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中会和同盟会的誓词起始八个字都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究竟什么方才是真正的“中华”？是单一的汉族的“中华”，还是汉、满、蒙、回、藏等生息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共有的“中华”？根深蒂固的中华意识、中国意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基石，正是这一基石，使以“排满”发端的辛亥革命，最终结成的两大硕果，一是中华民族，二是中华民国。也正是这一基石，推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广大人民继起奋斗，将孙中山所发动而“尚未成功”的革命继续进行下去，创建了同样以“中华”命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中华这一名称起源甚早。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铭文上，追述西周武王克商后祭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说明“中国”这一名称至少周武王时已出现。《诗经·大雅·荡之什》：“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侯三月甲辰，次于阳樊。阳樊不服，围之。苍葛呼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左传》成公七年：“春，吴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无吊者也夫！’”《左传》昭公九年：“周甘人与晋阎嘉争阎田。晋梁丙、张
《春秋公羊传》对此有过非常明确的说明：僖公四年：“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继续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怗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成公十五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昭公二十三年：“戊辰，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于鸡父。胡子髡、沈子楹灭，获陈夏啮。此偏战也，曷为以诈战之辞言之？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
《礼记·王制》更明确突出了这种族类与文化的差异：“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皮，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译。”各种文献记录清楚表明，从战国至秦汉，地域意义上、族类意义上、文化意义上以及政治意义上的“中国”一词使用已相当普遍。
“中华”一词，可能源于魏晋时期，南北朝时已很流行。《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论诸葛亮曰：“夫其高吟俟时，情见乎言，志气所存，既已定于其始矣。若使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岂夫多士所能沈翳哉！”《晋书·刘乔传》刘弘上晋惠帝表：“今边陲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杼轴之困。”《晋书·陶侃传》：“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宦，召为舍人。”《晋书·殷仲堪传》：“巴西、梓潼、宕渠三郡去汉中辽远，在剑阁之内，成败与蜀为一，而统属梁州，盖定鼎中华，虑在后伏，所以分斗绝之势，开荷戟之路。”《晋书·陈
“中华”一词，是由“中国”与“华夏”二名复合而成，除保留“中国”一词的政治、地域、族类内涵外，特别突出了“礼乐冠第”的文化内涵。《唐律疏议》唐律释文卷第三《名例》指出：“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非同远夷狄之俗：被发左衽，雕体文身之俗也。”
《唐律疏议》这一段论述可视作对“中华”这一概念首次明确的诠释，反映了经由魏晋南北朝民族大混合的历史运动，在国家、民族、文化认同上已形成一个重大的新的突破，或一个重大的新的飞跃。
《资治通鉴》卷198《唐纪》述唐太宗问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这里所说的第五点，正是民族融合、文化认同和国家政治统一的集中表现。
朱元璋在推翻元朝统治时，以“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为号召。他在《奉天讨元北伐檄文》中首先肯定了元王朝建立的必然性和合法性，说：“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夷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接着，他就痛斥元王朝其后的统治者倒行逆施，说：“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鸠兄，至于弟收兄妻，子征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仪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抱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乃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强调了反对元朝，并非仅仅因为族类相异，根本原因是元统治者废坏纲常，践踏了作为“御世之大防”的传统礼仪，失君臣之道，毒虐人民。他申明：“遣兵北逐胡虏”，乃虑民人未知是“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北伐檄文》还特别说明：“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等其体之。”《北伐檄文》表明，即使在反对元朝统治时，“中华”这一概念依然是生活在中国大地上各个族群共同的身份认同。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者在倡导推翻清王朝统治时，借用了朱元璋“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旧有口号，同时又用刚从西方传入的民族主义作思想武器。但是，民族主义被用于中国国内民族关系时，明显有悖于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传统，国内民族矛盾的过分强调，更不利于中国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抗拒东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奴役。最先指出这一致命问题并予以批评的，是同样强烈要求改革而又对清王朝仍抱有相当期待的立宪派人士。
梁启超1903年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提出：“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基于这一观点，他倡导“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75—76页）。1905年，他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一新的概念，并指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新民丛报》，1905年第65—66号）
另一有影响的立宪派代表人物杨度1907年在《金铁主义说》中，对“中华民族”这一新的概念作了更为全面的解说。他说：“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其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义于其中。以西人学说拟之，实糅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会意而得之也。”（见《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3—374页）杨度的高明之处在于超越民族的血统意识，提出中华民族与其说是一个种族融合体，不如看作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文化的一体性、凝聚性和不可分割性造就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
杨度之所以将“中华民族”这一整体性民族概念置于如此突出的地位，是因为他深深感到，“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必使土地如故，人民如故，统治权如故。三者之中，不可失其一焉有所变动，一有变动，则国亡矣”，“人民既不可变，则国民之汉、满、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为一，而不可分一为五”（见《杨度集》，第304页）。
由革命派倡导“排满”而引发的关于中国国内各民族关系的这场大讨论，以及作为中国国内各民族综合共同体“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创立，有力地推动了革命者及时调整他们的宣传基调，明确了他们在民族问题上正确的奋斗目标。
一贯最激烈鼓吹“反满”、“仇满”、“排满”的章太炎，1907年为回应杨度而撰写了《中华民国解》，批评杨度对“中华”二字的解释过分狭隘，阐明“中华”包含种族、邦国、文化三重意义，认为若否定种族、邦国这两个内涵，便会导致“徒保中华民族之空模，而以他人子弟充其阙者”。他在这篇文章中，分析了现实的中国和历史上的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差异，说明在建立革命者所谋求的中华民国时，必须根据汉、满、蒙、回、藏各族发展的实际情况，处理好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方能避免“夸言平等而忘利害中失之端”。1908年，他在《排满平议》更清楚地指出：“排满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若夫列为编氓，相从耕牧，是满人者，则岂欲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宣言书中说：“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页）1912年3月19日，黄兴领衔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不久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确定其使命为推动汉、满、蒙、回、藏等族互相提挈，彼此“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4月初，孙中山批准该会立案，并称赞该会“以人道主义提携五族共跻文明之域，使先贤大同世界之想象实现于20世纪，用意实属可钦”（1912年4月3日《临时政府公报》第56号）。
1912年5月11日，孙中山在广州发表的演说中指出：“今者民国成立，政尚共和，合汉、满、蒙、回、藏而成一家，亦犹是一族。”（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6页）同年9月3日，他在北京发表演说，一再强调：“窃维民国成立，五族一家，地球上所未有，从古所罕见”，“所望者以后五大民族，同心协力，共策国家之进行，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他还提出：“但愿五大民族相爱相亲，如兄如弟，以同赴国家之事。主张和平，主张大同，使地球上人类最大之幸福，由中国人保障之，最光荣之伟绩，由中国人建树之，不止维持一族一国之利益，并维持全世界全人类之利益焉。”（《在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与西北协进会的演说》，见《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38—440页）
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也得到了汉族以外国内其他民族的认同。1913年初，内蒙古西部二十二部三十四旗王公决议反对库伦一批民族分裂主义者在沙皇俄国策动下图谋将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通电全国申明：“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当一体出力，维持民国。”（见《西盟会议始末记》）袁世凯以中华民国总统身份，致书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尼，反对所谓外蒙独立，指出：“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五）
其后，孙中山在1919年所写的《三民主义》中说：“中华民族者，世界最古之民族，世界最大之民族，亦世界最文明而最大同化力之民族也。”他明确要求：“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86、187页）他号召“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一个很文明的民族”（《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94页）。1921年3月19日，孙中山在《国民党恳亲大会纪念册序》中阐述民族主义内涵时，特别指出：“吾国今日既曰五族共和矣，然曰五族，固显然犹有一界限在也。欲泯此界限，以发扬光大之，使成为世界上有能力、有声誉之民族，则莫如举汉、满等名称尽废之，努力于文化及精神的调洽，建设一大中华民族。”（《孙中山集外集》，第29页）
这些事实清楚说明，谋求在民族平等基础上结合中国国内各民族为“中华民族”这一新型民族共同体，作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一项历史性的伟大成果，已经不可动摇。
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中创造的另一项伟大成果，就是经由辛亥革命创立了中华民国，经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民国”一词，是孙中山1906年12月2日在中国同盟会于东京举行的《民报》创刊一周年纪念会上首次明确提出的。他在演说中指出未来的共和国正式名称是“中华民国”，未来“中华民国宪法”是实行行政权、立法权、裁判权、考选权、纠察权“五权分立”的宪法（《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9—330页）。1907年，章炳麟在《民报》第17号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表明以“中华民国”为新生的共和国国名，革命者中已无异议。
中华民国以“中华”冠名，是因为它继承和维护了中国历时两千多年的统一国家传统。
中华民国建立之前，章太炎在反对将联邦制照搬到中国时就已指出：“若分为联州耶，此土情势即又与美
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孙中山在反对联省自治时也强调指出：“主张联省自治的人，表面上以为美国的地方基础，有许多小邦，各邦联合，便能自治，便能富强；中国的地方基础，也有许多行省，也应该可以自治，可以富强，殊不知美国在独立时候的情形究竟是怎么样。美国当独立之后为什么要联邦呢？是因为那十三邦向来完全分裂，不相统属，所以不能不联合起来。至于我们中国的情形又是怎么样呢？中国本部形式上向来本分作十八省，另外加入东三省及新疆，一共是二十二省；此外还有热河、绥远、青海许多特别区域及蒙古、西藏各属地。这些地方，在清朝二百六十多年之中，都是统属于清朝政府之下。推到明朝时候，各省也很统一。再推到元朝时候，不但是统一中国的版图，且几几乎统一欧、亚两洲。推到宋朝时候，各省原来也是很统一的；到了南渡以后，南方几省也是统一的。更向上推到唐朝、汉朝，中国的各省没有不是统一的。由此便知中国的各省在历史上向来都是统一的，不是分裂的，不是不能统属的；而且统一之时就是治，不统一之时就是乱的。美国之所以富强，不是由于各邦之独立自治，不统一之时就是乱的。美国之所以富强，不是由于各邦之独立自治，还是由于各邦联合后的进化所成的一个统一国家。所以美国的富强，是各邦统一的结果，不是各邦分裂的结果。中国原来既是统一的，便不应该把各省再来分开。中国眼前一时不能统一，是暂时的乱象，是由于武人的割据；这种割据我们要铲除他，万不能再有联省的谬主张，为武人割据作护符。若是这些武人有口实来各据一方，中国是再不能富强的。如果以美国联邦制度就是富强的原因，那便是倒果为因。”（孙中山《民权主义》第四讲）
而中华民国之所以名为“民国”，就是因为中华民国的建立，结束了两千多年的王朝统治而代之以明确宣布主权在民的共和制度。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开宗明义宣示：“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临时约法》规定人民得享有以下各项之自由权：“一、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二、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三、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四、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五、人民有书信秘密之自由。六、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七、人民有信教之自由。”用最高的法律形式将人民的这些权利充分肯定下来，是两千年来中国所未有。
当然，主权在民的真正实现还要经过长时间的继续奋斗，但闸门已经打开，这一历史潮流就再也不可阻挡！当“中华民国”未能完成这一使命时，它就不可避免地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1949年所建立的新中国，将国名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正高度凝结了中华民族所固有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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