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义制利”现代版：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

由于缺乏经验，一度以为苏联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实行统一分配的社会主义模式是成熟的、成功的社会主义。这一模式，形式上只讲利他、公利，排斥利己、私利。加上中国革命进程中盛行军事共产主义，讲理想，讲奉献，讲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讲自我牺牲，忌讳讲物质待遇，尤其是个人物质利益的追求，造成对于人们个人利益、物质生活的一种漠视乃至鄙视。阶级斗争长时间以暴力、战争形式进行，新中国建立后又持续扩大化，使问题更走向极端，即一度将阶级的解放、社会的解放和个人的解放完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在阶级整体利益名义下，在社会总意志名义下，将个人淹没了，甚至可以说取消了。尤其是在社会自身被抽象化与定型化、阶级分野被固定化与人为地不断扩大化情况下，那些被视为异己的阶级，异己的社会成员，基本权利都被无情剥夺。社会又一度为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即只要“义”不要“利”所支配。

由于物质利益、物质刺激都被视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广大农民对于土地、生产过程及产品自主权、支配权的有限要求，一概被视为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程朱理学家们所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实际上又笼罩了中国大地。

20世纪60至70年代，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下，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人人都得“破私立公”，“狠斗私字一闪念”。“利”和“欲”都成了绝对的禁区。“大公无私”光芒四射，艰苦朴素成为禁欲主义的代名词。结果，使整个国家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和世界各大国包括周边国家及地区差距拉大，人民陷入了普遍的贫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结束了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至2010年，按GDP计算，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中国人均GDP只有3800美元，只相当于日本人均的十分之一，但它已足可表明，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

将“卫星上天”与“红旗落地”相对立，号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完全否定个人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的时代终于结束了。每一个个人的独立性、主体性，逐步得到了承认，得到了维护。人们走出了普遍的甚至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的禁欲主义，终于一步步从可以自由选择穿什么服装，留什么发型，唱什么歌曲，到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可以自由创业。利己与利他，公德与私利，不再被视作不可共存的零和关系；社会与个人，都获得了实现自己发展目标的广阔空间。

中国经济的迅猛而持续的发展，可以说，乃是中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以义制利”的经济伦理在当代创造性的承续和利用，是它的现代版，这就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市场经济长时间被排斥于社会主义之外，然而，它直接关注人们的私人利益、物质利益，将个人责任与个人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发挥人的生产积极性、自主性、创造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奖金、资源、人力配置合理并不断及时地调整方面，可以发挥国家行政权力所难以起到的作用。但是，市场经济所通行的是等价交换法则，所有交换者，形式上是平等的，实际上，因为所有交换者基础与条件很不相同，资本的所有者、土地和其他资源的占有者在和仅仅占有自己劳动力的生产者根据契约关系进行等价交换时，结果绝不可能平等。同样是劳动力的所有者，由于接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能够发挥其聪敏才智的环境和机会不同，在同资本进行等价交换时，结果也绝不可能相同。要对市场法则所造成的社会实际的巨大不平衡进行有效的协调，对市场法则的弊端进行有足够力量控制、限制，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原则，利用国家权力和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有效地将私利和公利、利己和利他、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社会共同富裕统筹兼顾。这就是“义”与“利”在现代条件下的紧密结合。

当然，义与利，道与欲，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导引下，在市场经济和多种所有制互相竞争、互相制约的环境中，仍然会经常彼此错位，产生各种摩擦甚至冲突。

义与利的摩擦和冲突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当经济建设以GDP增长、经济总量增长为最主要的指标时，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科学教育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世界化，都服务于GDP增长的需要。一些企业，一些地区，一些部门，一些领导机关，为了迅速获得高GDP，甚至不惜土地、森林、水、矿物等资源以及各种能源的过度消耗，不惜牺牲整个自然环境乃至人文环境，这就是严重的以利害义。人们不能不正视的一个无情事实，就是中国自然资源和能源的人均占有量，本来就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人均耕地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值的40%，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值的四分之一，石油、天然气人均储量不到世界平均值的7%和4.5%。而当今的消耗却通常要高出世界平均值好几倍，甚至十几倍。这样做虽然赢得了现今的高速发展，却不可避免地会使发展难以持续，从而成为历史的罪人。

过分看重GDP，还导致在经济发展进程中那些在GDP产出中处于弱势的经济部门常常严重滞后，从而造成产业结构严重失衡。那些对GDP增长没有短期、明显、直接效应的社会、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更常常被严重忽视，这又必定导致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经济与文化的严重失衡。如此，和GDP高速增长相伴而来的，必然是日益严重的农业危机、能源危机、资源特别是水资源危机、生态环境危机。

以农业危机而论，现代农业已越来越因为化肥农业、农药农业、石油农业、重金属农业，农产品产量是迅速增加了，但农田肥力和农田安全却急速降低了，农业面临极为严重的难以持续发展的困境。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GDP崇拜会引导人们去无节制地追逐利益最大化，和利欲的这种恶性膨胀相应的是物欲的极度恶性膨胀。于今，当举国人民都在为全面实现小康目标而努力奋斗时，有那么一些人，处心积虑、千方百计将国有资产变为自己私人所有，或者为了牟取一己私利，不惜伤天害理地作伪制劣、坑害他人。他们肆无忌惮地盘剥劳动者，不择手段地聚敛大量财富，过着荒淫靡烂的生活。这些人将野兽们的丛林法则运用于人类社会。还有一些人，完全世俗化，沉溺于无限的物欲追求，为满足自己的欲求而成为一个极端的单面化的经济人，一心追逐私人利益的最大化，而置公义于不顾或使之完全边缘化。

由于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工作的中心、重心都是经济发展，考核官员们的政绩，最主要的指标又常常偏重于GDP的增长，其结果势必会严重削弱政府在其他公共事务方面所应承担的职责。尤为令人痛恶的，是基于对利益的疯狂追逐，加上物欲无所不在的浸淫，权力本身必定会被严重腐蚀，形成大范围的权力寻租，以及权力越位、权力膨胀。结果，权力便成为不受社会监督、社会有效制约制衡的无限权力，成为拒绝广大民众积极参与的自我封闭的绝对权力。

而这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必定是将社会直接推向两极化。

中国的民族复兴，必须非常谨慎地解决好新的历史条件下义与利、道与欲，或经济人与道德人、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关系问题。

邓小平提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这两个文明要一齐抓，江泽民提出包涵代表先进文化在内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同步发展，显然都是为了矫正单纯以GDP为中心所产生的各项弊端。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特别关注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及社会管理的统筹，国有经济、民营经济、个体经济的统筹，中央、地方、基层关系的统筹，东部、中部、西部发展的统筹，农业、工业、服务业发展的统筹，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科学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统筹，城市与乡村的统筹，发展、改革与稳定的统筹，大力发展社会保障体制，关注各种社会弱势群体，同样体现着以义制利、以公众利益制约某些特殊人群特殊利益这一经济伦理的核心价值。

中华民族复兴的事实充分证明，新的历史条件下义与利、道与欲，或经济人与道德人、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关系问题的正确解决，正是中国发展得以持续、中华民族复兴得以实现的基本保证。

中华文明一贯对声色犬马等世俗欲求，对人身上仍存留的兽性，都非常警醒，非常警惕。中华文明一贯倡导超越任由物欲、情欲所支配的人，要做一个有理想有追求有道德的人，做一个为社会公平、和谐及正义而不懈努力、不断奋斗的人，更高的境界则是成为深切了解天地与人类社会变迁之道而达到完全自由境界的人。

如儒家所论，贤人就是真正做到全心全意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大众的人：“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行中矩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害于其身；躬为匹夫而愿富贵，为诸侯而无财。如些，则可谓贤人矣。”（《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至于圣人，人生则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所谓圣人者，知通乎大道，就变而不穷，能测万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变化而凝成万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这就要深刻了解了宇宙万事万物和人类社会变化的客观规律，并能非常熟练地根据瞬息万变的实际情况，判断是非，决定取舍，这是进入了真正的自由境界，这才配被称之为圣人。

在道家那里，他们被称作天人、圣人。《庄子·刻意》中谈到天人、圣人时说：“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导引而寿。无不忘，无不有。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为了更好地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义与利、道与欲，或经济人与道德人、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关系的问题，面对物欲极度膨胀的局面，更有必要努力提高人的生存价值，使人们在这些问题面前高度自觉，努力使自己的人生从无意义到有意义，从有小意义到有大意义。

冯友兰《新原人》将人生境界分成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其实，人即使在原始状态，只要他是社会的人，就必然会有道德，要讲功利。人生境界，与其这样划分，不如根据人自身对人生境界的觉悟程度以及所实际达到的水准，分做以下四个层次：

一，局限于“物欲之我”的人生境界，指的是人们纯为食、色等物欲所主宰、所左右，甚至完全为丛林法则所主宰、所左右。

二，更多追求“精神之我”的人生境界，指的是人们已能不为物欲所困，而更热心于追求知识，讲求审美，忠于情感，磨练意志，以求得精神上的升华与满足。

三，更加关注“人我”或“大我”即社会全部之“我”的人生境界，指的是更多关注他人，关注“人民大众”，真正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人人都“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真正做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礼记·礼运》）。

四，达到“忘我”与“无我”程度的人生境界，这就是将所有“小我”及整个“大我”，都置于宇宙和人类运行变迁的“大道”之中，无私，无执，达到人身心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

基于这样的人生境界的追求，人们知识的传授、积累、更新与创造，就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是什么“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而且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全面发展的需要。基于这样的人生境界的追求，除了重视人的知性生活、知性世界外，还要认真关注人的情感生活、情感世界，人的德性生活、德性世界，关注比人的物质生活、知性生活、情感生活更高的意志生活、意志世界，关注人所拥有的崇高理想，人对于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只关注物质生活的发展，有片面性；精神生活中，只关注知识水准的提高，只关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水准的提高，将人文的发展、艺术的发展、信仰和意志的发展，都置于从属于经济建设或政治秩序的位置，同样具有片面性。只有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以人为本”，以人性去压倒兽性，以高尚的人生境界取代低俗、庸俗的人生境界，人们方才可能以高度的自觉，去推进工业化进程与生态化的结合，城镇化进程与人性化的结合，市场化进程与社会公平化的结合，世界化进程与民族国家的主体性的结合。坚持这样的人生价值，人们方才有可能努力使经济高速成长和积极推进政治民主化、社会和谐化以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紧密相结合，给以义制利、以道制欲注入全新的时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