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官僚阶层的政治心态：以司马孚、陈泰为例

第二节　曹魏官僚阶层的政治心态：以司马孚、陈泰为例

上节详细讨论了司马氏争取曹魏官僚阶层的政治策略及其边界所在，接下来所要讨论的则是这一问题的另一面向：曹魏官僚阶层对司马氏的政治态度。不可否认，在既往研究中，我们对于这一时期曹魏官僚层的观察有平面化的倾向，或者说是受到陈寅恪司马氏所代表的儒家大族潜势力极大这一说法的影响，倾向于认为在司马氏掌握政权之后，曹魏官僚阶层为家族门户及个人利益计，很快倒向了司马氏阵营，支持魏晋嬗代。然而，从魏臣转化为晋臣的这一历史过程是否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其间确实尚有值得推敲之处。历史学家在观察历史时，已不自觉地处于一种“后见之明”的地位，由于后世史家早已知晓了历史变化的种种后果，往往倾向于根据事件的结果来建立历史上的因果关系，从而为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寻找合理的解释。但对于身处特定历史情境的当世人而言，他们是雾中之人，所面对的不是历史，而是纷繁复杂、利益纠结的现实政治，他们每一个政治抉择的背后都蕴含着种种复杂而细微的考量。

维护家族门户的利益，无疑是推动曹魏官僚阶层倒向司马氏的重要的动因。这种维持家族门户的考量，在卢钦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卢钦的祖父是汉末大儒卢植，其父卢毓也是曹魏的老臣，在曹爽执政期间，因与曹爽政见不合，卢毓多次遭到排挤，但在父亲政治上与曹爽发生对立的同时，卢钦却依然接受曹爽的大将军掾的辟命。^[48]卢钦的抉择很好地说明了当个人政见与家族利益发生冲突时，家族门户是影响士人政治选择的重要因素。尽管曹爽是其父卢毓的政敌，但为了维持卢氏家族的政治地位保持不坠，接受曹爽的辟命亦是必需。此外，司马氏家族一反曹爽寻求改革的政治主张，其所推行的保守策略，确实也有利于维护曹魏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这也是司马氏争取曹魏官僚阶层支持的一大利器，因此对于卢钦这一类曹魏官僚的第二代成员而言，从曹爽阵营转向司马氏的立场无疑要更为自然一些。但问题是，仅此两项是否已经足以使曹魏官僚阶层背弃“忠”的义务，转而支持司马氏建立新朝的努力，依然颇有疑问。

诚如本书第二章所讨论的那样，支持司马懿发动政变、结束曹爽损害他们既得利益的改革，与支持司马氏倾覆魏朝、建立新朝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对士人内心的道德挑战，亦是不可同日而语。当然，限于史料，我们不可能充分了解身处于这一动荡时代士人的内心世界。^[49]笔者选择司马孚、陈泰两人作为个案来加以剖析，试图从一侧面展示自魏臣到晋臣这一政治转化过程对于士人的道德挑战。之所以选择以这两人为个案，主要考虑到其所具有的代表性。司马孚本人不但是司马氏家族的成员，而且又是参与曹魏开国事业的老臣，他的身份所具有的两面性，能够凸显出当家族与国家两者发生冲突时，士人所面临的道德交战。而陈泰则是典型的曹魏官僚阶层第二代子弟，颍川陈氏家族是汉末最具威望的士人家族之一，其父陈群不但是曹魏的重臣，同时也是司马懿的好友，陈泰本人也与司马氏兄弟情谊甚笃，陈氏家族在曹魏政治中与司马氏家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陈泰的身份同样具有典型性，在亡魏成晋的时代变局中，他必须在士人道德、君臣伦理、家族地位乃至于个人情谊等错综复杂的矛盾纠结之中做出自己的政治选择。

在魏晋之际纷乱的历史舞台上，司马孚绝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虽然以司马氏家族元老的身份活跃于魏晋之际，并在晋初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但《晋书·司马孚传》所极力刻画的却是一个心怀前朝、不问世事，以曹魏忠臣自居的政治隐逸者的形象。^[50]毫无疑问，史料是史家照亮过去世界惟一的镜子，但这面镜子并不是完全客观的，史料特别是正史的书写绝非是没有预设立场的，在编撰形成的过程中早已受到了种种有意或无意的扭曲与改写。因此，我们除了要继续透过史料这面镜子来了解古代世界之外，更有义务对镜子本身的作用机制保持警惕，追问我们透过镜子看到的形象是否已被扭曲变形。须知世界上并不是每一面镜子都是平面镜，对史料的形成与书写抱有审慎的批判态度是我们重新检讨魏晋之际历史的重要基础。特别是当史书中的某个人物被有意无意地抽离出历史的复杂情境，塑造成一种单向度的形象，那么对这种单向度的形象可靠性的追问便显得尤为重要。司马孚在魏晋之际的实际的政治作为与隐逸者这一形象是否吻合？如果不是，为何史书中要刻画出这样一个形象，其背后的知识生产机制究竟如何，这是笔者展开思考的基础。

司马孚是司马氏家族中最长寿的一名成员，活了九十三岁，亲身经历了从汉末到晋初的整个政治变局。作为宗室长老，其在魏晋之际备受尊崇，地位远在其他宗室成员之上，魏末五等初建，“惟安平郡公孚邑万户，制度如魏诸王”。^[51]嬗代之后，武帝对其更是优礼有加，亲自奉觞上寿，如家人之礼，死后备极哀荣，武帝三临其丧，赐以东园温明秘器治葬，此后“依安平献王孚故事”成为晋代乃至后世礼敬宗室、大臣的最高规格。^[52]但在另一方面，高贵乡公曹髦遇弑时，百官莫敢奔赴，司马孚枕尸于股，哭之恸，曰：“杀陛下者臣之罪”，奏推主者。又逢废立之际，司马孚“未尝预谋，景文二帝以孚属尊，不敢逼”。及武帝受禅，陈留王就金墉城，司马孚拜辞，执王手，流涕歔欷，不能自胜。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在去世之前，司马孚更立遗令曰：“有魏贞士河内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以素棺单椁，敛以时服。”^[53]对于司马孚这一政治姿态，历来争议极大，贬之者斥之为伪，褒之者则赞扬他能在乱世之中维持君臣大节，^[54]现代学者亦有从其他方面寻求解释的，例如朱晓海认为，司马孚这一政治姿态是出于保全司马氏的门户考虑，即在司马懿一支全力“营立家门”的同时，司马孚则扮演的大魏之纯臣的角色，万一司马懿一支夺位不成，尚有司马孚一支可以维持司马氏家族门户不坠。^[55]

如果我们能稍稍离开《晋书·司马孚传》所塑造的谦退自守的长者形象，勾辑出司马孚在魏晋之际政治变局中的实际作为，便不难发现他绝不是一个才具平庸的政治旁观者。每每在司马氏的权力遭遇危机的关键时刻，都能发现司马孚的身影。司马孚素来被认为具有其兄司马懿的风范，在曹魏政权中分别经历过地方郡守与中央官员的历练，颇有建树。在曹、马争夺的决战时刻，追随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与司马师共同担负攻占司马门的关键使命。当司马师掌权之初，面临东关惨败的政治危机时，又是司马孚率军二十万在新城击败了诸葛恪，巩固了司马氏的权力。毌丘俭、文钦起兵，司马师身患目疾，当时朝议多主张由司马孚领军出征，从中亦不难窥见他的才能及其在司马氏集团中的特殊地位。正元元年（254），姜维进击陇右，雍州刺史王经战败，关中动摇，亦是由司马孚前往坐镇，稳定局势。禅让之初，司马孚以太宰的身份，假黄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以防意外之变。^[56]由此可见，在魏晋之际，司马孚决非是一个庸碌无为的保全门户者，每当亡魏成晋的关键时刻，司马孚往往挺身而出，化解危机，尤其是在司马师、司马昭兄弟掌权时，司马孚作为家族中的长老，利用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为其保驾护航，起到了稳定人心的关键作用。观察司马孚在魏晋之际的作为，无疑有大功于晋室，是西晋当之无愧的开国功臣。

因此，作为一名积极的政治参与者，司马孚的命运与司马懿“营立家门”的成败密切联系在一起，自然不可能在魏晋之际持一保全门户的超脱立场，更何况，司马懿父子所为乃是谋逆大罪，一旦失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又岂是司马孚表面上超然物外所能免祸的。因此，若要真正为家族门户考虑，在关键时刻担当重任，维护司马氏专权的局面才是司马孚最好的选择。但是另一方面，司马孚“大魏之纯臣”的政治姿态也不能够简单地斥之为伪。胡志佳指出司马孚尽管生前地位崇高，但司马孚在泰始八年（272）去世之后，武帝于泰始九年以其孙司马隆继为安平王，但司马隆不久之后即于咸宁二年去世，死后因无子国除。据此，胡志佳认为安平国迅速的嗣绝国除与司马孚生前深受尊崇的地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为异事。武帝在司马孚生前身后采取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主要是对司马孚“有魏贞士”身份的不满，在司马孚生前碍于其家族长辈的身份而无法发作，故在其死后听任其国绝，以示惩罚。^[57]胡志佳的这一观察注意到了司马孚死后安平国迅速衰弱的趋势，颇有见地，但是其仅据《晋书·宗室传》的记载判断安平国于咸宁二年国除，立论尚欠坚实。西晋安平国的命运颇为曲折，《晋书》及相关史籍的记载前后牴牾之处甚多，虽经清代学者的详细考辨，也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以下笔者仅在清代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于安平国的命运略加梳理。

司马孚在泰始分封中最受优遇，武帝为了显示对于宗室元老的尊重，安平国封四万户，突破了“邑二万户为大国”的常规，此时是司马孚一支在西晋政治中的极盛时代。但随着司马孚的去世，安平国迅速由盛转衰，司马隆于咸宁二年（276）去世后，根据周家禄、钱大昕等人的研究，武帝在咸宁三年又立司马敦为安平王。^[58]在咸宁三年武帝调整诸侯分封时，在诸侯王国普遍增邑的情况下，安平国被降为次国，仅食一万户，是此次封国调整受到影响最大的诸侯国。^[59]这是安平国由盛转衰的一个关键点，从中也可以透露出武帝对司马孚的态度。其后，司马敦死于太康二年（281），未见有立嗣记载，安平国似乎已经因嗣绝而国除。但是清代学者劳格根据《太平寰宇记》中的一条记载指出，安平国只是改名为长乐国而已，并没有被国除：^[60]

至晋泰始元年，封皇叔祖父子为安平王；太康又改为长乐国，立孚曾孙佑为王；十年割武遂、武邑、观津三县为武邑国，以封南宫王承为武邑王。惠帝时承薨，无后，省还长乐。^[61]

这段关于安平国、长乐国、武邑国之间承续分合关系的记载不见于《晋书》，其中颇有难解之处，^[62]但笔者以为大体上还是可信的。因此，在司马孚死后，安平国虽然被降等为次国，迅速由盛转衰，但是恐怕并没有被国除。

但不管如何，安平国确实在司马孚去世后，被严重削弱，与司马孚生前的位望及其在西晋政治中的地位不符。武帝与司马孚一支的关系颇为复杂，下文还将详论，但通过上文的考述已经可以注意到，司马孚在西晋政治中表面风光的背后，也为其“大魏之纯臣”的政治姿态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因此仅仅以沽名钓誉来评价司马孚在魏晋之际的一系列举动也是有所偏颇的。

如何来理解司马孚在魏晋之际两种取径截然相反的政治行为，笔者认为司马孚临终前遗令中所言的“不伊不周，不夷不惠”一语是解开这一谜团的关键所在。“不伊不周”一语典出班固《汉书》：

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周不伊，丧我四海。^[63]

司马氏家族有“雅好《汉书》名臣列传，所讽诵者数十万言”的家学渊源，^[64]《汉书》中的故实自然是司马孚自幼所熟诵的。

而伯夷、柳下惠两位古代贤人优劣的讨论亦是当时士人常见而熟悉的话题，最初孔子在《论语》中便有所申论：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65]

而孟子则有“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的批评，^[66]于后世影响颇大，汉世扬雄《法言》一书中则有意表彰一种“不夷不惠”的士人形象。

或问：“子，蜀人也，请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其为人也，柰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欤？”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间也。”^[67]

汉代士人所推重的“不夷不惠”，盖是承续孟子对伯夷狭隘、柳下惠不恭的批评，主张更为通达与含容的人生态度，而不是仿效古贤激烈而清介的处世之道。

司马孚在临终之前，用这两个熟知的典故作为自己一生行事的概括无疑蕴有深意。“不周不伊”的本意是指王莽自号宰衡，却无周公、伊尹之忠，致使汉家丧失了天下，司马孚用于此处，当是自责身为曹魏元老，却没有尽到伊尹、周公的责任，致使魏室沦亡，另一方面恐怕也暗示了对司马炎代魏之举的不满，认为其所为与王莽相似。而第二句话，司马孚则存有为自己辩护之意，所谓“不夷不惠”是指不屈其意、不累其身的人生态度，即司马孚自认为在魏晋之际所持的是一个折衷而不偏激的立场，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不像伯夷、柳下惠那样偏执，基本上做到了“立身行道、终始若一”的自我期许。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司马孚一方面对于亡魏成晋的历史过程表示惋惜，为自己没有尽到保傅的责任而感到自责，但在另一方面，他对于自己在此期间的政治行为表示满意，认为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加以选择，并没有为外物所累。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司马孚在魏晋之际的政治态度是终始若一的，他无意模仿伯夷、柳下惠这些古代圣人的刚烈行为，^[68]而是试图在“不夷不惠”中寻找一种平衡。

为何司马孚要采取这样折衷的政治态度，他心中的“不夷不惠”究竟是哪两者之间的平衡？要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恐怕首先要从考索司马孚所处的时代背景入手，司马孚出生与成长的青年时代，正是东汉清议最盛、士风最为凌厉的时期。作为出身儒学家族的青年士人，耳濡目染于这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代，汉末士人激清扬浊的社会风气、秉持君臣大义的高蹈气节自然会在他的生命历程中留下深刻的印迹。但是同样在这个时代，士人对于家族与国家的观感也逐渐发生着变化，笔者以为在魏晋时代被热切讨论的“君父先后”论的话题，不仅体现了忠孝观念的纠结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士人对于国家与家族之间关系的焦虑。^[69]在汉末的乱世中，司马孚的父亲司马防自己随汉献帝西迁长安，而命令长子司马朗返回河内故乡，率领宗族避乱黎阳，从而在战乱中保全了司马氏家族，司马防此举背后无疑蕴含着试图在国家与家族之间寻求平衡的意图。而当年目睹父亲选择的司马孚在半个世纪之后，也要亲身面对君臣大义与家族伦理相冲突的困境，而其所面临选择的困难程度无疑要远高于他的父亲。一方面是自己的兄长子侄都已卷入了“营立家门”的活动，如果司马孚置身事外的话，一旦失败，则有倾家覆族之祸。特别是在司马懿死后，作为家族的长老，司马孚更有义务担负起家族兴衰的责任。另一方面则是君臣伦理的道德规范，作为一位年过七旬的政治老人，他曾经亲身浸濡过汉末砥砺名节的昂扬士风，其半个世纪的仕宦生涯是与曹魏政权的兴衰成败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亲自参与了曹魏开国宏业的元老功臣，以“忠”和“报”为中心的君臣伦理无疑对他的政治行为有着深刻的影响。由此构成的两难困境是在魏晋之际造成司马孚政治行为不断游移的根本原因。处于两难困境中的司马孚“不夷不惠”的自许已经表明了他无意仿效汉末党人那样激烈的抗争方式，而是努力地在国家与家族的两难当中寻找一条“不屈其意，不累其身”的折衷道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司马孚为何会在魏晋之际持一个表面上看来互相矛盾的政治立场。

总之，对于司马孚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不能简单地用平面化或道德化的眼光来加以审视，只有深切地了解他所身处的时代背景及其面临的政治变局，才能真正理解其所深陷的两难伦理困境。

其实与司马孚一样在魏晋之际的历史中表现出复杂面向的士人尚有不少，陈泰便是另外一个极具典型性的个案。与司马孚的情况有所不同，陈泰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汉末清议风潮的洗礼，作为曹魏官僚的第二代，曹魏开国的荣光也与其无关，因此他身上没有肩负父辈的道义责任。陈泰是高平陵政变的同情司马氏者之一，参与了劝说曹爽放弃抵抗的活动。司马懿掌权之后，立刻派遣陈泰出任雍州刺史，与郭淮共同控制关中局势。郭淮死后，陈泰继任为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诸军事，长期坐镇关中，对抗姜维。关中局势的稳定为司马氏执掌朝政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其后征为尚书右仆射，掌选举。司马昭率六军征讨诸葛诞，陈泰总署行台，^[70]在魏晋之际为司马氏家族出力甚多。基于以上事实，一般学者皆将陈泰归入司马氏死党的行列。但这一单向度的形象同样让人忽视了其受士人道德伦理约束的一面。面对高贵乡公被弑，陈泰与司马孚一样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态度：

高贵乡公之杀，司马文王会朝臣谋其故。太常陈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顗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论者，以泰方于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内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王待之曲室，谓曰：“玄伯，卿何以处我？”对曰：“诛贾充以谢天下。”文王曰：“为我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进于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不更言。

帝之崩也，太傅司马孚、尚书右仆射陈泰枕帝尸于股，号哭尽哀。时大将军入于禁中，泰见之悲恸，大将军亦对之泣，谓曰：“玄伯，其如我何？”泰曰：“独有斩贾充，少可以谢天下耳。”大将军久之曰：“卿更思其他。”泰曰：“岂可使泰复发后言。”遂呕血薨。^[71]

这一事件本为史家所熟知，但陈泰这一政治姿态背后的意味，研究者尚注意不多。颍川陈氏作为汉末以来士人家族的首望，陈泰在这一弑君事件中的表现，不但为天下士人所瞩目，更与其家族社会声望的升降沉浮密切相关。因此，面对这一突发性的政治事件时，陈泰首先采取了退而避之的态度，不愿受此牵连，以保守的姿态维护家族门户。^[72]

为此司马昭特命其舅荀顗前往招之，迫使陈泰必须对这一问题做出表态。荀顗所出的颍川荀氏是汉魏时代与颍川陈氏齐名的望族，两族之间有密切的交往、通婚关系，同样两族之间在社会声望方面也存在着互相竞争的关系。“正始中，人士比论，以五荀方五陈”，而与陈泰并称的恰是荀顗，^[73]因此荀氏家族在这场风波中如何表现，与自己齐名的荀顗能否坚守士人的道德原则，是陈泰关注的焦点。因为这不但关系到陈泰、荀顗两人的高下之别，也与陈、荀两族社会声望的沉浮密切相连。^[74]因此当陈泰看到荀顗作为司马昭的使者到来时，无疑认为自己在这件事中表现更好地守护了君臣之义，同时也在陈、荀两族高下的较量中占据了上风，所以他不无得意地告诉荀顗“世之论者，以泰方于舅，今舅不如泰也”。^[75]但是陈泰依然面临着是坚守原则到底，还是与荀顗一同走上妥协之路的选择，从“子弟内外咸共逼之”这一记载来看，荀顗从司马昭那里带来恐怕不只是邀请，还附有政治上的恫吓，如果此时陈泰依然拒绝出现的话，恐怕整个陈氏家族都会受到牵连。在此情况下，陈泰不得不垂涕而入。从中我们可以发现陈泰无论是最初的退而避之，还是最后的垂涕而入，其政治选择的出发点都是在维护颍川陈氏家族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声望。

其实从《世说新语》生动的记载中，我们不难注意到陈泰与司马昭之间非常亲近的私人友谊，“司马景王、文王皆与泰亲友，及沛国武陔亦与泰善”，^[76]但是这种私人的情谊却不能使陈泰放弃士人所担负的道义责任。为了维护士人的道德准则和颍川陈氏家族的社会声望，在高贵乡公被弑这件事上，陈泰采取了严正的立场，提出“诛贾充以谢天下”的善后方案。其实谁都明白，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一方案是不可能被司马昭所接受的，贾充作为司马昭的左膀右臂，在此魏晋嬗代的关键时期，司马昭是绝不可能将其抛出作为替罪羔羊的。而陈泰“惟有进于此，不知其次”的强硬坚持，实际上是在争取一个道德上的制高点，这种坚持为他赢得了“垒块有正骨”的称誉，^[77]但是陈泰的行为维护了陈氏家族声望的同时，也给司马昭带来了政治上更大的难堪，同样也损害了颍川陈氏与河内司马氏之间原本存在的密切关系。这种抉择是一种政治上的两难，陈泰必须要在社会声望与政治权力之间加以抉择。

更可注意的是在《三国志》、《世说新语》注文中所引的《魏氏春秋》、《汉晋春秋》中分别有“泰曰：‘岂可使泰复发后言。’遂呕血薨”、陈泰“归而自杀”这样的记载，然而历代史家或许受制于陈泰是司马氏党羽的这一先入之见，很少有学者采信这一记载，^[78]但陈泰因高贵乡公事而死在《魏氏春秋》、《汉晋春秋》中存有两条出自不同史源的记载，并非孤证，又分别被裴松之、刘孝标采入《三国志》、《世说新语》注中，可知此说在魏晋南朝颇为风行。另外可以注意的是东晋袁宏所作《三国名臣颂》中对陈泰的评论：“玄伯刚简，大存名体。志在高构，增堂及陛。端委兽门，正言弥启。临危致命，尽其心礼。”^[79]其中所谓“临危致命”一语所指涉史事当是陈泰面对高贵乡公之死，不避祸乱，有捐躯致命之举。据《三国志·陈泰传》记载陈泰死于景元元年，并未系月，而高贵乡公事发生于该年五月，则陈泰最迟在此事发生之后的七个月内即告去世，两件事情在时间上非常接近，确实存在着互相关联的可能。孙盛、习凿齿、袁宏皆为晋代史臣，距当时不远，所言当不无凭依，陈寿《三国志》未明言陈泰死因，盖为司马氏讳而已。

而其他一些证据也可以从侧面印证陈泰之死的非同寻常。陈泰死后，司马昭“启顗代领吏部”，^[80]接替陈泰出任尚书左仆射，执掌选举重任的恰恰是在此事中表现积极的荀顗，这一人事任免的变动，难免让人觉得司马昭有论功行赏的嫌疑。尽管《三国志》、《晋书》之中都没有明确标示陈泰去世的原因和荀顗继任这一职务的背景，但《晋书·荀顗传》却特别指出：荀顗四辞而后就职，这一特别谦虚的姿态似乎在暗示荀顗所获得这一任命并不是深孚众望的，所以他不得不做出多次辞让的谦逊姿态来平息争议。尚书左仆射，领吏部，担负着官员诠选的重任，一般由出身名望之家或者颇有清誉的士人担当，无论是从颍川荀氏家族的声望而言，还是就荀顗素与陈泰齐名这一点而论，荀顗无疑是最合适的继任者，平心而论，这一任命应当是毫无争议的。但是高贵乡公被弑之后特殊的政治氛围，加上荀顗非同寻常的谦逊姿态，都为这一“普通”的人事任命笼上了一层疑云。在当时的情境中，荀顗所试图平息的很可能是对其高贵乡公遇弑事件中表现出的“舅不如泰”的政治操守的质疑，同时也暗示了陈泰这位前任的行事给荀顗造成了强大的道德压力。《晋书·荀顗传》中特别强调“顗承泰后，加之淑慎，综核名实，风俗澄正”，^[81]史官此处特别标示荀顗这位继任者萧规曹随，很好地完成了吏部诠选的职责，但这种特别的强调似乎也在提醒读者，荀顗尚书左仆射的任上，一直伴随着前任陈泰的影子。为何这一看似平常的职务交替会显得如此的引人注目，其原因只能追溯到两人在高贵乡公被弑一事上的不同表现，只有这一事件才能彻底扭转过去“泰方于舅”的普遍看法，对于荀顗构成特殊的道德压力。因此可以推测陈泰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恐怕要比以往学者认为的更为激烈。

而颍川陈氏家族在西晋的迅速陨落，则反映出陈泰去世后，其家族与司马氏关系的日渐疏远，据《陈氏谱》：“群之后，名位遂微。”^[82]西晋建国之后，汉魏二朝四世并有重名的颍川陈氏毫无征兆地突然衰落，子孙虽仍有仕宦，但已非政治核心圈中的人物。如果陈泰果真是司马氏的死党，以其在魏晋之际的作为，其子孙在“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83]的西晋平庸无闻确实是一件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其间的奥秘或许只能从高贵乡公死后颍川陈氏与司马氏关系的变化中来加以探求了。

以上笔者通过对于司马孚与陈泰两人在魏晋之际政治行为的诠释，试图重建因为史书书写而被遮蔽的魏晋士人的复杂面向，并借助个案分析展示士人群体在此期间面临的种种道德挑战。魏末士人所处的时代上承汉末清议风潮的余烈，下开士族社会注重家族利益的风气，正是由于处于这样一个社会文化的转型期，司马孚、陈泰为代表的魏晋士人在面临从魏臣到晋臣这一身份转换时，往往面临着复杂的矛盾与道德困境，“家”与“国”之间的纠结，“公”与“私”之间的颉颃在魏晋之际纷繁复杂的历史图景显得格外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