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大国战略成败的思考

樊勇明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提出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口号以来，已经有20多年了。人们发现，日本不仅是泡沫经济破产了，它的政治大国战略也显现一片苍凉。当年那副“与美国一起领导世界”的气概早就化为对现状的哀怨与对昔日风光的回味。本文将对20年来的日本大国战略进程和成败得失展开分析，以期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和融入国际社会有所裨益。

本文认为，日本推行政治大国战略失败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对经济力量的误读是日本大国战略失败的经济因素；与美国单边结盟是日本大国战略失败的国际因素；世袭政治是日本大国战略失败的国内体制因素；岛国心理是日本大国战略失败的思想和社会因素。当然，对历史问题的清算不力，得罪亚洲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也是其大国战略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许多文章作了深入的分析，本文就不再展开论述。本文集中力量分析论述前四种原因。

一、日本大国战略的简要回顾

日本的大国战略是与日本经济的崛起伴生而来的。早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中的1975年，日本政府就动员了十余家研究机构，研究日本“面向21世纪的（国家）综合战略”。在此基础上，自1978年12月开始担任首相的大平正芳明确表示要“坚决大胆地”改变日本“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形象。中曾根康弘在1982年11月登上了首相宝座后也一再表示：日本正处于重要的转折时期。他要做的是“消除战败遗迹”，实现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转变，创造一个辉煌的“日本世纪”。

后来，由于政治大国的提法过于刺耳，一直以“暗将军”（幕后操纵者）身份活跃于日本政坛的小泽一郎把政治大国一词替换为“普通大国”。所谓“普通国家”，按他的解释是：“在国际上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日本）也要视为理所当然，并理所当然地去做”。换言之，日本要在国际社会中和美国和欧洲齐肩并立，同它们一样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政治和军事作用。桥本龙太郎、小泉纯一郎等其他重要的政治家也对日本的大国战略发表过不少与上述提法大致相同的言论。

对于日本要充当政治大国的意向，国际社会也并非全是一片反对声。当时的西方社会似乎也愿意把国际竞技场的入场券发给日本。知名的美国学者E·沃格尔（又译傅高义）在其1979年出版的《日本名列第一》一书中明确地宣称：“就一国的政治机构和经济力量而言，在发挥领导世界的作用上，没有比日本再合适的了。”^【1】1989年海部首相访问美国时，日美两国就建立“全球性伙伴关系”达成协议。时任外务省事务次官的栗山尚一就公开发表文章把这种关系的基础解释是日美欧“共同维持世界和平与繁荣的责任”。^【2】

但是，拿到了入场券的日本，其大国战略的成效却并不尽如人意。

首先，近20年来，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不升反降，在国际社会重大政治经济决策中日益边缘化。G20和联合国是当今国际社会最为重要的“国际竞技场”。但是，无论是在G20的机制化进程中，还是在联合国的改革中，日本均被边缘化。这是对日本推行大国战略的最好注解。G20是当前国际治理的新模式、新机制，也是今后国际游戏规则制定的最为重要的“国际竞技场”。G20是从G7脱胎而来。照理来说，日本是这一机制的重要成员，在1975年法国提议召开主要发达国家首脑会议讨论经济问题时，日本就是创始国之一。^【3】G7在1998年又因俄罗斯的加入成为8国，现在又扩展成为20国。但是从一开始起日本就没有在这个新机制中获得过好名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代表日本出席G7财长会议的大平正芳因为无所事事打瞌睡而遭到美欧舆论的嘲讽。时隔30多年，2009年2月，财务大臣中川昭一在意大利出席G7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的记者会上，竟然因醉酒而语无伦次，瞌睡连连，举止失态，再次遭到日本和国际舆论的强烈指责。

其次，日本在提出政治大国战略时所确定的若干重大外交目标均告失败。联合国“入常”是日本大国战略中最为重要的一环。1991年日本驻联合国大使波多野敬雄宣称要“争取5年内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若能实现，“等于日本被承认为世界政治大国”，并定下两大具体目标：一是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删除关于日本的“敌对国条款”；二是借联合国改革之际成为与中、美、俄、法、英五国并立的新的常任理事国。^【4】但是，事与愿违，快20年过去了，日本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却越来越远了。2005年日本甚至争取到了当时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对其“入常”的支持，同时经过“援助公关”，据称是拉到了191个联合国成员国中的近三分之二，即128个国家的支持。但是到了联大会议上，许多国家纷纷“反水”，再加上中、美、俄三国的明确反对，日本不得不放弃近期“入常”的打算。

第三，日本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颓萎不前，没有发挥负责任大国应有的作用，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鲜有明确表态，经常含混不清，更遑论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20多年中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先是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又发生了两次伊拉克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紧接着亚洲金融危机的是“9·11”恐怖袭击、全球金融危机，再加上朝核问题、伊朗核危机、巴以冲突时起时伏。在这些重大国际事件中，日本几乎是国际社会中的“隐形人”，国际社会几乎很少听到日本对这些重大国际变革的声音和主张。日本只是一味跟在美国的后面，美国说什么，它也说什么；美国要它做什么，它就做什么；全无自己的独立判断，一直被人视为美国的附庸。最典型的是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日本的表现。在第一次伊拉克战争中日本应美国要求拿出了150亿美元的经费，结果科威特在战后刊登感谢广告时竟然只字不提日本。在科索沃战争中，法国等西方国家纷纷反对美国以人权为借口进行干涉，意大利甚至不许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然而日本却乐此不疲地为美国提供基地和后勤支持。

第四，在重大国际谈判中不识大体，不顾大局，缺乏大国应有的风度和气概。最典型的例子是日本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的立场。朝核问题既是地区问题也是全球问题，涉及主要大国的核心利益和全球战略。起初朝方坚决反对日本参与，经中、美、俄三国的努力，日本如愿拿到了“入场券”。但是，日本从一开始就偏离无核化这个涉及全球安全的大问题，每次开会都喋喋不休地大谈双边层次的“绑架问题”。这种把一己私利置于国际社会之上的做法当然使日本陷入孤立，以致朝方一再对其谈判资格提出质疑和反对。

以此为背景，国际社会对日本大国地位的认同也每况愈下。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经盛赞日本“名列世界第一”的美国，早在世纪交替之时，就表示了对日本的失望。芝加哥外交学会在1998年底对约400名专家学者进行调查，请他们就“10年后起更大作用的国家”作出回答。97％的人认为是中国，46％的人认为是日本。^【5】

有意思的是，日本人自己也开始对政治大国战略不予认可。日本政治学界的新星、庆应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添谷秀芳教授早在2003年就在日本最有影响的报纸《朝日新闻》上发表文章，公开主张日本要尽快作出“非大国的选择”，明言日本应该放弃政治大国的目标，改为追求发挥“中等强国”（middle power）的作用。^【6】他在2003年5月出版了《中等强国论》一书，从日本外交的原点——吉田茂的富国轻兵论讲起，历数战后日本外交的得失，论证日本应该抛弃大国幻想，实事求是地推行“中等强国”外交。他认为，所谓的“大国日本”的提法是偏重于经济的幻想，日本在经济以外的政治、军事领域里的实际作用与其他一般国家并无二致。^【7】

二、对经济力量的误读和误用是日本大国战略失败的经济因素

尽管添谷秀芳认为所谓的“大国日本”的提法是偏重于经济的幻想。但事实表明，即使在经济上，日本也犯了极大的错误。或者说，对经济力量的误读和误用是日本大国战略失败的直接原因。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日本经济的巅峰期。急剧的日元升值凸现了长年经济高速增长所形成的巨大的财富效应。同时在日元升值推动下，日本的海外投资规模日益扩大，日本式经营管理模式为世界各国所研究和模仿，日本产品风行海外所带来的巨额外汇储备不仅使得日本企业作为债权人而傲居国际金融市场，同时也使得日本的国际地位急剧飙升，一下子从国际谈判桌的边端来到了中央。经济增长率的高升、国民福祉的完善以及“日本制造”的影响力，使得日本政府和国民忘记了“资源有限、国土狭小”的限制带来的各种致命缺陷，自我感觉良好，不断地把自我演化成经济规模最大、技术最佳、社会管理最为完善、国民素质最高的“超级大国”。相当数量的日本人把美国人为把日本的经济成就作为警示而作的《日本名列第一》一书解读成是对自己的全盘肯定，低估、鄙视他人的“自信心”压倒了一切。当时的日本，处于一个什么都是名列第一的时代。不仅日本经济和日本电气名列第一，连日本的清酒也被日本人自作主张地“名列第一”。一家日本大众媒体曾在封面上以通栏标题的形式宣称：按地产价格计算，日本的财力能买下美国四次。

在久贫暴富的心理作用下，高速经济增长和日元升值所带来的财富效应或被日本人用于海外豪华旅游，或被日本大企业用于在海外抢购洛克菲勒中心、凡·高的“向日葵”和哥伦比亚影片公司等各种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商品和物产。

转瞬之间，日本的光环迅速褪尽。2008年，日本官方统计承认，日本曾引为骄傲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位的地位早就丧失，2007年底就沦为世界第十九位，为OECD诸国中最低（参见图1）。在泡沫经济最盛时期，日本官方和学界曾把自己雄踞于亚洲各国之上，鼓吹过“雁型模式”。2001年，由通产省演变而来的经济产业省，在其当年发表的《通商白皮书》中不得不承认：以日本为首的以产业和技术梯度转移为核心的“雁行模式”已经结束，现在已经进入了东亚“大竞争时代”。

图1　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名变化（1980—2006年）

尽管20多年来的日本经济并非一路下滑，在2003—2007年的几年中日本经济有过较长时间的反弹，出现过长达40多个月的低速增长，但那毕竟是强弩之末。日本人现在终于觉醒，对本国经济力量的误读，对本国财富的误用，制约了经济技术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完善，许多顽疾并没有在财力最充足、士气最旺盛、国际环境最佳的时候得到解决。

首先，巨大的财富没有用于政府主导的不完全竞争型的经济体制改革。改革是需要动力和成本的。窗口指导、财政补贴和市场保护等政府直接控制经济的手段是日本在战后迅速实现经济复兴的重要保证。这种不完全竞争性的经济在动员国内各种资源上有巨大的优势，但也是日本经济缺乏活力的主要原因。政府的决策成为日本经济兴衰的关键。尽管中曾根等人多次提出要改革经济体制，引进民间活力。但是，日本在巨大的成功面前失去了对这种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动力，反而一再地去强化它。其典型的例子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下一阶段的主导产业的选择上。日本各界把决定下一个世纪经济胜负的核心产业选择权完全交给了当时的通产省，根据官僚的意见，把宝全部押在“第四代计算机”，即人机对话上。结果，在美国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产业的冲击下，日本以硬件生产制造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一败涂地。现在日本经济社会所显示出来的政府债务的高踞、少子高龄化所暴露的社会福祉的缺失、地方经济的低迷等弊病无不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所体现，但整个日本社会都没有在当时痛下决心投入财力去解决。

其次，日元升值形成的经济优势没有转化为产业技术结构调整的资本，产业的重心一直停留在汽车、家电等最终民用消费品的生产制造上，向产业结构的上游和下游的拓展进程明显落后于日本经济实力的扩张。技术的原创需要长期的积累和大量的投入，日元升值为日本企业的原创提供了经济上的可能，但是财富效应却使日本人迷失了花钱的方向。时至今日，日本的产业技术水平仍然停留于在引进的基础上加以改进的层次。日本企业只能把东西做得更好，而不能回答做什么才好。日本经济仍然高度依赖美欧跨国公司所控制的能源和资源以及美欧企业所掌握的核心和基础技术。

再次，对外依存度和生活质量两大偏差未有根本改观。个人生活质量的提高是以内需规模的扩大和内需结构的多样化为前提的。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早就超过了美国和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但是其国民生活水准却未相应提高。因此，日本经济中高度依存外部需求和个人生活质量不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中互为表里的两个侧面。20多年来，日本经济仍然沿袭追赶时期的增长方式，继续把外部需求作为提升速度和扩张规模的基本动力，内需扩大始终依靠外需的带动。

据野村证券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Richard C.Koo）在2006年的估算，泡沫经济使日本大约损失了1500万亿日元的财富，是美国在1929年大危机中损失的3倍，也相当于日本3年GDP的总和，他认为这是人类在和平时期所遭受的最大的损失。^【8】这些损失当然是巨大的，但是上述三方面的深层次的失误，对大和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影响则更为深远。

三、与美国单边结盟是日本大国战略失败的国际因素

如果说，对经济力量的误读和误用是日本大国战略失败直接原因的话，与美国单边结盟则是日本大国战略失败的深层原因。

日美同盟一词，并非是战后初期就开始使用的，而恰恰是日本开始走向“政治大国”的20世纪80年代开始被日本官方频频挂在嘴边的。第一个使用同盟一词的是大平正芳，他在1979年5月以首相身份访美时，首次使用“日美同盟”一词在公开场合来形容日美关系。1981年5月，铃木善幸首相与里根总统在发表联合声明时正式在官方文件中使用了“日美同盟”。到了80年代中期中曾根执政时，日本官方对日美关系的提法已经上升到了日美是“同心圆”或“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只要日美关系牢固，对亚洲关系等都会迎刃而解”则是小泉等人的口头禅。

与美国单边结盟，在冷战时代是明明白白的主从关系，美国是盟主，日本是仆从，美国不仅提供军事保护而且在经济上予以扶植。冷战结束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从日本来说，是要在继续享受军事保护的同时，争取对等的政治地位。对美国来说，则是要变保护为控制，在继续提供核威慑的同时，要求日本为其分担防务成本，同时对日本在政治经济领域中要求平等地位的意愿和行动予以持续的否定和打压。日本能否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争取到平等地位，以及美国是否愿意和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日本的对等地位，成了日本能否成为真正的大国并以独立的姿态进入国际竞技场的关键。遗憾的是，冷战后的事实表明：日美同盟关系并没有成为日本晋身大国的助力，反而成了“阻力”。

首先人们看到，“崇美”、“从美”是日本领导集团的主流意识。二战后的半个多世纪，日本接受了全盘“美国化”的洗礼，形成了“崇美”、“从美”、“以美国的是非为是非”的主流意识。日本各界都把持续了50年的日美同盟看成是日本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结盟，其理由是：同美国结盟达到了大和民族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即保障有了安全、实现了发展、有了共同价值观。从而在整个日本领导集团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跟在美国后面不吃亏的“从美”行动模式。

冷战的结束使不少人对美国的保护有了新的思考和多种解释。有不少人认为，在冷战时期确实是保护，但是冷战结束以后与其说是保护倒不如说是控制。对美国的保护有不同理解的人又分成两种，一种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其代表就是石原慎太郎等人，因此他敢于率先向美国人说“不”。但是石原慎太郎之流往往又和一心否定侵略历史的极端右翼分子沆瀣一气，成为日本政坛“斗士”和舆论中的杂音。这些人数量不多，能量却颇大，虽还未在决策层中造成巨大影响，但在一定条件下已经形成了一股势力。另一种人则是和平主义者，他们对历史有清醒的认识，尤其是出于民族自尊心，反对在同盟的幌子下把日本绑在美国的战车上，为美国的全球战略火中取栗，主张日本应该回归亚洲，同亚洲各国形成相互依存关系，以使日本找到一条和平发展的新路。这些人在日本政界和财界的中上层有一定的影响，但在核心决策层中同样影响有限。只有当对美从属外交出现僵局时，这些和平主义的代表人物才有可能被推向前台，以他们的和平形象争取民心，以他们的对美强硬姿态来换取美方的让步和妥协。现今的民主党政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一方面是与美国渊源很深的小泽一郎统揽全局，另一方面又将具有和平主义色彩的鸠山由纪夫放在内政外交的第一线。这样既保证了在政权交接之际对美关系的根基不会动摇，又在形象上与自民党政权划清了界限。

其次，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具有保护和控制的双重含义。一方面日本受到美国的安全保护；另一方面日本也同时受到美国的控制和压力，其基本特征仍是单边性的。尽管美国会在某些时候某个局部让日本承担一些责任，发挥一些作用，但只限于补充美国的力量不足，一旦溢出补充和配合的框架，有可能涉及美国核心利益时，美国就会毫不含糊地说“不！”例如，美国为了继续保持对国际金融体制的垄断，明确反对宫泽关于亚洲货币基金的设想，出于对本国经济利益的考虑，对《京都议定书》予以拒绝。同样，日本人满心以为美国会支持它的联合国“入常”，但在关键时候美国亮出的底牌是“NO”。就是在对华关系上，也是如此。美国一向有“以日制华”的战略。当日本右翼在历史问题上频频向中国发难时，美国可以置身事外，但是一旦右翼分子想翻远东军事法庭的旧案，美国马上出来叫停。克林顿虽然重新定义了日美同盟，但当他需要时可以绕过日本径访中国，让东京心惊肉跳，寝食不安。奥巴马则心安理得地借口国内救灾只在东京待不到24小时，然而他却可以在北京悠闲地爬长城观光。日美同盟的单边性，决定了日本在大国政治角力中的从属性。美国只要有需要，马上可以“稀释”日美同盟，而日本却只能逆来顺受。对此，现任参议院议长的江田五月在纪念《日美安全条约》订立50周年时对记者说，“在自民党执政时代的日美关系是一个日本不能说一个不字，美国叫你向右你就右，叫你向左你就得向左的关系。”^【9】对此，长期在第一线同美国人打交道的自民党人有着更为深切的感受。自1997年起先后5次出任自民党副干事长，并在内阁担任过负责行政改革和产业再生国务大臣的村上诚一郎在2010年就日美关系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因为日本的防卫和粮食是依靠外国（指美国）的，所以当被要求这要求那时，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10】

最后，同美国的单边结盟，使日本推行大国战略面临极大的道德风险。对于美国对日本要求对等关系意愿和行动的打压，新上台的民主党政权采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动作。新任外长冈田克也履新伊始就下令彻查日美间究竟有无违反“无核三原则”的密约。这当然是做给美国人看的，但是深究下去，实际上是做给日本人自己看的。《日本经济新闻》在其纪念日美安保条约订立50周年的连载文章中指出，“世界上唯一遭受核武器打击的日本，在核问题上却是阴阳两张面孔。”一方面在国际社会上要求禁绝核武器，另一方面却允许当年向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的美国在日本国土上运入和持有核武器。《日本经济新闻》认为：依据日美安全条约而存在的《日美核武器密约》，使日本在国际社会中面临严重的道德危机，无法使人相信日本是个主权独立国家，更遑论是负责任的大国。^【11】

四、世袭政治是日本大国战略失败的国内体制因素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必然会导致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后果。可以认为，日盛一日的世袭政治是日本推行大国战略失败的内在因素。

在日本政界，所谓世袭主要是指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国会议员的世袭现象。继承父亲、祖父、叔父（伯父）的选举地盘而当选的议员被称为世袭议员。1996年的大选中，当选议员中世袭议员有87人，2000年大选增加到113人，2003年大选又增加到134人，2005年大选后世袭议员稍有减少，仍有126人。即使这样，世袭议员的总人数相当于日本众议院法定人数的四分之一以上（众议院法定人数为480人）。^【12】与此同时，身居中枢、掌控国家、左右民族生存发展的内阁首相及其成员也是如此。1989年以来，日本先后产生了14位首相，其中非世袭的仅有宇野宗佑、海部俊树、村山富市和森喜朗4人（日本法律规定首相必须是议员）。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自小泉起到鸠山内阁，居然创下了世袭议员出任首相的“五连贯”。^【13】就内阁成员而言，麻生内阁的18位成员中竟然有12位是世袭议员。

在民主党上台之前，就有人预测，世袭之风并不会改变。尽管鸠山曾在国会表态要立法限制政界世袭现象，但他同时又说如果真的全面限制世袭，日本两大政党的主要领导人都要退出政界。果不其然，民主党在2009年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后，虽然新当选的民主党议员中的世袭者有所减少，政权中枢中的世袭问题却并没有大的改观。鸠山上台后马上就显出其经验和能力的不足，在议会答辩中经常被人讥为“纨绔子弟”。尤其是在2010年1月中旬，鸠山在议会被人当众揭出其母长期以来每月给他1500万日元补贴作为政治活动经费，使日本政坛的世袭问题又添了一分新的含意。

在世袭议员成为日本政治主流的情况下，政治从艺术变成了技术，议会斗争成了街头活报剧。小泉纯一郎是集大成者，他以“煽动和迎合舆论”的政治模式而纵横日本政界。作为自民党的总裁，他竟然喊出“砸烂自民党”的口号来吸引选票，为了迎合当时一般民众对自民党不信任的心理，小泉还提出了由全体国民海选自民党总裁的口号。其他人也不甘落后，当时的民主党领导人鸠山由纪夫也提出了“时限政党”（即达成政治目的后就解散的有时间限制的政党）。

更重要的是，世袭议员由于从小娇生惯养，不知民间疾苦，从政后又仰仗父辈的荫泽余恩，要么不知深浅地信口开河，要么抱残守缺，目光短浅。对他们来说，最大问题是守住祖传地盘，根本没有心思去考虑国家的发展方向这类与本人切身利益不直接挂钩的大问题。这些人不断增加的后果必然是日本政治决策能力的弱化，决策思维的褊狭，决策过程的混乱与无常和决策的眼光也变得越来越短视。世袭之风越演越盛，激起民众和舆论的极大反感。小学馆出版发行的大众杂志《SAPIOサピオ》在2009年12月出版增刊，封面标题大书“田中角荣还活着”（田中角栄は生きている）。这一期的文章指出，现在的总理和内阁大臣尽是世袭而来，只是他们的履历因为堆砌着一大批前首相、原大臣的名字而闪闪发光。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在选举中经历过苦难，只是听从父母的安排，在名门大学里‘游学’了一番而已，才疏而识浅”。《SAPIOサピオ》把他们称作是“疑似非天才议员”，要求他们向贫民出生仅有小学学历的庶民首相田中角荣学习。文章呼吁，要重新评价田中角荣的“强人政治”，希望田中能死而复生，给日本国民带来新的机遇。^【14】

历史一再证明，任何国家的崛起，必然同既有的国际秩序发生碰撞和摩擦，同现有大国的利益会有冲突。一个理性而坚韧的领导集团是保证国家在崛起过程中把各种内外矛盾和冲突化解压缩到最低限度的基本保证。日本大众媒体呼唤平民首相田中角荣的复活，正是反映了民众对日本世袭政治的担忧，反映了国民对田中角荣等人的宏才大略和国际眼光的怀念。

五、岛国心理是日本大国战略失败的思想和社会渊源

文化具有强有力的渗透力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作为日本文化根基的社会心理和思潮对日本政治外交的影响是无可估量的。上文分析的对经济力量的误读和误判，对美国既依恋又愤恨的情结，以及对世袭政治的难以割舍，无不与日本人的岛国心理有关。

人们经常批评日本人根深蒂固的“岛国情结”。国际舆论和学术界有相当多的人指责日本人内外有别，重内轻外，对外国人、外国货和外国文化往往采取怀疑、排斥、抵制的态度。许多人还认为，日本人和日本国是完全两个概念。作为单个的日本人，恐怕是和善、文雅和含蓄的，甚至是乐于同外国人合作的，但是一旦许多日本人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群体，那就十二分地傲慢和狭隘。在对外关系上，总是幻想“大树底下好乘凉”，一心只想如何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极力回避承担国际义务和责任。

这些看法和分析并非全无根据。就是日本人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在日本处于巅峰时刻，日本人是很乐意检讨本民族缺陷的。1985年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编的《90年代日本的课题》一书就提出：“日本社会存在着强烈的‘内外有别’倾向，即将同质的事物视为‘内’而予以重视，视异己的事物为‘外’而轻视、排斥”，“如果不从本质上改善日本社会的这种心理结构，是无法实现真正的国际化的”。^【15】同年日本外务省发表的《外交蓝皮书》也提出：要大胆地实行国际化，改变日本社会的惯例和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国内体制，使其同国际社会“同质化”起来。

但是遗憾的是，日本人对岛国情结的反省和批判并没有持续多久，泡沫经济破产后日本人的自信心大大减弱，上述这种文辞犀利的反省也就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石原慎太郎、樱井良子等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鄙视他国，无条件颂扬和赞美本民族的言论又流行于各种大众报章。日本人独善其身，“独上小楼成一统”的意识和氛围再次抬头。这种社会心理的变化不能不影响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判断和作为。

与狭隘与排外的岛国情结同在的是“中空政治文化”。日本著名学者丸山真男早就提出了日本政治中的“无责任中心论”和“中空政治文化论”。丸山认为：因为受儒家思想影响至深，日本的集体中是有等级的，等级观念是使集体达到“和”的境界所必不可少的要素。日本早就形成了士、农、工、商为序的严密的阶层等级制度，仅武士阶层就划分为十多个等级。整个社会强调主从关系，上级与下级、长辈与晚辈、前辈与后辈之间层次清楚、泾渭分明。每个人都十分明了自己所处的位置，大家安分守己，心安理得地为维护团队的“和”做着贡献。等级意识让日本人养成了不轻易“越位”的习惯，人人把“不出头”视为美德，整个社会排斥独断型的政治领袖和决策主体。在20世纪80年代舆论对日本的奇迹大唱赞歌时，长期观察日本的荷兰籍记者卡瑞尔·冯·沃佛仁就曾指出，无数个松散的、缺乏核心的“系统”（System）遍布于日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人都被困其中、听命于此。^【16】

这种无责任中心的意识和自下而上的企业决策模式造成了社会精英对国家和民族前途深层思考不足，社会中坚力量涣散，决策程序和决策中枢不明确，再加上自民党一党执政局面面临危机，保住或争得执政党的地位成为政治斗争中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事关日本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提不上日程或无暇充分讨论，从而使“无战略主导的漂流式发展”成为泡沫经济破产后日本政治的常态。在这种社会生态下，政治外交决策上的近视是无可避免的，对国家发展战略相关的重大利害关系调整也根本无可着手。

“岛国情结”和“中空政治文化”在日本大国战略的推行中则具体表现为国际人才的不足和政界与学界之间“旋转门”的缺失。

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内有正式职位的官员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际化程度的指标之一。尽管联合国各种下属机构中的日本职员人数已经从1990年的563人增加到了2003年的610人。但是与日本所分担的联合国会费增加的幅度（1971年的5.4％，1997年的15.56％，2003年的19.3％）相比，日本籍的国际职员人数和增加幅度均不成正比。为了增加国际职员，外务省设立了国际组织人事中心，运用外交手段支持日籍人员参与联合国各机构高级职位的竞争。日本还通过提供带有附加条件的经费，派人到联合国机构非竞争性岗位任职，以及自担经费，派遣协理专家或青年专业人士到国际机构担任非正式雇员。但是成效不明显，日籍国际职员的增加仍很有限。

与国际人才的缺失同样致命的是，在大变革的时代日本缺乏有力的思想和学术支撑，官厅和民间的智力交流机制匮乏。“旋转门”是指美国两党政治中官员和学者之间的角色互换。“旋转门”为美国政治增添了活力，特别是为美国对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极大的弹性和张力。反观日本，除竹中平藏（原庆应大学教授，曾任小泉内阁财政金融担当大臣）、武见敬三（东海大学教授，受桥本推荐成为国会议员）、猪口邦子（上智大学教授，受小泉推荐成为国会议员）、北冈伸一（东京大学教授，曾出任日本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等少数人以外，美国式的“旋转门”制度并没有随着两党政治的形成而建立。官员为了退休后的生计和清闲而从学执教者有一些；但是，学者因其政策主张而入仕者则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日本的研究机构不仅从数量上无法与美国同日而语，而且在人事上与官厅有交流的几乎没有。即便是官办的以学者为主体的各种政策审议会，照原《日本经济新闻》国际部长小池洋次的说法，也是官僚机构做给世人看的“装门面之举”，对实际的政策制定并无大的实际影响。

六、结　语

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无情的。20多年前世界把国际竞技场的入场券给了日本，日本没能交出一份好的答卷。今天，历史又把这张入场券交到了中国的手中。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社会领域，中国都与当年的日本有许多相似之处。中国要认真研究日本大国战略失败的经验教训，做好历史老人交来的这张答卷。

中国不仅要清醒地、客观地认识自身经济的强与弱，更要在外交上把中美关系作为重之重的同时，处理好同世界上其他大小国家的关系，扩大自身的战略空间。当然，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事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扎扎实实地推进国内的经济体制和政治改革；要在奋扬民族自尊的同时，更有自信、宽容和包容之心，不卑不亢，从容应对。只有这样，中国的和平发展才能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支持和接纳，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才会有长足的提升。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原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原文发表于《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