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齐王攸问题的再检讨
在魏晋之际动荡而复杂的政治变局中，齐王司马攸毫无疑问是漩涡中的核心人物之一，历代史家论及魏晋历史，无不将其作为关键人物抉出，加以研讨，论述颇多。如宋人叶适指出：
晋武帝时大议论有四：惠帝定嗣，一也；贾后为冢妇，二也；贾充荀勖进退，三也；齐王攸去留，四也；晋之治乱存亡虽在此四者，然不过一本。昔周子有兄而无慧，不能辨菽麦，故不可立。武帝二十五子，惠之无慧，帝自知之，而终不决者，恃愍怀尔。又明见充女不可，然竟纳为妇以成愍怀之酷，实勖辈弥缝其间。末年恐攸挟众望而夺嫡，又为逐去速其死。帝本于一事不了，故四事无不然，遂至举天下而弃之。然则尧舜之所以不与其子者，岂以为圣，殆亦审虑定计当然耶。[75]
叶适此论，将晋初的政治争端合而论之，指出太子司马衷的存废是其中的根本所在，颇具识见，而与太子存废问题关系最为密切的政治人物便是齐王攸，如何妥善地安置太子与齐王攸的地位，无疑是晋初政治中最大的关节所在。
一般而言，对于齐王攸这样一个研究者与读者都相当熟稔的政治人物在没有新材料的情况下，易生出题无剩义之感，但其实若仔细追问，不难发现其间问题颇多。首先可以提出的一个问题便是我们目前所了解的齐王攸的形象是由谁提供，是如何塑造的？
《晋书·齐王攸传》无疑为我们刻画了一个身怀大才、深孚众望，却因长期被晋武帝压抑排挤，赍志而殁的悲剧英雄形象，而武帝也因这个立子不立贤的自私选择，最终埋下西晋王朝灭亡的祸根。但实际上，唐修《晋书》中对于齐王攸的溢美之词恐怕未必可靠，初唐时代《晋书》编纂的史料来源虽承自诸位家旧晋书，但在裁剪史料的过程中，往往受到唐初政治意识的影响，带有明显的“诫鉴”色彩，此点已为许多学者所揭橥，[76]惟这种唐初观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晋书》的叙事，则尚须进一步的检讨。但可以确定的是《晋书》中关于齐王攸及其与晋武帝关系的叙事，是《晋书》中受到唐初意识形态影响最大的部分。唐太宗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前的地位，与齐王攸颇为相似，因此被认为是出自李世民亲笔的《晋书·武帝纪》论赞对于晋武帝在太子废立问题上的失策持激烈的批评态度。在此背景下，贬斥武帝，褒扬齐王攸实际上是《晋书》撰述的基本立场，因此我们对于《晋书》中对齐王攸过分揄扬的空泛描写，不必太过当真，毕竟从齐王攸一生的政治履历来看，基本上没有特别值得称道的业绩，其本人是否真如《晋书》所述的那样才能过人，其实颇可以打上一个问号。而在另一方面，东晋时代人们在检讨中朝沦亡的教训时，便已开始把问题归咎于晋武帝对齐王攸的压制：
时人共论晋武帝出齐王之与立惠帝，其失孰多？多谓立惠帝为重。桓温曰：“不然，使子继父业，弟承家祀，有何不可？”[77]
可以相信由于西晋的短促而亡，东晋南朝士人在新亭对泣，缅怀故国，检讨中朝政治得失时，不免会站在后见之明的立场上，非议武帝立嗣的选择，对齐王攸的命运抱有相当的同情，因此在诸家旧晋书撰作过程中，恐怕早已存在着为齐王攸作佳传的倾向。因而，我们今日对齐王攸的认识则不免受到《晋书·齐王攸传》格式化叙事的遮蔽，读完全传，我们很难在空洞的赞词背后发现齐王攸其人真正的性格与政治能力。因此对于当代的研究者来说，齐王攸恐怕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既耳熟能详，却又难以窥见其庐山真面目。不过无论如何，在真正开始检讨齐王攸与魏晋政治变局这一问题之前，采取“去熟悉化”的研究进路，对齐王攸政治形象的构建过程保持警惕，对史料采取审慎的批判立场是极为必要的。
由于司马师本人有大功于晋室，齐王攸作为其嗣子在魏晋之际具有很高的人望与政治合法性，无论其本人的政治才能如何，在魏晋之际，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政治漩涡的中心。武帝的刻意抑制，在客观上又使齐王攸缺少表现政治能力的机会，但却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有助于齐王攸“才望出武帝之右”政治神话的建构。作为晋初政治中的焦点人物，关于齐王攸与西晋政治的关系并不乏专门的讨论，[78]但在既往的研究中，往往更多地倾向于对此问题进行总括式的研究，并没有能够在时间轴上充分地展开，注意到事态演变过程中的不同背景。实际上，齐王攸曾有两次接近帝位的机会，分别是在咸熙元年前后，司马昭确定继承人时，以及咸宁二年武帝病危之时。这两次都引起了相当大的政治纷争，但其背后的政治背景与朝臣的态度其实有着很大的不同，过去论者对此揭示的尚不充分，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
咸熙元年的立嗣争议实际上是司马师意外早死的政治后遗症。在紧急状态下继承权力的司马昭在道义上必须要对司马攸的政治地位做出一个交代，因此他在司马炎与司马攸之间的犹豫，可能只是一种政治试探，[79]借此了解司马氏集团核心成员的政治意见，其所征询的贾充、裴秀、山涛三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朝廷官僚与乡里耆老两方面的意见。另外，羊琇作为司马师的妻弟，此时也意外地站在了司马炎一边，为其出谋划策，这是一个很有分量的政治筹码，说明了姻亲势力尤其是泰山羊氏家族对于司马炎的支持。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司马炎与司马攸对世子地位的争夺中，所有留下的记载都是支持司马炎的，倾向于司马攸的力量在历史记载中缺席。这种蹊跷的现象大概可以有三种解释：晋初史官为了维护武帝的政治威信而故意缺载；唐代史官过分渲染了司马攸与司马炎争位一事；在司马氏尚未称帝，政治局面还未完全底定的情况下，司马氏集团内部更倾向于保持稳定，无意为废长立幼之事引起新的政治变故。无论如何，从目前的记载来看，在武帝与齐王攸世子地位的争夺中，武帝受到司马氏集团内部的普遍支持，占据了明显优势。更重要的是这场关于继承人的政治争论被成功地限制在了司马氏集团的核心圈中，并未影响或妨碍魏晋嬗代的政治进程。
本来随着武帝世子地位的确立，进而完成禅让，其与司马攸之间君臣名分已定，这件事情便已宣告结束，如果不是因为太子司马衷智力驽钝这一意外情况的出现，齐王攸不可能再次被人视为帝位的竞争者之一。但是随着太子年龄的增长，他的愚鲁成了朝中大臣普遍担忧的问题，伴随关于太子存废的争论，齐王攸地位的问题再次浮现出来。在武帝称帝之初的十余年中，虽然不乏质疑太子政治能力的声音，但是由于武帝春秋正盛，接班人的问题尚未凸显，朝臣也只是单纯地质疑太子的政治能力，最初并未将其和齐王攸的问题一并提出。而武帝与齐王攸之间虽然隔阂已深，表面上还是对其优礼有加。但是武帝咸宁二年的意外病危，以及部分朝臣拥立齐王攸的政治密谋，遂将这一矛盾彻底激化。从咸宁二年至太康四年齐王攸去世，这六年间，武帝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力图彻底将齐王攸排除出西晋的政治核心。特别是在太康三年，围绕着齐王攸出藩的问题，朝野上下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这次政治纷争中，与上一次齐王攸的支持者在历史记载中缺席的情况恰恰相反，我们可以发现一长串的重要政治人物站在了齐王攸一边，其中包括羊琇政治立场的转换，此次他成为了齐王攸出藩坚定的反对者。此次争论不再被局限在政治的核心圈中，而是在朝廷之中展开了公开的辩论，博士庾旉、秦秀这些品秩不高却代表清议力量的官员成了这场争论中的主角，从中可以了解到关于齐王攸去留的争论已经成了官僚阶层中的公共话题，伴随着这一争论，朝廷之中的分裂也被公开于天下。
在讨论咸宁二年之后政治形势的演变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西晋建立最初十余年中武帝与齐王攸之间关系的演变。武帝践阼之初，由于诸子幼弱，第一批分封的诸王皆非出于本支，此时司马攸也受封为齐王。特别是在禅让前后的政治过渡期，兄弟两人一度和衷共济，齐王攸“总统军事，抚宁内外，莫不景附焉”，难得有了表现自己政治才能的机会。其后，武帝为了显示对宗室的优礼，诏议藩王令自选国内长吏，但齐王攸拒不受命，“凡有国相上长吏缺，皆典书令请求差选”，[80]作为与武帝血缘关系最近的宗室亲王，齐王攸出人意料地坚拒武帝的优礼，无疑是一种表忠之举，但政治运作的逻辑中，臣子需要特别展现其对皇帝忠诚的时候，往往是其忠诚受到质疑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经过魏末的世子之争，兄弟二人互相不信任的种子已经埋下。
关于兄弟二人的关系，历来在学者较多注意的是武帝一方的政治动作，至于齐王攸是否有积极争位的举措，由于史料较少，关注的尚不多。其实在晋初，齐王攸的一些政治姿态颇值得玩味。首先是在司马昭去世之后，齐王攸哀毁过礼，杖而后起。[81]西晋提倡以孝治国，晋初三公王祥、何曾皆以孝闻名。司马昭去世之后，武帝也曾做出要居丧三年的政治姿态。在此背景下，作为出继之子，齐王攸超过礼法规范的一般要求，“居丧哀毁，几至灭性”的姿态，无疑对于其政治声望的增加颇有裨益。颇疑武帝坚持要行三年之丧的姿态与齐王攸哀毁过礼的表现之间存在着政治竞争的意味，双方都需要争夺“至孝”的名声来增强自己的地位。[82]其次，齐王攸虽未之国，但是对于齐国的“文武官属，下至士卒，分租赋以给之，疾病死丧赐与之。而时有水旱，国内百姓则加振贷，须丰年乃责，十减其二，国内赖之”。[83]齐王攸通过赏赐、赈济、减租等形式，笼络封国之内的民心，史称：“攸在国仁化洽物，义利结于民心”，[84]从而进一步塑造了自己亲善好施的政治形象。再次，齐王攸“妙辟名士，降身虚己”，[85]为自己延揽人才，收拢人心。最后，司马攸曾为骠骑将军，[86]领有营兵，“时骠骑当罢营兵，兵士数千人恋攸恩德，不肯去，遮京兆主言之，帝乃还攸兵”。[87]武帝罢骠骑营兵之举，无疑是针对齐王攸而来，然此举却激起了兵士的强烈反对，不得不还其营兵以平息事态，可知司马攸平日亦颇注意在军中积累影响，争取人心。
综上所述，在晋初的十余年间，齐王攸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姿态，成功地塑造了自己宗室贤王的形象，赢得朝野上下的普遍好感，咸宁二年拥立齐王攸的密谋恐怕并非起自于青萍之末，其背后存在着相当的政治基础。所谓：“攸甚得众心，朝贤景附。会帝有疾，攸及皇太子入问讯，朝士皆属目于攸，而不在太子”，[88]便是对其政治影响力的生动描绘。当然，武帝一方也并非没有动作，安田二郎指出武帝在司马昭去世仅十七月，三年之丧尚未结束时的泰始三年正月便急切地立司马衷为太子，便是为了阻断人们对于齐王攸可能继位的猜测。[89]朱晓海则认为，武帝在咸宁元年将齐王攸列入配飨于庙的功臣名单，是一个蕴有深意的政治举措。齐王攸虽是宗室至亲，但在魏晋之际并无实际功勋可言，但司马攸在生前既被御定日后要进入太庙配飨，则其臣子的身份就此确定，自古并无配飨太庙之臣又嗣为帝的案例，这一表面的殊荣实际上是断绝齐王攸继立的斧钺。而齐王攸卒后，武帝下诏“丧礼依安平王孚故事”，等于正式宣告：司马攸之于己，犹如司马孚之于司马懿；司马懿卒后，由儿子而非弟弟继位，则他万岁之后，纵使惠帝有何意外，帝系正统也应在他这一房内。[90]
综合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在晋初的十余年中，司马炎、司马攸兄弟之间虽然表面上相安无事，但因魏末世子之争而形成的复杂微妙的竞争关系，却被一直延续到西晋政治中来。对于兄弟之间矛盾激化的可能，司马昭及王皇后生前皆已有所顾虑：
及帝（司马昭）寝疾，虑攸不安，为武帝叙汉淮南王、魏陈思故事而泣。临崩，执攸手以授帝。先是太后有疾，既瘳，帝与攸奉觞上寿，攸以太后前疾危笃，因歔欷流涕，帝有愧焉。攸尝侍帝疾，恒有忧戚之容，时人以此称叹之。及太后临崩，亦流涕谓帝曰：“桃符性急，而汝为兄不慈，我若遂不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属汝，勿忘我言。”[91]
王皇后死于泰始四年，可知两人之间的矛盾并没有随着世子之争的结束而得到缓解。尽管《晋书》的记载倾向于将兄弟失和的原因归咎于武帝的“为兄不慈”，但是根据以上分析便可知道，性急的齐王攸在晋初并非仅是个无所作为的谦谦君子，他一系列收揽人心的举动无疑对武帝尤其是太子司马衷的地位构成了威胁。兄弟之间的暗斗一直没有停息，而咸宁二年的政治密谋彻底激化两人之间的关系，暗斗开始浮出水面，演化为明争。
下面我们来逐条分析武帝从咸宁二年至太康四年之间采取的一系列扩张皇权，排挤齐王攸的举措。咸宁二年病愈之后，武帝采取的首要措施是解除夏侯和河南尹的职务，罢贾充兵权；其后又执意封杨骏为临晋侯，将外戚势力引入西晋政治，其间的政治关联，已见上文，兹不赘述。紧接着咸宁三年，在西晋立国十余年后，武帝第一次大规模地调整宗室诸王的分封：[92]
三年春正月丙子朔，日有蚀之。立皇子裕为始平王，安平穆王隆弟敦为安平王。诏曰：“宗室戚属，国之枝叶，欲令奉率德义，为天下式。然处富贵而能慎行者寡，召穆公纠合兄弟而赋《唐棣》之诗，此姬氏所以本枝百世也。今以卫将军、扶风王亮为宗师，所当施行，皆咨之于宗师也。”
八月癸亥，徙扶风王亮为汝南王，东莞王伷为琅邪王，汝阴王骏为扶风王，琅邪王伦为赵王，渤海王辅为太原王，太原王颙为河间王，北海王陵为任城王，陈王斌为西河王，汝南王柬为南阳王，济南王耽为中山王，河间王威为章武王。立皇子玮为始平王，允为濮阳王，该为新都王，遐为清河王，钜平侯羊祜为南城侯。以汝南王亮为镇南大将军。[93]
在这次分封调整的过程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首先是武帝诸子此次被大量分封为王，司马炎称帝时，由于诸子幼弱，因此在泰始元年所封的二十七王皆非出自司马炎一支。尽管在此之后，司马炎分别于泰始三年立司马衷为太子，五年以皇子司马景度出嗣其弟城阳王司马兆，六年封皇子司马柬为汝南王，七年立皇子司马宪为城阳王，九年立皇子司马祗为东海王。[94]但总体而言，司马炎诸子封王的人数依然不多，其中司马景度、司马宪、司马祗三人皆过继给司马兆，[95]司马炎诸子中真正在泰始年间封建立国的仅有汝南王司马柬一人，因此司马炎一系的力量在整个宗室势力中依然相当单薄。而咸宁三年的再次分封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共有司马裕、司马玮、司马允、司马该、司马遐五位皇子先后封王，[96]其分封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倍逾于前，武帝加强本房支在宗室中地位的意图昭然若揭。而武帝政治策略的调整无疑与咸宁二年拥立齐王攸的政治密谋有着直接的关联，《晋书·职官志》中的一段记载，对咸宁三年调整分封的政治背景有相当明确的揭示：
咸宁三年，卫将军杨珧与中书监荀勖以齐王攸有时望，惧惠帝有后难，因追故司空裴秀立五等封建之旨，从容共陈时宜于武帝，以为“古者建侯，所以藩卫王室。今吴寇未殄，方岳任大，而诸王为帅，都督封国，既各不臣其统内，于事重非宜。又异姓诸将居边，宜参以亲戚，而诸王公皆在京都，非扞城之义，万世之固”。帝初未之察，于是下诏议其制。有司奏，从诸王公更制户邑，皆中尉领兵。其平原、汝南、琅邪、扶风、齐为大国，梁、赵、乐安、燕、安平、义阳为次国，其余为小国，皆制所近县益满万户。又为郡公制度如小国王，亦中尉领兵。郡侯如不满五千户王，置一军一千一百人，亦中尉领之。于时，唯特增鲁公国户邑，追进封故司空博陵公王沈为郡公，钜平侯羊祜为南城郡侯。又南宫王承、随王万各于泰始中封为县王，邑千户，至是改正县王增邑为三千户，制度如郡侯，亦置一军。自此非皇子不得为王，而诸王之支庶，皆皇家之近属至亲，亦各以土推恩受封。其大国次国始封王之支子为公，承封王之支子为侯，继承封王之支子为伯。小国五千户已上，始封王之支子为子，不满五千户始封王之支子及始封公侯之支子皆为男，非此皆不得封。其公之制度如五千户国，侯之制度如不满五千户国，亦置一军千人，中尉领之，伯子男以下各有差而不置军。大国始封之孙罢下军，曾孙又罢上军，次国始封子孙亦罢下军，其余皆以一军为常。大国中军二千人，上下军各千五百人，次国上军二千人，下军千人。其未之国者，大国置守土百人，次国八十人，小国六十人，郡侯县公亦如小国制度。既行，所增徙各如本奏遣就国，而诸公皆恋京师，涕泣而去。及吴平后，齐王攸遂之国。[97]
这段史料提供给我们很多宝贵的信息。首先，我们可以了解到调整分封这一举措乃是出自杨珧、荀勖两人的谋划，杨珧的参与让我们看到在杨骏封侯之后，外戚杨氏家族迅速开始在西晋的政治中发挥重要的影响，这构成了武帝晚年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其次，贾充、荀勖本是武帝泰始年间最为亲信的朝臣，但是这一谋划却只有荀勖参与其中，贾充则不在其列，恰好与咸宁二年武帝病愈之后，对贾充产生疑忌的背景相吻合。贾充本人无疑感受到了政治氛围的变化，“咸宁三年，日蚀于三朝，充请逊位”，[98]自曹魏以来，随着三公地位的下降，已不再因灾异问责三公，[99]魏文帝黄初二年（221）诏书明确指出：“后有天地之眚，勿复劾三公”，[100]贾充此时主动站出来承担灾异的政治责任，一方面固然有汉代遗典的惯性成分，另一方面恐怕也不乏以退为进，借此试探武帝对其政治态度的心机。武帝当然不愿意开罪这位功勋卓著的元老，除了表示慰留之外，在调整分封时，“唯特增鲁公国户邑”，以示恩宠。《晋书》本传中所言的“宠倖愈甚”便是指此，但这并不能证明贾充的信任危机已经安然度过，表面的优遇更多的只是一种弥补裂痕的手段。由于贾充在咸宁二年政治密谋中的首鼠两端，武帝对其信任已经有所动摇乃是不争的事实，贾充未能参与调整分封这一重大政治举措的谋划便是其中的一个证据。其三，这段史料明确揭示了调整分封的目的是直接针对齐王攸的，而且是太康三年强令齐王攸之国的前奏。因此，咸宁三年武帝调整封国之举并非是一个孤立的政治事件，既是对咸宁二年拥立齐王攸密谋的回应，又与太康三年命各诸侯王之国的决定有着直接因果关系，这次诸侯王国的调整埋下了此后一连串政治争议的导火索。[101]尽管《晋书》将此动议归咎于咸宁二年后得到武帝信用的外戚杨珧，[102]但武帝无疑是其幕后的主谋。借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将齐王攸排除出政治中心从而巩固太子的地位，已经成为武帝病愈之后最重要的政治目标。
另一方面，此次分封调整的同时，也在制度上确立了今后分封诸侯王的一系列原则，而这些原则都是围绕着武帝强干弱支的政治目标制定的。[103]首先明确规定了“非皇子不得为王”的原则，即除了泰始元年的二十七王之外，武帝在制度上断绝了其他宗室房支成员成为诸侯王的可能。将王爵限制于帝系一脉，一方面凸显了司马炎一支在司马氏家族中的崇高地位，将皇帝的权威凌驾于家族秩序之上。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宗室与帝系力量的对比，在泰始二十七王中，由于嗣绝、犯罪等原因，不少王国都可能面临国除的命运，宗室王国的数量只会日趋减少；相反，在武帝的扶植下，由诸皇子建立的王国则会日益增加，假以时日，帝系与宗室力量的对比将会完全逆转。
其次，在制度上削弱各王国的力量，规范王国置军制度，保证将王国军队置于中央的控制之下。武帝泰始分封时，规定封诸王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104]当时由于诸王皆官于京师，并未之国。王国军队的设置可能未必十分规范，而日后八王之乱的根源，主要在于派遣诸王出镇各州，掌握军政大权而所造成的恶果，而至多不过据有一郡之地的诸侯王并无对抗中央的军政实力。[105]但是由于泰始所封诸王皆出自于宗室旁系，武帝对此并不能完全放心。因此在咸宁三年改封诸王的过程中，一方面规范王国的各项制度，为诸王之国做好准备，另一方面也通过制度的规范限制诸侯王势力的扩张，“诸王公更制户邑，皆中尉领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两项措施。尽管经过这次户邑调整之后，诸侯王普遍增邑，[106]表面上看来似乎还获得了实际的利益，但是增邑只是武帝换取诸王之国的笼络手段，而晋初惟一受封四万户的安平国，随着宗室元老司马孚的去世，此次被改置为次国，仅为万户，可见削弱宗室的才是武帝真正的政治意图所在。更重要的是确立了中尉领兵的制度的确立，将诸侯王国的军权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泰始之初，出于笼络宗室的目的，武帝曾特诏诸王自选令长，[107]显示出司马炎在继位之初分权予宗室的政治姿态，而此时中尉领兵制度的建立，是规范王国建制的重要举措。中尉虽属王国官属，但由国家任命，[108]这一制度规范的确立，避免了诸侯王之国后直接掌握军队的危险。
其三，武帝又确立了诸侯王国推恩子孙的制度，规定“诸王之支庶……亦各以土推恩受封，其大国次国始封王之支子为公，承封王之支子为侯，继承封王之支子为伯。小国五千户已上，始封王之支子为子，不满五千户始封王之支子及始封公侯之支子皆为男”。根据杨光辉的考证，西晋的推恩制度相当复杂，主要特征是异姓功臣的公国、侯国的推恩是庶子另授户邑，并不分割原有的户邑；而同姓诸王的推恩，则与汉武帝实行的推恩制度相似，分割原封国的户邑推恩给支庶子孙。[109]武帝之所以不避繁琐，对功臣、诸王设计两种不同的推恩制度，大约是由于公国、侯国户邑较少，不会对皇权构成威胁，武帝乐意借助推恩笼络功臣，而诸王所封土地、户邑相对较多，为避免王国势力的坐大，需要借助推恩制度加以限制、削弱，以避免对中央可能造成的威胁。
其四，规定了王国军队逐代递减的制度，“大国始封之孙罢下军，曾孙又罢上军，次国始封子孙亦罢下军，其余皆以一军为常”，通过这一制度的实行，大国所置的三军将会被逐渐削弱为一军，诸侯王的势力更加难以对皇权构成威胁。因此，尽管当时由于武帝诸子年幼，平原、汝南、琅邪、扶风、齐五个大国皆非出自武帝直系，但在这一系列制度的规范、限制之下，加之司马孚、司马望这些享有盛望的家族元老的去世，宗室势力在西晋政治中的影响已大为衰落。
咸宁三年之中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政治举措是任命司马亮为宗师，宗师一职渊源于西汉末年，平帝元始五年（5）下诏在各郡国分置宗师，管理分散于各地的宗室成员：
诏曰：“盖闻帝王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昔尧睦九族，舜惇叙之。朕以皇帝幼年，且统国政，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孙及兄弟吴顷、楚元之后，汉元至今，十有余万人，虽有王侯之属，莫能相纠，或陷入刑罪，教训不至之咎也。传不云乎？‘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其为宗室，自太上皇以来族亲，各以世氏，郡国置宗师以纠之，致教训焉。二千石选有德义者以为宗师。考察不从教令有冤失职者，宗师得因邮亭书言宗伯，请以闻。常以岁正月赐宗师帛各十匹。”[110]
当时正值王莽秉政，其所创置的宗师一职由郡守选任，其地位似与一般的郡府僚佐无异，与西晋的宗师一职颇有不同。王莽在各郡国普立宗师一职，管理分散在各地的刘氏子孙，其目的恐怕是为了加强对汉朝宗室力量的监视与控制，为篡权做准备。我们目前惟一能够查考的西汉郡宗师是南阳李通，[111]而南阳恰是刘氏子孙密布之处，光武帝刘秀起兵于此，[112]亦可为宗师负有监视之责的推测提供一旁证。因此，在东汉建立之后，宗师一职并不见于史乘，当是在汉室复兴之后即告废止。而武帝所置的宗师一职，立于中央，与宗正并立，选择宗族元老任之。[113]周一良指出西晋宗师一职未见于《职官志》的记载，盖宗室中所设立，不关国家政府。[114]可知武帝此时所置的宗师并非是一个实际的官职，而是在宗室当中选取一耆老，担负起“训导观察，有不遵礼法，小者正以义方，大者随事闻奏”的责任，[115]这一训导宗族的权威来源于家族的长幼伦常之序，而不是国家的法令制度，因此宗师与宗正之间可以各司其职，并行不悖。但我们已经注意到武帝在这次改封诸王的过程中确立了非皇子不得封王的原则，就是要将皇帝权威凌驾于宗族秩序之上，建立以帝系为中心的诸侯王国体系。但同时又以司马亮为宗师，维护家族内部的长幼之道，这两个举措之间其实潜藏着内在的矛盾。泰始初年，武帝表面上对叔祖司马孚优宠备至，也未曾设立宗师一职以尊其位。而至咸宁三年，西晋立国已有十余年，宗室诸王的地位秩序皆已稳定，为何武帝会选择在此时设立宗师一职，颇值得进一步深究。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在宗室诸王中，武帝为何选择以司马亮为宗师？司马亮为司马懿第四子，虽然《晋书》本传言其“少清警有才用”，但观其一生事功，成少败多，讨诸葛诞于寿春，失利免官，泰始年间出督关中；六年，关中羌乱，秦州刺史胡烈为秃发树机能所杀，这是晋初在西北边疆遭遇到的重大挫折，身为都督的司马亮因援救不力，致此大败，再次受到免官的处分。如果再联系到武帝去世之后，身为宗室领袖的司马亮拒绝出面制衡杨骏，只是夜奔许昌以求免祸的政治表现，[116]可以知道司马亮是个才具平庸，缺乏政治野心的人物。当时，在司马懿诸子在世者尚多，除了司马亮之外，尚有平原王司马幹、琅邪王司马伷、扶风王司马骏、梁王司马、赵王司马伦五人。以嫡庶而论，司马幹与司马师、司马昭同出于张皇后，司马亮乃是庶出；以年齿而论，司马亮亦非最长；[117]以功业威望而论，司马亮亦不及司马伷、司马骏等人。在不乏更佳人选的情形下，武帝为何选举庸常无为的司马亮为宗师，立为宗室表率，这不免有些蹊跷。《晋书》言武帝设立宗师的原因在于宗室强盛、无相统摄，但较之于泰始初年，宗室势力实际上已经大为衰弱，武帝设立宗师的理由似乎也颇为牵强。在咸宁三年的政治情境中，惟一可以与宗室强盛一语相联系的政治事件只有前一年拥立齐王攸的密谋，因此武帝所谓宗室强盛的实际内涵很可能指向的是齐王攸，似乎只有如此才能更加合理地解释为何武帝要在此时设立宗师，又为何要任命司马亮担任此职。
武帝一方面规定非皇子不得封王，确立帝系独大的封建原则，另一方面又命司马亮为宗师，体现出对家族人伦秩序的尊重。这两个看似相悖的政治举措，背后所指向的恐怕是同一个目标：削弱齐王攸以及其他宗室诸王的势力。齐王攸虽然是当时最有声望的宗室成员，但其在家族中的年辈却在司马亮之下，以司马亮为宗师，授予他规范族内礼法的权力，确立以年辈为尊卑的家族秩序，无形之中就降低了齐王攸的地位，使其变成了宗族序列中的普通一员，而不再是一个具有争夺帝位资格的政治领袖。而武帝之所以选择司马亮担任此职，恐怕正是看中了他的平庸，在武帝的诸位叔伯中，才具平平的司马亮无疑是易于驾驭的一位，日后武帝一度有意让司马亮辅佐太子继位，制衡杨骏，恐怕也是看中了司马亮缺乏政治野心，不会对皇权构成威胁的特质。
通过咸宁三年的改封诸王，武帝确立了一系列限制以齐王攸为代表的宗室势力的政治原则，为皇权的扩张奠定了制度基础。之后的咸宁四年相对显得风平浪静，[118]惟一值得一提的便是六月弘训羊太后的去世。羊太后作为晋初惟一留存的司马师时代的政治孑遗，尽管从《晋书》简略的记载中已经无法知晓其在西晋政治中实际地位与作用，但是晋初王太后与羊太后两后并立的局面本身便是一种意味深长的政治象征，向朝野上下无声地提示着司马师的功业。在《哀策文》中，武帝并无法否认羊太后“后亦母晋”的地位，这无疑是对司马师一支正统性的间接承认，但是武帝并不愿意在这场葬礼中赋予齐王攸更多的政治承认，特地将“抚翼齐蕃”作为羊后的一大功绩点出，[119]此处特地运用一个“藩”字就是要将齐王攸牢牢地固定在藩王的地位之上。这一字所蕴有的深意并非是笔者杜撰的微言大义，如果我们再留意一下当时朝廷之中关于齐王攸服制的争议，便可明白其中的关节所在：
河南尹王恂上言：“弘训太后入庙，合食于景皇帝，齐王攸不得行其子礼。”（贾）充议以为：“礼，诸侯不得祖天子，公子不得祢先君，皆谓奉统承祀，非谓不得复其父祖也。攸身宜服三年丧事，自如臣制。”有司奏：“若如充议，服子服，行臣制，未有前比。宜如恂表，攸丧服从诸侯之例。”帝从充议。[120]
王恂是武帝病愈之后，安排替代夏侯和出任河南尹一职的外戚，其立场无疑代表了武帝的关切所在，王恂议题的中心在于羊后合祀于司马师之后，齐王攸不得以子礼服丧。齐王攸本出嗣于司马师，按照通行的宗法原则，理应行子礼，服三年之丧，与司马师去世时的情形一样。但武帝更在意的是“诸侯不得祖天子”的原则，由于司马师已被追谥为帝，齐王攸若行子礼，便成为了天子的嗣子，无疑加强了其在政治上的正统性，这是一直努力要将齐王攸定位于诸侯角色的武帝所不能容忍的。只要能将齐王攸钉在诸侯王的地位上，武帝可以放弃家族内部的宗法伦理，甚至连西晋一朝标榜为立国之本的“孝”亦可置之脑后，弃之不顾。至于贾充提出的“服子服，行臣制”这一折衷方案的实质则是允许齐王攸在“私”的领域中以嗣子的身份为羊太后服三年之丧，但在“公”的领域只允许齐王攸以一般宗室成员而非嗣子的身份祭祀羊太后，通过对齐王攸“人子”与“人臣”两种不同身份的刻意区分，从而勉强在皇权的正统性与孝道之间达成了妥协。尽管武帝最终接受了贾充提出的这一折衷方案，但是，如果我们将有司的奏议视作为对武帝本意的迎合，那么贾充的妥协方案，其实并未完全洽其心意。要求齐王攸丧服从诸侯之例，将齐王攸定位为一个普通的宗室成员，从而剥夺齐王攸源自司马师的正统地位，才是武帝的真正目的所在。这一表面上关于的礼制的争论，其背后的实质是一场关于政治正统地位的角逐，武帝对于齐王攸服制的特殊关切，其实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篇出自著名文人潘岳之手的《哀策文》中的那个“藩”字并非无意之笔。
在其后的两年中，西晋政治的重心从内政转移到了外事，武帝经过了多年准备，终于在咸宁五年十一月大举伐吴，并于次年三月底定东南，大赦改元。西晋在立国十五年之后，一举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结束了汉末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关于武帝伐吴这一军事行动的内政背景，学者也有不少的关注，但往往立足于晋初党派纷争的背景之中对此加以讨论，将贾充等人反对伐吴一事归因为排挤政敌的需要，防止羊祜因为伐吴的胜利重新进入朝廷中枢。[121]但是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贾充的政治履历，就不难注意到这位素以无公方之操，专以谄媚取容而获讥的元老重臣，竟然在武帝伐吴决心已定的情况下采取了强烈反对的态度，这是贾充一生中最激烈的政治姿态，也是这位以擅长观察上旨而著称的老臣惟一公开触忤武帝旨意的行动。而且此时贾充由于在咸宁二年的中立态度，已经被武帝所猜忌，其本人的政治地位尚在摇动之中，在这一特定背景下，其一反常态的激烈态度背后的政治内涵是值得注意的。更为蹊跷的是，武帝偏偏任命这位伐吴之役最激烈的反对者担任主帅的职务。如果我们联想到在邓艾反对伐蜀时，司马昭立刻绕开了这位功勋卓著的老将，将伐蜀之役的军事大权交给了年轻的钟会，就更需要探究武帝这一任命背后的意味深长之处。安田二郎在研究中提出了独特的观点，认为贾充反对伐吴的原因在于当时齐王攸正处于服丧守制期间，武帝通过伐吴的胜利带来的权威，可以在内政处置上享有独断的权力，从而打破西晋政治的原有的格局。作为官僚贵族力量代表的贾充试图将武帝的权力限制为“宽仁”的贵族首领，而不是一个专制的君主。[122]安田二郎认为武帝借着齐王攸的服丧的机会，将他排除出伐吴之役，从而达到独占统一天下之功的目的，这一论述或许有求之过深的嫌疑，笔者尚存有怀疑。但是安田二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视角，让我们注意到贾充这个政治人物的复杂性，以及伐吴之役的成功与武帝政治权威上升之间的密切关系，富有启示，毕竟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已经注意到贾充并不是传统认识中的倖臣，而是朝廷政治中重要的平衡力量。
在整个伐吴之役的前后，有以下几点值得重视。首先，在咸宁二年武帝病愈之后，关于伐吴的军事准备工作骤然加快。如果将西晋伐吴的军事准备工作的开端系于泰始五年羊祜出镇荆州的话，[123]那么在从泰始中期至咸宁初年，整个准备工作并无多少引人注目之处，羊祜与陆抗在荆州前线的对峙中互有得失，羊祜曾因兵败被贬为平南将军，并未占据明显的上风。而伐吴准备工作的骤然加快肇端于咸宁二年，不少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咸宁二年羊祜请求伐吴的上疏，并据此认定羊祜是伐吴之役最积极的推动者，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羊祜上疏的背景。咸宁二年十月，武帝病愈之后不久，封平南将军羊祜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得专辟召，而羊祜的上疏则是在这一任命下达之后呈递的。[124]其实在咸宁二年之前，尽管已经坐镇荆州前线近十年，但是羊祜从未主动上疏主张伐吴，可以认定武帝征南大将军的任命实际上是释放了决心伐吴一个明确信号，而羊祜的上疏则是对武帝这一政治信号的积极回应，那么伐吴准备工作加速背后的主导者实际上是武帝而并非羊祜。羊祜在武帝的支持下，积极进行伐吴的准备，建议武帝留任益州刺史王濬。王濬留任之后，积极筹划，作大船连舫，蒙冲巨舰以备伐吴。益州居上流之势，占地利之便，王濬在益州的积极筹备，使荆州不再孤立于抗吴的前沿，荆、益两州的军事联动，完成了两路夹击吴国的战略合围，西晋伐吴的战略构想日渐成型，可以说西晋真正周密可行的伐吴筹备是咸宁二年后方才开始的。武帝这一积极进取的政治姿态并非昙花一现，而是延续到了咸宁三年，七月，武帝以都督豫州诸军事王浑为都督扬州诸军事，九月，以左将军胡奋为都督江北诸军事，[125]进一步调整前线诸州的军政长官的人选，为伐吴做着积极的人事准备。另外，可以顺便提及的是王浑与胡奋都是武帝的姻亲，属于咸宁二年之后，武帝最为信任的政治群体。
以下便来考索一下咸宁二年武帝开始积极筹备伐吴的动机所在，不可否认西晋是一个缺乏进取心的王朝，司马昭力排众议伐蜀背后的政治动机已见本书第二章的考述。伐蜀胜利之后，邓艾便曾主张借此大好形势，一举顺江而下，统一全国，而当时正忙于自立家门的司马昭根本没有理会邓艾的建议。[126]尽管在伐蜀之前，司马昭曾有过先取蜀汉，三年之后，因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灭亡吴国的规划，进位相国之后，司马昭也曾修书孙皓，宣示平定吴国，统一天下的决心。[127]但是这些行动更多只是停留在军事恫吓的宣传层面，并没有付诸实际的行动。一旦司马氏家族通过伐蜀的军事行动积累了足以完成嬗代的政治资本之后，便汲汲于亡魏成晋之事，伐吴之业便被搁置一旁。因父祖之遗业的司马炎，虽然在功臣与宗室的拥戴下登上了皇位，但是功业不足一直是武帝在政治上的根本弱点，所谓“今主上有禅让之美，而功德未著”便是武帝在晋初政治形象最生动的写照，[128]通过伐吴建立不世之勋，是武帝摆脱弱势皇帝地位最为直接有效的办法，武帝未尝没有过这样的设想，泰始五年命羊祜出镇扬州当与这种考虑有关，但总体而言，在西晋立国十余年中，武帝并无迫切的平吴愿望。[129]与过去魏、蜀对峙的情形相似，在晋、吴两国不断爆发的边境冲突中，大多是由弱小的吴国一方挑起的，而实力更强的西晋多数时候反倒以“筑垒遏水以备吴”的被动姿态出现。[130]
为何从咸宁二年开始，武帝骤然加快了准备伐吴的脚步，其原因只能在西晋政治的内部加以探寻。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可以推定，武帝加快平吴的筹备工作这一重大的政策转向是突然发生的，西晋官僚群体内部对此并没有相应的思想准备，这一点在益州刺史王濬督造蒙冲巨舰的过程中体现得相当明显。如果说武帝封羊祜为征南大将军可以视为加快伐吴准备的明确信号，那么武帝接受羊祜的建议留任王濬可以视为益州方面筹备伐吴的开端。王濬受命留任益州刺史，自然对武帝的意图心领神会，迅速展开伐吴的各项准备工作。但是益州的形势与荆州不同，在咸宁二年之前，益州并无任何伐吴的准备，泰始八年尚有牙门将张弘刺杀刺史皇甫晏谋叛的事变，整个州内的形势在王濬治下刚刚趋于稳定。[131]武帝最初计划动用屯田兵造船，但屯田兵不过五六百人，根本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准备，可见武帝本人对于伐吴准备工作之艰巨也无多少了解。益州别驾何攀劝王濬发州郡兵万人造船，尚不敢上达朝廷，“官家虽欲伐吴，疑者尚多，卒闻招万兵，必不见听”。[132]而王濬受中制募兵伐吴，却无虎符，辖下广汉太守张斅收濬从事列上。[133]从以上两事可知，西晋的官僚阶层从中央到地方皆对于武帝伐吴的决策懵懂无知，并未达成统一的认识，就连武帝本人对其中的艰难也所知甚少，据此可以推测武帝决心伐吴的政策转变发生得相当突然，在此前后朝野上下对此所知甚少，并未形成广泛的共识。
对外的军事行动往往是内政的延续，是内部政治困境的向外投射。如果不是弑杀高贵乡公一事对司马昭的嬗代计划构成了强大的道德阻力，司马昭恐怕也不会力排众议决心伐蜀。同样，武帝对于伐吴一事的突然热衷，背后也有着内政因素的推动。伐吴成功带来的政治威望有助于武帝扩张皇权，其中的利弊武帝恐怕早已仔细考量过。但在晋初的十余年间，武帝似乎并没有为了扩张自己权力进行军事冒险的强烈意愿，贾充所谓“吴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湿，疾疫必起，宜召诸军，以为后图。虽腰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134]后世固然视之为笑柄，但未必不是反映了西晋朝野弥漫着的消极畏战的情绪，西晋官僚大都出身公卿之族，家世显赫，惯于平流进取，对于富贵险中求的功名之途并不热衷。咸宁二年之后，武帝对于伐吴态度的突然转变，背后反映的是皇权在西晋政治中遭遇的危机，只有当武帝的权威受到挑战时，伐吴这一迅速增加政治威望的终南捷径虽然不无风险，却显得弥足珍贵，而武帝所遭遇的政治危机无疑便是咸宁二年关于拥立齐王攸的政治密谋。如果说咸宁三年的改封诸王体现了武帝“弱枝”的政治目标，那么伐吴的决策则彰显了武帝“强干”的意图。
关于贾充坚持反对伐吴的原因，目前缺少直接的证据，颇难索解，通行的“党争说”与安田二郎主张的“抑制皇权说”似乎都只提供思考这一问题的路径，并不能算是让人完全信服的解答。西晋初年的政治纷争，纠结复杂，目前所见的材料往往只能窥见一斑，未必对于其中的真相都能有很好的解答。但在目前研究的基础上，可以推进的方面是重新认识贾充这一人物的复杂性，从而摆脱《晋书》所制造的“恩倖”这一刻板形象。从泰始七年武帝迫使贾充嫁女与太子，到贾充在咸宁二年拥立齐王攸的政治密谋中模棱两可的态度，可以认为贾充一直试图在武帝与齐王攸之间寻求平衡，从而维护西晋政治体制的平衡。如果仅仅将贾充视为在晋初政治中以取媚武帝而得宠的恩倖式的人物，不但是将这个重要的政治人物脸谱化，而且无法理解武帝与贾充之间复杂微妙的政治关系。自从咸宁二年武帝病愈之后，先是解除了贾充的兵权，随后又在没有贾充参与的情况下完成了改封诸王的政治布局，可见武帝对其已生防备之心。随后，在关于齐王攸服制的讨论中，贾充也弥缝其中，持中立的调和态度，并没有完全支持武帝。而在关于伐吴的争论中，贾充又持激烈的反对态度，不惜与武帝发生公开的政治冲突。自咸宁二年之后，两人在政治上渐行渐远，于此可见一斑。因此单向度地将贾充视为武帝的政治附庸无疑是不合适的，作为晋初最重要的功臣，贾充在政治态度上所具有的复杂性不容低估。
作为一名功业已著的老臣，保持自司马昭以来朝廷中的政治平衡，从而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恐怕是贾充最重要的政治考量。在此情况下，贾充分别将两个女儿嫁给齐王攸与太子司马衷，早已确保了其在西晋政治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当咸宁二年之后，武帝决心培植自己的政治力量，开始重用外戚时，君臣之间的政治裂痕便日渐加大。外戚杨氏家族在泰始年间尚只是贾充政治上的附庸，到了此时俨然已经有了平起平坐的态势。武帝这种极力打破原有政治平衡的努力，并不为贾充所喜见。而伐吴的成功将会给武帝带来改组现有政治格局所必需的威望，这也不是贾充所乐意见到的局面。至于积极推动伐吴的张华、杜预、王濬等人更是武帝时代才日渐崛起的政治新人，与曹魏的政治网络渊源较浅，可以视为武帝自己的政治班底，贾充同样不乐意看到他们借着这次胜利在朝中扮演更加关键的角色。当然，如果武帝极力推动的伐吴遭到失败，同样也会引起新的政治动荡，同样不是以保持政治稳定为目标的贾充所愿意面对的。
而站在武帝的立场上，其首先必须要在表面上维持朝廷的团结，因此在进行伐吴的人事安排时，武帝依然把贾充列为统帅，以显示对朝中元老的倚重：
十一月，大举伐吴，遣镇军将军、琅邪王伷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东西凡二十余万。以太尉贾充为大都督，行冠军将军杨济为副，总统众军。[135]
如果说贾充这个挂名的主帅只是略显滑稽的话，那么在其他的人事安排中则可以看出武帝的良苦用心。以行冠军将军杨济为副帅，同样是挂名的人物，杨济以外戚身份的出现则显得意味深长得多：一方面显示了外戚杨氏家族快速崛起的势头，初步具有了与贾充这样元老相颉颃的地位；另一方面武帝无疑也希望杨氏家族能够分享伐吴胜利的荣光。贾充虽然贵为主帅，但由于其先前公开的反对立场，伐吴的胜利只会彰显其先前的荒谬，丝毫不会增强他的政治地位，伐吴无论胜败，身为主帅的贾充在政治上都已处于进退失据的地位，[136]因此武帝乐得让其担当空头主帅的美名。而杨济则不同，其完全可以从这场胜利中获取新的政治资本，从而为武帝进一步重用外戚杨氏打下基础。武帝同时安排叔父琅邪王司马伷参与其中，显示出对宗室元老的尊重，但同时也巧妙地将齐王攸排除之外，以免使其有机会分享伐吴胜利的荣光。此外，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伐吴的人事安排中，与司马氏家族有姻亲关系的贾充、杨济、王浑、胡奋、杜预等人占了其中的大多数，从中可以窥见武帝后期政治上的一些变化：姻亲作为一个被武帝认为更值得信任的群体，在政治舞台上占据了更加显要的位置。[137]
毫无疑问，伐吴的胜利大大增强了武帝的政治权威，所谓“大晋之兴，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灭吴，可谓功格天地，土广三王”，[138]武帝一下子摆脱了以往弱势皇帝的形象，拥有了可以与父祖相媲美的功业。借此助力，武帝得以摆脱功臣与宗室的掣制，重新把目光投向内部，以求彻底解决齐王攸的问题。
太康元年平吴之后，九月便有封禅之议，根据《晋书·礼志》的记载在朝廷中积极推动封禅的是卫瓘、山涛、魏舒、刘寔、张华，而身为伐吴统帅与朝臣之首的贾充在这一片歌功颂德之声中的缺席引人注目，尽管《晋书·贾充传》载：“充与群臣上告成之礼，请有司具其事。帝谦让不许。”似乎贾充也曾上书请武帝封禅，但是本传中所言的贾充上书所对应的是《晋书·礼志下》所载卫瓘等五人连续四次上书请封禅为武帝所婉拒后，王公有司又奏请武帝封禅一事。这第五次上书是满朝文武的联名上书，贾充只是作为朝臣之首必须列名其中而已，未必能反映其真实的政治态度。笔者所关心的是作为一名以谄媚取容而闻名的大臣，贾充为什么在此之前保持出人意料的沉默。[139]封禅虽然只是一种政治象征仪式，但却是古代国家的盛典，其举行的时间与背景往往反映了帝国政治生态的重要侧面。关于武帝封禅的讨论，其背后的关节点在于如何在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对于伐吴的胜利做出合适的表达。根据卫瓘等人表达的意见，伐吴的功业可以与唐虞三代比肩，是帝王之盛业，天人之至望，举行封禅大典，告成天下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积极推动此事的卫瓘等人虽然不能被视为一个政治集团，但无疑是与贾充相异的一股政治力量。如果通过封禅典礼确立伐吴胜利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至高地位，那么不但武帝可以超越父祖，彻底摆脱功业不足的形象，获得巨大的政治威望，而张华、刘寔等人作为伐吴之役的参与者，都可以分享这场胜利的荣光，从而取得了与贾充这样的开国功臣分庭抗礼的地位，进而在西晋政治中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但是过于强大的皇权与新的政治对手的崛起无疑都不是贾充所乐意看到的，其在封禅议题上沉默或缘于此。如果我们将第五次王公有司的上书视为更多地代表贾充等人的立场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在奏章的表达上与前四次有所不同，卫瓘等人的四次上奏基本上将平吴封禅表述为武帝个人的德业，而在第五次王公有司的上书中则将武帝的功业置于祖孙三代创业的叙事中：“况高祖宣皇帝肇开王业，海外有截；世宗景皇帝济以大功，辑宁区夏；太祖文皇帝受命造晋，荡定蜀汉；陛下应期龙兴，混一六合，泽被群生，威震无外。”[140]如此一来武帝伐吴之功便被置于魏晋革命的历史脉络中，只是对于父祖之业的延续，而非超越。如果说卫瓘等人提议的封禅是将这国之盛典的荣光归于武帝个人的话，那么第五次王公有司的上书的表达则有所不同，同样是请求封禅，但更多地将伐吴的成功视为亡魏成晋之业的最终完成，“不羁之寇，二代而平”，“扬名万世，以显祖宗”，封禅的盛业不只是属于武帝，而是对于自司马懿创业以来，西晋开国历史的总结。
武帝最终没有接受封禅的建议，其背后真正的原因并不清楚。但从武帝晚年所谓“我平天下而不封禅”的言谈中，[141]很自然地流露出对伐吴功业的自得，其认识恐怕更接近于卫瓘等人的立场，自认为具备封禅的资格，不封禅只是体现了谦退的美德而已，而贾充等朝中元老在这一问题上的沉默立场或许是制约武帝没有进行封禅的原因之一。尽管最终没有进行封禅告成的典礼，但是伐吴的成功已经足以改变武帝功业不足的形象，使其具有将齐王攸逐出朝廷中枢的权威，从而彻底断绝群臣之望。太康三年十二月，武帝最终下达了以司空齐王攸为大司马、都督青州诸军事命令，并要求齐王攸立即赴任。[142]在此以前，这一年的正月，主张将国之后事托付给齐王攸的张华被外放为都督幽州诸军事；四月，贾充去世；[143]朝廷之中已经没有了能够制衡武帝的力量。但是齐王攸出镇的诏命一出，依然在朝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如果说魏末武帝与齐王攸的储位之争，被成功地局限于司马氏集团内部核心圈中，并未在朝中激起多少波澜，那么到了太康三年，武帝强制齐王攸离开的朝廷的举措，却酿成了整个西晋一朝最激烈的政治抗议风潮。如果说第一次储位之争，具有鲜明的密室政治特征，使我们根本无法知道，谁在这场争斗支持了齐王攸，那么第二次则演变成了一场公开的朝廷论战，成为帝国上下瞩目的公共事件。支持齐王攸的朝臣人数众多，立场鲜明，形成了强大的抗议舆论，其规模与声势甚至让人想起了汉末的清议风潮。反对齐王攸之国的力量包含了宗室、外戚、普通官员等各种出身的官员，这批反对者涵盖了西晋官僚阶层中的各个方面，但他们只是在反对齐王攸之国一事上有共同的立场，并不能被视为一个政治集团。而这些出身各异的官员共同的反对只能证明，反对齐王攸之国代表了西晋官僚阶层的主流意见。为了方便进一步的讨论，故不避繁琐，胪列各人意见如下：
及齐王攸出镇，（司马）骏表谏恳切，以帝不从，遂发病薨。追赠大司马，加侍中、假黄钺。[144]
扶风王司马骏是武帝的叔父，在宗室之中最为俊望，在魏晋之际有功于晋室，咸宁中平定了秃发树机能的叛乱，是当时宗室诸王中功勋与才能最为卓著的人物，他强烈的反对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宗室的意见。
会朝臣立议齐王攸当之藩，（王）浑上书谏曰：“伏承圣诏，宪章古典，进齐王攸为上公，崇其礼仪，遣攸之国。昔周氏建国，大封诸姬，以藩帝室，永世作宪。至于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辅济大业，不使归藩。明至亲义著，不可远朝故也。是故周公得以圣德光弼幼主，忠诚著于《金縢》，光述文武仁圣之德。攸于大晋，姬旦之亲也。宜赞皇朝，与闻政事，实为陛下腹心不贰之臣。且攸为人，修洁义信，加以懿亲，志存忠贞。今陛下出攸之国，假以都督虚号，而无典戎干方之实，去离天朝，不预王政。伤母弟至亲之体，亏友于款笃之义，惧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于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伷、骏各处方任，有内外之资，论以后虑，亦不为轻。攸今之国，适足长异同之论，以损仁慈之美耳。而令天下窥陛下有不崇亲亲之情，臣窃为陛下不取也。若以妃后外亲，任以朝政，则有王氏倾汉之权，吕产专朝之祸。若以同姓至亲，则有吴楚七国逆乱之殃。历观古今，苟事轻重，所在无不为害也。不可事事曲设疑防，虑方来之患者也，唯当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计猜物，虽亲见疑，至于疏远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怀危惧，非为安之理。此最有国有家者之深忌也。愚以为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与太尉汝南王亮、卫将军杨珧共为保傅，干理朝事。三人齐位，足相持正，进有辅纳广义之益，退无偏重相倾之势。令陛下有笃亲亲之恩，使攸蒙仁覆之惠。臣同国休戚，义在尽言，心之所见，不能默已。
私慕鲁女存国之志，敢陈愚见，触犯天威。欲陛下事每尽善，冀万分之助。臣而不言，谁当言者。”帝不纳。[145]
齐王攸当之藩，（王）济既陈请，又累使公主与甄德妻长广公主俱入，稽颡泣请帝留攸。帝怒谓侍中王戎曰：“兄弟至亲，今出齐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济连遣妇来生哭人！”以忤旨，左迁国子祭酒，常侍如故。[146]
及齐王攸出镇也，（羊）琇以切谏忤旨，左迁太仆。既失宠愤怨，遂发病，以疾笃求退。拜特进，加散骑常侍，还第，卒。[147]
（杨）珧初以退让称，晚乃合朋党，构出齐王攸。中护军羊琇与北军中候成粲谋欲因见珧而手刃之。珧知而辞疾不出。讽有司奏琇，转为太仆。自是举朝莫敢枝梧，而素论尽矣。[148]
王浑、王济、甄德、羊琇四人皆是武帝的姻亲，王浑是魏末名臣王昶之子，家世显贵，在西晋政治中平步青云，伐吴有功，当时位望正隆。由于王浑身处权力中枢，能够洞悉武帝放逐齐王攸的真正目的，加之其子王济尚武帝之女常山公主，兼具功臣与外戚的双重身份更使他有了大胆直言的便利，因此王浑这篇奏疏为我们了解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记录。从王浑的上疏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武帝放逐齐王攸之后，想用以取而代之的是司马亮。王浑直言不讳地指出：“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伷、骏各处方任，有内外之资，论以后虑，亦不为轻”，这不吝是点明了武帝强令齐王攸之国的真正原因所在：防止齐王攸成为武帝的身后之虑。王浑一方面指出以司马亮代替齐王攸只是掩耳盗铃之举，司马亮兄弟三人并居高位，有内外之资，如有不臣之心，在武帝身后并非没有危险。而在另一方面更点出了武帝放逐齐王攸之后，重用“妃后外亲，任以朝政”的危险性，提醒武帝如果说宗室太盛会招致吴楚七国之乱的话，那么外戚擅权同样有吕产、王莽的前车之鉴。同时王浑也提出了齐王攸、司马亮、杨珧三人夹辅太子，互相制衡的替代方案。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太康三年之后西晋政治的实际走向，可以发现王浑的上疏是解开其中谜团的重要钥匙，武帝在放逐齐王攸之后，对身后事的安排一直在司马亮与杨骏夹辅太子与外戚杨氏独立辅佐太子这两套方案当中徘徊。以当时实际的政治形势而论，在武帝不愿意废黜不慧的太子的形势下，王浑所提出的以齐王攸、司马亮、杨珧三人联合辅政的建议实际上是应对武帝身后政治变局最佳的解决方案。但无奈武帝在咸宁二年之后，与齐王攸之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根本不愿意接受任何将齐王攸留在权力中枢的安排。
如果说王浑的上疏是对武帝晓之以理的话，那么王济、甄德无疑是在动之以情了。王济为侍中近臣，深受武帝的赏识，君臣关系密切。甄德虽然才具平庸，但因魏末司马氏需要结好郭太后的缘故，先后得娶司马师、司马昭之女，是武帝的姐夫。两位驸马加上两位公主一起进宫，干脆用了哭谏的办法，试图借此让武帝收回成命，武帝不但不为所动，更强硬地表示这是其家事，不容外人置喙。值得一提的是甄德虽因外戚的身份而致高位，却是一个很少在政治上表达意见的人物，反对齐王攸之国几乎是他在史籍中留下的惟一印迹。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人物也在这一问题上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并因此博得了社会舆论的嘉许，[149]从中也可以窥见整个西晋朝野上下对齐王攸出镇一事的普遍看法。
较之于之前的几位，羊琇与武帝的关系则更为亲近。
（羊）琇涉学有智算，少与武帝通门，甚相亲狎，每接筵同席，尝谓帝曰：“若富贵见用，任领护各十年。”帝戏而许之。初，帝未立为太子，而声论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恒有代宗之议。琇密为武帝画策，甚有匡救。又观察文帝为政损益，揆度应所顾问之事，皆令武帝默而识之。其后文帝与武帝论当世之务及人间可否，武帝答无不允，由是储位遂定。及帝为抚军，命琇参军事。帝即王位后，擢琇为左卫将军，封甘露亭侯。帝践阼，累迁中护军，加散骑常侍。琇在职十三年，典禁兵，豫机密，宠遇甚厚。[150]
羊琇是武帝少年时代的密友，特别是在武帝与齐王攸争夺储位的过程中出力甚多，因此深得武帝信任，长期担任左卫将军、中护军等禁军要职，是西晋初期任职时间最久的禁军将领，在军中的根基很深，是武帝政治上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但在齐王攸出镇的立场上，羊琇却采取了坚决的反对态度，甚至不惜与武帝公开决裂。羊琇对于挑唆武帝放逐齐王攸的杨珧更是恨之入骨，甚至密谋与北军中候成粲寻找机会刺杀他，北军中候同样是禁军的重要将领，羊琇、成粲的激烈反应，似乎反映出武帝强迫齐王攸之国的风波，已经波及了身系朝廷安危的禁军之中，并在军中激起了强烈的反感。
及齐王攸出镇，（李）憙上疏谏争，辞甚恳切。[151]
齐王攸将归藩，（向）雄谏曰：“陛下子弟虽多，然有名望者少。齐王卧在京邑，所益实深，不可不思。”帝不纳。雄固谏忤旨，起而径出，遂以愤卒。[152]
齐王攸之就国也，下礼官议崇锡之物。（庾）旉与博士太叔广、刘暾、缪蔚、郭颐、秦秀、傅珍等上表谏曰：
《书》称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武王光有天下，兄弟之国十有六人，同姓之国四十人，元勋睦亲，显以殊礼，而鲁、卫、齐、晋大启土宇，并受分器。所谓惟善所在，亲疏一也。大晋龙兴，隆唐、周之远迹，王室亲属，佐命功臣，咸受爵土，而四海乂安。今吴会已平，诏大司马齐王出统方岳，当遂抚其国家，将准古典，以垂永制。
昔周之选建明德以左右王室也，则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及召、芮、毕、毛诸国，皆入居公卿大夫之位，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轻也，未闻古典以三事之重出之国者。汉氏诸侯王位尊势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赞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国，亦不复假台司虚名为隆宠也。
昔申无宇曰“五大不在边”，先儒以为贵宠公子公孙，累世正卿也。又曰“五细不在庭”，先儒以为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也。不在庭，不在朝廷为政也。又曰：“亲不在外，羁不在内。今弃疾在外，郑丹在内，君其少戒之。”叔向有言：“公室将卑，其枝叶先落。”公族，公室之本，而去之，谚所谓芘焉而纵寻斧柯者也。
今使齐王贤邪，则不宜以母弟之亲尊，居鲁、卫之常职；不贤邪，不宜大启土宇，表建东海也。古礼，三公无职，坐而论道，不闻以方任婴之。惟周室大坏，宣王中兴，四夷交侵，救急朝夕，然后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诗曰“徐方不回，王曰旋归”，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为家，将数延三事，与论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违旧章矣。
旉草议，先以呈父纯，纯不禁。太常郑默、博士祭酒曹志并过其事。武帝以博士不答所问，答所不问，大怒，事下有司。尚书朱整、褚等奏：“旉等侵官离局，迷罔朝廷，崇饰恶言，假托无讳，请收旉等八人付廷尉科罪。”旉父纯诣廷尉自首：“旉以议草见示，愚浅听之。”诏免纯罪。
廷尉刘颂又奏旉等大不敬，弃市论，求平议。尚书又奏请报听廷尉行刑。尚书夏侯骏谓朱整曰：“国家乃欲诛谏臣！官立八座，正为此时，卿可共驳正之。”整不从，骏怒起，曰：“非所望也！”乃独为驳议。左仆射魏舒、右仆射下邳王晃等从骏议。奏留中七日，乃诏曰：“旉等备为儒官，不念奉宪制，不指答所问，敢肆其诬罔之言，以干乱视听。而旉是议主，应为戮首。但旉及家人并自首，大信不可夺。秦秀、傅珍前者虚妄，幸而得免，复不以为惧，当加罪戮，以彰凶慝。犹复不忍，皆丐其死命。秀、珍、旉等并除名。”[153]
除了宗室、外戚之外，朝臣中反对齐王攸之国的声音同样高涨。李熹、向雄前后进行了谏争，朝廷中公开反对的声浪在庾旉、太叔广、刘暾、缪蔚、郭颐、秦秀、傅珍等七名博士联名上疏抗议之后达到了最高峰。诸博士上表抗争一事发生于太康四年，在太康三年十二月的诏书下达之后，不但朝廷上下一片反对之声，齐王攸本人也非常不满，迁延不行，似乎在等待事情的转机。武帝不得不在太康四年再次重申了要求齐王攸之国的诏令，并下令以济南郡益齐国，又以齐王攸之子司马寔为北海王，[154]“备物典策，设轩悬之乐、六佾之舞，黄钺朝车乘舆之副从焉”，[155]希望通过这些表面上的恩遇来安抚齐王攸，敦促其尽快接受诏命，离开京师，从中可以窥见武帝希望齐王攸逐出权力中枢的愿望强烈到了何种程度。而下诏“命议崇锡之物”，[156]便是这一系列优宠的姿态的一部分，但也正好给诸博士提供了公开表达反对意见的机会。
如果说在第一次诏命下达之后，武帝与宗室、外戚之间的争论尚属于权力核心圈内部的讨论，那么位秩不高，但具有清流形象的太常博士们的集体请愿不但将这一矛盾彻底公开化，而且大大扩张这一事件的政治影响。在西晋初年的政治中，存在着一股清议的政治力量，对于魏晋嬗代之际种种丑恶酷毒的政治手腕加以反思，④而太常博士系统的官员便是其中重要的力量，其中尤以博士秦秀先后将何曾、贾充两位功臣的谥号拟定为“谬丑”、“荒”两事最为轰动。[157]在制度上，西晋博士负有“应对殿堂、奉酬顾问”的职责，[158]而武帝下诏命博士议崇锡之物，本意让熟悉礼制的博士们履行顾问职责，拟定一个能够让齐王攸接受的礼遇，从而平息这场风波。不料以政治清议为己任的博士们却借机发难，“不答所问，答所不问”，引经据典地上疏反对齐王攸之国，进一步发酵了这场政治争论。
根据以上所列举的史料，基本上可以判定武帝在下诏命齐王攸出镇前，并没有广泛听取群臣的意见，只是与杨珧、荀勖、冯紞等亲信密谋定策，[159]试图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造成既成事实迫使齐王攸及群臣接受。但在诏命下达之后，立刻招致了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齐王攸亦迁延不行，皇帝与群臣之间形成了互相对立的僵持局面，而太常博士们的声势浩大的联合上疏更是将武帝逼到了墙角，武帝迫使齐王攸之国的计划面临着搁浅的危险。但是武帝拒绝做出任何让步，对于七博士的上疏采取了非同寻常的强硬态度，同样反对的大臣也拒绝后退，博士祭酒曹志接着上疏：“以为当如博士等议。”[160]被激怒的武帝，将曹志与七博士交付廷尉治罪，同时免去了同情此事的太常郑默的职务。但是反对齐王攸之国的朝臣，依然拒绝退让，庾旉的父亲庾纯仅仅是因为曾经看过庾旉上疏的草稿，并表示赞许，却没有受到追究，就自行前往廷尉自首，要求治罪。这种因为没有被治罪而感到羞耻的政治姿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党锢时代相似的例子，[161]显示了整个士人阶层在这一事件上的共同态度，君臣之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而廷尉刘颂的判决则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其竟然提议以“大不敬”的罪名处决以上八人，倾向于武帝的尚书朱整、褚也批准了这一决定。这几乎是整个武帝时代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政治事件，素来以优礼甚至放纵大臣而闻名的武帝，惟一一次表现出要处决大臣的姿态，而且是一次诛杀八名上书谏争的大臣，这种趋向极端的政治反应只能表明武帝已经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要放逐齐王攸。群臣越是为齐王攸申辩，武帝的反弹与决心也就越强烈，因为齐王攸愈是受到众人拥戴，那么在武帝身后对于太子的威胁也就愈大，这是武帝所决不能容忍的。廷尉对于曹志等八人的判决，再次激起了新一轮的抗议，尚书夏侯骏、左仆射魏舒、右仆射下邳王司马晃上书驳正，奏留中七日后，武帝做出了小小的让步，不再坚持处决，而是将参与此事的八人免官罢黜。但这种让步只是象征性的，武帝并没有免除太常博士们大不敬的罪名，仅是丐其死命而已，而且这样的处分已经是整个武帝一朝牵连规模最大、处分最为严厉的一次政治整肃。更关键的是，齐王攸必须要离开朝廷，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变化。
这场政治争论随着齐王攸在三月的暴病身亡而戏剧性地画上了句号。从表面上来看武帝似乎取得了胜利，齐王攸的去世消除了太子继位之后最大的政治隐患，但是在胜利背后，武帝却在西晋政治中留下了无法弥缝的裂痕，君臣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以说这场西晋政治史上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对于西晋政治未来的走向具有转折性的意义。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来计算一下双方的力量的对比，《晋书》一共记载了张华、司马骏、王浑、王济、甄德、羊琇、成粲、李熹、向雄、曹志、庾旉、太叔广、刘暾、缪蔚、郭颐、秦秀、傅珍十七名公开的反对者，再加上郑默、庾纯、夏侯骏、魏舒、司马晃五人可以视为齐王攸的同情者，那么朝廷之上至少有二十二名齐王攸的支持者与同情者，包含了宗室、外戚、禁军将领、清流名士等多方面的政治力量，而目前所知参与武帝放逐齐王攸谋划的仅有杨珧、荀勖、冯紞三人，主张处决诸博士的刘颂、朱整、褚大概也可以算是站在武帝一方。很明显如果不是由皇权的介入，双方政治力量的对比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上。更重要的是通过羊琇、成粲意欲手刃杨珧，庾纯自诣廷尉这样一些公开的政治事件，完全可以窥见朝臣们激愤的态度与朝野上下的人心向背。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武帝为了保证皇位在本房支内的延续，根本不愿意放弃愚鲁的太子司马衷，不惜通过皇权力量的强势介入，违背大多数朝臣的意愿，坚持放逐齐王攸，并且对坚持抗争的朝臣给予了出人意料的强硬处分。这场对抗在君臣之间都留下了长久的阴影，[162]其后王济与武帝之间“尺布斗粟之谣，常为陛下耻之。他人能令亲疏，臣不能使亲亲，以此愧陛下耳”的对话便一个例证。[163]
我们还可以清点一下在这场大冲突后，被撕裂的西晋朝廷所付出的代价。首先是武帝后期最有才能的政治家张华被排挤外放；其次，宗室之中名望最高、最有才能的两位亲王司马攸、司马骏先后忧愤去世；重臣羊琇、向雄先后忧愤而卒；郑默、曹志、庾旉等九人被免官；羊琇、王济被贬官；可以说这场争论对于本来就存在不少隐患的西晋政治结构有着伤筋动骨的损害。由于武帝强硬地坚持必须“放逐”齐王攸的立场，并将朝臣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作为划分政治界限的标尺，从而连带地打击了一大批在这一问题上持不同观点的朝臣。风波过后，武帝不得不调整中书令、中护军、侍中、河南尹等关键职位的人选，而对于太常博士们的集体罢黜则破坏了朝廷中健康的政治批评力量，使整个西晋官僚阶层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动荡，朝中为之一空。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由于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抗争，将朝廷泾渭分明地分裂成了同情齐王攸的多数派与支持武帝的少数派。由于这一裂痕的存在，在武帝晚年的政治中，更加倾向于重用少数外戚、亲信，尤其是杨氏家族，将公开的政治运作变成了一个小集团内部的密室政治，甚至只信任外戚杨氏，使得本来就存在着社会基础狭隘、官僚阶层流动性不足的痼疾西晋政治进一步走上狭隘化的道路，直接导致了武帝病危时杨骏矫诏一事的出现。
武帝为这场胜利所付出的另外一个代价就是其所倚重的外戚杨氏家族在朝廷中彻底名誉扫地，失去了整个官僚阶层的支持与信任。上文已经分析过，外戚杨氏家族虽然出身于“四世三公”的显贵门第，但却是西晋政治中的异质力量，与大多数出身曹魏贵戚后裔的西晋官僚关系淡漠，武帝极力提拔的这一政治家族，要重新融入西晋的政治网络本来就需要一定的时间。应该说杨珧、杨济两人初期的政治形象是相当不错的，杨珧素有名称，杨济与王济、孔恂、王恂齐名为一时秀彦，有“恂恂济济”之誉，[164]在此情形下，这一家族在武帝的支持下，逐渐融入西晋的政治网络只是时间问题。但是在齐王攸事件之后，杨氏家族作为齐王攸事件的幕后推动者和政治上最大的受益者，遭到了朝臣的普遍敌视，不但羊琇、成粲视之如寇仇，而且“素论尽矣”，在士人阶层中辛苦积累的声誉毁于一旦。武帝去世之后，杨骏独揽朝政，却是“自知素无美望，惧不能辑和远近”，虽然大开封赏，欲以悦众，却依然不能得到群臣的支持，[165]这一现象背后所反映的便是西晋士人官僚阶层对于杨氏家族深切的反感。[166]
武帝与齐王攸之间的争斗，最终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从当时的实际政治形势而论，王浑上书中提出的齐王攸、司马亮、杨珧联合辅政的设想不失为保持武帝身后政治稳定的最佳安排。朝野上下如此强烈地反对武帝放逐齐王攸的诏命，并不意味着这些出身各异的大臣是一个共同的政治集团或者都主张以齐王攸取代太子的地位，他们所直接反对的是将齐王攸逐出权力中枢这一件事情本身，因为这意味着朝中原有政治格局的完全破裂。在太康三、四年间，随着张华的外任、贾充的去世、齐王攸的放逐，朝中原来代表各种政治势力平衡的关键人物逐一消失，而齐王攸作为这一连串变化中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个，他的去世标志着西晋立国以来原有权力结构的完全崩坏，这种变化对于西晋政治的冲击与转折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朝臣反对齐王攸之国，并不是意味着支持齐王攸取代太子，而是希望维持原有的政治格局，通过外戚、宗室、功臣之间的互相制衡来达到政局的稳定。但武帝在咸宁二年拥立齐王攸的密谋之后，与齐王攸的关系已经完全决裂，一直将驱逐齐王攸作为自己核心的政治目标，在这一目标的驱使下，他不能容忍任何对于齐王攸的支持。但是武帝根本没有考虑到他试图建立的以外戚杨氏家族为核心的新权力结构所蕴有的风险。且不论作为西晋官僚网络中的异质力量，外戚杨氏家族是否能成功地融入西晋政治网络，是否有足够的才能驾驭武帝身后复杂的政治局面，缺少了宗室与功臣力量的制衡，外戚的一支独大本身就是对于皇权的巨大威胁，更何况太子司马衷智力低下，根本没有应付复杂政治局面的能力。或许正是由于武帝的一生都笼罩在与齐王攸间明争暗斗的阴影之中，在其视野中已将齐王攸这个政敌的形象无比放大，倾尽全力要将其击倒，却目不见睫，没有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最终是他自己精心安排的辅佐太子的外戚杨氏家族将西晋推向了灭亡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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