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式经营”和“官僚主导模式”的转型

陈　云

一、序　言

转型社会往往都面临严峻的“政治经济学”课题，换言之，转型社会往往是一个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相复合的时代。从自民党一党长期政权迈入连立政权的时期（1993年细川内阁成立，标志着连立政权时代的开始）刚好和日本泡沫经济瓦解的时期（1992年）相吻合——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低迷成为了日本政界进行重新整编的契机。谁能够完成“结构性改革”？谁能带领日本经济走出低谷？这成为政治家们的最大使命和论争的焦点。

从历史上看，日本成功地克服了两次石油危机的挑战，实现了经济软着陆；也成功地克服了“广场合意”带来的日元大幅升值的压力，1985年后一度经济增长率比之前提高，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日元升值景气期”（1985年至1990年的名义GDP的增长率达到37.4％）。至于之后的经济泡沫化及其90年代的经济长期低迷，原因很复杂，实在不能归咎于日元升值单方面的原因，该检讨的既有外因，也有内因，笔者把它们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36】：

（1）东亚水平分工格局对日本产业结构的挑战；

（2）“日本式经营”的高成本问题；

（3）20世纪80年代末期泡沫经济推波助澜造成的“资产通胀”等经济肿瘤问题；

（4）老龄化社会对劳动力供应和民间消费两方面产生的影响。

在笔者看来，正是以上这些因素迫使90年代的日本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为了走出经济低谷，日本必须对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进行调整和转型，也必须对政治领域进行相应的“结构性改革”（指政治领域内各种关系的再调整），如中央和地方关系、官民关系、政治家和官僚的关系、自民党内部改革的问题等，这些关系的调整都会对经济领域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

作为小泉内阁最响亮口号的“结构性改革”事实上跨越了日本的经济、政治、外交等广泛领域——但一般人们关注的是日本国内的经济、社会领域。由于篇幅关系，本文重点对经济领域的“日本式经营”和政治领域的“官僚主导模式”面临的挑战及其正在展开的转型过程进行分析。这两者都曾经是战后日本经济得以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柱。反过来说，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低迷的背后，是一直以来得到世人称赞的“日本式经营”和“官僚主导模式”（政治家领导力的低落）展露出的破绽。

二、“日本式经营”的高成本桎梏及其创新课题：经济领域的“结构性改革”

1995年4月19日，美元兑日元的汇率瞬间达到了1美元兑换79.75日元的历史新高点。在“超高日元汇率”和“亚洲各国间水平分工格局”的同时挤压下，以出口为导向的日本的产业结构受到了前未有过的严重挑战——不但在出口市场，在国内市场也是一样，由于进口产品大量增加，国内产业与之的竞争日趋白热化。

与此同时，泡沫经济时代受到广泛赞誉的“日本式经营”在90年代的经济长期低迷中转而成为了批判对象。矛头的焦点直指“高成本的企业经营体质”；另外，为保护国内产业而设的各种政府规制提高了外资的行业准入门槛，也日遭诟病。

（一）“日本式经营”：个体和集体的一体化（共同体）模式

日本式经营的特点主要有三：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制度。根据日本著名企业家横山亮次的看法，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是儒家“礼”的思想的体现，而企业内工会组织制则是儒家“和为贵”思想的集中体现。

日本式经营具有东方文化的外衣，但它的实质还是经济合理性。终身雇佣制、年薪功绩制和企业内工会等特色结合在一起，塑造了一个将个体和集体融合在一起的共同体模式。它试图运用集团的力量（企业以及企业集团）来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个体的能力。

从雇用形态来看，日本的公司和企业习惯于在春季定期、集中招募新员工，然后在企业内集中进行“社内教育”，培养新员工潜在的“企业主义”精神。终身雇佣制给了员工们终身的生活保障承诺，由此，员工和公司之间自然而然地会萌生出某种“共同体意识”。确实，日本企业的员工们一般都具有较强的“牺牲精神”，即为了公司的需要，自己的生活可以作出某种程度的让步（如经常化的加班等）。

同期进入公司、同时接受培训，从同一起跑线上出发的新职员们面临着非常激烈的企业内部升职竞争。日本企业重视的是集团的力量，因此，保持“秩序”（包括升职的秩序）就显得非常重要。在同期进入公司的人中，有能力的个人会得到比较快的提升，但是不太可能跨越自己的前辈大幅度地连跳几级。日本企业重视的是年功序列制度（指主要以年龄、学历和本企业工龄为主要依据确定工资水平和晋级的制度），对个人的业绩考察更重视他在集团内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而非作为个体的能力。日本企业一般也很少进行“中途招聘”——贯彻这种“纯血统主义”的目的也是为了以免打乱原来的升职秩序。

日本企业中具有特色的还有“禀议制度”。该制度涉及企业的决策模式。欧美一般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决策模式，过程迅捷。而日本贯彻的是“自下而上”决策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一般会花费比较多的时间在集团内进行共同协商、酝酿（根回し），因此决策的过程显得较为慢长；但是由于集团内部成员事先进行了充分参与，达成了共识，因此一旦形成决策，实施起来一般会比较顺利。

我们在日本企业中往往可以发现某种“企业内平等主义”倾向：公司的高管（包括总裁）也会常常出现在公司内部食堂中，和一般职员一起用餐；而且，这些高管一般都是从企业内部升职上去的（而不是像欧美企业那样常常从外部引进人才），因此，进入公司的新员工原则上谁都有出人头地（甚至升为总裁）的可能性。

日本企业的经营者较之短期利益，更重视长期利益，即重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企业不断对员工进行培训和再教育，为员工提供各种福利，以期员工们能够安心地长期为公司服务。

日本的工会被称为“企业内工会”，它也与欧美企业很不相同。日本的工会不是按照行业类别组成的，而是以企业为单位组成，公司的所有员工都是工会的成员。这些工会既无上级，也无下属，组织的范围就是本企业，各工会之间是独立平等的关系。日本的工会因此和企业具有较强的共同体意识——它们组织、鼓励工人参加经营活动，通过提高和改善企业的经营状况来改善自身的待遇。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日本企业都重视生产现场对经营管理提出的合理化建议，“QM（质量管理）运动”非常成功。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旦有改进产品质量的好点子，会马上向管理者提出，一般都会得到重视和嘉奖。工人们之所以愿意积极参与品质管理，原因也在于生产者具有以下基本认识：企业的发展就是自己的发展，或者说，只有企业发展了，才有自己的发展——即企业和工人的利益是一体化的。

日本式经营的“集团主义（共同体）偏好”不只是表现在企业内部，还表现在“系列企业”模式上。一个大企业的下面往往有众多为它配套生产的中小企业，大企业主要从事组装、加工、销售等，配套企业则为大企业生产零部件。大企业和配套中小企业的员工之间有明显的工资差距，这种“双轨制”（二元结构）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日本产品的成本（在保证高品质的前提下），同时，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这些配套中小企业还承担了某种“缓冲器”的作用。事实上，除了“系列企业”，日本企业之间（包括和银行之间）相互持股的现象也可以看成是一种“集团主义”或曰“共同体”模式的表现（后面还将提到）。

那么，日本式经营的存在合理性到底是什么？简要地说，是为了确立起一个“大量生产的体制”（加速工业化进程的必要路径）——在这一体制下，日本产品在短期内抢占了很大的国际市场份额（企业较之眼前的短期利润，更重视市场份额），日本企业的利润率远比欧美国家低，他们贯彻的似乎就是一种薄利多销的原则（甚至亏本销售），结果也造成了20世纪80年代严重的贸易摩擦（特别是日美之间）。

对内，日本式经营展露出“共同体模式”的特点；对外，它展露出较强的封闭性和自我防卫性——这也是日本式经营在20世纪80年代遭遇国际社会批判的原因所在。在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加剧的时代，日本曾经被国际社会嘲讽地批评为“住在兔舍里的工蜂”，即暗指靠动员国民发挥“勤劳、节俭”的美德来增加投资、降低产品成本的“举国体制”是贸易摩擦的根源。在这里，国民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态度，以及政府的产业政策取向（如以“行政指导”为代表的保护性产业政策。在这里，政府和企业也仿佛是一个“共同体”）成为非难的对象。

另外，和多数实施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一样，性急的工业化进程使得日本企业在初期忽视环境保护（环境被认为是一种不需要费用支出的“公共产品”），结果，进入高度成长期后的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爆发了严重的环境公害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最后要归因于日本战后的基本制度架构——特别是地方自治制度的存在。

（二）高成本的问题

日本式经营的各项制度安排原本有助于提高职员对企业的忠诚心，有经验的人才的长期留用也有利于生产出高品质的产品。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式经营在国际社会中被普遍看好，成为争相研究和效仿的对象。但也正是这种赞誉使得日本产生了盲目自信，以至在内外环境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迟迟没有展开反省。

通产省在《世界企业的经营分析》中以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后企业收益恶化最严重的1975年和恢复后的1979年为例，对日本和美国主要企业“附加价值中工资、劳务费支出比重”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日本的钢铁业从47.9％减少为37.1％，美国的钢铁业则几乎没有变化（从70.4％稍稍降低为69.3％）。汽车行业的情况也一样，日本从45.6％降低为39.5％，美国的变化依然很小（从64.8％微升为65.6％）。以上数据表明了一个现象：日本企业在经济不景气时期的人工费比率大幅度上升，而美国企业几乎没有变化。这是因为美国企业在不景气时期进行了大幅度裁员，而日本企业则是咬紧牙关，全力维护员工队伍的稳定性。日美企业在经营体制中存在的这种差异性一直维持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也就是说，在日本，人工费基本可以看成是“固定费”；在美国，它是“变动费”。

日本式经营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此类“固定费用”的居高不下。“固定费用”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不管企业的设备运转与否都必须日常支付的费用，如设备折损费、人工费、利息等（与此相对应，原材料费等因生产规模不同而变化的费用称为“变动费”）。在日本，一方面，“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度拉高了企业的成本；同时，人口结构的老龄化^【37】和年轻人的高学历化也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压力——健康寿命的延长、“少子化”、实际退休年龄的推迟（包括返聘）使得企业必须承受更多的成本支出（在年功序列制度下）；同时，企业雇用新员工时，在既有的就业体制（工资的刚性化）下必须支付较高的成本。另外，和通过“减量生产”实现了软着陆的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时期相比，80年代末泡沫经济时期的过度设备投资、过度雇佣的存量更为惊人，很难在短期之内消化——特别是当整个经济还混杂“资产通胀”这一恶性“肿瘤”的时候，局面就更加困难了。

80年代末期发生的泡沫经济之所以影响深刻，原因在于这一次发生的是“资产通胀”——而不是一般的商品价格通胀（如70年代石油危机造成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资产通胀”的特点是股票、土地、不动产价格短期之内陷入严重通胀状态，^【38】而且金融机构深度卷入其中，具体表现为大量的不良债券问题。^【39】追根究源，日本金融机构的不良债券问题也和“日本式经营”很有关联。例如，在日本式经营体系中，银行和企业之间相互持股是很普遍的一种形式（護衛船団方式），这一点在经济稳定期中可以保证相互的共同体意识，但是遇到经济萧条、企业破产的情况发生，往往引发连锁反应，造成金融机构自身的倒闭。

（三）从模仿走向创新的必须

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过程，是一个向先进国家实行赶超，同时向后进国家进行产业转移的过程，这是继续保持日本在东亚的领头雁角色以及保持与“雁翼”、“雁尾”之间相对平衡关系的关键。为此，日本必须不断进行产业创新——而完成这一课题的关键在于企业。

日本战后进行的几次大的产业结构调整，基本上都采取了“模仿—消化—吸收”的战略，日本擅长技术引进和吸收，从而赢得了赶超时间，迅速缩短了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水平差距，实现了产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的转变。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冷战的结束（美国“无私”的市场、技术援助热情大大降低）、日本自身进入后工业社会（少量化、个性化产品需求的涌现）等原因，日本已经不可能再依靠“模仿—吸收”的路径（将本国的产业和经济发展嫁接在别国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之上）来消除与美国等的技术差距，“大量生产体制”也显出了破绽，企业需要从模仿走向全面创新。

事实上，90年代后期，日本的研究开发费占GDP的比率不低，超过美国、EU、韩国等（表1），问题可能在于用途，如基础性研究的比重问题以及科技开发体制面临的改革问题，基础性研究是引领原发性创新的前提条件。因此，日本需要加大对基础研究开发的资金投入，特别是政府对高风险基础研究的投入，强化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投资，以实现产业创新；另外，完善风险投资体制，是创新型企业提高生存率和存活率的决定因素。

表1　各国（地区）1995年—2001年研究开发经费占GDP比重的变化

中国的1999年与2000年数据之间，美国的1997年与1998年数据之间有统计断裂。

资料来源：OECD“MSTI”数据库。

东亚水平分工格局的展开对日本的经济和产业形成了重大挑战。总的看来，日本和亚洲国家和地区间的分工合作关系进展迅速。20世纪80年代，日本主要把亚洲作为对欧美出口产品的生产基地；进入90年代后，由于日元继续不断升值和国内工资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在国际贸易格局中的比较优势进一步发生了变化，于是，有更多产品的生产被积极地转移到了亚洲其他国家。

日本国内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日本企业海外投资的上升基本上是同步发生的。或者说，如果没有日本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大量的海外投资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日本国内产业的空洞化。

水平分工产业格局的展开要求日本企业必须更加敏感地应对国际供求关系的变化。这就对日本原本封闭性色彩较强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提出了挑战。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式经营”在90年代暴露出的问题。事实上，日本经济同友会在90年代初就对“日本式经营”的改造作出了重要提示（参见表2），重点是打破原来的封闭性，增加流动性和开放性。如，更加重视个人能力，国际化经营等等。下面以日产汽车为例进行说明。

表2　从“日本式经营”走向“新日本式经营”

资料来源：日本経済同友会「1990年代の企業経営のあり方に関する提言」。

（四）企业大并购的时代：从外部导入改造“日本式经营”的力量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从外部导入改造“日本式经营”的力量是一种新的尝试。为此，需要对企业并购方面的法律法规进行修订（规制缓和措施）。1999年，日本的商法修正案中导入了新的股权交换制度。2003年10月进一步在支付给被收购企业股东的资产报酬中新增了包括国外企业在内的其他公司的配股权制度——2005年的例行国会对该修正案表决通过，2006年正式实施。新制度实施后，国际间的企业股权交换成为可能，国外企业将被允许通过子公司向被收购的日本企业的股东配发本公司的股权，这样，外国公司事实上就有可能拥有100％的全资子公司，并掌握其经营权。

近年来，对日资企业实施并购的成功案例是日产汽车与法国雷诺汽车的联营。目的是希望通过联营使两家公司在开拓国际市场方面形成互补，建立起“Win-Win”关系。日产当时的战略目标有以下几点：一是想扭转业绩低迷的局面；二是欧洲方面已经开展的事业规模较小且无收益性，希望重振旗鼓；三是希望通过与外资企业合作，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力争追上丰田汽车的业绩水平。雷诺当时的战略目标则包括：之前仅拥有欧洲市场，希望通过与日本企业合作开拓日本市场，并联手共同开拓北美和亚洲市场；吸收日本的高技术实力。

1999年3月，日产与法国雷诺进行事业和资本联营，卡洛斯·戈恩就任社长，上任伊始就表达了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决心。日产汽车公司导入了雷诺的经营手法，卡洛斯·戈恩社长发挥了强大的个人领导力，在人才和组织方面给日产汽车注入了新的活力，联营两年就使日产汽车彻底振作，扭转了经营危机的局面（参见图1）。

图1　日产汽车的地区总资产盈亏变化

资料来源：瑞穗证券。

（五）日本经济的复苏：以制造业为例

对比20世纪90年代，日本制造业在增加就业量和帮助中小企业恢复“体力”（活力）方面还存在种种问题，但总体上看，2002年以后生产呈现恢复迹象，企业的收益性也从2002年下半期开始持续增强。根据调查，收益性高的企业和收益性低的企业相比，在以下方面采取的举措更加积极有效：研究开发、设备投资、知识产权（专利等）的获取和管理、品牌影响力的提升、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最适度化”的能力等。

从国内来讲，特别值得关注的亮点是新型数字型家电产品呈现供销两旺的现象。成品生产厂商和其原材料供应厂商合作进行研究开发，新产品陆续诞生，唤起了新的国内需求，企业收益增加，于是有能力投入更多的研发力量（人员、设备投资等），这样，一个良性循环正在逐渐形成。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现象凸现了日本制造业的两大优势条件：一是上下游企业联合起来研发最新产品或引入先进生产设备和技术的合作体制的存在，二是高素质、高购买力的国内消费者的存在，能为高端产品（高度化·个性化产品）提供较大的消费市场。

2005年以后，一些制造型企业回流日本的现象也颇值得关注，这主要是指一些生产高技术含量产品的企业，以及主要针对日本国内市场进行销售的企业。有迹象表明，它们开始更加注重在日本国内的生产，有的企业干脆把在海外的生产据点搬回了日本国内。理由在于日本国内具有以下优势条件：（1）生产体制方面的优势，如缩短交货期的需要（市场在国内的情况下），优质的配套企业的集聚度高，应对少量化、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和生产能力强等；（2）技术优势。有的产品生产需要应用日本国内的先进技术，有的厂商重视自身技术的保密性，因此偏向于在日本国内生产等；（3）成本变化的原因。如在日本国内制造的成本相对降低，或者在海外的生产成本有上升趋势，需要进行再搬迁等情况。^【40】

三、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相复合的时代：政治领域中的“结构性改革”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1955年体制”（自民党长期政权）宣告结束，连立政权的时代来临。90年代以后的日本内阁组阁情况整理如下（见表3）。

表3　连立政权时代的日本内阁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各种资料整理。

综上所述，日本从自民党一党长期政权迈入连立政权的时期刚好和日本泡沫经济瓦解的时期（1992年）相吻合，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低迷成为了日本政界进行重新整编的契机。90年代以来，日本在以下政治、行政领域中正在发生着“结构性改革”：

（1）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各种新的地方分权举措出台；中央省厅的机构整编，取消自治省，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更加“法制化”；进一步激发民间和地方的活力，出台“结构性改革特区”新举措等。

（2）官僚和政治家之间的主导权之争。

（3）自民党自身的改造：从保守的、“派阀百货店”式的自民党走向清新、革新性的政党的改革。

（4）官（政府）民（企业）角色的变化：政府的规制缓和，各种法律重新修订。

（5）政党间关系的调整（连立政权时代的需要）。

下面主要围绕“官僚和政治家的主导权之争”和“自民党改造”两点具体进行说明——归根到底，扭转官僚主导模式（和“1955年体制”的进程相伴随）下政治领袖领导力低下的问题是关键。

（一）日本政治中的铁三角

日本政治中的铁三角如图2所示。在日本，重要的压力集团包括像“经团联”（经济团体联合会）这样代表企业经营者的利益团体，以及“联合会”（日本劳动组合联合会）这样代表劳动者的利益团体，另外还有农协（全国农业组合中央会）、医师会、遗族会、宗教团体等各种功能性利益团体。他们在选举中为竞选议员提供包括选票、选举资金等在内的各种支持，然后通过当选议员施加各种政治压力，以达到利益集团自身的目的。

图2　日本政治中的铁三角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各种资料整理而成。

压力集团以自身的利益、目的实现为宗旨，和政党的关系在各国不尽相同。在有的国家，某一利益集团会和多个政党之间保持近距离关系，但在日本，一般不同的政党背后的压力集团各不相同。像经团联、农协、医师会、遗族会等大多数利益集团都和自民党有很深的渊源——原因很简单，自民党长期以来一直是执政党，和执政党接近自然比较容易获得利益。另一方面，日本的劳动者团体大体和自民党保持比较远的距离，他们和在野党（共产党、社民党等）关系密切——从历史渊源来看，意识形态的对立也使得他们和经营者团体之间的主张泾渭分明。现在，这种界限有所模糊，但是基本形态没有改变。

作为最大组织的“联合”（约761万人），内部又可以分为几大块：“官公劳”和社会党的关系接近，民间工会一般和民社党接近。“全劳联”（全国劳动组合联合，约84万人）和共产党接近，“全劳协”（全国劳动组合联络协议会，约30万人）和社会党左派接近。日本的各类劳动者团体经过长期分裂，在90年代初大致达成协议，统一在“联合”的旗号下，但是并没有实现完全的一体化。

1960年，社会党和民社党（后者于1994年被编入“新进党”）之所以分裂，就是因为最大的支援组织——劳动者团体的分裂造成的。压力集团自身的整编情况直接影响到了日本政界的整编。

自然，在日本，大多数的压力集团都是支持自民党的。图2显示了日本政界的铁三角关系。政治家（议员）需要压力集团提供的资金、选票，压力集团要仰仗官僚手中的实际资源分配权，官僚们则在预算案、法案审议方面要拜托政治家的认可。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具体说来，战后引领日本经济高度成长的核心力量是职业官僚们——他们承担了大量的实际工作，在社会和经济领域不断分化、专业化的时代，他们是真正的幕后英雄和操盘手。高度成长的成功构筑起了职业官僚们在日本社会中的核心地位，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也成为了一个“利益集团”——就像公共选择学派所说的那样：自我堡垒化。但是90年代泡沫经济瓦解后，日本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在这个时候，社会需要舵手来确定新的前进方向，即需要政治家发挥主导力，这就会触动铁三角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包括官僚集团自身。事实上，90年代的日本一直在上演“划桨手”和“舵手”的主导权争夺战。

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面临的是“结构性改革”——在推进过程中却首先遭遇主导权之争。这是90年代日本的困境，一个“政治经济学”式的课题。总体而言，主导权之争的主要内容包括两方面：（1）政治领袖（“舵手”）和官僚（“划桨手”）之间的主导权之争，（2）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内部“革新型领袖和保守势力”之间的主导权之争。以下分别举例说明。

（二）“邮政事业民营化”法案和自民党改造

在“1955年体制”（1955年以后自民党长期执政体制）定型以后，自民党籍议员的当选次数和其在党内、政府中的职务之间慢慢形成了某种对应关系。自民党内部事实上也是一个“日本式经营”的翻版——年功序列制，这也是守旧势力得以温存的基础（参见表4）。

表4　自民党议员的当选次数和职务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小林良彰編『政治過程の計量分析』（芦屋房）、松田喬和ほか『政治のしくみが3時間で分かる事典』（明日香出版社）；加藤秀政郎、橋本五郎編著『政治のしくみ』（PHP研究所）。

小泉上任以来首先一直强调“结构性改革无禁区”，他在国会的发言中多次义正词严地指出：不惜把“守旧的自民党”摧毁——向自民党中的保守派发出了宣战书。自民党内部的“革新型领袖和保守势力”之间的主导权之争是90年代日本政治领域内“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幕。

小泉的“结构性改革”首先直指经济领域，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小泉在担任厚生大臣时就一直主张的“邮政民营化”。“邮政民营化”改革案提出的背后是日本的巨额财政赤字问题，2005年累计已经达到700兆日元。小泉希望通过民营化实现日本邮政事业的健全化，提高自立性，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构筑起真正的“小政府”——因此，该案还涉及政府自身的结构性改革。它也被小泉内阁认为是日本经济走出低谷的必要路径之一。

2005年4月法案递交国会审议，却从头至尾遭到严重抵抗——不仅来自在野党，也有相当的自民党籍议员（特别是邮政族议员们）。尽管自民党已经在党内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并在自民党内的最高决策会议——总务会上决定此次自民党籍议员在表决时要受“党纪”约束，否则要予以严厉处分。但是结果，法案尽管在众议院以5票的微弱优势通过（2005年7月5日），却在参议院以17票之差的大比分遭到否决（8月8日）。小泉首先把它当作对内阁的不信任案，在当天解散众议会，进行“问信于民”的大选（以9月11日作为投票日）。小泉并表示，将取消在两院投了反对票的自民党籍议员（37人）在下次选举中的自民党提名候选人资格（同时在他们原来的选举区还将另外提名自民党候选人与之对抗），而且，即使这些“造反者”以其他身份出马当选，自民党也不会再和他们合作。这部分原自民党籍议员被“驱逐”，原本是小泉的“惩罚”之举；但同时，它在客观上也会削弱自民党的力量，可能使得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有机可乘。事实上，小泉的举措看似冒险，其实背后进行了各种周密布置——包括派遣女性“刺客”（自民党提名候选人）。小泉的选举策略结果十分奏效。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小泉冒可能失去政权的风险也要解散重新大选的背后，是他认为自民党需要自新——那些守旧派阻挡了日本（以及自民党）的改革进程，只有去除这些保守势力，自民党才能新生，“结构性改革”才会有进展。在邮政事业民营化改革方案讨论过程中，小泉多次表示：自民党如果已经成为了一个反对改革的自民党，他自己将亲手把它摧毁！

在“党纪”对自民党的议员们有相当大约束力的日本（实行议会内阁制国家的一般特点），这些“造反”议员们甘冒处分的风险反对改革法案，原因不外乎他们背后的支持势力非常强大——他们打算通过“造反”把小泉拉下马，眼前的处分只是暂时之痛。造反成功的话，他们就成为了功臣和座上客，政治生命会更加辉煌。但是重新大选的结果证明，日本国民站在了小泉首相的一边，自民党的议席比之前大有增加。这说明，以“邮政民营化”为象征的“结构性改革”是顺应民心的；另外，小泉本人的改革信念和手腕也是值得肯定的。

（三）“田中真纪子VS外务省官僚”的案例分析

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经济举步维艰，重要的原因是在时代背景变化的条件下，忽视了“结构性改革”。从政治和行政领域来说，从战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主导日本社会的一直是日本杰出的官僚队伍。应该说，在前进轨道明确的时代，这样的领导体制是有效的，就好像无数齐心协力的划桨手，一起把日本经济带入高度成长；但是，当周遭的环境已经改变，需要进行“转舵”的时候，就不能依靠划桨手了，时代呼唤“掌舵人”——即政治家的“政治判断”。

然而，这个过程不是自觉完成的，官僚和政治家之间有可能发生重大政治摩擦。日本的官僚组织经过高度成长期的锻炼，已经有了“自我主体意识”，不想轻易交出权力，再加上其工作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政府各省厅的具体行政工作看来不是那些由选举诞生的议员、大臣等所能轻易“参悟”的。日本的职业官僚们就像“职业军人”一般，对他们的工作投入了巨大热情，也有相应的“孤芳自赏”的孤傲感。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女儿田中真纪子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一直受到日本国民和媒体的追捧。2001年，田中真纪子帮助小泉纯一郎竞选自民党总裁成功，她本人也在小泉内阁中获得了外交大臣一职（日本第一位女外相，外相是仅次于首相的重要职位），之后，日本政坛卷起了“真纪子旋风”——特别是她和当时的外务省官僚之间的明争暗斗常常成为报刊媒体的头条新闻。

田中真纪子的基本立场是：重视“国民的视点”，反对并且要清理外务省官僚的特权意识。日本战后的官僚体系在以其高效率创造了“日本的奇迹”的同时，也会沉积下官僚机构特有的若干弊病，如因其专业性，外人很难插足（参与、监督等），从而形成某种“独立王国”，尤其是外务省——由于带有更多的“机密性”，人事任命、经费使用等等往往是按照自己特殊的“潜规则”在运作，作为“外人”、“外行”来到外务省上任的田中真纪子在不知不觉中就撞上了外务省内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存在的“官僚壁垒”，自然大怒。当时任事务次官的川岛裕、任大臣官房长的饭村丰都曾被田中真纪子宣布“禁止出入大臣办公室”（5月7日至14日的一周时间内，事实上的“冷冻”），从而上演了一出“大臣VS官僚”的活报剧。

说实在话，在具体环节上，田中真纪子和外务省官僚双方都各有对错，不能简单地以改革派或保守派来给双方定调子（例如围绕北方四岛的归还问题，主张务实的“两岛归还论”的外务省官僚和主张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四岛归还论”的田中真纪子之间也爆发了严重对立）。一方面，外务省内确实存在如“机密费欺诈事件”^【41】等硬伤，以及人事任命不透明等“软伤”，但是田中真纪子的泼辣作风也实在令一直地位高高在上的外务官僚们颜面扫地（用官僚们私下的牢骚话说，即：仿佛被当作了“佣人”般地训斥），双方的立场、观念差距太大，而短兵相接的时间也太短，因此，这场以“真纪子旋风”为特点的外务省改革注定会以夭折告终^【42】。

这一案例说明，成熟的、能够为90年代日本的“结构性改革”掌舵的政治家并非天成，而是需要实实在在的磨砺。整个90年代至今，日本经历着“寻找政治家”的过程，小泉首相的出现只是一个节点，寻找的历程还在进行着，因为日本政治的结构性改革并没有彻底完成。2009年，日本首次出现了民主党政权，自民党沦为了在野党，说明日本政治的结构性改革进入了新阶段，但是，民主党能否稳定执政若干年，从而形成英美两党制的格局呢？从深受冲绳美军基地搬迁问题困扰的民主党执政现状来看，情况显然不容乐观。

四、结　语

“日本式经营”和“官僚主导模式”（事实上，“官僚主导模式”也可以看成是“日本式经营”在政治、行政领域的一种表现）曾经是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模式。但任何模式都会发生从效用递增到效用递减的变化，原因是时代的变迁。因此，任何曾经发挥积极作用的有效率的模式都需要推陈出新，否则反而会对经济、社会的下一步发展造成障碍和阻力。

经济成长的原动力包括：技术进步、资本和劳动、企业家精神、储蓄、资源、政策和制度、人类的欲望和梦想等等，激发这些动力源需要政府和民间两方面的“新思维”。

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最大问题是克服泡沫经济以后的经济长期低迷局面，为此就需要进行一系列“结构性改革”。围绕以上经济增长因素，日本通过“结构性改革”给经济注入了不少新的积极性因子，如劳动雇用的流动化措施（以降低企业经营中的固定费用）、政府规制的缓和（以利于竞争和创新）、新的成长产业的培育、企业家精神的发挥等等——这其中特别涉及到“日本式经营”和“官僚主导模式”的转型。

2003年以后，日本经济已经慢慢走出了低谷。在笔者看来，这标志着本文所描述的“政治经济复合型的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成功。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本文原发表于杨龙主编《东北亚社会、经济、文化与区域合作》，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