陵之变后，何曾很快倒向了司马氏一边，长期担任负责纠察百官以及京师治安的司隶校尉一职，并参与谋划了废齐王芳。^[12]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何曾后来党于司马氏而将其的一切行为都视为与司马懿共为进退的表现，这种从结果出发，借助“倒放电影”的方式，将历史人物的形象平面化的研究方法存在着相当的危险性。^[13]诚如羊祜所言“委质事人，复何容易”，^[14]正始末年，朝中的政治气氛日趋紧张，朝臣之中公开分裂与对立的倾向日益显现，在此情形下，托病避祸，等待政局的明朗不失为万全之策。而当时托病的李丰、何曾、山涛等人随着局势的发展，在日后走上了完全不同的政治道路，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托病除了避祸之外，未必有后人所赋予的那些丰富的政治内涵。至于处于劣势地位的司马懿最终能在曹、马之争取得胜利这一结果，恐非当时人所能逆料，羊祜的那句“本非始虑所及”，^[15]倒是说出了其中的实情。

而在曹爽覆灭之后，接受曹爽辟举的七人，除了郑冲本传未载其是否受到牵连之外，其余六人皆受到了免官的处分。根据《三国志·王基传》、《晋书·王浑传》“随例罢”、“随例免”这样的表述可知，这是当时普遍的状况，可见司马懿掌握政权后确实一度进行过政治整肃，将曹爽府中的僚佐皆目为其党羽，逐出朝廷。但这种整肃并没有持续很久，其中复出较快的当属王基与裴秀。王基当年就出任尚书，出为荆州刺史，加扬烈将军，随征南王昶击吴，裴秀也很快出任廷尉正。其他几位也很快陆续重返政坛，并逐步成为司马氏方面的干将。而从他们之后的仕宦经历来看，党于曹爽的经历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在司马氏家族掌控的朝廷中步步高升。特别是在晋初如此激烈的政治纷争中，也从来没有人将此“污点”提出，用作为政治攻讦的工具，可见在当时人心中这一点完全够不上“罪证”，无论是司马氏还是他们本人对于这段经历似乎都并不在意，《晋书》各人本传之中亦只是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既不讳言，亦不渲染。此种情形与一般政治斗争之后，胜利者进行大肆清算的常规颇有不同，其中缘由，值得探究。

曹爽主政时期，其施政主张与司马懿多有不同，进而触动了不少曹魏元老的利益，埋下了自己覆灭的祸根，对此学者已有了相当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往往将曹爽一系的人物称为变法派或者名士派，与司马懿儒家的保守政治立场形成对比，进而区分出两个政治集团之间的不同。^[16]通过这些研究，我们的确可以注意到曹爽与司马懿的政治立场颇有相异之处，但同时也引出两个新的问题：首先，既然曹、马之间有如此大的不同，那么为何司马氏掌权之后，还会大量引用曹爽府中的人物，并委以重任？其次，这些经历了“从曹到马”这一立场跨越的官僚，其背后真正的政治态度究竟如何？或许他们根本没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只是为了保持其家族的政治地位与个人的荣华富贵，所以无论曹、马，皆愿为之效命。

首先解决第一个问题。曹爽与司马懿虽然政治主张不同，但他们在曹魏政权中所拥有的人际网络却颇有重合之处。如本书第一章所讨论的那样，司马氏家族社会地位的提高、人际网络的扩张，与司马懿仕于曹氏三十余年的政治生涯紧密相连，司马懿的权势网络来源于其长期参与曹魏政治活动所积累的丰富人事资源。而曹爽则是典型的曹魏功臣的第二代子弟，作为司马懿的晚辈，相形之下，他的政治资历要浅得多，但是凭借着宗室的身份，加上其父曹真的政治影响力，一时之间也经营起了一个颇具声势的权势网络，而这一网络同样依附于曹魏政权中本身存在的交往圈。可以想见作为曹魏贵戚，曹爽自幼所交往、熟悉的人物，大抵皆是曹魏的公卿子弟，他也只能依靠这些人控制政权，因此曹爽掌权之后，立即重用当时声望最高的后进领袖夏侯玄，希望借助于他的声望来笼络贵游子弟；又任用名士何晏掌选举，史称“其宿与之有旧者，多被拔擢”。^[17]何晏作为曹操的假子，少长宫掖，能“宿与之有旧者”恐怕都是曹魏公卿的子弟，其所选拔的贾充、裴秀、朱整等人后来皆成为西晋重臣。^[18]《隋书·经籍志》载何晏曾撰《官族传》十四卷，^[19]当与其主选举之事有关，从中也可以看出何晏选官的对象主要是官宦子弟。以此而论，确实没有必要过度夸大曹爽与司马氏社会基础的不同，曹爽与司马懿的不同恐怕更多的是政治策略的分歧。

但是相比于司马懿，曹爽的权势网络存在着两个明显的弱点。其一，作为晚辈，他不可能与当时尚在世的曹魏元老有着像司马懿那样深厚的交谊。而在主政期间，他又故意将这些曹魏老臣冷落一旁，所推行的改革，更是不断触动他们的利益，最终正是这批曹魏元老联手司马懿推翻了曹爽。其次，曹爽受命辅政之前，根本没有出镇州郡的政治历练，^[20]所以他的交往圈被完全局限于京师的贵游子弟当中。缺乏实际政治经验事实上是曹爽和他所依靠的贵戚子弟们的普遍弱点，^[21]较之于司马懿，曹爽的政治圈子更狭小，更封闭化，而他们所推行的改革由于缺少富有实际政治经验的能吏参与其中，雷声大、雨点小，反而给人留下了名士浮华的口实。

但司马懿掌握权力之后，却也不能将这些曹魏的贵戚子弟完全排除出政治核心圈，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家族本身就是这一权势网络中重要的一部分。尤其是到了司马师、司马昭兄弟掌握权力的时代，同为曹魏功臣的第二代，他们拥有的人际网络与曹爽有着更大的重合度，司马氏兄弟执政时所信用的人，同样也来自于自幼有着通家之好与婚姻联盟的曹魏贵戚家族。《三国志》、《晋书》中所见的司马氏兄弟青年时与夏侯玄、何晏密切交往的吉光片羽真实反映了这一贵戚子弟组成的人际网络在没有分裂之前的存在与运作。因此在司马氏兄弟执政时，更多的曹魏贵戚子弟得以进入政治核心。另一方面，在三国鼎立的政治局面下，司马氏想要完成亡魏成晋的事业，首先必须牢固地掌握政权，任何内部的动乱，都会招来吴、蜀两国的觊觎。在此形势下，与一般的改朝换代不同，司马氏家族事实上并不具备进行大规模政治清洗的客观条件。而曹爽的改革正是由于开罪了曹魏功臣集团，才给司马懿带来了发动政变的可乘之机。作为这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曹爽的前车之鉴，对于司马氏家族而言显得格外深刻，这也使司马氏更加深切地认识到这些功臣贵戚及其子弟在曹魏政治中所具有的盘根错节、不可低估的政治潜力。因此，拉拢而不是打击曹魏贵戚子弟成为了司马氏的既定政策，这些曹魏贵戚子弟只要在政治上表示支持司马氏，无论是主动还是勉强，甚至是被迫，只要对司马氏家族专权的局面表示默认，司马氏一般都予以宽容。

因此，在曹爽败亡之后，司马懿只是对与其关系密切的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等人痛下杀手，而对于曹爽阵营中声望最高的夏侯玄仅以闲职处之。在被杀的几人中，邓飏虽然自称是东汉名臣邓禹之后，但其父祖无闻，与曹魏政权并无渊源；丁谧、毕轨二人的父辈尽管参与了曹操创业，但皆功绩微薄，并不是功臣圈内的重要人物；李胜之父李休出自张鲁，同样也不是曹魏政权中的关键角色；^[22]只有何晏一人因其母尹氏的关系为曹操所宠爱，尚公主，与曹魏政权渊源较深，但何晏的地位得自内宠，加之本人性格骄横，为曹丕所憎，明帝时亦不得志，^[23]恐怕也不是一个能够被曹魏元老普遍认同的人物。因此，司马懿上台之后的政治诛杀，表面上看来虽然牵连不少，但除了曹爽一支之外，并没有损害曹魏政权中原有的权势网络。在处分何晏时，尚因金乡公主与沛王的缘故，网开一面，宥其一子。^[24]司马懿的政治清洗虽然史称“同日斩戮，名士减半”，^[25]却并没有引起曹魏政治上大的波动，其原因恐怕就在于：这些名士所拥有的只是“名”，而没有“势”，对于那些支持、同情高平陵之变的曹魏老臣而言，这些人只是败坏政治的浮华交会之徒，理应为正始年间的政治改革承担罪责。反倒是在处置“祸首”曹爽时，司马懿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蒋济极力为其辩护：“曹真之勋，不可以不祀”。^[26]两相比较，便可以看出这些曹魏老臣真正关切的是什么，他们想要维护的是原有的政治体制与权势网络，尽管曹爽曾经触犯过他们的利益，但因为其父曹真是这一政治网络中的重要成员，所以依然要为其谋取一条生路。这样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何司马懿在当时并没有处分夏侯玄，只是将他征召入京。当时，夏侯玄的从父兼部属夏侯霸叛魏奔蜀，司马懿并非没有惩罚夏侯玄的借口，但依然选择了以“通家年少”待之。在青年时代，夏侯玄、何晏、司马师三人虽然号称齐名，^[27]但夏侯玄无疑声望更高，是曹魏官僚第二代中的领袖人物。与何晏的有“名”无“势”不同，夏侯玄及其家族在曹魏政治中拥有特殊的地位，是支撑曹魏政权的核心力量。诛一曹爽尚且激起蒋济的强烈反对，更遑论夏侯玄，在此情形下司马懿为了保持政局的稳定，选择暂且放过了夏侯玄。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司马懿与曹魏元老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蒋济等人所要维持的是曹魏原有的政治体制，所以他们希望放过曹爽，保持曹魏宗室对于政治的影响力。尽管司马懿本人原本也是这一体制中的重要一员，他个人权势和家族地位的上升皆有赖于从曹魏的政治网络中汲取资源，但在此时，司马懿的政治目标已转变为要将曹魏的政治权势网络转化为司马氏个人的政治权势网络，并通过这一转化完成亡魏成晋的事业。因此，一方面司马氏会在某种程度上尊重曹魏原有的政治格局，只要这些曹魏官僚贵戚愿意接受司马氏专权的政治局面，司马氏家族也投桃报李，尊重他们原先的政治地位，甚至允许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自己的政治意见，表现对故主的留恋之情。但是，司马氏的政治宽容无疑是有着一定界限的，一旦这些人的言行被司马氏认为威胁到了统治的稳定，则司马氏家族不惜冒险破坏原有的人际网络，对他们施以重惩。《晋书·宣帝纪》中“外宽内忌”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当然这种容忍的边界很难用简单的语言加以概括，而是由司马氏家族根据政治形势的不同加以灵活的掌握，具有模糊与不断变化的特征，以下结合几个具体的事例略加阐释：

司马文王为安东，（王）仪为司马。东关之败，文王曰：“近日之事，谁任其咎？”仪曰：“责在军帅。”文王怒曰：“司马欲委罪于孤邪？”遂杀之。^[28]

毌丘俭之起也，大将军以问（刘）陶，陶答依违。大将军怒曰：“卿平生与吾论天下事，至于今日而更不尽乎？”乃出为平原太守，又追杀之。^[29]

（常林）子旹嗣，为泰山太守，坐法诛。旹弟静绍封。

案《晋书》，诸葛诞反，大将军东征，旹坐称疾，为司马文王所法。^[30]

（满）伟字公衡。伟子长武，有（满）宠风，年二十四，为大将军掾。高贵乡公之难，以掾守阊阖掖门，司马文王弟安阳亭侯幹欲入。幹妃，伟妹也。长武谓幹曰：“此门近，公且来，无有入者，可从东掖门。”幹遂从之。文王问幹入何迟，幹言其故。参军王羡亦不得入，恨之。既而羡因王左右启王，满掾断门不内人，宜推劾。寿春之役，伟从文王至许，以疾不进。子从，求还省疾，事定乃从归，由此内见恨。收长武考死杖下，伟免为庶人。时人冤之。^[31]

受以上四件事情牵连的王仪、刘陶、常旹、满伟等人的身份皆是曹魏官僚的第二代弟子，他们的父亲分别为曹魏的开国元老王修、刘晔、常林、满宠。按照常规，他们都是司马氏家族所欲笼络的人物，而司马氏确实也待其不薄。王仪时任安东司马，地位并不算高，但考虑到后来西晋的功臣王浑此时也不过是安东参军而已，^[32]则王仪的仕途亦可称得上顺利。刘陶曾有党于曹爽的经历，曹爽败后，一度退居里舍，可能也被依例免官，后复起，此时的官位不明，但在得罪司马师之后还能出为平原太守，可知原来至少是五品以上的官员。^[33]常旹之父常林与司马懿有乡里之旧，素为司马懿所礼敬，而满伟更是司马氏的姻亲，其妹妹嫁给了司马昭之弟司马幹，这门亲事本身就体现了曹魏政治中存在着的婚姻、交往网络，其子满长武尽管本人的官位不高，仅是大将军掾，却担负着守卫宫门的重任，实际上负有为司马氏监视魏帝的使命，可知其最初是颇受司马氏信任的。而这五人为何在一夜之间受此重谴，乃至于性命不保，其关键在于此五人的言行已在不经意间越过司马氏所能容忍的底线，因此司马氏不惜改变既定的笼络方针，杀鸡儆猴，以保持对朝政的稳固控制。

总体而言，在司马氏家族控制朝政的时代，除了严厉惩治淮南三叛和夏侯玄、李丰这些公开反抗行动之外，司马氏对于朝中大臣是相当宽容的，甚至允许他们表现出留恋故主之情，这体现了司马氏争取人心、尊重曹魏原有政治格局的一面。纵观魏末晋初的历史，确实也很少能够找到司马氏擅杀大臣的事例，反而多见因司马氏过于优容功臣以至宽纵功臣犯法的事例，对上述五人的严厉处置可以说是魏晋之际的特例与个案。究其言行，此五人所为，也未见得比陈泰当廷痛哭高贵乡公之死，庾纯公开质问贾充“高贵乡公何在”在政治上更具有挑衅性，^[34]为何却招致重惩？其中关键恐怕在于，这五人的言行皆发生在十分敏感的政治时刻。东关惨败极大地动摇了刚刚执政的司马师的政治基础，虽然王仪曾在战前劝谏司马昭，“吴贼必有伏，宜持重，不可进”，^[35]此时的责难可以说是不无前因，但是在这一时刻提出追究战败责任的问题，无疑触犯了司马氏的忌讳。毌丘俭自淮南起兵，天下震动，司马师尽管身患目疾，却也不得不抱病出征，在此军情危急的时刻，刘陶依然发表一些模棱两可的言论，自然成了素以严毅闻名的司马师整肃朝政的牺牲品。而常旹任泰山大守，在征讨诸葛诞的关键战役中称病拒绝从征，满伟、满长武身为司马氏家族的姻亲，却在高贵乡公起兵这对司马氏生死攸关的政治事变中，持中立的立场，又在讨伐诸葛诞之役中迟疑不进，自然彻底失去了司马氏的信任。对这五人的处置，皆发生在司马氏家族权力遇到严峻挑战的时刻，司马氏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必须收紧对于言论的控制，在这特定的背景下，任何超越界限的言行都会被视为对司马氏专权的直接挑战，从而遭到严厉的整肃。

以上五人的不幸，归根结底在于他们的言行出现在了一个错误的时刻，触犯了司马氏的忌讳，并给自身带来灾难。其实在能够控制局面的情况下，司马氏并不反对这些政治人物适当地表现出依恋旧主之情，正如杨联陞所指出的那样，“报”是中国古代社会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基础。^[36]东汉的士风极重名节，君臣之间以及府君与僚佐之间拟制君臣关系一旦确立，便成为士人社会伦理中的重要一环。而司马氏试图将魏臣转化为晋臣的政治努力实际上构成了对“忠”和“报”这样的士人伦理的挑战，动摇了士人社会的道德基础。在此情形下，司马氏其实也不愿意看到这些士人、官僚屈身污贱，丧失气节，完全沦为司马氏家族的政治附庸。司马氏延揽士人的重要目的在于借此收拾人望，因此允许一部分士人、官僚对于司马氏的篡位举动保持距离，无论是对于维护整个官僚阶层的政治声誉，还是对巩固新朝的士望人心都是大有裨益的。^[37]所以，荀勖作为曹爽的故吏，“爽诛，门生故吏无敢往者，勖独临赴，众乃从之”，^[38]荀勖通过这一行动履行了一个士人“报”的道义责任，维护了自己在士人社会中的名誉以及颍川荀氏士望之首的家族声望。这一行动尽管在表面上对司马懿诛杀曹爽的政治合法性提出了质疑，但对于荀勖本人而言，这只是实践东汉以降，在清议这类社会舆论规范下形成的士人道德规范，是保全自己名士身份的必要之举，这只是一种道德伦理的实践，而并非政治示威。对此间的微妙之处，同样出身士人家族的司马氏有着深切的了解，因此荀勖此举，并不妨碍他日后在新朝平步青云，成为晋武帝最为信任的朝臣之一。甚至在一定情况下，司马氏会纵容士人此类的求名之举：

（向）雄初仕郡为主簿，事太守王经。及经之死也，雄哭之尽哀，市人咸为之悲。……司隶钟会于狱中辟雄为都官从事，会死无人殡敛，雄迎丧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责之曰：“往者王经之死，卿哭王经于东市，我不问也。今钟会躬为叛逆，又辄收葬，若复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当时岂先卜其功罪而后葬之哉！今王诛既加，于法已备。雄感义收葬，教亦无阙。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何必使雄违生背死以立于时！殿下仇枯骨而捐之中野，为将来仁贤之资，不亦惜乎！”帝甚悦，与谈宴而遣之。^[39]

王经、钟会二人于向雄皆有故主之恩，因此在这两人死后，向雄皆为其尽哀。但是，向雄再三在这样的公开场合进行的“表演”却难以逃脱沽名钓誉的嫌疑。如果说王经之死乃是由于不愿意充当背叛高贵乡公曹髦的告密者而被司马昭所杀，是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君臣之义，向雄哭其于市尚可理解，那么钟会作为司马氏的宠臣，却起而谋叛，所行无疑背离了君臣结合的士人伦理，则确如司马炎所言乃是咎由自取，按照儒家的道德规范是属于一个“与众弃之”的人物，向雄为其收葬的行为，不免有特立独行、故意求名的嫌疑。司马炎对他的指责，亦是从此立场出发。但很明显司马炎无意深究此事，待向雄略作辩解之后，便将此轻轻放过。

以上所论及的王仪、刘陶、常旹、满伟、荀勖、向雄这六件事皆属于在魏晋之际并不引人注目的“小事件”，但从司马氏处置时宽严尺度的微妙把握，其实为我们观察当时政治气候变化提供了不少有用的信息，从中我们可以注意到司马氏宽容大臣政治策略背后所蕴有的伸缩变化及其边界所在。

魏晋之际，司马氏家族一直试图通过将魏臣转化为晋臣的方式来完成亡魏成晋的事业，因此笼络曹魏贵戚及其子弟是其既定的政治方针，但决不会允许这些人对司马氏专权的地位构成威胁，一旦有言行被认为越过了边界，则将遭到毫不留情的政治整肃。但在另一方面，司马氏在整肃他们个人的同时，却尽量减轻其中累及家族的成分，试图继续维持司马氏家族与这些家族之间的良好关系。因此，他们个人尽管得罪于司马氏，但并没有危及其家族的政治地位。例如，武帝司马炎与满伟从子满奋就依旧保持着良好的私人交谊：

满奋畏风。在晋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笑之，奋答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40]

从以上的这段互相戏笑的轻松对话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君臣之间密切的私人关系。满奋在晋初历任冀州刺史、尚书令、司隶校尉等要职，更是当时政坛名士交往圈中的活跃人物，当时的名士领袖王衍将满奋与同出高平的闾丘冲、郝隆并提，认为三人并有高才。^[41]从这一系列的现象可以印证高平满氏家族在晋初依然是官僚名士人际网络中的重要一员，满长武事件并没有影响到其家族在政治上的发展。而常旹被杀后，司马昭特地以其弟常静绍爵，维持家门不坠。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司马氏历次镇压反抗行动之后，是如何处置反叛者以及与反叛者相牵连的家族的话就不难发现，采取将反叛者与牵涉其中的家族区别对待，甚至加以切割的策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全反叛者家族的政治地位是司马氏经常采取的方式之一。^[42]上文已经提及司马懿在处置曹爽党羽时，因为沛王和金乡公主的缘故，特别宽宥何晏一子。在处置毌丘俭时，也因为其妻出自颍川荀氏，其族兄荀顗、族父荀虞并与司马师联姻，与司马氏家族有密切的关系，在此二人周旋下，听荀氏与毌丘俭离婚，^[43]从而避免了荀氏家族的政治地位受到牵连。处置钟会时，因其父钟繇、其兄钟毓有功于国家，仅株连钟会直系子弟，^[44]从而避免了与司马氏关系密切的颍川钟氏家族在政治上遭受毁灭性打击。诸葛诞之女嫁给了司马懿之子司马伷，诸葛诞在淮南的起兵，并没有累及这桩婚姻。日后，贵为天子的司马炎甚至要利用这一层关系，亲自去诸葛太妃处，见诸葛诞之子诸葛靓，劝其出仕新朝，以此来修补两族之间的关系。而诸葛靓之子诸葛恢为东晋名臣，在东晋初年，其家族门第甚至可以与琅邪王氏一较高下，^[45]可知诸葛诞的起兵并没有影响到诸葛氏家族的政治、社会地位。因参与李丰、夏侯玄密谋而被司马师所杀的许允，其曾孙许询是东晋清谈的领袖人物；许询的父亲许旼曾任会稽太守，母亲是平原华轶之女；许允之子许奇、许猛并未受到父亲的政治牵连，分别仕至司隶校尉、幽州刺史。^[46]可知无论是其政治地位还是社会身份，高阳许氏并没有因为许允的被杀而受到影响。这一系列的事例都可以印证司马氏在坚决镇压任何反抗者的强硬面目背后所隐藏着的另一面向，即小心翼翼地避免株连过多，努力维系曹魏政治中原有的人际网络。

我们只要稍稍扫视一下在魏晋之际反对司马氏诸人的家世背景，就不难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与曹魏政治以及司马氏家族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淩是司马懿多年的同僚与老友；夏侯玄的妹妹嫁给了司马师，更是司马氏兄弟青年时代的好友；许允亦是司马师多年的好友；诸葛诞则是司马懿的儿女亲家；钟会所出的颍川钟氏不但自从汉末以来就是士人的领袖，其父兄更是曹魏政权中的重要成员，与司马氏家族有着密切的往来。这些人在本质上与司马氏家族有着相当的一致性，他们自身的人际网络同样依附于曹魏的政治权势网络，与曹魏的官僚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通婚、交往关系，凝聚成了密切相关的利益共同体。正是由于这种同质性的存在，司马氏与其政敌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曹魏原有政治网络分裂的产物，司马氏家族与他们的反对者拥有相似的社会基础与文化背景，过度的株连只能彻底地破坏曹魏原来的政治结构，造成政局的动荡。而强敌窥测的外部环境，又使得司马氏必须将稳固权力作为第一要务，规避进行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建立一个全新政治结构背后所蕴藏的巨大风险。因此，“魏晋所杀，子皆仕宦”这一矛盾形象的背后，^[47]实际上反映了司马氏家族在亡魏成晋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两难困局——既要坚决镇压忠于曹氏力量的反抗，同时又要维持曹魏政治网络的稳定。在此情形下，司马氏家族只能选择将反对者单独剔除出这一网络，同时尽可能避免过多地株连反对者的家族及其姻亲，保全他们的政治地位，从而维系曹魏旧官僚对司马氏的向心力。而这种策略的边界往往又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摇摆不定，颇难捉摸。正是在这种微妙的动态平衡中，司马氏完成了亡魏成晋的政权转换。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时代变化的复杂性，我们才能够趋近司马氏“外宽内忌”政治姿态背后的实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