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纪念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我们组织编辑了一套文集，按照主题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卷。本书是政治卷，收录了关于日本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行政体制状况与行政改革、外交战略与对外关系方面的研究论文16篇。
复旦大学的日本研究可谓历史悠久，人才辈出，内容涉及日本历史、文学、政治和中日关系等方面。1963年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指示，全国各地的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开始加强和充实日本研究工作。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于1964年成立了日本经济研究室，专门从事日本经济等方面的研究。“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复旦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逐渐得到恢复和加强。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世界经济研究所的郑励志教授开始重点研究日本经济发展，特别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经验和教训，发表论文和著作，举办演讲会和讨论会，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日本经济研究的发展，而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在复旦大学的大力支持和一些日本友人的无私帮助下，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筹备，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于1990年正式成立，郑励志教授任中心主任。
中心成立之后，复旦大学的日本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在对日交流逐步扩大的同时，日本研究的范围不断拓展，水平逐渐提高，影响日益扩大。在中心成立的最初十余年中，复旦大学的日本研究明显以经济为中心，不仅召开了一系列以经济、金融、企业、物价等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而且出版了许多相关的学术著作。应该说，这既是服务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需要，也是复旦大学的日本经济研究传统和学术积累的重要体现。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的国内形势和围绕日本的国际形势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日本在成为经济大国之后开始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呼吁修改和平宪法，争取早日成为“普通国家（正常国家）”。在自民党的长期统治终结之后，日本的各种政治势力分化组合，政局长期动荡不安。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不振，虽然进行了一些结构改革，但是依旧困难重重。与此同时，东西方冷战结束之后，东亚地区的冷战没有彻底终结，不仅日美同盟得到强化，而且朝鲜半岛、台湾海峡等热点问题依然时有升温，使得东亚安全形势异常紧张和复杂。因此，在继续保持经济研究的重点特色的同时，根据形势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加强对日本政治和外交的研究就刻不容缓。
在过去的几年中，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加强对日本政治与外交的研究，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们邀请国内外的知名专家，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研讨会和讲演会。中心部分专职研究人员加大对日本政治与外交的研究力度，发表了一些高质量、有分量的成果。中心联络和组织一批兼职研究人员加强对日本政治与外交的研究，推动了中国特别是上海地区的日本政治与外交研究的发展。值此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之际，我们组织编辑这本论文集，一是为了集中展示近年来我们组织开展日本政治与外交研究所取得的部分成果，二是为了对长期支持和参与我们的日本研究与交流活动的兼职研究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收录关于日本政治与外交研究的学术论文16篇，作者全部是本中心的专职和兼职研究员，其中绝大部分是复旦大学的学者。基本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日本政治与行政的改革及发展”，包括6篇论文。
在郭定平的论文《制度改革与意外后果：日本发展模式转型的政治学分析》中，作者认为，战后日本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创造发展奇迹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但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日本通过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和结构改革等一系列制度改革，促使日本政治体制与政治过程发生了显著变化，直接推动了日本发展模式的转型。与此同时，原有模式的一些特征依然残存，新旧模式转换过程中矛盾和摩擦大量出现，模式转型危机重重，具体包括政治不稳、政局动荡、政策多变、官僚体制衰败、官僚素质下降、政治家与官僚关系混乱。制度改革带来的这些意外后果，致使日本在应对危机和模式重建过程中步履维艰。因此，发掘日本传统的优势制度资源，精心设计各种制度改革的具体方案，继续推动制度改革，依然是日本政治发展面临的紧迫任务。
臧志军的论文《政权交替与日本政治结构的转型》分析了日本政治结构的转型及其对于以民主党为首的联合政权上台的影响。2009年8月30日，日本举行了众议院选举，民主党大胜，在总共480个议席中，获得了308个席位。9月17日，以民主党为首的联合政权上台。这是1955年以来日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政权交替。有研究者将民主党上台本身称为日本“政治的转折”，或者是“政治结构的转折”。作者认为，这样的表述虽然有助于凸现自民党长期政权的最终结束，以及日本的政治统治方式由过去的一党长期执政向两党交替执政过渡的变化，但是其模糊了以下一个重要的事实：任何一个政党和政权都处于特定的政治结构之中；日本的此次政权交替是泡沫经济崩溃和冷战结束以来日本政治结构变化的产物，而非政治结构变化本身。
为了走出经济低谷，日本必须对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进行调整和转型，也必须对政治领域进行相应的“结构性改革”（指政治领域内各种关系的再调整），如中央和地方关系、官民关系、政治家和官僚的关系、自民党内部改革的问题等，这些关系的调整都会对经济领域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作为小泉内阁最响亮口号的“结构性改革”事实上跨越了日本的经济、政治、外交等广泛领域。但一般人们关注的是日本国内的经济、社会领域。陈云的论文《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后“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重点对经济领域的“日本式经营”和政治领域的“官僚主导模式”面临的挑战及其正在展开的转型过程进行了分析。这两者都曾经是战后日本经济得以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柱。反过来说，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低迷的背后，是一直以来得到世人称赞的“日本式经营”和“官僚主导模式”（政治家领导力的低落）展露出的破绽。
徐静波的论文《略论安倍政权构想的思想基盘》通过比较近代以来日本的历次民族主义思潮，揭示了安倍晋三政权的执政理念的基本特点及其历史定位。作者认为，安倍晋三在其提出的政权构想中的基本主张，在某种程度上是当今日本社会主流思潮在政坛上的反映，安倍所表述的这些观点的思想基盘或是思想底蕴，就是自明治以来屡次出现的、时而高涨时而低落的、强调日本本民族的特性和利益的民族主义思想，不过由于国内的情势和外在环境的不同，近代以来日本民族主义思潮的主旨虽然一脉相连，但其表现形式和各个时代的侧重点则各有其异，安倍的主张也许可以称之为新民族主义或新保守主义，但其内在的思想核心，却与以往的民族主义没有太大的差异。
贺平的论文《规制缓和中的双层博弈：以日本〈大店法〉为例》，从国际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研究了日本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一些重大问题。作者提出，对于日本政府而言，《大店法》的最终废除是在美国外压和国内不同利益集团内压之间有效利用双层博弈的一个集中体现。《大店法》案例的重要意义在于，政府如何在应对外来压力和规制缓和进程中，妥善处理中小零售业者、一般劳动者、普通消费者等相对弱势群体与外来大型竞争者之间的关系，在促进市场开放、发挥竞争机制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文化。
毛桂荣的论文《日本行政学的研究与教育回顾》，探讨分析日本行政学者如何基于日本国情建设行政学体系，以资中国行政学建设的参考。作者认为，战前日本行政学的倾向是管理学，但是战后行政学研究和教育是政治学倾向的行政学架构。战后日本行政学研究及其教育与美国不同，形成极大的对照。日本的行政学研究把官僚制和中央地方关系研究作为重点课题，强调的是宏观的体制分析和改革的价值指向。其教育强调公民教育，而不是职业教育。经过战后50多年的发展，日本行政学也开始探索新的发展方向。
第二部分探讨“日本外交战略的调整与走向”，包括10篇论文。
樊勇明的论文《日本为何输掉了国际竞技场的入场券》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大国战略的成败进行了反思。作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提出的大国战略在实践中濒于破产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对经济力量的误读和误用是其经济因素；与美国的单边结盟是其国际因素；世袭政治是其国内体制因素；岛国心理是其思想和社会因素。日本大国战略的发展历程与成败得失对于中国制订和平发展战略和融入国际社会具有很大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郭定平的论文《论日本政党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试图通过对日本外交决策过程中政党的地位和作用的分析，从一个新的角度加深对日本政治过程，特别是日本外交决策过程的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外交决策过程中政党的地位和作用日渐突出，已经成为影响日本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日本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参与外交决策的模式大致可以归纳为政党主导模式、政治家主导模式以及政治家和官僚协同模式三类。作者认为，在减少官僚的影响、提高政党在外交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时，如何有效规范政官（政治家和官僚）关系，使政党与官僚在现代民主体制下形成合理的职能分工关系，相互支持，相得益彰，是现在和今后日本政治研究和日本政治发展的一项重大课题。
在《日本外交新战略构想：中道外交》一文中，作者高兰认为，日本中道外交构想源于战后吉田路线，21世纪初随着自由主义思潮在日本的兴起，逐步从构想层面走向了政策前台。定位为中道外交的日本外交新战略，其核心是解决美亚政策的平衡，最终实现日本的“自主外交”目标，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大国”，实现“普通国家”战略目标。日本鸠山政府作为“中道左派”政权，力图进行中道外交的实践，以求重新树立日本的新外交形象。
在谋求成为政治大国和树立日本大国形象过程中，日本积极参与了国际维和。肖佳灵的论文《日本的维和政策与维和立法：要因与过程分析》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作者认为，自1992年6月15日通过《国际和平合作法》以来，在过去10多年的联合国和平活动中，特别是在联合国维和行动（peacekeeping operation，简称PKO）中，日本的参与领域、参与方式、参与程度以及涉足范围表明，日本已经完全从一个消极被动的旁观者变为一个积极主动的参与者。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日本国内围绕PKO的政策和立法也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特征，甚至在不断的渐变中突现出一些质变的迹象。
徐静波的《从亚洲主义走向真正的东亚合作》从历史审视的角度，研讨如何摆脱亚洲主义的思维而走向真正的东亚合作这一包括中日人民在内的东亚区域的人民共同关心的现实课题。江户幕府被推翻虽然是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进行的，但夺取了政权的明治政府却深切地认识到，当时的日本并不具有攘夷的实力。于是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口号下积极推进强国政策的同时，在日本的朝野也产生了连同东亚诸国共同抵御西方列强的思想，这就是后来势头甚键的亚洲主义的最早的出发点。当年，这一亚洲联合的设想，也曾得到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党人的响应和赞同。不过，随着维新政策的逐渐奏效，日本的渐趋强大，日本要在这亚洲共同体中确保盟主地位的意志也成了朝野的共识，亚洲联合最终竟成了日本以武力向东亚区域扩展自己势力的“大东亚共荣圈”。尽管“脱亚入欧”也是日本近代以后的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但时至今日，亚洲人的意识却并没有在思想界和学术界乃至政界真正消失过。今天，当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已经成为这一区域的人们热切关注的话题的时候，“大东亚共荣圈”却时时成为东亚国际关系，尤其是中日关系中难以抹去的历史阴影。
李秀石的论文《日本亚太外交战略》从麻生政权的外交方针切入，考察日本的亚太外交战略。作者认为，日本的亚太外交战略主要应对三大地缘政治难题——东盟共同体建设弱化日本对东盟的影响；日本推进日美同盟的“开放性变革”与东亚正在形成的地区性安保机制产生矛盾；东亚合作的架构之争——“10＋3”与“10＋6”合作框架之间的矛盾。作者分析了日本亚太外交战略的可行性及制约因素，解读其在地缘政治、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战略意义，以期有助于提升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在日本亚太外交战略中的地位。
区域主义是日本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战期间，日本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目的在于排挤美英势力，独霸东亚。二战后，日本的区域主义则必须在协调对美和对东亚外交的二元战略框架下展开。王少普的论文《二元战略框架下的日本区域主义》对此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作者认为，在影响战后日本外交的多种因素之中，最主要的因素是美国和东亚。美国是战后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占领了日本、支持了日本的复兴，又是战后日本的安全依靠和主要经济合作伙伴。东亚则是日本的所在地，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东亚的迅速发展，日本的海外市场重点已逐步由美国向东亚转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东亚宁则日本兴，东亚乱则日本厄。正因如此，协调对美和对东亚外交，一直是战后日本外交的重点。在这个意义上，战后日本的外交战略框架是一种二元战略框架。日本的区域主义必然在此二元战略框架下展开。
在贺平的论文《多边贸易体制下日美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研究》中，作者认为，在多边贸易体制的框架下，战后日美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由双边领域的“规则导向型”谈判向克林顿政府前期的“结果导向型”谈判偏离，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逐渐转向多边和双边并重的“规则导向型”谈判。多边规则与国际法在日本这一“非诉讼社会”不断内化。WTO成立之后，日本在应对与美贸易摩擦中日益显示出“进攻性法律主义”的特征。在作者看来，这些转变是日本努力成为“正常国家”和“普通国家”，寻求更为平等和独立的对美关系的表现之一，也是战后日美关系整体变化的一个缩影。
胡令远的论文《试论中日关系的新向度》则从文化的角度解读了中日关系的最新发展。作者认为，从小泉、安倍再到福田，日本政府都非常重视构成两国关系之砥流的精神和价值理念领域。特别是福田前首相对小泉和安倍的“价值本位”外交进行了强烈反驳，并从“回归古典”着手，力图通过重构中日两国的精神、价值大厦，使中日关系不仅仅是一种利益、利害关系的存在，而且建立在双方共同理解、追求并能够互相接受的价值阈值的基础之上。这样，中日关系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其脆弱性的一面，从而走得更远。而中日两国在第四个政治文件中就此所达成的共识，即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新向度”。无疑这是福田前首相对中外交的重要精神遗产。
日韩关系是日本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中国国内对此的相关研究一直比较缺乏。李秀石的论文《日韩关系的现状及其走势》对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21世纪以来，日本将历史教科书问题“领土争议化”，导致实现“历史性和解”的日韩关系两次跌入低谷。作者梳理分析日韩教科书问题演化为领土争议的原因，从日韩外交及其与内政关联的角度，分析日韩关系陷入恶性循环的症结所在，指出今后日韩关系的发展受到教科书问题“领土争议化”、日韩经济合作动力不足、双方化解矛盾冲突的机制衰退、两国对朝外交政策分歧等因素的制约。
从以上对这些论文的简要介绍可以看出，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各位专职和兼职研究员对新世纪日本政治与行政的改革及发展、日本外交战略调整与走向进行了多学科、多角度、多层面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观点，为促进中国的日本政治与外交研究的发展做出了新贡献。在此，对长期支持和参与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研究与交流活动的各位专家学者，特别是本文集的各位作者，对一直给予我们大力支持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对经常为我们提供出版便利和合作机会的复旦大学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收录的论文内容丰富，风格与体例各异，为了原汁原味地反映各位学者的思想，所有论文在内容上均原样收录。即便如此，我们的工作仍然可能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欢迎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郭定平
2010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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