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所谓“天下”，并非今日地球上的整个世界。当时，中国自身虽然版图很大，和周边外部世界有许多交往，但是基本上仍局限于地域性联系，真正的世界性联系尚未形成。整个地球世界联系，是由西方资本主义积极对外进行殖民扩张、开辟世界市场而创立的。中国是到了近代，当资本主义列强用炮舰、鸦片、商品及各种不平等条约打开中国大门时，方才相当被动地卷入了真正的世界性联系。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来到东方，彻底结束了中国原先包括自身和所谓“朝贡体制”、“册封体制”或“宗藩体制”所涉范围在内传统的“天下”结构，全新的国家与主权观念，使中国进入一个新的春秋战国时代，成为全球互相激烈竞争角逐的众多成员中的一员，而且是已经远远落在西方诸多列强后面的一员。
源自西方的工业革命来到东方，引发了中国生产方式、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全方位的革命性的巨大改变。中国紧急恶补关于世界特别是完全陌生的西方世界的相关知识，经由兵战、商战、学战，再到政治体制的改革与革命，努力以全新的姿态应对外部世界的全面挑战。
当中国进入现代世界联系时，并未放弃先前一贯所持的“德施普也，天下文明”的伦理原则。曾国藩1862年致书李鸿章就说：“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八）但是，此时的世界，已不是当初的“天下”。贯穿在所谓“国际公法”中的新的世界伦理，所代表和维护的乃是由西方几个资本主义大国所确定的一套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构成所谓“国际公法”的这一套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主要由以下三大法则奠定：
第一个法则是霍布斯、斯宾塞所鼓吹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西方几个主要大国的资本和资产阶级，主导了近代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历史性的巨大变革，它发动了工业生产的革命，使商业、交通运输业得到了空前发展，从而拥有了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巨大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它同时还将人和人的关系、国和国的关系都变成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关系。弱肉强食，就是将动物法则移用到人类社会中，最终目的是建立资本和资产阶级对世界的绝对统治，使整个世界都臣服于它。这是根本的一条，资本主义对外扩张，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对于世界的统治，都体现了这一法则。
第二个法则是洛克、亚当·斯密和边沁所鼓吹的自利至上、功利至上法则。这一法则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开拓，将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行为，不仅物质的生产和消费如此，精神的生产和消费也如此。它只容许按照它的面貌改造整个世界，而不承认也不容许世界上其他文明按照自己的路径自由发展。而这正是它所高高举起的自由、平等、博爱、公平、正义的旗帜真正基础和核心内容。
第三个是康德所讲的世界和平的法则。但是，康德并没有说清楚，怎样才能真正实现世界的和平。在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现实中，和平常常只是各主要国家间利益相对均衡，冲突获得暂时缓和。所以，在近代以来世界政治与经济生活现实中，和平经常只是两次激烈冲突或两次战争之间的相对稳定状态或过渡时期，而不是能够最大限度缓和与化解各种矛盾冲突的新秩序的真正建立。
近代以来我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直接发端于列强入侵。所谓国人睁眼看世界，所取的常常是一种屈辱与不甘紧紧纠缠在一起的特殊视角。对周边国家情境的认识，同样如此。这个特殊视角，必然会使世界两分化的实际感受特别深切。世界的两分，一方面是列强，另一方面是广大被侵略被奴役者；一方面是西方少数几个大国，另一方面是东方广大不发达国家。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而建立起来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主要代表了西方几个资本主义大国的利益和诉求；东方广大不发达国家，广大被侵略被奴役者，所希求的则是打破欧美中心论而与此相异的别一样的世界秩序。
孙中山1924年11月28日在日本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五团体发表的论述“大亚洲主义”问题的著名演说，便非常明确地提出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建立一种迥异于西方的新的世界秩序。
在这一演说中，他谴责近代“欧洲的各民族发扬和各国家强盛之后，他们的势力更渐渐侵入东洋，把我们亚洲的各民族和各国家，不是一个一个的消灭，便是一个一个的压制起来”。他指出，三十年以前，我们亚洲曾“以为欧洲的文化是那样进步，科学是那样进步，工业上的制造也是那样进步，武器又精良，兵力又雄厚，我们亚洲别无他长，以为亚洲一定不能抵抗欧洲，一定不能脱离欧洲的压迫，总是要做欧洲人的奴隶”，但是，三十年来“从日本战胜俄国之日起，亚洲全部民族便想打破欧洲，便发生独立的运动。所以埃及有独立的运动，波斯、土耳其有独立的运动，阿富汗、阿拉伯有独立的运动，印度人也从此生出独立的运动”。这一事实表明，亚洲完全是有希望复兴的。
孙中山强烈批评“欧洲人自视为传授文化的正统，自以文化的主人翁自居。在欧洲人以外的，有了文化发生，有了独立的思想，便视为反叛”，批评他们用欧洲的文化和东洋文化相比较，自以为“欧洲的文化是合乎正义人道的文化，以亚洲的文化，是不合乎正义人道的文化”。针对这种观点，孙中山指出：“专就最近几百年的文化讲，欧洲的物质文明极发达，我们东洋的这种文明不进步。从表面的观瞻比较起来，欧洲自然好过亚洲。但是从根本上解剖起来，欧洲近百年是什么文化呢？是科学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这种文化应用到人类社会，只见物质文明，只有飞机炸弹，只有洋枪大炮，专是一种武力的文化。欧洲人近来专用这种武力的文化来压迫我们亚洲，所以我们亚洲便不能进步。这种专用武力压迫人的文化，用我们中国的古话说，就是：‘横行霸道。’所以欧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但是我们东洋向来轻视霸道的文化，还有一种文化，好过霸道的文化，是感化人的，不是压迫人。是要人怀德，不要人畏威。这种要人怀德的文化，我们中国的古话就是‘行王道’。所以亚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自欧洲的物质文明发达，霸道大行之后，世界各国的道德，便天天退步。就是亚洲，也有好几个国家的道德，也是很退步。”
用霸道的文化和王道的文化比较起来说，究竟是哪一种合于正义和人道，哪一种是有利于民族和国家？孙中山说：“从五百年以前以至两千年的时候，中国是世界上顶强的国家。中国的地位，好象现在的英国、美国一样。英国、美国现在的强盛，还是列强。中国从前的强盛是独强。中国当独强的时候，对于各弱小民族和弱小国家是怎么样呢？当时各弱小民族和各弱小国家对于中国又是怎么样呢？当时各弱小民族和国家，都是拜中国为上邦，要到中国来朝贡，要中国收他们为藩属，以能够到中国来朝贡的为荣耀，不能到中国朝贡的是耻辱。当来朝贡中国的，不但是亚洲各国，就是欧洲、非洲、南洋各国，也有不怕远路而来的。中国从前能够使那样多的国家和那样远的民族来朝贡，是用什么方法呢？是不是用海陆军的霸道，强迫他们来朝贡呢？不是的。中国完全是用王道感化他们，他们是怀中国的德，甘心情愿自己来朝贡的。”
孙中山认为，保持原先的世界秩序或建立新的世界秩序问题，本质上“就是文化问题，就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较和冲突问题”。他说：“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的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用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这并不是拒绝向西方学习，但这种学习绝不能丢掉自己的根柢：“我们现在处于这个新世界，要造成我们的大亚洲主义，应该用什么做基础呢？就应该用我们固有的文化作基础。要讲道德说仁义，仁义道德就是我们大亚洲主义的好基础。我们有了这种好基础，另外还要学欧洲的科学，振兴工兴，改良武器。不过我们振兴工业，改良武器，来学欧洲，并不是学欧洲来消灭别的国家，压迫别的民族的，我们是学来自卫的。”
基于此，孙中山高度评价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称赞“俄国现在要和欧洲的白人分家”，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他主张王道，不主张霸道；他要讲仁义道德，不愿讲功利强权；他极力主持公道，不赞称用少数压迫多数。象这个情形，俄国最近的新文化便极合我们东方的旧文化，所以他便要来和东方携手，要和西方分家。”
同样基于此，孙中山极为郑重地告诫日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前途的文化，是为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为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人去详审慎择。”（以上俱见《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1—409页）
孙中山这里所论述的两种世界秩序、两种世界伦理、两种互相对立的核心价值，反映了世界市场虽然已经开辟，世界性联系虽然已经建立，世界其实还远远未能真正一体化，世界本身还处于非常严重的分裂状态。十月革命以后的世界，是帝国主义国家与被压迫被奴役被殖民国家的两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是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两分，加上介于两个阵营之间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世界三分。孙中山之后的中国志士仁人面对这一两分或三分的世界，一直在继续努力为未来世界寻求一种更具时代性更具普遍意义的新的秩序、新的伦理、新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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