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氏集团的权力结构与矛盾衍生

第三节　司马氏集团的权力结构与矛盾衍生

在本书的第二章中，笔者通过对伐蜀之役的人事布局安排以及邓艾、钟会矛盾形成过程的分析，初步揭示了司马氏集团内部存在的矛盾。本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魏晋之际司马氏集团逐步凝聚形成的过程中，其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及其矛盾衍生的过程，揭示司马氏集团结构上存在的不稳定性，从而为我们深入地探讨西晋新朝甫立，便政争不断的反常现象奠定基础。

司马氏集团最初脱胎于司马懿在曹魏政治中的权势网络，经过祖孙三代四人近二十年的努力方才逐步凝聚成型。在这一政治集团在成形的过程中，存有形成过程复杂与凝结周期长这两大特点。要观察司马氏集团内部的权力结构，咸宁元年（275）八月壬寅配飨于庙的功臣名单是一份重要的文献，列入其中的共计有十二人：

以故太傅郑冲、太尉荀顗、司徒石苞、司空裴秀、骠骑将军王沈、安平献王孚等及太保何曾、司空贾充、太尉陈骞、中书监荀勖、平南将军羊祜、齐王攸等皆列于铭飨。^[84]

对于这份名单所蕴含的政治意义，朱晓海已做了较好的揭示，指出这份名单反映的是从司马昭后期到司马炎时期司马氏集团的权力结构，能够较为清晰地体现出司马氏集团内部的亲疏关系以及各人在魏晋之际的政治立场。其中在晋初的三公当中，取郑冲、何曾，而舍弃声望更高的王祥，其主要原因在于王祥在魏晋嬗代时持更为超然的立场，高贵乡公遇弑，王祥号哭“老臣无状”，见司马昭揖而不拜，陈留王禅位，王祥恨恨，有送故之情。^[85]相对而言，郑冲虽然人望较低，但表现却积极得多，其率百官劝司马昭进晋王、受九锡，驰遣信，就阮籍求劝进文，魏帝禅位，又使郑冲奉策，^[86]两人不同的政治态度决定了他们在功臣铭飨名单上的一进一出。^[87]通过朱先生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尽管司马氏表面上对王祥这样的士人之望优礼有加，委以高位，但实际上却仍有明显的亲疏之别，只是将其充作点缀的门面的装饰物而已，并不能在司马集团的权力结构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围绕着这份名单所揭示的问题，除了朱晓海所阐发的之外，还有不少地方可做进一步申论。在这十二人中，司马孚、司马攸为西晋宗室，暂且不论。异姓十人中，虽然郑冲较之于王祥在政治上更加接近司马氏，但他出身寒微，父祖无闻，与司马氏家族本无渊源，之所以能以儒宗登保傅，主要缘于司马氏欲借其士望，邀揽人心。实际上郑冲在魏晋之际的主要作用只是奉策、劝进等礼仪性的使命，^[88]并无实权，因此，其地位虽高，却并非是司马氏集团核心圈中的人物。剩余的九人之中，石苞起自徒隶，为司马师所拔擢信用，是晋初功臣中极少的出身微贱的特例。羊祜外祖为汉末名士蔡邕，泰山羊氏九世二千石，是两汉名族，但羊祜父祖在曹魏政治中地位平平，羊祜直至司马氏专权的后期方才出仕，^[89]却能迅速跻身于司马氏集团的核心圈中，主要依凭当是其司马氏姻亲的特殊身份。而其余荀顗、裴秀、王沈、何曾、贾充、陈骞、荀勖七人皆是曹魏官僚的子弟，他们构成了司马氏集团核心圈的主干。其中荀勖的情况略有特殊，荀勖尽管出身于颍川荀氏家族，但其父荀肸早亡，依于舅氏颍川钟氏，故其与外家颍川钟氏家族关系似乎更加密切，“钟会反，主簿郭奕、参军王深以荀勖是会从甥，少长舅氏，劝帝斥出之”便可证之。^[90]此外，荀勖作为钟会之甥，以年辈而论，是司马氏集团核心圈中唯一的曹魏官僚第三代子弟，与武帝司马炎平辈，而荀顗等其他六人则皆是曹魏官僚的第二代子弟，年辈与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相若，高过武帝司马炎一辈。在这九人中，荀顗、何曾、贾充、石苞四人在司马懿、司马师父子时代就已成为了司马氏集团的重要成员，而裴秀、王沈、陈骞、荀勖、羊祜五人则要到司马昭执政时期方才逐步崭入头角，跻身司马氏集团的核心圈中。

应该说，这份十二人的名单构成了西晋立国之后官僚机构的核心，在魏晋嬗代之际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平蜀之后，郑冲、贾充、羊祜三人负责制定礼仪、律令，裴秀改订官制，建议开建五等之爵，自骑督以上六百余人皆封，^[91]建立新朝所需的各项制度、文化准备工作皆是由以上诸人设计完成的。石苞“每与陈骞讽魏帝以历数已终，天命有在”，^[92]羊祜与荀勖共掌机密。“迁中领军，悉统宿卫，入直殿中，执兵之要，事兼内外”，^[93]而在改朝换代的关键政治时刻，以上诸人亦是鞍前马后，出入要津，居功厥伟。因此，新朝肇立，论功行赏，对于诸位从龙功臣报之以高官厚禄：

以骠骑将军石苞为大司马，封乐陵公，车骑将军陈骞为高平公，卫将军贾充为车骑将军、鲁公，尚书令裴秀为钜鹿公，侍中荀勖为济北公，太保郑冲为太傅、寿光公，太尉王祥为太保、睢陵公，丞相何曾为太尉、郎陵公，御史大夫王沈为骠骑将军、博陵公，司空荀顗为临淮公，镇北大将军卫瓘为菑阳公。^[94]

世祖武皇帝即位之初，以安平王孚为太宰，郑冲为太傅，王祥为太保，司马望为太尉，何曾为司徒，荀顗为司空，石苞为大司马，陈骞为大将军，世所谓八公同辰，攀云附翼者也。^[95]

司马炎称帝之后，首批受封为公爵的十一名异姓功臣中，后来列入配飨名单的功臣占了其中的九位，^[96]不在其列的只有王祥、卫瓘两人。卫瓘本传载：“时权臣专政，瓘优游其间，无所亲疏”，卫瓘平蜀之后固辞封赏，太康初年又固辞尚主之命，^[97]可见卫瓘虽是魏晋之际重要的政治人物，却一直有意与司马氏集团保持距离，因此未被列入配飨名单之中。而在晋初“八公”之中，后来有六位被列入了铭飨名单，未被列入的两位是王祥与司马孚之子司马望，可见配飨名单所列的十二人确实包含了司马氏集团的最核心的成员。若依据晋初“八公”的地位高下来看，在配飨功臣名单中地位最高的六人当是司马孚、郑冲、何曾、荀顗、石苞、陈骞。但魏晋之际政治的微妙之处就在于，以上六人虽然政治地位崇高，主要是为了犒赏他们从司马懿时代开始为司马氏集团所作的贡献以及政治平衡的需要，却并非因为他们是年轻的皇帝司马炎的亲信。而当时真正构成司马炎时代决策核心的恰恰是不在这“八公”之列的贾充、裴秀、荀勖、王沈、羊祜五人。司马昭后期与司马炎时期，《晋书》各人本传之中，曾多次开列司马氏心腹的名单，间有同异，颇能反映出当时司马氏集团权力结构的变迁：

（陈）骞少有度量，含垢匿瑕，所在有绩。与贾充、石苞、裴秀等俱为心膂，而骞智度过之，充等亦自以为不及也。^[98]

（王）沈以才望，显名当世，是以创业之事，羊祜、荀勖、裴秀、贾充等，皆与沈谘谋焉。^[99]

（钟）会平，（荀勖）还洛，与裴秀、羊祜共管机密。^[100]

帝甚信重（贾）充，与裴秀、王沈、羊祜、荀勖同受腹心之任。

泰始中，人为充等谣曰：“贾、裴、王，乱纪纲。王、裴、贾，济天下。”言亡魏而成晋也。^[101]

在以上五份司马氏心腹的名单中，第二、四两份是完全相同的，列举的是贾充、裴秀、荀勖、王沈、羊祜等五人，恰好是未在晋初“八公”之列，后来却配飨于庙的五位异姓功臣，第三份所列的荀勖、裴秀、羊祜三人与第五份所列的贾充、裴秀、王沈三人皆包含在这五人当中，因此除了第一份名单之外，后四份名单可以视为同一来源，只是详略不同而已，唯有第一份名单所列出的陈骞、贾充、石苞、裴秀四人之中，陈骞、石苞两人从未在后四份名单中被提到过，其间反映出的权力核心圈的变迁，值得关注。

关于石苞，我们有非常充分的证据表明其在晋武帝的时代已经失宠，泰始四年（268）九月，^[102]由于司马炎对石苞的猜忌，险些激起第四次淮南之变：^[103]

自诸葛诞破灭，（石）苞便镇抚淮南，士马强盛，边境多务，苞既勤庶事，又以威德服物。淮北监军王琛轻苞素微，又闻童谣曰：“宫中大马几作驴，大石压之不得舒。”因是密表苞与吴人交通。先时望气者云“东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武帝甚疑之。会荆州刺史胡烈表吴人欲大出为寇，苞亦闻吴师将入，乃筑垒遏水以自固。帝闻之，谓羊祜曰：“吴人每来，常东西相应，无缘偏尔，岂石苞果有不顺乎？”祜深明之，而帝犹疑焉。会苞子乔为尚书郎，上召之，经日不至。帝谓为必叛，欲讨苞而隐其事。遂下诏以苞不料贼势，筑垒遏水，劳扰百姓，策免其官。遣太尉义阳王望率大军征之，以备非常。又敕镇东将军、琅邪王伷自下邳会寿春。苞用掾孙铄计，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闻之，意解。及苞诣阙，以公还第。苞自耻受任无效而无怨色。^[104]

由于司马懿与淮南渊源不深，如何控制淮南是司马氏代魏过程中遭遇的最大挑战之一，甘露三年（258）平定诸葛诞，次年司马昭命石苞都督扬州，至泰始四年恰好满十年。在石苞的控制下，淮南局势稳定，为司马氏家族代魏创造了稳定的外部环境。作为专制一方的地方诸侯，石苞掌握了可观的军事力量，对于中央政务也颇有发言权，司马昭去世，贾充、荀勖议葬仪未定，石苞赶回，云“基业如此，而以人臣终乎？”石苞的这一表态不但决定了司马昭不以人臣之礼安葬，事实上启动了魏晋禅让的仪式，^[105]更重要的是其以地方实力派的身份公开宣布了自己对魏晋嬗代的支持，对于推动司马炎代魏称帝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其后他又联合另一位掌握兵权的地方诸侯，都督荆州诸军事陈骞一起向魏帝施压，“讽魏帝以历数已终，天命有在”，本传所言“及禅位，苞有力焉”绝非是一句空言。^[106]既然石苞有大功于晋室，又率先表态支持武帝代魏，司马炎为何会对其产生猜忌？

从整个事件的经过来看，大约有两件事情造成了武帝的疑忌，一是淮北监军王琛捕风捉影的报告，另一个则是东吴方面的离间之谋，“（丁）奉与晋大将石苞书，构而闲之，苞以征还”。^[107]但一般而言，晋、吴前线的两国统帅互通声讯颇为寻常之事，稍后羊祜坐镇荆州，与吴将陆抗使命交通，往来不绝，便是一例。^[108]石苞坐镇淮南十年，类似的使命往来与离间谣言恐非稀见，^[109]但为何武帝会如此轻信此无根之言，未加按覆便对一位功勋卓著的老臣妄加猜忌，虽有羊祜为之辩解而终不能释其疑，进而迫不及待地秘密派遣司马望、司马伷两位宗室率领大军准备武力进讨，这一过激的反应不但颇有蹊跷之处，更与司马氏优容功臣的一贯做法相悖。若非石苞应对得当，放兵步出，待罪都亭，恐不免最终酿成第四次淮南之乱。

在这一事件中，淮北监军王琛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王琛其人史籍中仅此一见，事迹无考。^[110]淮北都督区系曹魏甘露二年从扬州都督区析置而出，^[111]主要目的在于削弱扬州军政的实力，以免造成地方势力尾大不掉的局面。淮北的设置本来就负有制衡扬州的目的，因此王琛向司马炎汇报石苞的动向，或是其职责所在，或是出自司马炎的授意，并不足为奇。由于王琛“轻苞素微”，于是假借当时流行的“宫中大马几作驴，大石压之不得舒”童谣，^[112]诬陷石苞与吴国交通，成为这一事件的导火索。从《晋书》的记载来看，王琛欲诬陷石苞的诱因其实非常简单，乃是鄙视石苞卑微的出身。上文已经指出，构成司马氏集团主干的是曹魏贵戚的子弟，石苞作为其中少有的异类，与邓艾的情形相似，在这一群体中显得格格不入。王琛名位远在石苞之下，却敢以出身轻之，便是一证。在魏晋之际，石苞的出身不但为同僚所鄙视，甚至为属下所轻侮：

（孙）楚后迁佐著作郎，复参石苞骠骑军事。楚既负其材气，颇侮易于苞，初至，长揖曰：“天子命我参卿军事。”因此而嫌隙遂构。苞奏楚与吴人孙世山共讪毁时政，楚亦抗表自理，纷纭经年，事未判，又与乡人郭奕忿争。武帝虽不显明其罪，然以少贱受责，遂湮废积年。初，参军不敬府主，楚既轻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113]

孙楚之祖孙资是魏明帝的亲信，权倾一时，但孙资素有恩倖之名，并不为时人所重，其子弟尚需借助父辈的权势，方才能勉强跻身以夏侯玄为中心的人物品评网络：

是时，当世俊士散骑常侍夏侯玄、尚书诸葛诞、邓飏之徒，共相题表，以玄、畴四人为四聪，诞、备八人为八达，中书监刘放子熙、孙资子密、吏部尚书卫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势位，容之为三豫，凡十五人。^[114]

尽管孙楚才藻卓绝，被并州大中正王济目为：“天才英博，亮拔不群”，但其少贱，素少乡曲之誉，年四十余方才出仕，^[115]可见其家族并非清贵门第。但即使如此，孙楚亦足以自傲于石苞，甚至以下凌上，轻侮府主，可见对于石苞出身的轻鄙是司马氏集团内部的普遍心态，而非王琛一人的特例。以曹魏贵戚子弟为主干的西晋官僚层对于石苞的排斥，在其被召入京之后，依然表现得十分明显。石苞至，武帝甚有惭色，这一事件本来完全是由于武帝的过分猜忌而引起的，但石苞依然为此受到了谴责，免官，以公还第。郭廙上书为石苞抱不平，武帝欲起之为司徒这样的闲职，又遭到有司的阻挠，认为“苞前有折挠，不堪其任。以公还第，已为弘厚，不宜擢用”。^[116]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又出现了“有司”的身影，从上文的邓艾、王濬，到此处的石苞，这些人都是代表西晋官僚阶层意见的“有司”敌视的对象，那么西晋官僚阶层的主流意见如何则不言而喻了。此外，石苞之子石崇与裴秀从弟裴楷两人志趣各异，互不交往，^[117]从中也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隔阂。

曹魏官僚贵戚的子弟，作为组成西晋官僚阶层的主要成分，在西晋政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基于不同的社会、文化出身，同其声类，排斥出身低微、后起的司马氏集团成员，从而堵塞了统治集团内部的上升渠道，造成了司马氏集团中结构性的矛盾，同时也是晋初政治纷争的重要渊源。这种排斥不仅见于石苞，在前文中所讨论的邓艾、王濬等人身上也有充分的体现，其后荀勖自以大族，疾视张华亦是其中一例。^[118]这种曹魏官僚子弟群体为了垄断既得的政治利益而表现出来的排他性，党同伐异，不但激化了司马氏集团内部的矛盾，而这种对于政权的垄断，在抑制了官僚阶层的内部流动的同时，造成了整个官僚集团僵化而缺少活力，无法应对新的政治危机。左思《咏史诗》中“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一联便是对这一情形生动的描写，这也是西晋短促灭亡的重要诱因。

解读石苞事件的另一关节点在于为何司马炎会轻易听信王琛风闻言事，堕入吴国的反间之谋，甚至不顾羊祜的劝谏，立刻做出了派兵进讨的过激反应。这明确说明，当时的石苞已非武帝的亲信，否则司马炎也不会仅凭一份漏洞百出的诬陷之词，无端猜忌一位功勋卓著的老臣，所谓“陈骞与贾充、石苞、裴秀等俱为心膂”的记载无疑反映的不是武帝时代的政治现实。那么，石苞究竟是在何时、又是如何失去了司马氏集团核心人物的地位，其背后又包含着什么样的政治变动？石苞很早就居于司马氏集团的核心圈中，曾任司马师中护军司马，深得司马师的信任与重用，直至平定诸葛诞后，司马昭还将专制淮南的重任交予他，说明至少在此时，石苞依然是司马氏的亲信之一，“俱为心膂”的记载是可信的。那么这一情况发生改变，只能发生在司马昭执政的晚期或司马炎继位之初，因为代替石苞、陈骞进入司马氏集团核心圈的王沈、羊祜、荀勖都是在这一时期才逐渐开始在政治上崭入头角的。王沈是通过出卖高贵乡公，向司马昭通风报信，赢得司马氏的信任与重用，羊祜在司马昭执政初年方才出仕，最初作为高贵乡公的文学侍臣，“祜在其间，不得而亲疏，有识尚焉”，直到钟会死后，与荀勖共掌机密，才逐渐担负起政治上的重大责任，荀勖参与机密的时间大体与羊祜同时。^[119]可知羊祜、荀勖、王沈等人代替石苞、陈骞进入司马氏的核心圈是魏晋嬗代之前，司马氏集团内部权力结构的一项重要变化，值得重视。

导致这一变化的客观因素是钟会的反叛使得司马氏集团的决策中心出现了真空，平定钟会之后，羊祜、荀勖、裴秀等人共管机密的局面很可能就是为了填补钟会留下的空缺，而石苞、陈骞出镇地方也使其在客观上远离了中央的决策核心。但在主观方面，司马昭在执政后期，已越来越倾向于立司马炎为世子，放弃司马师的嗣子司马攸，从而将“景王之天下”转化为自家之天下。从目前的史料来看，这一决定最终形成大约是在咸熙元年（264）八月，“命中抚军炎副贰相国事”，这是一个再明确不过的政治信号，同年十月丙午，立司马炎为晋世子，^[120]其地位得以完全确定。司马昭在做出决定之前，曾向司马氏集团中的重要人物征询意见，我们现在可以知道贾充、裴秀、山涛等人先后表态支持立司马炎为嗣，但当时是否还存在一股支持司马攸的力量，在立嗣过程中是否还存在其他的政治争斗，由于史文缺载，我们不得其详。但是，司马昭一旦做出这一重大决定之后，为了适应这一变化，必须对其集团内部的权力结构进行调整，从而为司马炎搭建一个可以保证其顺利接班，并辅助其进行政治决策的政治班底，石苞、陈骞从权力中心的淡出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我们现在无法了解到石苞在司马炎、司马攸两人之间的政治倾向，但是作为已故的司马师亲自拔擢的人物，在司马氏家族的权力重心逐渐转向司马昭一支时，年近七旬的石苞逐渐淡出司马氏集团权力中心的迹象已相当明显。对此背景有所认识之后，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为何在司马昭死后，石苞坚持不能按照人臣之礼安葬，并进而联合陈骞，逼迫魏帝退位。这一系列旗帜鲜明的政治姿态，无疑是在向司马炎宣示自己的忠诚，而只有当石苞已经意识到司马炎对其的信任正在逐步降低时，才需要表现出如此积极的政治态度。

虽然在咸熙二年最终完成了亡魏成晋之业，但登上帝位的司马炎相对而言是一个弱势的皇帝。他登基时已经三十岁了，却并无多少实际的政治历练，既没有担当过关键性的行政职务，也没有领兵出征或者出镇州郡的经历。其父司马昭在完成了平蜀称王、开建五等、制定礼律等几乎所有嬗代的准备工作后，在距离帝位仅差一步时去世。尽管史书未载司马昭去世的详情，但在咸熙二年五月司马昭完成了建天子旌旗，进王妃为王后，立世子为太子，建晋国百官等一系列程序之后，至八月去世之间，史书记载中留下了三个月的空白，可以推知司马昭是在这三个月中暴病不起，突然去世的。^[121]可以说，司马炎的继位是在出现意外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距离其被确立为晋世子不过一年的时间，在这短短的一年之中，司马炎不可能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治班底，其所能依赖的只能是父亲留下的老臣们。为了尽快地确立君臣名分，司马炎在司马昭去世四个月后就完成了魏晋禅让。但是司马炎建立西晋完全是依靠父祖遗业，并无自己独立的政治基础，甚至其世子的地位尚是在贾充、裴秀等人的拥戴下方才获得的，而以曹魏政治网络中长期形成的累世交往、通婚关系而论，除了荀勖之外，当时主导西晋政治的核心人物，无论是宗室方面的司马孚、司马望，还是功臣中的贾充、裴秀、羊祜，几乎都是司马炎的长辈。在此情形下，作为一名缺乏政治经验的皇帝，司马炎所能运用政治资源相当有限，只能被动地继承司马昭后期形成的贾充、裴秀、荀勖、王沈、羊祜等人组成的政治决策核心。

司马炎在立国之初，或是出于对石苞率先表态支持魏晋嬗代的政治回报，或是为了安抚石苞这位手握重兵、却是出自司马师拔擢的政治要人，在封十一位异姓功臣为公爵时，出人意料地把石苞列在了第一位，而把另一位地方诸侯，同样在司马昭后期淡出决策核心的陈骞列在第二位，排位在贾充、裴秀诸人之前，这一排列顺序无疑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其中透露出的政治讯息耐人寻味。^[122]但是，等到武帝的权力逐渐稳固之后，专制淮南的石苞一直是其难以放心的因素。淮南在魏晋之际爆发了三次反对司马氏的起兵，又地处抗吴的前线，便于与吴国交通，是魏晋之际变乱的渊薮。淮南的稳定对于西晋政权至关重要，而专制淮南的石苞出身寒微，又非出自于曹魏原有的政治网络，其自魏末离开京师，出镇地方近十年，其间与司马炎恐怕也无多少交往的机会，得以建立起君臣之间的政治信任。而朝中的大臣大多因石苞出身低微，对其表示不满，加之石苞与司马师特殊的渊源，这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都使其成为被武帝猜忌的对象，险些步邓艾的后尘，一夜之间从元勋功臣沦为阶下之囚。

总而言之，配飨于庙的十二位功臣，大体上反映出了司马昭后期至司马炎时期，司马氏集团内部的权力结构。但是，借助石苞事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权力核心并非是稳定而团结的，其内部不但存在着亲疏之别，人员构成也随着司马氏父祖兄弟的相继执政而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在武帝继位之初，贾充、裴秀、荀勖、王沈、羊祜五人构成了一个辅佐武帝执政的更为亲要的权力核心，但是这一权力核心中所有的成员都是司马氏家族最为熟悉的姻亲与世交，没有任何起自孤寒的新鲜血液。这种政治基础的狭隘化实际上是西晋立国之初，暮气已深的重要原因。而石苞作为这一政治群体中的异质力量以及司马师时代的政治孑遗，尽管被奉之高位，却早已名实不符，成为一个在政治上被高高挂起、小心防范的对象。尽管石苞事件只是晋初一次偶然爆发的政治冲突，但是从这一突发事件中，我们不难发现晋初君臣之间所存在的裂痕与矛盾。这种由于司马氏集团内部权力结构的演变而埋藏的缝隙，加之皇帝猜忌、大族歧视等相关因素的发酵作用，在晋初的政坛上被迅速放大，最终成为撕裂、摧毁西晋权力结构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