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对亚洲主义做一个历史的回顾和检讨

徐静波

一

自19世纪中叶西方势力以武力的形式向东方扩张的时候起，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就已经从中国的逐渐颓败中萌生了深刻的危机意识。江户幕府的推翻虽然是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进行的，但夺取了政权的明治政府却深切地认识到，当时的日本并不具有“攘夷”的实力。于是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口号下积极推进强国政策的同时，在日本的朝野也产生了连同东亚诸国共同抵御西方列强的思想，这也是后来势头甚健的亚洲主义的最早的出发点。当年，这一亚洲联合的设想，也曾得到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党人的响应和赞同。不过，随着维新政策的逐渐奏效，日本的渐趋强大，日本要在这亚洲共同体中确保盟主地位的意志也成为朝野的共识，亚洲联合最终竟成了日本以武力向东亚区域扩展自己势力的“大东亚共荣圈”。尽管“脱亚入欧”也是日本近代以后的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但时至今日，亚洲人的意识却并没有在思想界和学术界乃至政界真正消失过。^【150】今天，当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已经成为这一区域的人们热切关注的话题的时候，“大东亚共荣圈”却时时成为东亚关系尤其是中日关系中难以抹去的历史阴影。我觉得应该从历史审视的角度，认真研讨如何摆脱亚洲主义的思维而走向真正的东亚合作这一包括中日人民在内的东亚区域的人民共同关心的现实课题。在深入这一话题之前，有必要对亚洲主义做一个历史的回顾和检讨。

二

还在明治维新之前，就有相当一些日本人，对安政5年（1858年）先后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的日本现状忧心忡忡，思量着日本今后的出路。于是，富国强兵，向海外扩张以求自存的主张便陆续见诸纸端。这一年，曾经在思想上给明治的政治家们以极大影响的吉田松阴（1830—1859）在给友人的信函中表述了这样的主张：

“今日之计，当以谨守疆域，严遵条约，以此羁縻二虏，乘机开拓虾夷（北海道旧称——引者注），收取琉球，北取朝鲜，东压支那，南临印度，以此张进取之势，固退守之基，以遂神宫未遂之伟业，达丰国未成之大计。”^【151】

虽然很难断言吉田松阴的这些言论已为后来形成的亚洲主义埋下了思想的种子，但其后越来越浓厚的扩张主义色彩却可以在这里寻找到最初的根源。

在说到以较平等的态度倡导亚洲联合的人士时，人们往往会提及樽井藤吉（1850—1922）。樽井当年曾经创建东洋社会党、在日本的政治舞台上活跃一时的事迹大抵已经为人们所遗忘，但他在中日甲午战争的前一年出版的《大东和邦论》一书被收录在竹内好（1910—1977）编著的现代日本思想大系之九的《亚洲主义》一卷中，1975年该书又以复刻本的形式再版。樽井在书中主张以对等的形式将日本与朝鲜“合邦”，建立“大东合邦国”，并进而与清朝中国“合纵”，以防“异种人之侮”，在成为“白种人之饵食”之前，先养成“同种人团结一致之势力”。在此书中看不到吉田松阴的诸如“北取”、“东压”之类的词语，相反，倒是主张日朝两国“其土如唇齿，其势若两轮，情同兄弟，义若朋友”。对中日两国，书中称“今我两国同居东亚，此乃世界之齐楚，相合犹足以抗敌白人”，两国“均为自主自立之国，当相依相辅”。^【152】此书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在西洋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主张东亚国家对等联合的思想。但是，樽井的“东方同种论”中，充满了诸如“亲爱”、“和顺”之类的极其感性的情绪，并不能博得觉得明治日本已雄居亚洲之首而主张“对外雄飞”的所谓“志士”们的共鸣。

同样被视为亚洲主义者的冈仓天心（1862—1913），在其“亚洲及日本论”中，虽也同样存在着感觉性的、情绪性的倾向，但与樽井所主张的对等性的联合不同，并且与以日本在近代化的道路上先行一步而自豪的“志士”们的见解也有异，在他的思想中存在着高估日本文化价值的倾向。“绵延不绝持续至今的主权，未受外族征服过的高扬的民族自持心，且以未向海外扩张发展为代价，在孤立的岛国状态中守护养育着祖先传来的思想和本能，与此相应，是日本成了亚洲思想和文化的真正的储藏库。”在遭受了无穷的战乱、王朝变更和暴乱破坏的中国，古代文化的荣光和辉煌几乎都已成了废墟，而日本却保存了昔日中国和印度的文化以及艺术杰作的大量的精品，“因此，日本是亚洲文明的博物馆。不，并不只是博物馆而已。因为日本民族的特异的天分，不仅能保存古代的精华，而且欣悦地吸收新的失误，依仗着这种生生不二的一元论的精神，努力保存着昔日理想的全部精华。”^【153】众所周知，冈仓天心对西洋文明抱有强烈的反感，他的理想是发扬东方的文明，以此与日益隆盛的西洋文明相对抗。但是，印度已经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老大中国也在日益衰落，在天心看来，唯一能担当起复兴东洋文明重任的，就只有日本了。天心的“亚洲乃一体（Asia is one）”的说法在日本几乎妇孺皆知，关于其内涵，自有种种的解说，但在天心的脑海中，成为一体的亚洲中，能担当得起领袖角色的，除了日本之外，几乎很难想象还可能是别的国家了。从这点上来看，日后在“大东亚共荣圈”时代，他的这句话成了家喻户晓的标语，似乎也并不是完全的冤枉。

不知是出于“雄飞”论的影响还是“脱亚”论的影响，日本在1894—1895年间挑起了甲午战争并打败了以前一直敬以为师的清朝中国，日本舆论将此称为“文明对于野蛮的战争”。这一胜利对于亚洲主义者而言，恐怕很难说完全是喜悦的滋味。尽管如此，与“脱亚”论并行发展，主张与中国携手共同复兴亚洲的声音依然持续高涨。1898年11月，在近卫文麿的主导下，将此前的东亚会和同文会合并建立了东亚同文会，翌年又先在南京、后移往上海建立了东亚同文书院。东亚同文会是个怎样的组织，我们只要看其成员中有犬养毅（1855—1932）、内田良平（1874—1937）、宫崎滔天（1871—1922）这样的人物大概就可以明白这是个颇为复杂的组织了。它既有支持孙中山中国革命的一面，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其试图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的满蒙地区谋求日本权益这一事实。除了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宫崎滔天之外，其余的大部分人后来几乎都变成了亚洲主义思想和扩张主义思想混为一体的所谓大亚洲主义者了。

在日俄战争之后不久，继将琉球群岛和台湾地区划入日本的版图之后，日本又在“日韩协约”的名目下强行吞并了韩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曾热心倡导过亚洲联合的头山满（1855—1944）和内田良平等人尽管有一个时期也曾向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伸出过援助之手，但进入大正时代之后，便蜕变成主张侵略中国的积极分子。在辛亥革命发生之前，他们的头脑中也许是有过将欧美列强赶出亚洲的想法，但这是出于解放亚洲的目的呢，还是为了使日本取代欧美而称霸亚洲的意图呢？根据他们后来的言行并不难看出其真意所在。正如初濑龙平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他（内田）的视点的中心，一直在于扩大日本的权益。支持革命派也罢，试图将满蒙分离出来也罢，都不是最终的目标，不过是作为实现扩大日本权益这一目标的手段而已。”^【154】

沿着这样的轨迹，进入昭和时期后不久，“亚洲联合”的思想就完全蜕变为“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所谓的“国策”了。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也就是日本对中国推行全面侵略战争的时期，被认为是近卫内阁智囊的昭和研究会曾提倡过“东亚协同体论”，1939年陆军中将石原莞尔（1889—1949）等也曾主张过“东亚联盟”，虽说其主旨也许在于尽早结束侵华战争，但最终都未能摆脱“东亚新秩序建设”的理论窠臼，带有明显的称霸亚洲的色彩。

如此，最初是作为抵抗西方列强压迫而萌发的旨在亚洲国家联合的原始的亚洲主义的精神，由于其一开始就带有所谓“亚洲雄飞”的扩张主义色彩，随着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的胜利，逐渐演变为主张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亚洲区域圈的大亚洲主义，最后则走到了“大东亚共荣圈”这一官方制定的意识形态中。

三

战后的一段时期，被作为具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倾向的思想，亚洲主义曾受到左翼评论家和历史学家的猛烈抨击，并在相当的程度内得到了清算。但亚洲主义并未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在论述明治以后的日本历史时，几乎必定会触及亚洲主义。借用中岛诚的话来说，就是“亚洲主义可以说以某种形式覆盖了日本近代史的各个方面”^【155】。虽然在战后，日本自觉不自觉地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安全防卫上逐渐纳入了西方的体系，但处于东亚的地理位置、历史上与东亚之间的密切的文化维系以及日本人本身的肤色人种，都使得它具有一种无法割舍的亚洲情结。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由于日本在经济上对东亚（包括现在的东盟）地区的广泛影响，使得它一度在经济领域内重新建立起了某种领袖的地位，成了雁行模式的领头雁。于是，东亚一体化的话题，重新被人们提了出来，尤其是欧盟的确立和其领域的扩大，更加刺激了亚洲人的这一愿望。

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纪之交的前后，亚洲主义在日本再一次成了人们论述的对象，就我所读到的便有松本键一的《试论近代亚洲精神史》（1996年）、《竹内好〈日本的亚洲主义〉精读》（2000年）、小路田泰直的《日本史的思想：亚洲主义和日本主义的相克》（1997年）、冈本幸治编著的《日本近代的亚洲观》（1998年）、中岛诚的《亚洲主义的光芒》（2001年）等。中岛诚指出，亚洲主义的“‘魅力’在经历了战后55年的今天，依然未从日本人的心灵中被完全抹去。不仅如此，它还穿上了‘亚洲的稳定和繁荣’的新衣试图获得新生”。^【156】这说明了自明治以来的建立一个以日本人为领袖的亚洲共同体的情结依然残存在部分日本人的心灵中。2006年秋天安倍晋三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时推出的“政权构想”中，提出要“将日本建成一个受到世界信赖、尊敬和爱戴，具有领袖地位的开放的国家”^【157】，这样的主张也多少体现了这一情结。

四

但是，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格局的解体和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的渐趋强盛而在东亚区域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恰好在同一时期，日本的经济泡沫崩溃，经济处于长期的低迷状态，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在日渐萎缩。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要建立一个以日本为轴心的东亚区域共同体几乎已经没有可能。2003年，日本邀请东盟国家首脑在东京举行特别首脑会议，在事后发表的《东京宣言》中，日本试图加入“在今后的25年内，以东盟与日本为核心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内容，结果遭到了东盟国家的反对。早稻田大学前校长西原春夫对此评论说，日本此举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对抗中国的崛起^【158】。因此，尽管亚洲主义在部分日本人的心目中依然是一个难以消解的历史情结，但在这样一个现实环境中，日本人对建立一个相对于欧盟的亚洲共同体的热情，已经大大减弱。虽然在20世纪末，东盟已经从原来的5国扩大到了10国，并且建立了10加3的对话机制，但整个东亚（包括东盟国家）区域的整合，却始终未见重大的进展。自然，其间自有各种复杂的原因，但近年来作为东亚地区两个主要国家的中国和日本的政治关系以及两国民众感情的恶化，却是一个不争的重大障碍。

小泉执政时代，中日政治关系降到了邦交恢复后的最低点，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此不细述。由于历史问题以及两国媒体对负面因素的过分渲染，两国民众的感情也几乎跌到了低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曾在1995年和2005年分别作过一次“现代中国人的日本观”的问卷调查，在1995年的调查中，被调查者中表示对日本印象好的为33.7％，很好的为5.8％，两者相加为39.5％，而表示不好的为10.2％，正面的比率要远远超过负面的^【159】。这个数字在10年后分别是22.2％、3.1％和19.2％，两国民众彼此的感情出现了明显的恶化。另外根据日本言论NPO今年9月份发表的与中国《中国日报》共同进行的一份舆论调查的报告，2005年日本人对中国持有好和较好印象的比率为15.1％，至2006年降低为11.8％，有35.7％的日本被调查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威胁了日本的经济，另有37.4％的人则表示不清楚^【160】。这种日趋对立的情绪，导致了两国的政治关系多年来一直处于冷峻的状态，或者说，这种状态又进一步加剧了国民间情绪的对立。在这样的氛围中，要建立起彼此信任的利益共同体，显然是非常困难的。

事实上，由于中国的迅速壮大，日本很难在这新兴的东亚共同体中扮演主体的作用，因此，日本相当一部分的舆论（也包括政策的制定者）其实对中国等国家积极倡导的东亚共同体的建立持较为冷淡的态度。在日本影响甚大的经济学家、拓殖大学校长渡边利夫对媒体表示说，中国所考虑的东亚共同体，并不是那么轻易可以形成的，他举出了以下四点理由：一是东亚国家的经济水平远不及欧盟那么整齐，若日中之间实现劳动力移动自由的话，一定会出现强烈的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摩擦；二是政治体制完全不同，一边是成熟的民主国家，一边却是党的权力大于政府和议会的国家，彼此无法融为一体；三是安保的框架不同，一边是与美国结成同盟的相关国家，一边是中朝或是朝俄同盟关系，一旦发生事端，彼此无法协调合作；四是在目前日中、日韩关系严重对立的背景下，毕竟很难实现10加3这样一个共同体，应该将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印度拉进这个圈子里来，以稀释中国的影响^【161】。渡边所举出的四点理由，自然也有相当的根据，但他的潜意识里，却是明显地将中国置于日本的对立面，处处表现出了与中国对抗的思维。渡边主张与临海洋的亚洲国家联合起来，依仗美国，联手中国台湾和东南亚诸国，建立一个海洋性的亚太联盟，以牵制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庞大的国家，这样，日本就有可能在这海洋性的亚太联盟中发挥核心的作用。说到底，这是亚洲主义思想的另外一个极端的表现。

五

综上所述，由于近代西方势力向亚洲的扩张，日本在明治时期开始形成亚洲联合的思想，以群体的力量来对抗咄咄逼人的强大的西方势力，出于对抗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共同目的，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派也曾对日本倡导的亚洲联合表示过积极的响应，孙中山也曾一度与亚洲主义者头山满和内田良平等人结为同志，当时革命党的《民报》也曾热情鼓吹过亚洲主义，1907年章太炎在日本发起成立过“亚洲和亲会”，主张被压迫民族的联合，这一时期孙中山的言论中，也时时有亚洲主义思想的流露。但随着日本近代化的成功和国力的强盛，日本要在这东亚联合体中占据领袖（当时称作“盟主”）地位的欲望已经非常明显。孙中山日后逐渐认识到日本试图在亚洲主义的幌子下主宰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野心，于是在1924年发表的《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中明确地表示了对日本的警醒。事实的发展证明了孙中山当年并非杞人忧天。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随着日本在亚洲地区经济影响力的迅速增大，日本企图在东亚区域成为一个领袖国家的欲望再度复苏。但90年代后中国的日益崛起对日本的这一欲望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尽管20世纪末开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建立地区共同体的呼声日益强烈，日本却对有可能中国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东亚共同体的创建表现出了冷漠。这说到底还是日本企图在共同体中成为核心主体，而现实中这一企图却遭到了严重挫折的亚洲主义思想的表现。

战前日本的亚洲主义者所倡导的亚洲联合体，更多的具有政治和文化共同体的倾向，甚至带有明显的人种色彩，即黄种人与白种人相抗击的意味。尽管当时日本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曾在1900年积极参与了八国联军对中国的进攻，1902年开始与英国人有过长达20年的结盟关系，但它确实试图以亚洲联合体为幌子将西方的势力驱逐出亚洲，自己来取而代之，这一意图在进入昭和时代后就更为鲜明。因此，当时日本所主张的亚洲联合体的对立体是欧美或是以欧美为主导的国际体系。

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意愿，已经不再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也不再具有某种政治上的对立体。政治体制上，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或地区已经建立了或正在建立与欧美同质的民主政体；在安全保障体系上，东亚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更多地与美国维系在一起，因此，今天所谓的东亚共同体，也许更多地具有经济共同体的内涵。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诉求，东盟十国正在积极地与其他亚洲国家商谈双边或多边的FTA计划，有的已经取得了成果。这里，中国和日本都是不可忽视的巨大的存在。离开了中国或日本，东亚的自由贸易区就无从谈起。但是，即便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也并不意味着东亚共同体的成立。因为，仅仅具有经济的内涵，还不足以形成一个真正的共同体。欧盟的经验告诉人们，在相同或相近的政治体制、经济运作机制、经济水平、意识形态或是价值观乃至互为依存的安全保障体制的基础上，才可能形成一个具有真正内在关联的区域共同体。以此尺度来反观东亚的情形，我们距离一个具有明确框架的共同体，似乎还有遥远的路程。

我们现在且不说具有明确框架的东亚共同体，在现在及今后一个时期，在东亚国家中建立基于共同利益的真正的合作究竟有否可能？但我们应该给出一个积极的回答。

在这里，良好的中日关系依然是一个几乎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令人稍感欣慰的是，安倍新政府成立后，中日政治关系出现了回暖，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最高首脑的两次会晤及富有一定成果的会谈，双方决定朝着建立战略性的互惠关系而积极努力的姿态，都使人们感到了谨慎的乐观。贤明的政策决定者们，应该理智地看到对方的巨大存在，充分运用已有的资源（基于汉字文化圈的相近的文化传统、互为依存的经济联系、大国的责任意识、一衣带水的邻邦情感等），使双边关系的有益因素达到最大值。随着政治关系的回暖，相信两国民众间的感情，也会随着民间交流的深入及在媒体的良性互动下，逐渐朝着健康、理性的方向转化。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6年11月于河内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第14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讲话的题目，就是“推动共同发展　谋求和谐共赢”，我想，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思路，既向东亚各国领袖表明了中国对于区域合作的基本姿态，同时也是今后处理中日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原文发表于《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