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共同体的修复与勃兴,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民营企业的兴起,为家国共同体的修复与勃兴提供了广泛的经济基础。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正是由此而开始。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指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在保留集体经济必要的统一经营的前提下,农民有权独立作出经营决策,支配其经营成果。这是中国传统复合型土地所有制的现代承续和新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人民公社制度就此瓦解。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在经营中的作用主要在土地发包,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等,农民一家一户重新成为基本的生产经营单位。
承认城乡个体经济、民营经济的存在与发展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1982年颁布的《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权益”。个体经济或民营企业的核心管理层,大多仍以家族或亲朋为主,随后逐步吸收越来越多的管理和技术人员进入其中。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个体经济、民营企业由体制外经济正式被纳入体制内经济,并被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08年底,全国私营企业从业人员7904万人,其中投资者人数1507.36万人,雇工人数6396.62万人。
家庭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全过程中独立的主体地位重新确立,这就为家国共同体的修复与勃兴提供了广泛而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动力。
与此同时,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解决“阶级斗争”无限泛化或扩大化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严重的社会对立和分裂状态,则为家国共同体的修复与勃兴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社会基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拨乱反正工作,所涉及的人数,有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约3000万人,以及被他们所牵连的子女、亲属、朋友,加在一起有近两亿人;有数十位中共和国家领导人,数百万党内外干部,数百万的知识分子。此外,还涉及约40多万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数十万宗教界人士,数十万资本家、工商业者,数百万海外归国人员、去台人员留在大陆的家人与亲属,以及广大华侨和侨眷。因为长时间以来,在社会上、在中共党内、在各种社群内,人为地不断“制造对立面”,以致使整个社会始终保持斗争与革命的极大张力而不松懈,家国共同体亦因此而被严重撕裂,至此,家国共同体终于开始得到修复,无论是单个人、家庭、单位、团体,还是整个国家,亲情、友好,互相关心、互相支持,谦和、礼让、和睦相处,重新成为常态。
然而,对于家国共同体的修复与勃兴而言,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机构将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上,转到承认、支持和保护民众自主从事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上,则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先前,国家凭借不受限制的政治与军事力量,领导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它通过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及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直接垄断着全国全部经济活动,结果,它会经常有形或无形地对广大民众的生产资料进行剥夺,民众对生产、流通、分配通常都不具有自主的支配权,结果,使得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成了某种外在于广大民众的活动。国盛家衰,国强家弱,家国共同体自然难以为继。
在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后,党的领导机构和各级国家政权在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中,仍然继续发挥着主导作用,而角色地位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单一公有制经济已经为公有制为主体、包括民营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格局所取代,单一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为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要素市场已开始形成,并在资源的配置中逐渐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改变,使中国经济持续高速成长,步入了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快速发展时期;城乡居民收入快速提高,消费结构快速升级。国盛家亦盛,国强家亦强,这就为家国共同体的修复与勃兴提供了极为有力的经济支撑和政治保障。
毫不含糊地确定中国现今仍处于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对修复与勃兴家国共同体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就为有效地防止个人本位主义和社会大同主义两种倾向过度膨胀,修复与勃兴家国共同体提供了准确的历史定位。
《礼记·礼运》对于“小康”的诠释是:“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小康和大同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承认国家、法律、礼义、家庭、私有财产的存在都有其历史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在条件尚未具备时,人为地去消灭它们,只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正因为如此,人们应当自觉地善待家国共同体,努力使之更加完善。这也正是家国共同体责任伦理至今仍然具有相当强固的生命力原因之所在。
人的社会性具有极为广泛的内涵。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除去生产关系、政治关系、阶级关系外,还有血缘联系、地缘联系、情感关系,共同的语言与文字、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风俗习惯、知识传承与扩散、共同的伦理、道德规范的共同约束等不同层面的复杂联系。中国传统的家国共同体,正是依靠这种多层面的广泛联系而得以稳定地维系,并且能在遭到破坏后迅速重建,并适应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吸收各种新的元素来充实自己。
中华民族正在迅速复兴。中国今日之发展,又使家国共同体面临一系列新挑战、新问题。
最大的挑战和问题,出自家国共同体内部,源于国与家两者发展的新的不平衡。
首先是在当代发展过程中,国家财政的增长幅度远远超越民众收入增长的幅度。学者刘植荣有一份《世界工资研究报告》,其中说:中国平均工资是人均GDP的25%,世界平均水平为58%,发达国家甚至达到近70%;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21%,世界平均水平为50%;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而世界平均水平才2倍;中国国企高管的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水平为5倍;中国行业工资差高达3000%,世界平均水平则是70%。这一统计当然只是一家之言,不同的计算方法结论会有很大差异,但问题或倾向仍值得引起高度注意,因为只有当普通民众的收入增长的速度与幅度不低于GDP及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与幅度时,这种经济增长才叫“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
政府在自己所支配的财政收入中,能否将其中最大部分用于发展公共事业及教育、医疗、救济、社会保障等领域,让全体公民,特别是社会各种弱势人群,都能切切实实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更是国家与民众两者发展能否平衡的关键之所在。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明显的缺失,使家国共同体面临走向国与家二元对立的严重危险。
国与家二者发展不平衡,另一重要表现就是行政权力的掌控者掌握着过多资源,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及利益结构大调整的过程中,往往利用民主制度和法治环境的不健全,较为方便地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资源的特殊配置,为自己及周围一些人谋取特殊利益,致使权力的滥用、腐败和社会不公日益严重。这又必然诱使越来越多的人要挤进权力机构,致使国家权力机构越来越膨胀,国家运行成本越来越高昂。其结果,除使国与家走向二元对立外,还使整个社会走向两极分化,即家国共同体走向内部分裂。
家国共同体所面临的又一严峻挑战,是个人本位主义、个人原子主义借助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急速膨胀,人被视为单纯的经济人,单纯的利益追逐者。这种个人本位主义、个人原子主义会使人们漠视对家庭、社会、国家所应负的各种责任,漠视自己生命真正的价值。这种个人本位主义、个人原子主义正严重侵蚀着家国共同体依以存在的根本基础,最终完全可能导致整个家国共同体的瓦解及国家、社会的全盘重构。
从中国家国共同体演进的上述全过程,可以清楚看出,无论在当前,还是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中,必须将应对上述三大挑战、三大问题,放在极重要的位置。能否非常及时、非常有力、非常有效地解决这三大问题,直接关系着中国家国共同体的未来命运,更直接关系着中华民族复兴未来的伟大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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