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咸宁二年：不起眼的转折之年
晋武帝司马炎自泰始元年（265）称帝，至太熙元年（290）去世，共在位二十五年。在以《晋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的观念中，大约以太康元年（280）平吴为界，将武帝时代的政治划分为前后两段。在前一个时段中，武帝可以算是励精图治的英明之主，积蓄力量，扫清吴会，完成了统一大业，所谓“承魏氏奢侈刻弊之后，百姓思古之遗风，乃厉以恭俭，敦以寡欲。有司尝奏御牛青丝纼断，诏以青麻代之。临朝宽裕，法度有恒”；但在平吴之后，陶醉于胜利喜悦之中的武帝失去了敦勉勤政的政治态度，“天下乂安，遂怠于政术，耽于游宴，宠爱后党，亲贵当权，旧臣不得专任，彝章紊废，请谒行矣”，并在太子废立的问题上犯下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爰至未年，知惠帝弗克负荷，然恃皇孙聪睿，故无废立之心”，《晋书》最后总结道：“中朝之乱，实始于斯矣。”[1]将西晋的短促而亡归因于武帝晚年的失政。
《晋书》的这一叙事对于后世史家影响颇大，延及于今。但是站在史料批判的立场上，我们首先需要注意到《晋书》这一表述背后唐人观念的影响。《晋书》成于唐初，唐太宗素来重视历史对于现实政治的诫鉴作用，而《晋书·武帝纪》的论赞部分更是出自于李世民的亲笔，我们有理由相信《晋书·武帝纪》最后部分对于武帝一生的总结包含有唐人意识形态的成分。李世民一生遭遇过两次嫡庶之争，第一次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中，杀兄逼父，登上了帝位，第二次则是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的储位之争。因此，晋武帝在太子废立问题上的历史教训在唐初具有当代史的特定意义，因此李世民在《晋书·武帝纪》的论赞中对于晋武帝晚年失政的强烈批评，主张“夫全一人者德之轻，拯天下者功之重，弃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2]实际上是借古讽今，直接指向了唐初的政治现实，蕴有为自己的政治举措辩护之意。明晰了这一时代背景，我们有必要更加审慎地对待《晋书》对武帝一朝政治特征的评论。特别是安田二郎已从考辨《晋书》所谓“武帝好色”的记载入手，已经指出“武帝采女”之事实际上发生于泰始九年，存在着扩张外戚群体，巩固权力的政治目的，与所谓的太康失政并无关联。[3]在此情形下，我们更应该对以平吴为界划分武帝一朝政治的传统观点加以批判性的反思。[4]
如果一定要在武帝一朝政治变化的自身脉络中寻找一个时间节点的话，笔者个人更加倾向于将咸宁二年视为一个具有政治转折意义的年份。从表面上来看，这一年并无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生，是在历史长河中毫不引人注目的平淡之年。但如果以此划线，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此前后，武帝一朝的政治特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如本书第三章所指出的那样，作为一个缺少政治基础的皇帝，武帝继位之初面临着功臣、宗室两股既成的政治势力，因此在武帝时代的前十年中，作为一个弱势的皇帝，司马炎基本上采取了端拱无为的政治姿态，沿用司马昭遗留的政治班底，更多地是在朝廷的政治纷争中扮演一个平衡者的角色，而不是一个强有力的决定者。武帝固然在暗地里通过种种手段，巩固皇权，抑制宗室、功臣的力量，但至少在表面上表现出了尊重原有的政治格局的态度，维护功臣与宗室的既得利益。但在咸宁二年之后，局势发生了明显的改观，武帝转变为一个积极的政治介入者，通过将外戚势力引入政治，主导了西晋政治格局的改变。从咸宁二年开始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强硬的政治举措，打压朝中倾向于齐王攸的政治力量，随着太康四年（283）齐王攸的抑郁而死，武帝彻底摆脱了宗室、功臣势力的掣制，得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完成对西晋政治格局的改造。而太康元年平吴事业的成功，则是一个强有力的外部因素，改变了武帝功业不足的一贯形象，使其具有凌驾于功臣、宗室之上、成为一个强势帝王的政治资本。如果说，咸宁二年之前的武帝只是西晋政治中的平衡者的话，那么在此之后武帝逐渐转变为西晋政治真正的决定者。
武帝政治姿态“由守转攻”的关键变化，便起源于这并不起眼的咸宁二年。咸宁二年的开端便预示着这恐怕不是一个吉利的年份，“二年春正月，以疾疫废朝”。[5]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正月元旦的元会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朝会，象征着国家礼仪秩序的建立与君臣关系的确认，[6]武帝因病取消了咸宁二年的元会，放弃了这一体现国家秩序的重要政治场合，说明其病势无疑相当的沉重。那么这场将四十一岁的武帝击倒的疾疫又源于何处？我们知道在咸宁元年十一月的癸亥至己巳之间，武帝还曾大阅于宣武观，说明此时武帝的健康状况毫无问题。那么武帝突然身染重病的惟一可能便与当年十二月，在首都洛阳爆发的瘟疫流行，死者太半的重大灾难有关，[7]可以相信武帝的因病废朝，应当是感染了这场流行性的瘟疫。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瘟疫是一种死亡率非常高的传染性疾病，武帝虽然贵为帝王之尊，也未必能够逃脱这场灾难，甚至一度传出了“不豫”的消息，大约到了咸宁二年三、四月间，武帝的病势才逐渐好转。
先是，帝不豫，及瘳，群臣上寿。诏曰：“每念顷遇疫气死亡，为之怆然。岂以一身之休息，忘百姓之艰邪？诸上礼者皆绝之。”[8]
从以上的感叹中我们可以注意到这场险些夺去武帝生命的疾疫，同样在其精神世界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9]使尚在壮年的武帝一下子看到了死亡的迫近，必须要开始考虑身后的政治安排。当时列于铭飨的十二位功臣之中，已有郑冲、荀顗、石苞、裴秀、王沈、司马孚七人故世，尚在世的不过何曾、贾充、陈骞、荀勖、羊祜、司马攸五人，[10]本来年纪较轻的武帝，完全可以等待自然规律发生作用，待到故老凋零之后，再确立自己的政治班底。但是这场疾疫的发生，无疑让武帝对生命的无常有了更为深切的感受。
更为糟糕的是，在武帝病重，朝廷处于权力真空期的小半年中，朝野上下围绕着拥立齐王攸的一系列的政治活动，让武帝清晰地感受到自己权力的不稳。首先需要揭橥的是取消元会这一举措对于整个帝国的政治舆论所能产生的巨大冲击，元会不同于普通朝会之处便在于其参与人数的众多和影响的广泛，对于整个帝国的政治秩序有着重大象征意义。根据西晋的制度，一年之中最重要的两次朝会分别安排在冬至与元旦，但“冬至小会，其仪尚亚于岁旦”。按照《咸宁仪注》的记载元旦元会的主要参与者是在京的六百石以上官员、各诸侯王、各州郡奉使上计的计吏、各藩属国、少数民族首领的使者，元会分为晨贺、昼会两个部分，参与人数可达上万之众，在元会过程中进行的委贽、上寿、宴飨、歌舞、上计吏敕戒等一系列仪式，具有确认朝廷君臣秩序、展现中央对于地方的权威、构筑四夷来朝的政治图景等诸方面的重要意义。[11]更为关键的是由于元会参与人数众多，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和各地上计吏赶往京城都需要耗费相当的时间，可以推想在上年十二月时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展开。武帝因病突然取消元旦的元会，无疑会在准备参与元会的上万名官吏中引起强烈的疑虑。这一关系到国家体制的重大典礼的突然取消，实际上是将武帝病危的消息透露给帝国上下所有的官吏，使得皇帝身体状况这样绝密的消息不再能够像往常那样被保守在宫闱之中，而成为整个朝野上下关注的公共话题。由于武帝在上年十一月时身体状况尚佳，肯定出席了冬至的小会，却在短时间内突然爆出病危的消息，明眼人很快便可以将其与十二月洛阳发生的大瘟疫联系在一起。由于古人对于瘟疫这一疾病普遍抱有强烈的恐惧心理，[12]可以想象皇帝病危与洛阳大疫这两条爆炸性的消息通过各州郡上计吏的返回，[13]迅速在整个帝国悄悄地流传开来，将对官吏士民的心理产生何等的冲击，从而使帝国上下弥漫着恐慌与紧张不安的情绪。[14]在此背景下，身处于权力中枢的官员开始秘密地讨论武帝身后事的安排，其实并不能算是一个太过分的举动。
武帝病危期间，侍于其旁、参医药的是贾充、荀勖、齐王司马攸三人，可以说在武帝病重的小半年中，这三人组成了西晋政治的权力核心。一旦武帝有所不测，将由这三人全权处置后事，控制朝政。由于太子司马衷的愚鲁早已是朝野上下普遍忧虑的问题，在武帝病危，朝政不稳的情况下，继承人问题再次浮现了出来，成为朝臣们关注的焦点。与以往所不同的是，过去倾向于支持武帝立场的贾充此次也表现出了犹豫：
会帝寝疾，（贾）充及齐王攸、荀勖参医药。及疾愈，赐绢各五百匹。初，帝疾笃，朝廷属意于攸。河南尹夏侯和谓充曰：“卿二女婿，亲疏等耳，立人当立德。”充不答。及是，帝闻之，徙和光禄勋，乃夺充兵权，而位遇无替。[15]
在武帝病危，朝廷群龙无首的局面下，作为一名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老臣，贾充充分了解几个月的权力真空背后所蕴藏的危险性以及太子司马衷的难堪大任。在全国上下人心惶惶的情况下，一旦武帝身故，以司马衷愚鲁的资质，能否顺利地登上帝位，担负起稳定人心的政治重任，实在是一个巨大的疑问。[16]因此，当夏侯和劝说他立人当立德时，贾充选择了保持沉默，以观察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夏侯和身为河南尹，负责洛阳地区的行政与治安，在这样关键的政治时刻，地位举足轻重，[17]其向贾充公开暗示对于齐王攸的支持，一方面当然是要争取重臣贾充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支持齐王攸的政治势力已经积聚了相当的力量，一旦武帝故世，未必没有发动宫廷政变夺取政权的可能。处于这一政治漩涡中心的贾充，其所持的立场对于双方力量的消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素来以擅长观察政治形势著称的贾充，此时的沉默，并不代表无所作为，恐怕其也需要进一步观察事态的发展和双方政治实力的对比，从而决定自己的政治态度。
但是武帝幸运地活了下来，并且恢复了健康，那么所有拥立齐王攸的努力只能暂时告一段落，西晋政治表面上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之中。但可以想见，武帝一旦获悉在其病危期间，朝野上下关于拥立齐王攸的种种密谋，心中的震惊与不安会是何等得强烈。钟摆虽然再次摆回到了原地，但齐王攸的威胁已经在武帝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观察其后几年武帝一系列的政治举措，可以清晰地发现武帝政治策略的转变。武帝一改原来政治平衡者的形象，而是利用皇权的力量重组西晋政治的权力结构，从而保证皇帝的权威不再受到挑战与威胁，进而巩固太子的地位。
武帝病愈之后所采取的第一项行动便是针对这场密谋的两个关键人物——夏侯和与贾充。武帝解除了夏侯和河南尹的职务，迁为光禄勋的闲职，接替夏侯和出任河南尹的当是王恂：
武帝咸宁三年诏曰：河南百郡之首。其风教宜为遐迩所模，以导齐之。侍中、奉车都尉王恂忠亮笃诚，才兼内外，明于治化，其以恂为河南尹。[18]
王恂是王肃之子，司马炎之舅，武帝以外戚出任此职，重用亲信，巩固权力的意图相当明显。当然在西晋政治中，夏侯和只能算是一个小角色，武帝更重要的举措是解除了在这场风波中首鼠两端的贾充的兵权。[19]根据西晋的制度，当时控制禁卫军权的两个关键职务是北军中候与护军将军（中护军），[20]贾充并未领有这两职，此处所指的兵权当是与西晋的加兵公制度有关。《晋书·职官志》对此有所论及：
诸公及开府位从公加兵者，增置司马一人，秩千石；从事中郎二人，秩比千石；主簿、记室督各一人；舍人四人；兵铠、士曹，营军、刺奸、帐下都督，外都督，令史各一人。主簿已下，令史已上，皆绛服。[21]
西晋以重臣加兵作为一种优宠的手段，[22]如杨骏受命辅政，“置参军六人、步兵三千人、骑千人”，[23]制度逾越于一般加兵公之上，如诸公及开府位从公为持节都督之制，[24]杨骏被诛后，朝廷崇重旧臣，乃加司徒王浑兵，[25]皆是典型的例子。贾充此前曾以“文武异容，求罢所领兵”，后迁司空、侍中、尚书令，领兵如故，[26]可知其在咸宁二年之前一直领有营兵，《晋书》所谓“夺充兵权，而位遇无替”，盖是指夺其营兵而已。[27]当然对于贾充这样的朝廷重臣，武帝尚不无借重之处，故在防备之余，亦须笼络其心，因而在同年八月，进贾充为太尉，以示优宠。通过以上这一系列的人事调动，武帝在病愈之后，初步完成了政治格局的调整，巩固了自己的权力。
除此之外，咸宁二年十二月，武帝特地征召魏晋时代著名的隐士皇甫谧为太子中庶子，[28]皇甫谧虽是隐者的身份，但在魏晋之际颇孚众望，“门人挚虞、张轨、牛综、席纯，皆为晋名臣”，[29]晋武帝此举大约是想仿照西汉吕后请商山四皓出山辅佐太子的故智，[30]借此提高太子的政治声望，以塞群臣之口，然为皇甫谧所拒。[31]
接下来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当武帝对功臣和宗室都产生怀疑之后，如何来建立自己可以信任的政治班底，辅佐愚鲁的太子司马衷继位。武帝命王恂接替夏侯和其实已经提示了其中的答案：武帝想要重用的人选是外戚。十月，立皇后杨氏，于是外戚杨氏家族借此站到西晋政治舞台的中央：
杨骏，字文长，弘农华阴人也。少以王官为高陆令，骁骑、镇军二府司马。后以后父超居重位，自镇军将军迁车骑将军，封临晋侯。[32]
武帝病愈之后，外戚杨骏地位的迅速上升是咸宁二年这一不起眼的一年中发生的第二件对于西晋政治走向影响深远的事件，标志着外戚作为宗室、功臣之外的第三股势力在西晋政治中的兴起。[33]武帝将第三种力量引入西晋政治原因在于，晋初功臣、宗室两股政治势力曹魏末期皆已成形，作为一位缺乏政治根基的皇帝，武帝并不能够如意地驾驭尾大不掉的功臣与宗室，由于司马昭—司马炎一系人丁单薄，深孚众望的亲弟司马攸尚是帝位最有力的竞争者，帝系一支内部并没有能担负政治责任、拱卫皇权的合适人选。因而要达成“强干”的政治目标，引入外戚势力是加强皇权的惟一直接有效的选择。由于受到咸宁二年病危时，朝臣密谋拥立齐王攸事件的刺激，武帝决心改变原有的政治策略，在功臣与宗室之外，以外戚杨氏为核心培植完全忠于自己的政治班底。
但必须要指出的是武帝的这一举措完全改变了魏晋以来的政治传统，对于两晋政治格局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曹魏或是吸取了东汉外戚专权的政治教训，[34]“三世立贱”，[35]其后族皆出身卑微，家族无闻，没有干预政治的能力。曹魏政治格局的基本特征是宗室与功臣互相制衡，晋初的政治形势亦是如此。随着司马炎重用外戚杨骏，将其作为第三种力量引入政坛，打破了这一传统政治格局，建立了宗室、功臣、外戚三方互相角力的权力结构。自此以后，外戚作为一种关键性的政治力量成为两晋政治中的一项传统。[36]
从整个汉魏时代的背景而论，武帝对于外戚杨氏的信任与重用大约是与当时人们普遍重视外家的社会风气不无干系。很多学者已经指出在汉魏时代，近代宗法意义上严格的父系宗族制度尚未成形，外家在观念上也被视为宗族的一部分，外家抚孤、甥舅关系密切、从母姓、重视同母关系、外家亦称骨肉等现象相当普遍，在宗族观念上存在着宗亲与外亲并重的倾向。[37]明晰了这一时代背景，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武帝对于外戚杨氏家族如此信任，实际上是将妻族弘农杨氏视为帝系力量的延伸，意欲通过第2册，第1094—1095页。
②周勋初《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一文认为这一现象反映了曹氏的家风与建安时代社会风尚由恪守儒家伦理至趋向放达的变化，亦可备一说，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15页。扶植外戚的方式，建立起自己可以信赖的政治班底，从而弥补帝系一支人丁单薄的弱点。
在武帝的支持下，杨氏家族在泰始年间便已崭露头角，但当时名位尚轻，无法与宗室、功臣的力量相颉颃，在政治上往往被视为贾充的依附者。[38]但在咸宁二年十二月，以杨骏受封临晋侯一事为标志，[39]外戚杨氏家族的力量在武帝的扶植下迅速崛起。杨骏临晋侯的册封在当时便是一件颇有争议的政治事件：
识者议之曰：“夫封建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后妃，所以供粢盛，弘内教也。后父始封而以临晋为侯，兆于乱矣。”尚书褚、郭奕并表骏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武帝不从。[40]
由于杨骏之女杨芷在当年十月被立为皇后，杨骏的册封应当是在武帝崇重后父的名义下进行的，但这并没有避免朝臣的非议。
杨骏在魏末官职卑微，事迹无称。西晋立国之后，在武帝的庇荫下，杨骏的官位稳步上升，但总体而言，其在此之前的十二年中升迁的速度尚属平稳。但咸宁二年临晋侯的册封，传递出了武帝要重用杨骏的明确信号，同时也激起了朝臣的不满。据《晋书》的记载，当时的争议主要围绕着“临晋”一名的使用，其中“后父始封而以临晋为侯，兆于乱矣”一句颇难索解。临晋地名颇古，春秋时代便已见诸史乘，而武帝之所以封杨骏为临晋侯，其主要原因当有二：其一，杨骏出自东汉四世三公的弘农杨氏，杨震之孙杨赐曾在汉末受封临晋侯，[41]此次武帝恢复杨氏的临晋旧封，当是怀有崇重弘农杨氏门第，进而抬高杨骏政治地位的目的。其二，“临”字有“光大”之义，所谓“临晋”即是光大晋国。稍晚的一个类似例子是惠帝羊皇后之父羊玄之被封为兴晋侯，[42]从中可以注意到西晋外戚封侯时的命名规律。可知武帝封杨骏为临晋侯，本是“古典”与“今典”俱美的嘉名，寄托了武帝对于外戚杨氏家族的厚望，所谓“兆于乱”之说不知缘何而起。对此笔者只能略作推测，王隐《晋书》曰：“时人窃言，封侯称临晋，后必专国。”[43]此说无疑与当时流行的图谶风谣之说有关，或许可以做如下解释，“临”可通“监”，[44]引申为统治之义，则临晋一名可以解释为统治晋朝，异姓受封为“临晋”，于国为不祥之兆。
据此可知，“后父始封而以临晋为侯，兆于乱矣”一说当是杨骏擅权乱国之后的附会，但当时人之所以如此比附，则透露出一个关键的信息：杨骏封侯是晋初政治史中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杨氏家族政治势力急剧的膨胀兆源于此。
在曹魏政治中，文帝黄初三年诏书明确规定：“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45]在制度上杜绝了外戚封侯并进而干政的可能性。杨骏封侯一事对于当时朝野上下的震动效应在于这改变了曹魏以来形成的政治传统，使得外戚参政这一绝迹了近一个世纪的现象重新出现。西晋君臣，大都起自士人家族，其父祖辈与汉末曹魏的政治有着密切的关联，对于东汉外戚秉政的乱象绝无好感。杨骏封侯一事看似平常，实际上关系到了魏晋两代政治传统的关键性转化，具有深远的影响，而深受汉末清议与曹魏政治传统影响的西晋官僚阶层对于外戚参政怀有深切的恶感，普遍对此加以反对并不足为奇。
但是武帝在任用杨骏一事上表现得相当坚定，丝毫没有向朝臣让步的意愿，可见武帝本人也将此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举措来对待，并不愿改变将外戚力量引入西晋政治的初衷。在晋初功臣与宗室两股政治势力中，功臣的力量渊源于曹魏政治中的人际网络，宗室的权势则伴随着魏晋嬗代的政治过程逐步成长壮大，皆非武帝所能轻易撼动。而从杨骏的政治履历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与曹魏的政治网络全无瓜葛，在魏晋之际亦默默无闻，杨骏及其家族的权势与地位完全来自于武帝的赐予。因此在西晋政治中，杨氏家族并无自身的根基可言，完全是皇帝私人的依附力量，武帝对其可以指挥自如，并可借此来制衡功臣、宗室两股力量。杨氏家族地位的上升是武帝强干弱支，确立皇帝威望的重要举措。在武帝看来，杨骏虽属外家，但在政治上要比对其权力构成威胁的宗室力量更为亲近可靠，[46]可以作为帝系力量的重要补充。因此此举虽然广受朝臣非议，但武帝却要运用皇帝的权威将其贯彻到底，不仅是杨骏，其弟杨珧、杨济一并得到重用，在武帝后期势倾天下，时人有“三杨”之号。[47]在武帝的支持下，外戚杨氏迅速成长为西晋政治中不可小觑的一股新兴势力。
为了更好地说明杨骏一支在西晋政治中势力的形成过程，首先对弘农杨氏杨骏一支在魏晋时代的发展略加考释。由于《晋书》的相关传记仅云杨骏为弘农华阴人，并未明确说明杨骏一支与东汉名望极高的杨震一族的世系关系，因此在以往的研究中只能对此存疑，[48]推断杨骏一支是弘农杨氏的别支。但随着杨骏本人墓志的发现，我们已经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一疑问。该志出土于洛阳，原高50厘米，宽53厘米，已残，[49]但残存的文字中依然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信息。其中尤以“（上缺）讳敷，大父东莱太守蓩亭侯讳（下缺）”一句最为关键，揭示了杨骏家族的世系源流，据《后汉书·杨震传》可知杨震少子杨奉一支的世系：
（杨）震少子奉，奉子敷，笃志博闻，议者以为能世其家。敷早卒，子众，亦传先业，以谒者仆射从献帝入关，累迁御史中丞。及帝东还，夜走度河，众率诸官属步从至太阳，拜侍中。建安二年，追前功封蓩亭侯。[50]
两相比勘之后可知，《后汉书》中杨敷—杨众一支的世系与墓志所载契合，可知杨骏乃后汉蓩亭侯杨众的孙子，杨震的五世孙。据此我们可以排定杨骏一支在弘农杨氏中的位置如下：
至此杨骏一支的世系关系已经可以确定，杨骏出自天下名门的华贵身份无可怀疑。但是从其日常行事而言，杨骏一支的门风与弘农杨氏以经学传家的传统已有相当距离。杨骏出自天下名族，却被目为“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素无美望”，可知其本人并没有继承弘农杨氏的家族声望。更为糟糕的是作为两汉著名经学世家的子弟，杨骏却“闇于古义，动违旧典，武帝崩未逾年而改元，议者咸以为违《春秋》逾年书即位之义”。[51]这种数典忘祖的错误，表明家族的经学传统在杨骏手中已经沦失。而杨骏之弟杨济历位镇南、征北将军，以武艺号为称职，所从四百人皆秦中壮士，[52]就行事而言，更加趋近于地方豪强。总而言之，杨骏一支除了尚带有弘农杨氏的光环之外，其行事与其先祖杨震相去甚远。
如果我们将杨骏一支与魏晋时期活跃的弘农杨氏杨彪一支作一比较，更可发现两个房支之间的迥然不同。杨彪、杨修父子是建安时代著名的文臣，由于杨彪忠于汉室，杨修又被曹操借故诛杀，因此杨彪一支在曹魏政治中地位不显，但是这一支在魏晋时代依然保持了一流文化大族的影响力与弘农杨氏家族清廉简朴的门风。杨修之子杨嚣、杨嚣之子杨准皆有名于晋代。[53]杨嚣，泰始初为典军将军，受心膂之任，早卒。武帝咸宁四年（278）特地下诏表彰他的清廉：“故司空王基、卫将军卢钦、领典军将军杨嚣，并素清贫，身没之后，居无私积。顷者饥馑，闻其家大匮，其各赐谷三百斛。”[54]可知杨嚣与先祖杨震一样，素有廉洁之名。杨准更是晋初的名士，与山简、嵇绍、刘谟齐名，[55]并与裴、乐广等清谈名家关系密切，其二子皆有名士之称：
（杨）准见王纲不振，遂纵酒，不以官事为意，逍遥卒岁而已。成都王知准不治，犹以其为名士，惜而不责，召以为军谋祭酒。府散停家，关东诸侯议欲以准补三事，以示怀贤尚德之举。事未施行而卒。准子峤字国彦，髦字士彦，并为后出之俊。准与裴、乐广善，遣往见之。性弘方，爱峤之有高韵，谓准曰：“峤当及卿，然髦小减也。”广性清淳，爱髦之有神检，谓准曰：“峤自及卿，然髦尤精出。”准叹曰：“我二儿之优劣，乃裴、乐之优劣也。”评者以为峤虽有高韵，而神检不逮，广言为得。傅畅云：“峤似准而疏。”峤弟俊，字惠彦，最清出。峤、髦皆为二千石。俊，太傅掾。[56]
可知杨彪一支虽然在魏晋时期仕途不算十分畅达，但其家族门风依然得以保持，并在杨准时顺应时代风气的变化，完成了家风“由儒入玄”的转变，在晋初士人交往圈中依然能够占据显要的位置，维持家族声望保持不坠。[57]
而杨骏一支自建安二年（197）杨众受封蓩亭侯后，在整个三国时代默默无闻，至晋初借助外戚身份复起之后，家族风貌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在此期间，几乎没有关于杨骏一支的任何记载，我们很难确切地知道这一转变背后的实际情况。但是笔者倾向于认为杨骏一支在曹魏时期由于在政治发展上的挫折，出现了一个重新地方化、土豪化的过程，从而导致了家族风气的转变。以下通过勾辑杨骏一支零散的仕宦、通婚记录情况对此略作阐释。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杨文宗“为魏通事郎，袭封蓩亭侯”这一记载，[58]从“袭封”一词中可以推知汉末杨众蓩亭侯之封在曹魏时代依旧得以保留，这应当是曹魏出于表彰先代名臣，邀览人心的政治需要，特意保留的，那么杨骏一支其实并没有完全被排除出曹魏政治。其实，哪怕没有杨骏残志的出土，仅仅根据蓩亭侯的袭封我们应当也能推断出杨骏与杨众的关系，只是在过去的研究中对此细节未曾措意。关于杨骏一支的婚姻网络，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有，杨文宗前妻天水赵氏、后妻段氏；杨骏妻庞氏，[59]外甥段广、张邵、李斌，姑子蒯钦，[60]姨弟武茂，[61]其中张邵、李斌、武茂三人的家族身世较为清楚。张邵之祖张承、张承兄张范，河内人，在汉末颇有名，张范祖张歆为汉司徒，父张延为汉太尉，袁隗欲以女妻张范，为其婉拒，[62]可知河内张氏是两汉旧族。李斌之父李翼，因参与其兄李丰谋划反对司马师的计划而被杀，李丰之父李义在汉末为卫尉。[63]武茂之父武周为魏卫尉。[64]从以上情况可知，杨骏一支在曹魏时依然与一些官宦名族保持着通婚关系，但与其通婚的三个家族都不是曹魏政治网络中的核心家族。综合以上的情况，我们可以判定杨骏一支在曹魏政治中应当有仕宦的经历，但处于相当边缘的地位，并无实际的政治影响，因此史文未载其事迹。
与杨骏一支通婚的另四个家族，赵氏出自天水，庞氏大约出自太原，[65]段氏、蒯氏，情况不明，笔者推断与杨骏家族联姻这几个家族可能都是地方豪族。特别是赵氏、段氏皆是关中大姓，杨骏一支与这两族的通婚，当是反映了其在关中地区的乡里影响与婚姻网络。以下这段材料可以为这一推论提供一个旁证：
（张辅）初补蓝田令，不为豪强所屈。时强弩将军庞宗，西州大姓，护军赵浚，宗妇族也，故僮仆放纵，为百姓所患。辅绳之，杀其二奴，又夺宗田二百余顷以给贫户，一县称之。[66]
这段史料展现了蓝田地方豪强势力专横乡里的场景，其中的赵浚便是武元杨皇后之舅，[67]华阴与蓝田相距不远，杨氏与赵氏的通婚关系体现了地方豪族乡里的婚姻网络。此外，当贾后发动政变时，杨济“所从四百余人皆秦中壮士，射则命中，皆欲救济”。[68]根据这段记载可以知道这出自关中的四百精兵于杨济具有私兵的性质，很可能是由其乡里故旧组成，可见杨骏一支在关中具有相当的地方势力。
依据这些零散的材料所拼接起来的图景皆在暗示我们杨骏一支所具有的地方豪强色彩。而汉末弘农杨氏家族以清廉自守、经学传家闻名，但从汉代弘农杨氏家族墓群的规模及发现的陶制明器等随葬品来看，其家族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69]而杨骏一支在从中央政治舞台退回地方后，更加刻意经营乡里势力，与赵氏、段氏的通婚或许体现了这一与地方势力结合、成长的过程。因此，笔者倾向于认为杨骏一支是曹魏政治中的一个边缘家族，因此转而侧重于对于乡里网络的经营，并在此过程中完成了家族风气的转变，成为关中地区颇具势力的豪强大族。至于司马氏为何要选择与杨骏一支通婚，《晋书》的记载相当含糊，“有善相者尝相后，当极贵，文帝闻而为世子聘焉”，[70]据此可知，司马昭与杨骏一支联姻大概并不是看重了弘农杨氏的家族声望，那么是否如《晋书》所载是听信的相者之言呢？只能根据这桩婚姻发生的时间、背景略作推测。
首先杨骏一支并不是武帝婚对的首选对象，在此之前，司马昭曾为司马炎向阮籍求亲，阮籍为了躲避这桩政治婚姻，大醉六十天以遁之。[71]这件事情大概发生在正元元年（254）前后，[72]当时司马炎十九岁。魏晋人素有早婚的习惯，根据学者的研究，男女结婚的年龄大约都在十三至十七岁间，[73]此时的武帝已经可以算是大龄青年了，其与杨氏的婚姻当在被阮籍所婉拒之后不久。司马昭欲与阮籍结亲，无疑是看重了他名士领袖的身份，杨骏家族只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从中可以推知，杨骏一支在当时并无太高的名望。而此时尚处于司马师执政时期，曹、马双方的政治角逐正处于关键时刻，当年便发生了拥立夏侯玄辅政的密谋，次年则有毌丘俭、文钦的起兵，最终鹿死谁手尚很难说。当时，司马昭的政治地位居于司马师之下，“极贵”恐并非是其子司马炎所敢奢望的，这桩婚姻并没有多少特殊之处，所谓相者之言只是后人的附会。如果说联姻杨氏背后存有一定的政治考虑的话，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司马氏是看重了杨骏一支在关中地方的影响力。司马氏家族曾有长期主政关中的政治经历，对于关中的形势轻重非常了解，在曹、马之争趋于白热化时，关中形势的稳定关系到司马氏执政的基础。在此情形下，为司马炎娶在关中具有相当地方势力的杨文宗之女，对于司马氏笼络关中豪族，保持关中形势的稳定无疑是有利的。
根据以上的考述，可知杨骏虽然头顶着弘农杨氏的政治光环，但其行事、家风与先祖截然不同，完全不可等而视之。这一房支长期处于曹魏政治网络中的边缘地位，对于主要是由曹魏贵戚子弟构成的西晋官僚阶层而言，杨骏崛起所代表的是一种异质性的政治力量，加之杨骏本人粗鄙无文，根本无法融入当时名士清谈交游、由儒入玄的社会文化风尚之中，晋初官僚名士对他的排斥与鄙夷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杨骏显贵之后，曾试图将女儿嫁给名士的领袖王衍，王衍耻之，佯狂以求自免；又欲嫁女于郑默之子，亦被拒绝；后虽得以与河东裴氏联姻，将女儿嫁给了裴楷之子，但是裴楷素轻视杨骏，与之不平。[74]
因此，以往的研究将武帝与杨氏的联姻视为儒家大族之间通婚的看法有欠周备，杨骏一支在魏晋之际并无太高政治地位与社会声望，亦与玄学清谈的文化主流格格不入，但凭外戚的身份而因缘际会，登上历史舞台，不过是皇权的依附力量而已。将杨骏作为一股异质的力量引入西晋政治展现了武帝扩张皇权的高明手段，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作，武帝成功地将西晋的政治格局从曹魏时期的宗室、功臣分立改造成外戚、宗室、功臣三足鼎立，并在这一过程中扩张了皇权的力量，巩固了自己的政治权威。但在这一过程中，武帝非但没有消除司马氏集团中原来隐藏的种种矛盾，反而通过异质力量的引入，使得西晋的政治格局更趋复杂，各种势力盘根错节，互相角力。这些矛盾通过晋初一系列政治事件的酝酿发酵，日趋激化，埋下了西晋短促而亡的祸根。
表面上看起来平淡无奇的咸宁二年，实际上正处在了这风暴眼的中心，武帝的意外病危与外戚杨氏家族的崛起这两件看似毫无关联的政治事件，其背后却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对于西晋政治具有深远的影响，其后的一系列政治风暴皆在平静的表面之下暗自酝酿，成为了武帝一朝甚至整个西晋政治的转折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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