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近代以来日本的历次民族主义思潮

徐静波

安倍晋三在2006年9月初竞选自民党总裁也就是争当日本新一届内阁首相的时候，提出了酝酿已久、精心准备的政权构想。该构想一经披露，便在国内获得普遍的好评，使得本来已经颇为旺盛的人气愈加高涨，结果在自民党内的总裁竞选中轻松击败对手，并在国会选举中毫无悬念地当选为日本的新一任总理大臣。本文试图通过对近代以来日本的历次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衰消长以及今天日本的主流社会思潮的对比分析中，来透析其政权构想的思想基盘，并透视今后一个时期日本社会的走向。

一、安倍的政权构想及其思想基盘

安倍晋三这次提出的政权构想，分为“政权的基本方向性”和“具体的政策”两部分，本文将着重分析其前一部分以及安倍语重心长的“寄语”部分的思想基盘。前一部分的内容如下：

●将日本建成一个珍视文化、传统、自然、历史的国家

◇制定一部与开创一个新时代的日本相适应的宪法

◇开放性的保守主义

◇珍视历史遗产和景观、传统文化等

◇恢复和重建家庭的价值和地区的温馨和谐

●将日本建成一个具有自由和纪律的国家

◇对教育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强调民间的自律并努力摆脱过度依赖国家帮助的基本状况

◇让安心和安全重新回到国民的手中

●将日本建成一个以创新来走上新的成长和繁荣之道的国家

◇没有成长就没有日本的未来

◇由创新促进的经济成长

◇在国际社会中制定规范的能力和存在感

●将日本建成一个受到世界信赖、尊敬和爱戴，具有领袖地位的开放的国家

◇向世界展示日本的魅力

◇充分发挥日本强势的积极的贡献

◇培育活跃于世界舞台并为之做出贡献的人才^【43】

在对国民的寄语中，安倍晋三饱含感情地说道：

“我们的祖国日本，是一个有着美丽的自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的国家。如今，胸怀着这一沉静的自豪，朝着创建一个新国家的方向而迈出坚实有力步伐的时刻来到了。

我们应该继续燃烧起改革的火焰，将日本建设成一个充满活力和机遇、亲切的人情味，并且是向世界开放的国家。

我，是战后出生的一代。

终于轮到了我们这一代怀着担当起这一责任的认识和勇气进行挑战的时候了。

我保证，我们将与在战前、战争中出生并锻炼起来的一代和满腔热情要为国民和国家做出贡献的年轻的各位一起，为把日本建成一个赢得世界人民的憧憬和尊敬的、使得孩童这一代具有自信和自豪的‘美丽的国家日本’而竭尽全力。”^【44】

在“具体的政策”的部分中，与本文的主题相关的内容有第4条和第6条，其中第4条强调通过具有自我主张的外交来达成一个“强大的日本、可以信赖的日本”，第6条主张要摆脱“战后的体制”而开始一个新的航程，由此要制定一部与21世纪日本的国家形象相吻合的新宪法，并从加强在国际社会中制定规范的能力的观点出发争取进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45】

在9月29日下午发表的首相施政演说中，安倍晋三再次确认了自己在政权构想中所表示的观点，并强调要将日本建成一个堂堂正正的、具有自尊和威严的国家。

本文的主旨并不在于对安倍政权的内政和外交方针进行详细的分析，本文的重点在于指出安倍上述构想的思想基盘或是其内在的思想底蕴，并从日本近代思想史的角度加以审视和剖析。安倍在政权构想和施政演说中一再强调要重视日本已有的文化、传统、历史和自然，在世界舞台上要发挥日本独特的具有领袖意义的角色和作用，要有堂堂正正的威严和自尊，并一再使用了“美丽的国家”这一词语来定义日本，这一切都使我们联想起了2005年11月出版的由藤原正彦撰写的、强调以武士道精神和传统日本人的审美意识来重建日本的畅销书《国家的品格》。由此可见，安倍晋三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是当今日本社会主流思潮在政坛上的反映（关于这一点，将在第三部分中细加论述），安倍所表述的这些观点的思想基盘或是思想底蕴，就是自明治以来屡次出现的、时而高涨时而低落的、强调日本本民族的特性和利益的民族主义思想，不过由于国内的情势和外在环境的不同，近代以来日本民族主义的思潮其主旨虽然一脉相连，但其表现形式和各个时代的侧重点则各有其异，安倍的主张也许可以称之为新民族主义或新保守主义，但其内在的思想核心，却与以往的民族主义没有太大的差异。

二、日本近代以来的历次民族主义思潮

作为一个概念的提出，民族主义（nationalism）自然是近代以来的产物。曾有不少东西方的学者对民族主义提出过各种解释，大致说来，人们一般认为，民族主义是民族和民族国家的灵魂和意志，是一个民族其成员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情感，是与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建设相联系的理念和实践。盖尔纳（E.Gellner）在《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983）一书中根据欧洲的情状将民族主义分为自由民族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两种类型，后者把民族视为自然形成的族群共同体，倾向于强调集体权利并崇尚国家权力^【46】。非西方的民族主义更多的属于族群民族主义，相对而言，族群民族主义带有比较强烈的情绪色彩，在一定的外界刺激和媒体的竭力鼓动下，有时会沦于某种程度的偏狭和狂热。本文所论述的日本民族主义思潮，应当也属于这一范畴。

1868年明治政府的建立，被认为是日本迈入近代的开始。在此后至今天的将近150年中，由于内在和外在的原因，民族主义思潮曾在日本屡次高涨，本文中大致将其定为四次。第一次出现于19世纪90年代前后，以国粹主义为代表；第二次出现于昭和前期，以狂热的爱国主义为代表；第三次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以中曾根首相的言论和石原慎太郎等《可以说不的日本》为代表；第四次大概就是眼下比较燥热的主流社会思潮，《国家的品格》和安倍晋三的政权构想可以说是其代表。以下依次进行论述，而第四次的则在本文的第三部分中专门展开。

（一）第一次民族主义思潮

近代日本的有识之士在目睹了西方的崛起和中华老大帝国的逐渐衰败之后，产生了强烈的国家和民族的危机意识。于是明治政府展开维新变法，以西方为楷模，在教育、产业、军队乃至政治制度、生活方式诸方面全面导入西方的元素，在思想上则排斥佛教和儒学，以至在社会上滋生了崇洋媚外的风潮。其顶点，差不多可以说是1883年在东京落成的摩登建筑——鹿鸣馆，政府高官和所谓华族贵胄经常在此举行西洋式的宴饮和舞会，丝管繁弦，夜夜笙歌，洋腔洋调，不绝于耳。而同时，明治政府意欲修改幕府末年与西方列强签署的不平等条约的尝试却屡屡失败。作为对这一风潮的反动，国粹主义思潮逐渐酿成。1888年，志贺重昂（1863—1927）和三宅雪岭（1860—1945）、井上圆了（1858—1919）等人在东京创立了政教社，并创办了机关杂志《日本人》。翌年，活跃于新闻界的政论家陆羯南（1857—1907）创办了报刊《日本》，值得注意的是，前者创刊于神武天皇祭日的4月3日，后者创刊于2月11日神武天皇即位的纪元节（神武天皇乃传说中的日本最早的天皇，即位于公元前660年，显然与史实不符，1873年，明治政府将其定为日本建国的纪念日，即纪元节），由此可以看出这两份杂志和报纸的倾向性。这两份报纸杂志之间一直保持了很好的同仁关系，互相投稿，彼此支持，1907年，《日本人》和《日本》合并为杂志《日本及日本人》。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都不是前代的遗老遗少，而都是30岁前后的年轻人，并且都受过近代良好的教育，这一点非常值得玩味。志贺重昂毕业于基督教风气浓厚、注重英语教学的札幌农学校，专攻地理学，在23岁的时候曾随海军训练舰“筑波”号巡游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太平洋群岛，之后撰写了《南洋时事》。井上圆了毕业于东京大学哲学科，1887年创办了现在日本东洋大学前身的哲学馆。三宅雪岭也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的哲学科，早年曾受过良好的汉文、英文和法文的教育，以后曾在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东京专门学校等讲授西洋哲学史等课程。陆羯南毕业于司法学校，曾进入政府官厅供职，后进入新闻界。他们都以在野的立场发表自己的思想和政见，一度曾受到政府的压制。

他们的一个共同主张，便是倡导国粹主义。所谓国粹主义，我查阅了日本大修馆新近出版的《高级和英辞典》（第2版），英文译作nationalism，我们也可以把它还原为民族主义。国粹主义的提出，目的是对抗日益兴盛的欧化主义，强调日本文化传统的价值。志贺重昂在新创刊的《日本人》杂志的第1号、第2号和第3号上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日本人〉创刊寄言》、《〈日本人〉所怀抱的宗旨》和《日本前途的国是应定为“国粹保存主义”》，指出日本的近代化不是走向西洋同化的方向，而是有选择地摄取西洋元素，将其同化到日本的文化中来。^【47】他还撰写过在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日本风景论》一书，初读此书，也许觉得这只是一部地理学家的著作，其实不然，作者试图以对于日本独特的地理风貌（海流的多样性、多水蒸气、多火山岩等）的揭示，来突出日本自然景色的优美，激起日本人对自己祖国山河的热爱，并对为了实现近代化而不惜毁坏自然的短视做法痛惜不已。他在书中呼吁说：“破坏名胜古迹即是破坏历史观念的整体性，将全国弄得赤裸一片。日本社会若要开启日本未来的人文资源，就越加应该在保护日本的风景上倾注力量。”早稻田大学教授鹿野政直认为这段话道出了他“保存国粹的真髓”，提醒日本人要重新认识日本固有的美^【48】。联想起安倍的政权构想中所强调的珍视文化、传统、自然和历史的主张，打出“美丽的国家日本”的竞选纲领，在这里似乎就可以寻找到他的思想源头。

三宅雪岭也是政教社的重要人物，他当时最出名的两部著作分别是1891年出版的《真善美日本人》和《伪恶丑日本人》，前者将日本人与美国人、亚利安人进行比较，认为日本人的本质在于真善美，其能力也丝毫不弱于欧美人，只是机遇没有降临罢了，因此日本人的任务就是将真善美发挥到极致，并推及于全世界；后者则揭露了当今日本人，尤其是学术界、商人等的种种陋习，促使国民加以反省，其目的还是在强调日本固有的价值。《真善美日本人》一书在封面上写道：“为本国尽力，即为世界尽力；发扬种族的特色，即为裨补人类的化育。”^【49】在三宅出版这两部书的同一年，陆羯南出版了《近时政论考》，将自己的立场定为“国民论派”，其主旨为对外“求得国民的特立”，对内“求得国民的统一”。

除了以《日本人》和《日本》为代表的国粹主义思想家以外，在1900年前后，以一批札幌农学校的毕业生为主体的评论家和思想家，陆续开始以西方人为对象，撰写了一批介绍日本人精神世界的英文著作，其中著名的有基督教思想家、无教派主义的创始人内村鉴三（1861—1930）出版于1894年的《日本和日本人》（Japan and Japanese），其头像被印在五千日元纸币上的新渡户稻造（1862—1933）1899年出版于美国的《武士道》（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创办了东京美术学校和日本美术院的冈仓天心（1862—1913）1903年在英国出版的《东方的理想——以日本美术为中心》（The Ideals of the Eas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Art of Japan）和1904年的《日本的觉醒》、1906年的《茶书》（The Book of Tea），其中以《武士道》、《东方的觉醒》和《茶书》影响比较大。

何以会在1900年前后集中出现了这样一批英文著作，自有其相应的时代背景。1894年对于日本人来说是个有象征意义的年份。这一年，日本基本上打败了清朝中国，暂时在东亚取得了霸权，又是从这一年起，日本陆续与西方列强修正了此前的不平等条约，在世界舞台上基本获得了与西方并驾齐驱的地位，多年来屈居于西洋人之下的日本人，渐渐开始扬眉吐气，他们开始认真审视和研究自己的文化遗产，真心觉得东方人在精神文化上也足以与西方人相抗衡。

《武士道》将既有的武士阶级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基准进一步地理想化，将其抬举到很高的精神层面，读之足以令西方人眩目。《东方的理想》的主体思想主要有三点，一是亚洲在文化上是一个统一体；二是这种文化的保存和发展只有在日本的文化史上才得到了完整的体现；三是虽然我们今天面临着以武力为背景的西方文明的侵袭，但是东方的文化，因其自我内在的觉醒而将体现出愈加灿烂的价值。冈仓天心尤其强调了日本的文化地位：“绵延不绝持续至今的主权，未受外族征服过的高扬的民族自持心，且以未向海外扩张发展为代价，在孤立的岛国状态中守护养育着祖先传来的思想和本能，与此相应，使日本成了亚洲思想和文化的真正的储藏库。”中国和印度历经战乱，古代的荣光和辉煌几乎已经成了废墟，而日本却保存了亚洲文化艺术的精髓，“因此，日本是亚洲文明的博物馆。不，并不只是博物馆而已。因为日本民族的特异的天分，不仅能存古之精华，且欣悦地吸收新的事物，依仗着这种生生不二的一元论的精神，努力保存着昔日理想的全部精华。”^【50】

鹿野政直对此评论道：“国粹主义的思想家们所提出的课题，基本上是对于称霸世界的欧美文明的‘世界史的法则’表示出怀疑，他们试图以另外一种形式来探索文明的道路，这就是以亚洲为主体的近代化探索。”^【51】这一时期的日本的民族主义思潮，虽然着力突出日本主体，但还时时维系着与亚洲的联系，尽管他们也并不讳言日本民族的优秀性，政府当局和舆论界已经普遍认为日本应当在亚洲的复兴中担当领袖的角色。

（二）第二次民族主义思潮

进入20世纪后，日本通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两次地区性大战，基本确立了自己在东亚的霸权。步入昭和时代以后，对外扩张的倾向在田中义一内阁时期（1927年4月—1929年7月）愈益明显，建立一个称霸亚太地区的“大日本帝国”已经是当时既定的国策。因此，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也许称之为国家主义更为贴切，事实上，也确实是以国家的形态表现出来的。有意思的是，在和英词典中，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都被译作nationalism。顺便说一下，nationalism一词在日文中的解释是“国家主义，国粹主义；爱国心，国家意识；爱国主义（运动）；民族（独立）主义”。

这种以国家为表现形式的民族主义，是以明治时期确立起来的天皇制国家为基石的。明治时期的官僚和政治家们，为了确立中央政府的绝对权威，恢复并大大强化了君权神授的天皇体制，并且在1889年和1890年分别制定公布了从制度上加以保证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和在精神上强行灌输的《教育敕语》。前者由伊藤博文等起草制定，在第一条便明确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并规定了天皇拥有在一切领域的最高政治权力和军事统帅权；后者主要由出任过伊藤博文内阁文部大臣、也曾参与宪法和皇室典范起草的井上毅等人拟定并以天皇的名义发布，以家族国家观为基础，要求学生对天皇国家的绝对忠诚和服从，并夹杂了儒家的忠孝节义的内容，具有非常陈旧和保守的色彩。《教育敕语》颁布以后，强行在所有的中小学内诵读，不能背诵和默写的学生将受到严厉的处罚和欺凌。一直到战后被废除为止，其与1883年颁布的《军人敕谕》一起，长年来成了全体日本国民必须遵守的基本精神文本（日本的小学义务教育普及率在1906年已经达到了98％以上）。

明治以后，当局利用行政权力建立了国家神道，以天皇崇拜为主体，并为曾为天皇尽力的历代人物设立祭祀的神社，将神社制度纳入国家制度框架内，自上而下强行推广，竭力树立日本人的国家意识。此外，还根据最早的历史书《古事记》（712年）渲染编造了一系列建国神话，将日本最早的天皇登基一直推导到2600年以前，无端地夸大了日本的文明史，宣扬日本是世界中心的“八弘一宇”的思想。1923年，以天皇的名义发布《国民精神作兴诏书》，要求国民戒除轻佻浮薄（指当时兴盛的各种西方思想），强调质朴刚健、淳厚中正的古典精神。1932年，文部省设立了“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以后，又在文部省的指导下，在各地设立了思想问题研究会，全面推行皇国思想，驱逐和排斥包括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在内的所有西方思想。1939年开始，将学校分为青年学校和国民学校两类，青年学校的宗旨是“培养基于国体本意的皇国青年”，国民学校的方向则是“通过整体的教育来归达皇国之道”。^【52】在这样的精神教育下，绝大部分日本人都为自己是皇国的臣民而感到自豪，以至于很多日本人都对亚洲其他民族怀着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对欧美诸国则怀有或强烈或模糊的敌视和对抗的意识。

为政府当局的这种皇民化教育推波助澜的学界人物主要有井上哲次郎（1855—1944）和大川周明（1886—1957）等。井上自东京大学毕业后曾往德国留学，攻读哲学，试图调和东西方的思想，但其在骨子里却是一个狭隘的国家主义者。《教育敕语》发布的翌年，他便立即撰写了《敕语衍义》，在序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侮慢或伤害主君，乃搅乱上下秩序之端绪”，力主天皇的无上权威。此书后来作为师范学校和中学的教科书和参考书被广为使用，影响甚远。大川在日本被定性为右翼国粹主义运动的理论领袖，曾在东京大学攻读印度哲学，试图从东方精神（实质上是日本精神）的角度来抵抗西方，著有《日本文明史》、《美英东亚侵略史》等，战后被定为甲级战犯，后因精神错乱而被释放。

总的来说，昭和前期达到顶峰的这一民族主义或曰国家主义思潮，是以国家为主导、自上而下炮制出来并广泛推行的精神宣传运动，与第一次民族主义思潮不同，它不是缘起于民间的思想行为，而更多地带有国家意识形态的色彩，或直接就是国家意识形态，它与当时日本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具有直接的紧密的关联，并使日本最终走上了法西斯的歧路，给日本国内乃至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三）第三次民族主义思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自1945年8月末起至1952年4月末止，日本成了美国的占领国，在美国的主导下，日本制定了新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等一系列新的法律框架。1952年《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保条约》生效后，日本虽然以一个独立国家的面目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但在各方面依然笼罩在浓重的美国阴影之下。5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高度成长，使得日本很快在70年代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国。经济力量的迅速增强，使得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想开始重新抬头。

1969年开始在《产经新闻》上连载的司马辽太郎的正面描写日俄战争的长篇小说《坂上的云》获得了很大的欢迎，1970年山本七平模仿犹太人的口吻写出的《日本人和犹太人》，在与西方的比较中写出了日本的独特的精神世界，得到了不少人的首肯，鼓起了日本人的民族自信心。1972年，在日本外务省下设立了国际交流基金，注重对海外日本文化的传播和研究的支持。进入80年代后，朝野都主张要建设一个国际国家的日本，即要使日本真正走上世界的舞台，发挥与经济实力相应的大国作用。到了80年代中期，大国主义的呼声日益高涨，其根本的代表就是中曾根内阁的政治主张。

中曾根提出的一个理念是“健康的民族主义”。因为民族主义一词在战后一直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中曾根企图用“健康的”（日文原文是“健全的”）这一定语赋予它新的意义。1985年10月，他在外国记者俱乐部会见记者时说：“我认为，我们必须要具有自信心的民主主义的基石，而构成这一基石的另一方面是健康的民族主义。”基于这一想法，中曾根在日本推行“战后政治的总结算”，试图摆脱战后美国的影子，因此，他强调要确立“日本的国家定位”。1985年7月，他在法国索邦大学作演讲时指出：“已经占世界经济一成水平的日本，却还缩在远东的一个角落里，如同与国际社会无缘似的，我们不能再对承担国际义务和责任闭目无视了。”日本学者评论说，中曾根的这些言论表明，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应该具有领袖国家一员的自觉，来承担相应的作用和责任。其次，中曾根强调，如今已经到了昭和60年，天皇已经在位60年，战后的和平已经持续了40年，因此，“应该将以前侵入的各种外国思想全部加以清除，在这基础上再一次确立日本的国家定位。”其中天皇和传统文化是重要的象征。学者评论说，80年代民族主义的特征就是以大国主义的宣言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天皇制为象征的“命运共同体”论的结合体。^【53】

而这种倾向在民间的集中表现便是1989年石原慎太郎和Sony公司的会长盛田昭夫合著的《可以说不的日本——新日美关系的方策》的问世。当时正值冷战体系终结的前夕，以苏联为首的苏东阵营已经趋于瓦解，在世界上差不多是美国一方独大，战后以来，美国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影响是巨大的，日本在诸多领域不得不仰仗美国的鼻息。然而这时也正是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前夜，大多数日本人都迷醉在虚幻的景气中，觉得日本的经济实力足以与美国分庭抗礼，以“雁行模式”为表现形态的日本在亚洲区域的经济领袖的地位差不多已经确立，于是，以美国为对象的民族主义情绪便升腾起来了。该书出版后在国内赢得了一片喝彩声，一度成为畅销书，这一现象集中反映出了这一时期日本国内的国民情绪。

三、现今的社会思潮的特征与安倍的政权构想

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的内部和外部发生了两个巨大的变化。内部的变化是泡沫经济骤然崩溃，房地产业的虚假繁荣过去后，金融业的破绽遽然凸现，由此引发了长达10多年的景气低迷，企业相继破产，失业率上升，出生率的下降和老龄化问题近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一部分人开始对未来感到迷茫。外部的变化是冷战结构的彻底瓦解，来自苏联的威胁几乎已经不存在，而几乎与此同时，庞大的近邻中国开始逐渐崛起，而且成了几乎唯一的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连续20多年保持了经济的高位增长，在东亚地区乃至国际舞台上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并且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与朝鲜半岛一起继续追究着日本的责任。面对着这样一个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美国似乎更愿意与日本站在一起。

于是，日本国内的一部分人开始将日本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对立起来，并试图将怨气转向中国。90年代中期，“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当年对美国持强硬立场的这部分人，开始将矛头转向中国，尤其是在战争历史问题上，试图向良知和史实挑战，竭力削弱甚至否定日本的加害者立场，这就是90年代日本“自由主义史观”兴起的背景，而它的标志，便是于日本战败50周年的1995年成立的、以电气通信大学教授西部迈为核心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成立。

爱知大学教授加加美光行一针见血地分析道：“‘自由主义史观’在历史认识方面，对始于19世纪末的日本军国主义化和包括日中战争、日美战争在内的一系列扩张主义的对外战争的历史，拒绝用‘自虐史’的方式加以叙述。其根本的动机，是源于这样的思想，即正是由于对日本的近现代史用‘自虐史’的方式加以叙述，使得日本丧失了民族‘自豪感’，导致了日本民族主义的衰退。”^【54】

于是这部分人试图以“新编历史教科书”和相应的舆论，通过否认日本战争责任的方式来唤起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激发起日本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这进一步加剧了日本和东亚邻国的紧张关系。

进入21世纪后，出于摆脱历史上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和近代欧美对日本影响的动机，对日本传统文化和传统精神的赞美诗又被重新唱起。其最有代表性的，便是2005年11月出版的由御茶之水女子大学教授藤原正彦撰写的《国家的品格》。这本书对欧美理性主义的局限性以及占绝对优势的欧美话语权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对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和传统日本人的审美意识大加赞美，一再用“美丽的”来作为定语。在作者的描述中，我们只是看到日本传统文化的纯粹性和原发性，而来自东亚大陆的强烈影响以及日本文化与整个东亚文化圈之间的密切联系则被竭力淡化甚至抹杀了。2006年4月，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教授川胜平太在报上撰文呼吁说“要将日本建成一个可以在世界上夸耀的‘美丽的国家’”，文章说：“日本文化所具有的魅力，不仅在于此前人们所热衷的学术、艺术和古典表演艺术等方面，而更应该将重心放在日本人的日常的生活文化中，这将会如磁场一般吸引别国的人民，使他们陶醉，并形成强大的凝聚力，这才是‘文化的力量’。”^【55】要做到这一点，有人认为有必要使青少年一代自由培育起“爱国心”，作家、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最近撰文大声呼吁要对孩童一代进行爱国教育，他说：“为了使承担日本未来的孩子们在自己今后的人生中各自胸怀某种热爱，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不要无休止地纠缠于‘爱国心’这一词语的字面意义，在此之前，我们应该健全完善历史教育的体系，以使孩子们充分认识到自己与这个国家的关联，充分认识自己的国家，并对这个国家抱有关切之心。”^【56】很显然，经过了长期的经济低迷之后，这部分日本人认为现在要重塑日本的形象，树立日本人的民族自信心，不能只是依仗经济等的硬实力，更需要依靠文化等的软实力，要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激起对祖国美丽的自然山水、悠久的文化传统的热爱，同时依然需要摆脱战后美国对于日本的阴影，走出战后美国人主导的框架体系，使得日本挣脱东西两边的历史维系而在世界上真正矗立起来。

这就是眼下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的基本特征。

论述至此，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安倍的政权构想，其基本的思想基盘，便在于目前占主流地位的这一社会思潮，同时，又与近代以来的历次民族主义思潮，尤其是明治年间的第一次民族主义思潮，有着不同程度的内在联系。他的强调对日本历史、文化、传统及自然景观的重视，主张要建设一个美丽的国家日本，宣扬独立自主的外交和日本的世界领袖角色，坚持要修改战后由美国人主导的宪法和《教育基本法》，其思想的源流，大抵皆在于此。这也是安倍的政权构想能够在竞选中获胜的基本原因。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