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交新战略构想：中道外交

高　兰

新当选的日本鸠山政府作为“中道左派”政权，正在进行中道外交的实践。日本中道外交构想源于战后吉田路线，21世纪初随着自由主义思潮在日本的兴起，逐步从构想层面走向了政策前台。定位为中道外交的日本外交新战略，其核心是解决美亚政策的平衡，最终实现日本的“自主外交”目标，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大国”。由于中道外交具有一定的自由色彩及其挑战性，特别是其政策实践过程中显示出的对美、对华政策的新的变革，引起世人高度关注。

一、日本中道外交战略溯源

21世纪初以来，日本兴起了今后走“中间道路”的战略再思考。日本自由主义战略家们提出，日本可以定位为“中间力量”国家，与东盟、澳大利亚等国一起，共同提出“中间国家方案”，以提高日本的话语权，确保日本的国家利益。^【44】

日本的所谓中道外交，其本质是不将日本置于国际安全保障的中心位置，与大国间政治拉开距离，在中间领域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45】实行中道外交战略就是，在日本传统外交三原则（对联合国外交、对美国外交、对亚洲外交）上，日本同美国的关系和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应是互为补充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今后在加强联合国外交的前提下，中日美的三角形关系图应从相互牵制的模式转变为相互依存、公平竞争的稳定结构，即美日同盟加上中日协商。日本中道外交思想的出现，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原因。

（一）日本“中道政治”的发展

所谓“中道政治”广义上是指，既不偏左也不偏右，重视国内社会调和，重视国际社会协调。中道政治在日本的发展使得各个主要政党之间的政策分歧缩小，从而巩固了战后自民党一党长期单独执政的统治地位。日本“中道政治”的发展伴随着日本中道政党的发展，特别是伴随着战后自民党为了巩固其长期统治，争取中间选民，调整政策，有意缩小与反对党之间的政策分歧而不断发展。

“中道政治”最初来自日本公明党纲领的理论基础——中道主义和人性社会主义。具体内容包括：把人视为最高价值和目的的人性主义；把社会看成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心理、宗教等组成的多极结构的总体主义；主张通过议会制民主实现社会变革的渐进主义和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战后日本政党的理念、政策不同，以公明党、民社党为代表的中道政党主张建立中道政治，不搞意识形态，执政的自民党作为保守党，主张市场经济，反对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坚持维持和发展现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体制，而日本革新政党（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等）则主张打破现状，进行政治经济社会体制变革。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公明党、民社党、社会民主联合等一些小党派倡导“中道政治”，但其理念不占据当时日本政治社会的主流。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上半期，当时的执政党自民党出于政权稳定的需要，进行政策调整，试图缩小与在野党社会党等的政策差异，“中道政治”得到迅速发展。自民党在70年代还曾试图与民社党联合建立中道新党，但由于两党之间的政策分歧，未能实现这一构想。此后，自民党采纳当时最大的在野党社会党的政策，实施社会党主张的福利、劳动、环境等方面的政策，缩小两党的政策分歧，推进“中道政治”。自民党的这一做法为巩固其执政地位，抑制社会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0世纪90年代欧美许多执政党倡导第三道路，扬弃了市场万能主义与计划万能主义，整顿了过去的社会民主主义，如英国工党的布莱尔政权、德国社民党的施罗德政权均实行了自由主义的中道路线。一时间，挪威的劳动党、中央党、社会党，瑞典的社会民主劳动党、绿党，丹麦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纷纷效仿。“中道政治”在欧美国家的迅猛发展对日本政治产生较大影响。90年代后半期以来，中道政治在日本逐步占据主流地位。

1996年日本民主党逐步采取了中道政治，顺应了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民主党原官房长官熊谷弘认为，正如美国的克林顿政权或英国的布莱尔政权一样，“中道政治”是世界的一大潮流，民主党的努力方向应是确立解决社会保障政策与失业问题为支柱的、充分反映民意的“日本型中道政治路线”。^【46】小泽一郎率领的民主党也主张“和平、安定、调和、人道、中道”的政治理念。日本两大政党自民党和民主党的中道化倾向不断发展使两者的政策趋于接近。为了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作为保守政党的自民党除了组织在传统的农村或地方等的选举外，近年来有意淡化保守色彩，大规模开展都市大众型选举，以获得城市选民的支持。民主党也改变了原来的一味“全盘反对”自民党政策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采取类似自民党的政策，从而出现“自民党也好民主党也好政策相似”的结果。^【47】

战后以来，随着日本“中道政治”的发展，各政党之间的政策差异已不大，从而加强了各党派之间的政策协调能力和协调可能性，为日本执政党顺利推行内外政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也为中道外交战略的形成、丰富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内在因素。

（二）对冷战后日本综合国力和国家地位的综合判断

冷战后，日本在美日同盟框架下维持了长达60多年的和平发展，一直保持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亚洲第一经济大国地位，在东亚具有强大的地缘经济优势，但始终未能实现政治大国的抱负，形成所谓“经济大国，政治小国”的国家地位。其原因主要是：战后在自民党一党独大的“1955体制”下，自民党政府长期执行模糊国家身份认同、淡化国家主体意识的对美一边倒政策，形成了相对缺乏自主外交意识的惯性思维。^【48】日本的战后体系建立在两大支柱上：一是美日同盟，日本战后一直处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下；二是坚决捍卫日美同盟的自民党政权。在美日同盟的安全框架下，日本偏享了冷战的利益，致力于经济优先的发展道路，使日本早在1968年就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此后一直保持了高速经济增长。但是，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与其辉煌的经济成就相比明显不对称。战后，在麦克阿瑟主导的占领体制下，日本的本国防卫等受到很大制约，日本陷入了完全依赖美国的局面。《旧金山条约》1952年4月生效后，日本恢复了独立地位，由于当时世界进入了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日本与美国结成同盟。吉田路线提出“轻武装、重经济”的政策，同时在外交上规定“反共、重视对美关系”，从而使得“从属美国”的外交政策正当化。冷战期间，日美间的国家利益高度一致，“从属美国”的外交政策被视为日本外交的成功经验。日本认为，被美国保护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用自身的视角正确把握国际形势”的意识逐步淡化。如此一来，“放弃自力思考”、“从属美国”成为战后以来日本外交的体制特征，在国际社会中日本被认为是“美国事实上的保护国”^【49】，缺乏自主国家形象。

随着日本经济的高度发展，日本也曾试图实行自主外交。如在对华关系上，小泉首相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依然一意孤行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引起美国政府的担忧。在对朝关系上，布什政府后期与朝鲜展开了就核问题对话的政策，日本则坚持在不解决人质危机的前提下不缓和对朝鲜的制裁措施，等等。这样的自主外交不但没有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反而在国际社会形成了认为日本外交不成熟、不理性的看法，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关于日本缺乏外交战略的认识，显示出“日本外交的幼稚与笨拙”^【50】。

日本缺乏自主外交的另一原因是日本首相频繁更迭，政局不稳，政府忙于强化“国内民生与国内政治”，对外政策力不从心。日本政治生态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是首相更迭频繁。从日本的历史看，自1885年伊藤博文担任第一任首相以来的124年间，历经91任首相，58人，平均每位首相执政仅734天，宇野宗佑任期仅仅69天，羽田孜只有64天。冷战后，日本首相更迭尤为频繁。自竹下登开始直至麻生太郎下台的短短22年中日本更换了12位首相，使得日本政治生态出现了扑朔迷离的景象。2006年小泉辞职以来，安倍内阁不到一年便迅速倒台，福田内阁也没撑过一年。麻生内阁同样不到一年，也因大选失败失去政权，从而引起日本政治大变革，民主党代替长期执政的自民党，进入了其政治主导时代。

日本首相频繁更换引发诸多政策变化及社会震荡。1993年自民党分裂，自民党一党单独执政的历史宣告结束，持续了38年之久的“1955年体制”遂告崩溃。其后，日本政治选举制度出现了变革，支持“1955体制”的中选举区制度被改变，在众议院引进了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度。日本政治家为了赢得选票，必须满足所在选区的利益需求，迫使他们必须奔走于支持自己的选区，承诺所在选区选民的利益，因而出现了地区利益、支持者利益与政党、政治家利益分配不均的矛盾，^【51】导致日本政局出现混乱，无法发挥民主政治应有的国家功能。

日本首相频繁更换使日本的对外政策制定难度增加。根据日本国宪法第73条的规定，“处理外交关系”是内阁的任务，内阁特别是内阁总理大臣担任最重要工作，外务省负责“外交政策的企划立案及其实施”，国会、政党及国会议员组织负责相关外交事务。由于首相频繁更换，对外政策因首相的不同增添了变数，使得日本外交空间明显收缩，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对美国的依赖。在小泉政权期间，实施对美“一边倒”政策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

日本虽然一直试图改变“经济大国，政治小国”的窘境，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但是美日同盟的结构性制约导致日本无法实施真正独立的主体性外交。日本新一代政治家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开始寻求第三道路，也就是所谓的“中间力量”道路，即相对降低对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诉求，在中间力量国家的定位基础上，谋求在联合国、美国、亚洲之间的相对平衡，相对降低对美国的战略依赖，建立21世纪的日本综合战略棋盘，从而为最终实现“普通国家”战略目标、成为政治大国奠定基础。

（三）对多极化国际格局的认知

日本出现中道外交战略的主张，除了国内因素以外，还与对美国、亚洲、中国等力量发展的综合判断和对世界多极化局势的整体判断有关。21世纪的国际政治是多极化的均势外交，世界已经从单纯的全球化或新自由主义进入了一个转折期。未来日本的同盟关系以及多元化的军事、外交、技术合作关系正处于这种多极化的均势外交环境中。世界的现状是：以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为顶点，“力量极”在向欧洲、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等分散。从潜在国力看，未来能与美国比肩的一极是中国。在美国一极框架开始解体的情况下，日本希望“与战后外交诀别”^【52】，日本应该一面以对美协调为基调，一面以亚洲和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机构为舞台积极推进外交的多极化。战后以来，日美同盟关系一直是日本外交的基轴。冷战结束后，这一基轴受到挑战。日本新生代政治家认为，随着美国力量的相对衰落，多极化国际格局的形成，日本不能再以日美同盟的世界观来开展外交，不应该无条件地接受美国的所有观点与立场。

在小泉政府期间，基于对美国主导的世界一极化局势的判断，实施对美“一边倒”政策引发了其对亚洲政策的不均衡，轻视亚洲的政策导致中、韩等国的严重不满，中日关系一度坠入低谷。后任安倍、福田、麻生等首相认识到，只有着眼于多极化的视角，立足于亚洲，才是日本外交的正确选择。为此，日本调整了对亚洲政策，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得到确立与发展。

新任日本首相鸠山对世界多极化格局的认知也有明确表示，他说：“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我们是个位于亚洲的国家。我还认为，由于伊拉克战争的失败和金融危机的发生，美国主导的全球主义的时代正走向终结，我们正迈向一个多极化的时代……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之一。在不太遥远的未来，中国经济的规模将超过日本……日本夹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这个问题日本关注，亚洲中小国家也关注。它们希望美国的军事力量有效地发挥作用，以维护该地区的稳定，但是也希望约束美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过分行为。”^【53】

日本中道外交的选择既有“中道政治”发展的深厚基础，也反映了日本对本国国家地位的综合判断，顺应了冷战后多极化国际格局的变化。因此，这一次日本外交主流思维的形成可以被称为“无声的革命”^【54】。

二、日本中道外交的具体实践

中道外交源于战后日本外交政策的逐步调整，始于20世纪末期后冷战时代，在21世纪初历经了小泉、安倍、福田和麻生首相在内的日本自民党内阁的政策实践，并对新当选的鸠山民主党政权的外交政策产生重大的影响。

战后日本就出现了中道外交的迹象。如战后初期，吉田曾提出放弃对大国间权力政治争夺的参与，将《和平宪法》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作为日本外交的两大支柱。此后，岸信介首相又提出在“平等”的基础上加强日美安全保障同盟关系。20世纪80年代，中曾根康弘首相推行建立在紧密的日美关系上的外交政策，在推行“自主防卫”的同时，主张日本为“无核中等国家”，实际上是“中等力量外交”的实践^【55】。到了90年代，由于日本国内政治不稳定，未能重新设计对美关系。2001年美国遭到恐怖袭击后，世界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小泉政府出于国内形势考虑，将美国作为唯一的外交选项，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并采取了与中国对峙的政策，试图将日美同盟的适用范围从“远东”这一受到严格限定的区域扩大到整个亚太地区^【56】。

21世纪以来，美国的亚洲政策进行了调整。对美国来说，日本的存在价值是，取得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信任，希望日本能发挥类似英国在欧洲的作用，防止美国在亚洲的孤立。当小泉政府时代忽视亚洲外交的不平衡政策遭到挫折后，日本兴起关于中道外交新战略的再思考，关于美亚政策的平衡外交主张再次凸显出来。日本战略家认识到，当日本以国家利益为根本，从中道外交的视角重新设计基于日美基轴的外交政策时，才能提高日本外交的主体性。

安倍是第一位战后出生的首相，也是第一位走中道外交的首相。他希望突破战后由美国加诸日本的各种束缚，修复亚洲外交。他的继任者福田康夫首相也选择了一条典型的中道外交政策，他所提出的“新福田主义”既重视日美关系，也强调联合国的重要性，重视亚洲协调，希望变太平洋为亚洲“内海”。麻生太郎尽管总体上实施了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但其外交政策也纳入了美亚双重协调的中间路线这一大的框架。中道外交的关键在于建立均衡的美亚外交政策。日本为此作了以下努力：

在全球事务方面。日本重视联合国外交，并将战略触角伸向世界各地，希望做出更大的国际贡献。作为联合国第二大会费缴纳国，日本将开展联合国外交作为跻身世界政治大国的重要台阶，冷战后更是把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整个外交战略的核心目标。日本通过推动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重新讨论安理会的构成及其否定权、提出人类安全保障理念等，希望推动联合国改革，不断发挥在国际事务中的自主作用。此外，日本借由亚欧会议等促进对欧洲的外交，希望平衡美国的势力。日本还积极开展国际援助活动，解决全球贫困，特别是非洲贫困问题。日本以和平稳定、开发人性社会、促进经济增长为三大中心，与联合国国际机构合作支援非洲削减贫困。特别是，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核灾难的国家，日本强调战后以来60多年的和平发展经验，呼吁加强维持核不扩散体制，积极发挥国际和平的协调者作用。

在对美政策方面。日本认为，冷战后日美同盟的“黄金时代”的黄昏已不可避免地来临。^【57】对于日本外交来说，不再是单纯地考虑依存关系或者主体性问题，而是要从国际主义的构想出发，开始思考包含一定的依存关系与主体性的综合战略。日本战略家提出同盟关系多样化的建议。美国在全球拥有50个以上的军事同盟国，日本只有一个，因此日美同盟不应再拘泥于双边同盟，可以发展成为具备共同目标、共同目的和共同国家利益的多国同盟，如将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新加坡和韩国等纳入在内^【58】。为此，日本考虑与印度建立军事同盟关系，与俄罗斯构筑协作关系（准军事同盟关系），摆脱现在过度依赖美国的危险体制^【59】。日本建立结构多元化的同盟关系的目的是，相应地降低日本对于单一的美日同盟的依赖程度，相对地增强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独立话语权，获得更广泛的国际认同。

在地区事务方面。日本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调整亚洲外交，加强了其在东亚地区事务中的活动，特别是在东亚共同体的启动与发展，以及在区域性的经济整合上都注入了巨大的财力与精力。^【60】关于建立东亚共同体，日本的基本设想是以中日韩为中心，加上东盟10国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建立开放度较高的地区一体化机制。2005年12月14日首届东亚峰会成功地签署了《吉隆坡宣言》，“东亚共同体”的制度建设开始提上日程。2007年1月15日第二届东亚峰会召开，签署了《东亚能源安全宿务宣言》，标志着东亚能源共同体的建设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为了实现东亚共同体的目标，日本加强了与亚洲各国的协调关系，特别是与中国、韩国的关系。

目前由于地区主导权、经济结构等系列问题，中日两国在东亚地区实施双轨制合作模式，中日FTA的协商一直困难重重。但是参考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欧盟的经验，一个强大的地区共同体必须由该地区最强大的经济力量体来主导实现。中日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地区的80％，加强中日合作势在必行。2008年12月中日韩三国举行首次首脑峰会，实现了三国首脑峰会的机制化，加深了三国之间的关系发展。2009年10月第二次中日韩首脑会议召开，三国领导人发布了《中日韩合作十周年联合声明》，表示三国将致力于在开放、透明、包容原则基础上建设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致力于区域合作，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的沟通与协调日益加强。日本甚至制定了时间表，希望在未来10到15年的时间里，实现东亚共同体的建成。

2009年9月日本出现政权交替，自民党政权“一党优位体制”崩溃^【61】，民主党为主体的鸠山政府表示要建立一个更平等的日美新同盟。中道外交战略正在成为鸠山政府对外政策的试炼石。围绕在鸠山内阁周围的战略家们认为，一个相对协调的对美政策和相对协调的亚洲政策可以齐头并进，日本今后应实行相对独立的外交。鸠山内阁宣称其外交支柱是，一为“东亚共同体”构想，一为“对等的日美关系”。

鸠山外交理念是重视友爱外交，重视自由、民主、人权、友爱。在具体政策层面，鸠山政权强调联合国以及美亚政策的综合平衡。具体政策主张是：第一，在联合国改革中发挥主体的、积极的作用。在联合国维和行动、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地球温暖化对策方面发挥主体作用。第二，建构日美两国的对等的相互信赖关系，构筑主体外交战略，明确日本主张，确立新时代的日美同盟。即与美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FTA，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主张修订日美地位协定，讨论调整美军再编、在日美军基地的使用方法等。第三，以强化亚洲外交为目标，全力与中国、韩国为首的亚洲各国构筑信赖关系。以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为目标，在通商、金融、能源、环境、灾害救援等领域，确立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区域内合作体制。为了对东亚以及世界的稳定与和平作出贡献，须强化日韩两国的信赖关系，特别是应构筑日韩中三国的强有力的信赖、合作关系。

与自民党执政时代的“中道政治”不同，鸠山政府的“中道政治”具有明显的自由理想主义色彩。在自民党政权时代，无论是吉田茂、中曾根康弘首相，还是新生代政治家安倍等，其寻求对美平等外交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脱离日美同盟，而是为了“携美入亚”，进一步加强日本的自主外交地位，从而强化其在日美同盟中的存在意义与作用，进一步增强美国在亚洲的地区影响力。在民主党政权时代，鸠山政府的中道外交的立足点依然是“亲美入亚”，但是，以“东亚共同体”的主张为标志说明，鸠山政权的亚洲意识更为明显。较之自民党的保守政治，鸠山政府提出了一些更为倾向于亚洲的政策主张，富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

从上述中道外交实践来看，建立中道外交的目的是实现美亚政策的平衡，不是弱化日美关系，而是最终强化日美关系；不是降低日本的“自主外交”的战略目标，而是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逐步推进日本“自主外交”的最终实现，从而最终实现日本的“政治大国”梦想。新政府以中道外交战略为标志的政策，与咄咄逼人、相对强硬的“自主外交”不同，富有温和的协调色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淡化美国的疑虑与担忧，从而提供了顺利实施这一政策的广阔空间。

三、中道外交战略实践面临的困境、挑战和未来图景

中道外交作为日本外交新战略正在不断展开。但是，新政府中道外交战略的实践仍面临诸多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在于中等国家的国家定位与日本“普通国家”战略所追求的大国目标之间存在矛盾。日本外交的最终图景是如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表述的那样，去努力实现其“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的目标”^【62】，更加强调国家利益与独立自尊的重要性，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主体性外交，实现日本的“普通国家”的最终战略目标。但是，由于日美同盟的制约，由于日本本国政治力量的欠缺等，日本无法顺利实现这一抱负。为此，日本战略家们考虑暂时搁置大国理想，以中等国家的角色逐步推进协调外交，从而最终走向政治大国的未来征途。

与此同时，日本正在推进中道外交，也存在一些内部障碍。民主党与国民新党、社民党三党组成的鸠山政府，各党政治主张差异较大，即使是民主党内部也存在不同声音。日本民主党成分复杂，许多成员来自保守派的自民党，并容纳了原社会党右翼与保守党左翼，其中多为城市自由派政治家。在具体政策主张上，鸠山政权主要成员存在意见分歧。例如，小泽一郎主张“联合国中心主义”，而前原诚司及其追随者主张日本摆脱对美国“一边倒”的从属外交，同时寻求日本在日美同盟和联合国间保持平衡的外交^【63】。由于党派意见时有摩擦，这为鸠山外交政策的顺利实施带来一定困难。

此外，从战后，特别是冷战后日本的外交实践来看，每当日本提出“自主外交”、政策重心倾向亚洲时，美国必然显示出强烈的关注与警惕，将日本拉回到美日同盟的框架内，日本无法自行其是。其结果是日本越强调“自主外交”，越是强化了对美国的依赖。即使是小泉式的对美一边倒政策也未能获得美国的完全赞同，这是因为，忽视亚洲、丧失亚洲认同的日本不符合美国在东亚推行其战略的利益。因此，日本在美亚政策之间来回徘徊，力图寻找到中间道路，实现对美国、对亚洲的双重协调，从而增强政策的平衡杠杆，克服对美国过度依赖的局面，最终实现日本的“自主外交”，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目前鸠山政府进行的中道外交正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鸠山由纪夫在《呼声》（VOICE）2009年9月号刊登的《我的政治哲学》一文中批评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引起美国对日本民主党的对美政策的不满。为了打消美国的疑虑，日本随后在强调建立与美国的“紧密而对等的相互信赖关系”的同时，多次强调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轴，这一点并未改变。

尽管面临以上战略困境，中道外交的相对均衡性与协调特征依然决定了日本外交新战略的广阔发展前景。其理由有三个。首先，有意阻止日本中道外交的美国政府开始转变传统的对日思维，开始意识到日本的政权交替的事实，开始重视日本外交变革的要求。以“Change”口号上台的美国奥巴马政权对同样主张变革的日本鸠山政权的外交政策表示了谨慎的理解。美国的战略意图是，一个立足于亚洲、重视亚洲关系的日本盟国，可以获得更多的地区认同，从而可以帮助美国更加顺利地开展其亚洲战略。为此，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指出，日本是一个“平等的伙伴”，美国“有耐心、有责任倾听日本的声音”，加强与日本新政府的联系。奥巴马政府对于日本希望小心地在美中之间保持适当距离的愿望反应温和，美国希望日本在坚持美日同盟的同时，鼓励日本接近它的亚洲邻居。^【64】其次，中间力量政策赢得了日本民众的广泛支持。例如，关注环境、教育、社会福利、医疗保健与收入不平等问题，把政府资金用于官员和特殊利益集团以外的普通家庭，使得日本国民体会到了民生的实际利益，从而增加了对政府的支持率。鸠山政权目前高达70％的支持率是一个极好的证明。再次，鸠山政权倡导的政治家主导政治代替官僚主导政治的方式，将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外交人才，从而保证了中间力量外交政策的延续性。在自民党统治时代，由于传统的日美同盟体制的影响，日本外交人员几乎丧失了自主独立思考外交政策的必要性和自主外交决策能力。在政治家主导政治的当今日本社会，政治家必须有较高的睿智和创新能力，才能赢得民选的考验，因而在这样的环境中可以造就一批优秀的有远见的外交人才。

作为中间力量外交的实施途径，至少在三方面是现实可行的。第一，作为亚洲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日本可以发挥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桥梁作用。例如，关于中国，鸠山表示中日应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在环境以及促进地区安全等共同议题上开展合作；关于美国，鸠山政权在试图建立日美“更加平等”的关系的同时，通过向阿富汗派遣政府和私营部门救援人员等行动，支持美国在全世界继续发挥影响。第二，作为近代以来在东亚地区首先实现近代化的国家，发挥作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桥梁作用。第三，作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又处于发展中国家相对集中的亚洲，利用这种地缘位置的便利，发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作用。日本目前正在积极推进的东亚共同体的建设无疑是发挥这种作用的最直接的纽带。

总之，日本实行中道外交是日本长期战略的一个过程。有理由相信，今后日本新的外交时代似乎已经到来，^【65】日本解决好美亚政策的平衡，加强与美国、亚洲各国以及与中国的关系，才是日本未来外交的正确取向。

（本文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原文刊登于《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11期，全文转载在《人大复印资料》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