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当代的复兴所面临的是同辛亥革命时期完全不同的形势,完全不同的历史性的挑战。
这是一个人类在世界范围内由农耕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并开始向知识经济过渡的大转变时代,一个人类社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普遍而全面转变的时代。在这一大转变中,不仅中国而且全人类都要确立新的社会价值体系,以新的普遍价值为新的时代确定发展的方向与目标,提供强大的社会凝聚力,以及源源不断的社会发展动力及社会协调能力。
同时,这又是传统农耕经济、现代工业经济和新兴知识经济三种经济并存的时代,三种不同的社会普遍价值体系将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互相渗透、互相抵牾、互相撷抗、互相冲突。知识经济虽然方才初现端倪,但已出现了对工业经济时代普遍价值体系的全面解构与颠覆。以所谓后现代主义为代表,在人文领域,他们消解同一性,向主体性、整体性、稳定性、决定性开战,而趋向多元性、不确定性、间断性、不稳定性、散漫性、模糊性;他们不仅对功能主义、实用主义、物质主义、科学主义、法治主义统统排拒,而且对理性及启蒙所确立的全部观念,以及启蒙本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提出质疑。因此,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不仅仅要适应时代的转换,构建新的社会普遍价值体系,有序地替代旧的社会普遍价值体系,而且要正面对待三种不同的社会普遍价值体系并存的现实,努力促进它们相互之间的积极沟通与深入理解,使它们相互之间多一些协调,多一些兼顾,以努力化解它们之间的对立与冲突。
这还是一个所有国家、所有民族彼此关系在全球化进程中发生全局性改变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已是一个人人难以游离于其外的不争的事实,信息、资本、技术、物资、人才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而广泛地交流与流动,跨国企业迅猛发展,金融、贸易以及其他经济活动经营与管理越来越国际化,国际分工与协作范围不断扩大并不断向纵深拓展,凡此种种,已经使每一国家、每一民族、每一地区的发展,都不能超越经济全球化这一现实而孤立存在。数以百计的国际性机构,数以千计的国际性协定,不仅规范着人们的经济活动,而且规范或影响着人们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这一全球化趋向顺应了世界经济高度成长与持续发展的需要,也顺应了人们成为具有直接世界联系的人,从而将自己创造的成果贡献于全世界,并享用全世界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制度生产成果的需要。
而全球化的急速进展又引发了一系列全新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矛盾与冲突。这是因为在现今世界秩序中西方中心主义仍占居着优势地位,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凭借他们的实力,在全球化中不仅获得了特殊利益,甚至常常获得了霸权利益。“经济和军事实力”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在国家和地区间配置极度不均衡,激烈的称霸与反称霸、控制与反控制、干涉与反干涉的斗争,维护文化传统与摧毁文化传统的冲突,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性宗教、民族主义和西力中心主义的冲突并未中止,有时反而更为激烈。因此,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极有必要在全球化进程中用全球责任取代全球索取、全球控制、全球干涉,将全球化引导到全球依存、全球互补、全球共享。
这还是一个人类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必须设法走出自然资本与社会资本两难困境的时代。自然资本,包含自然资源、生态系统和外界环境。可持续发展,要求认真保护和改善自然资源、生态系统和外界环境,凡是已经遭到破坏者应当努力加以修复。然而,发达国家将大量污染工业、严重破坏环境的垃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并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进行极具破坏性的开发。他们尤其不愿将自己对自然资本的过度消耗降低下来。他们为维护既得利益,成为全球自然资源、生态与环境不断恶化的主要责任者。而许多发展中国家为加速现代化进程仍不惜以牺牲自然资源、生态与环境为代价。现代工业经济,使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变为征服自然、控制自然与驾驭自然。追求效率第一、充分信任市场、牟取短期最大利益,鼓励了人们最大限度攫取自然资源、生态和环境给人们提供的经济效益,而不必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修复、保护的义务。
社会资本,指的是人们依据共同信念和共同参与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合力,这是从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直到整个人类稳定存在与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可是,现实状况贫富两极分化在全球经济发展进程中愈演愈烈。富者益富,贫者益贫,使全球数量极为巨大的弱势族群处境进一步恶化,这就必然会导致全球性经济灾难与激烈的社会冲突,甚至爆发大规模战争而使和平遭到破坏。危机更在于已经获取了巨大既得利益的社会族群以自我为中心,为了维护和扩展自身的利益而不惜损害其他族群的利益,这就导致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之间乃至同一民族、同一国家、同一地域内部不断发生冲突,直至诉诸武力,进行局部战争。人类要真正保障可持续发展成为实现,就必须节制自己的贪欲,通过人性的培育,人格的塑造,素质的提高,人的理智、情感、欲望的制衡,自觉地承担起自己对民族、对国家、对人类所应负的责任。
当前,由通讯和计算机的发展引发的信息革命正在席卷全球。具有空前普遍性的电脑语言正在突破现有各种语言的界限,将各种不同语系、语族的文化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促进它们相互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但是,计算机网络一旦使数据库、数字化成为人们的活动中心,成为人们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就有可能使许多人被淹没于信息的洪流中,削弱人们的思考能力,以至最终成为符号系统的俘虏,丧失自我的主体性而为信息数据所左右。而一些人则有可能利用信息遏制、信息封锁、信息威慑、信息垄断,把利益和权力更多地集中到自己的手中。
在信息化时代,社会生产、流通与消费关系都将因为网络的普遍使用而发生极大变化。最明显的一点,将职工大批集中于生产地点与销售地点的做法已经落后,发明创造者、将发明创造迅速产业化的投资者、新成果新产品的接受者的密切结合,将成为社会运转中最富活力的一支社会力量。而正紧锣密鼓到来的科学技术新的革命浪潮,如生命科学、超级材料科学、能源科学,又在更大规模地改变着人类的生老病死与衣食住行,改变着人们的整个生活方式。科学技术的发展,就纯技术力一面而言,其结果并不总如人们的期待。许多新技术常常从一开始就包含着许多不可预料的副作用,它们在给人们带来福利的同时,常常会带来难以预料的灾难。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常常是一把双刃剑,这柄双刃剑完全可能给人类造成毁灭性的后果。正因为如此,科学技术的急速发展,同样要求每一个人自觉地承担起自己对民族、对国家、对人类所应负的责任。
对于中国自身说来,现代化的发展,就广度而言,不再局限于汪洋大海中若干孤岛,已经在13亿人口中普遍展开;就深度而言,不仅正在实现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而且在很大范围内已开始从工业文明向以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为代表的新的文明转变。行政权力支配下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几亿农民从传统农业转到现代农业、现代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城市化程度迅速提高。然而,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各个群体,发展又极不平衡。这就需要秉承天下国家为己任的民族精神,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统筹解决。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继承和发扬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中华民族精神,正是当今时代的需要,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中国崛起,使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中华民族精神在现时代得到了全面升华,具有了全新的时代内涵。它贯穿于物质文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社会文明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全过程,贯穿于中国整个对外关系和国际联系。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源源不绝的动力,又是中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并承担起对当代及未来世界责任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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