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亚太外交战略分析介绍

李秀石

最近，包括日本朝野两大党的政策研究机构在内，各方智库纷纷构思日本的对外战略，民间智库谋划亚太战略的动向十分活跃。21世纪以来，随着日本政府的更替，日本外交战略经历了重大调整，即从小泉内阁对美“一边倒”外交到安倍内阁的“价值观外交”，直至福田内阁的“新福田主义”。与此相应，中日关系经历了从“冰点”到“暖春”的重大变化。福田康夫内阁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推进至前所未有的高度。麻生太郎首相对中日关系的态度备受关注。迄今，中日之间的经济互惠合作发展迅速，但政治安全领域的战略合作相对滞后。要想预知中日战略合作向何处去，就必须明确日本对华战略的内在驱动，而后者又是与其亚太外交战略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本文从麻生政府的外交方针切入，考察日本的亚太外交战略，分析其可行性及制约因素，解读其在地缘政治、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战略意义，以期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稳定、持久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一

2008年9月麻生太郎首相在第63届联合国大会和日本第70届国会上讲话时发表其施政方针，其中提出了本届日本政府的外交战略。本届日本政府外交战略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加强日美同盟；第二，与以中、韩、俄为首的亚太各国共同构筑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实现共同发展；第三，解决恐怖主义、气候变暖、贫困、水资源匮乏等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第四，“为了我国信奉的宝贵价值在年轻的民主主义国家生根不吝惜援助”；第五，应对朝鲜问题，一揽子解决绑架、核、导弹等问题，实现日朝邦交正常化；^【162】第六，“中国和韩国对于日本都是重要伙伴，是应该进一步增进互惠和共同利益的国家。我国与这两个国家和东盟推进多层次的合作关系，为东亚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共同发挥作用”。^【163】至此，“后福田”时期日本的亚太外交战略浮出水面。

日本的亚太外交战略可以从亚太、东亚及其外交特色三个层次进行分析：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外交与日美同盟紧密结合；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外交主要包括日本与中日、日韩、日朝、日本与东盟之间的外交关系；日本外交的主要特色是“价值观外交”——从安倍内阁积极推进、福田内阁刻意淡化，到麻生内阁象征性地重启“价值观外交”。

首先，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外交与日美同盟紧密结合。继安倍修正小泉推行的对美“一边倒”外交轨道，重视日本与东亚国家之间协调关系之后，2008年5月22日，福田康夫首相在日本经济新闻社举办的“亚洲的未来——第14届国际交流会议”上发表外交政策演讲，题为“太平洋成为‘内海’之日——共同走向未来亚洲的五项承诺”。这标志着“新福田主义”的出笼，它正式宣布日本的亚太外交战略核心是“加强日本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作为亚太地区的公共财富”。^【164】麻生首相将日本的外交原则表述为“一面把日美同盟作为不变的基轴，一面努力与亚洲邻国加强关系”，^【165】“加强日美同盟是通常情况下的首要原则”。^【166】由此可见，麻生内阁的亚太战略方针与新福田主义“加强日美同盟与亚洲外交共鸣”^【167】的原则一脉相承。

其次，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外交主要包括中日、日韩、日朝、日本与东盟之间的外交关系。“后小泉”时期日本历届内阁越来越重视与东亚各国加强合作，麻生政府更加彰显日本与中韩两国合作的姿态，表示要进一步增进与中韩两国的互惠合作和共同利益；与中、韩、东盟“推进多层次的合作关系”，为实现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共同发挥作用”；与韩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紧密合作，强调日本“等待”和“回应”朝鲜在绑架问题上采取实际行动，从日朝双边关系和“通过六方会谈的框架”两方面迫使朝鲜弃核，“解决两国间的悬案，清算不幸的过去”，^【168】一揽子解决绑架、核、导弹等问题，实现日朝邦交正常化的目标。^【169】麻生内阁的东亚外交方针不仅与安倍及福田内阁基本一致，而且，就对中韩两国的外交姿态而言，比强调“日本与韩国、中国对亚洲乃至对全世界共有责任”的“新福田主义”^【170】更显积极。

第三，日本的亚太外交的主要特色是积极构筑双边或多边经济与安全战略合作框架，确立日本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其间，日本对华竞争、遏制加合作是贯穿其中的主旋律，“价值观外交”与时俱变发挥着助推作用。综观历届内阁的外交轨道，日本在经济领域倡导、构建“10＋1”（东盟＋日）、“10＋6”地区经济合作框架，力求缔结东亚EPA，实现掌握东亚经贸合作的主导权，与东亚各国普遍认同的“10＋3”合作框架相抗衡；加强中日、日印、日澳、日蒙等双边经济合作关系并将其机制化，扩大或开拓资源供给地和商品市场，为实现日本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整备外部环境。在政治安全领域，日本在加强日美双边军事同盟的同时迅速创设双边或多边安全合作框架，相继建立“同盟＋澳”、“同盟＋印”、“同盟＋澳印”四国安全合作框架；大幅提升日印、日澳、“日＋北约”等安全合作或“对话”关系；法国《世界报》2007年3月20日发表的评论就此指出：“日本正在显露出新的战略野心，以改变只与美国发展安全关系的局面。”咄咄逼人的日本还在领土和历史问题上与东北亚邻国经历了一个不断激化继而缓和矛盾冲突的过程。日本内政“绑架”外交，囿于“绑架人质”问题，日本在六方会谈框架中面临边缘化的不利局面。日本在推行亚太外交战略的过程中，将“民主价值观”作为选择安全合作伙伴的政治标准，为主导和影响东盟共同体建设谨慎地并用政府开发援助和“价值观外交”，扩大日本在东南亚乃至亚太地区的存在。虽然上述外交举措大多被舆论界评说为孤立或包围中国，但在日本所构建的双边或多边战略合作框架中包括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所以，对华竞争、遏制加合作是贯穿日本的亚太战略的主旋律，中日经济与政治合作的“两个车轮”并未一起转动。始于安倍内阁的“价值观外交”经过福田执政一年间的淡化处理，如今又成为麻生内阁的“特色”。麻生首相一上任就提出，日本“与基本价值相同的各国联合，向有强烈要求的国家传播日本的经验”——“经济繁荣与民主主义”，^【171】然而，麻生囿于执政党不能控制参议院，忙于应对内政及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等难题，至今仍未采取与“价值观外交”有关的新举措。“价值观外交”可谓与时俱变，从安倍内阁积极推进、福田内阁刻意淡化，到麻生内阁象征性地重启，当前，其象征意义大于发动意识形态外交攻势的实践意义，在日美澳印四国“安全对话框架”这一安倍内阁“价值观外交”的主要成果消亡之后，其作用就更加显得有限。

比较而言，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家发展的需要，麻生内阁继承和调整了安倍与福田内阁的亚太外交战略，其中的继承大于创新、沿袭多于变化。这说明，日本的外交战略趋向稳定，基本上没有受到内阁更替的影响。安倍内阁锋芒毕露的“价值观外交”，表明日本新保守主义政界群体积极构筑“后战后”国家体制，实现日本政治、军事大国化的战略目标；福田内阁在加强日美同盟时重视日本与中韩等亚洲邻国关系的外交战略，则更多地体现了自民党内稳健的保守主义政治立场；麻生内阁的外交方针是对安倍、福田外交的继承和调整，所以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和可持续性。换言之，当前日本的亚太外交战略并不是麻生政府独自的战略构思，而是构建在21世纪以来日本历届内阁外交战略基础之上、相对稳定的战略。此外，对还有一个日本历届内阁不断增强的共识也不应忽略——“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于日本不是威胁而是机遇”，这是小泉纯一郎首相在8年前多次重申的正确判断，尽管他采取反复参拜靖国神社等行动将中日政治关系推入低谷。

二

日本的亚太外交战略目标主要是应对三大地缘政治难题。

日本外交应对的首要地缘政治难题是，东盟共同体建设弱化日本对东盟的影响。东盟共同体建设进入各国通过东盟宪章的最后冲刺阶段，各国正在协商从“对话场所”转变为解决区域政治与安全问题的“行动机构”。日本一向把东南亚视为“庭院”。“老福田主义”主张日本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对等的伙伴关系”，受到各国的欢迎。21世纪后，小泉内阁在大力提升日美关系的同时恶化日本与东北亚国家的关系，也没有充分重视“10＋3”合作；安倍内阁一边加大外交投入，在亚太地区创设包括“四国同盟”在内的“多重安全对话框架”，一边接替小泉在中亚地区重点推进“资源外交”，未能同步发展日本与东盟之间的关系。“新福田主义”在继承“老福田主义”的思想遗产的基础上，宣称日本与东盟建立“共享未来理想、共同思考和共同行动的伙伴关系”，公布对东盟的一系列援助承诺；^【172】麻生则把日本与东盟“推进多层次的合作关系”的重视程度等同中韩两国。^【173】

东盟的“功能转型”以及东亚国际格局的变化是日本加大力度耕耘东南亚的关键动因。中日关系持续回暖，减少了东盟国家在中日之间“二择一”的困扰。与此同时，东盟也对中日两个地区大国合作处理东亚国际关系问题产生危机意识，担心东盟可能被“大国之间的外交埋没”。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敦促其他东盟成员国的外长说：如果不加速和深化东盟的一体化，东盟恐怕要被沦落为“东南亚地区的配角”。另外，东盟对在六方会谈架构的基础上构筑东北亚安全保障机制的动向也抱有警惕。^【174】因此，2008年7月20日开幕的东盟外长会议在会议轮值主席新加坡外长杨荣文的主导下重点讨论东盟从“对话场所”转变为“行动组织”的“功能转型”问题。7月24日，杨荣文还在与美国国务卿赖斯的会晤中表示“东盟与美国的关系是地区政治安全架构的重要支柱”，^【175】凸显东盟与美国之间的安全合作，强调东盟的地区安保功能。

近年来，日本朝野把东南亚视为与中国争夺“亚洲地区主导权”的主战场，对中国与东盟迅速密切经贸关系的“10＋1”合作感到焦虑。小泉内阁大张旗鼓“争常”之时，除新加坡外其他东盟国家都不予支持，日方大感震惊。如果东盟的作用从“对话”转变为“行动”，日本对东盟的影响及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存在就有可能被边缘化。所以，针对东盟的“功能转型”议题，日本提出积极参与、提供各种援助的具体承诺，^【176】加大与东盟在各领域的合作力度，提高合作水平，以图解决东盟共同体的建设弱化日本对东盟影响的问题。

对照2008年7月24日东盟外长会议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及相关情况，可见日本的承诺与会议的主要议题几乎全部“对号入座”。东盟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是地区合作救援自然灾害与灾后重建。日本提供政府援助与东盟及亚太各国进行防灾合作，实现亚洲各国紧急援助机构的网络化，实际上承诺建立以东盟为主要受益方的紧急救灾体制。东盟会议的议题之二是区域内反恐合作等安全问题，包括提高马六甲海峡沿岸国的反恐训练水平，酝酿在马六甲海峡举行成员国的联合军事演习等，这是东盟“功能转型”的焦点之一。日本要求参加维护马六甲海峡等海上通道安全的反海盗和反恐活动，要“与以东盟为首的各国进一步合作”。日本媒体一语道破了日本政府的真实意图：“活用东盟框架，希望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参加”。^【177】东盟会议的议题之三是东盟成员国批准东盟宪章及人权机构的权限问题。这是引起争议的另一个焦点。东盟宪章原定于年内生效，但在本届会议召开时仍未得到菲律宾、印尼及泰国的批准。东盟从奉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转向“筹备设立干预成员国内政的人权机构”，各国围绕是否赋予人权机构以制裁权问题产生意见分歧。菲律宾和印尼赞成赋予制裁权，缅甸则对之强烈反对，柬埔寨、越南和老挝也持否定态度。本次会议最终决定设立商讨人权机构功能问题的筹委会。^【178】福田首相在此次会议召开前宣布“坚决支持东盟共同体的建设”——通过“基于普遍价值的东盟宪章”；“如果不能确立更好的统治结构——即，确立透明而民主的、依据法律的统治”，“就不能吸收社会混乱防患于未然”。^【179】麻生首相上台后立即表明帮助在“年轻的民主主义国家”中普及民主价值观和“日本经验”；^【180】强调“民主”但在涉及价值观的敏感问题上回避直接批评某个国家，既照顾部分亚洲国家反对干涉内政的一贯态度，也表明日本希望东盟共同体实现“民主与法制”的原则立场。东盟会议的议题之四是东盟联合国维和专家组的活动。东盟联合国维和专家组成立后，从事监督停战、派遣文职警察监督选举以及战后重建等维和活动，今后将实现各国共享维和情报，进一步提高活动效率。^【181】福田政府已经承诺，日本将运用在柬埔寨和东帝汶的维和经验，从事培养维和专家的教育活动。^【182】日本政府在东盟外长会议前夕发表与会议议题相对应的各项承诺，宣称与东盟共同发展紧密合作关系，把日本和东盟的合作提高到与中韩合作同等重要的地位。由此可见，日本为了密切配合东盟共同体的建设，推动东盟落实“普遍价值观”，突出日本建设地区非传统安全机制的作用，避免日本在东盟功能转型过程中被边缘化，以此应对东盟共同体建设弱化日本对东盟影响的难题。

日本应对的第二个地缘政治难题是，日美同盟“开放性变革”的推进与东亚正在形成的地区性安保机制之间的矛盾。日美同盟的变革又称日美同盟的“全球化”。2007年2月公布的《美日同盟——让亚洲沿着正确道路走到2020年》提出“建立一种与美国利益相一致的地区架构”的设想，指出“美国在亚洲的优势并非永久性的”，美日在亚洲地区应力求“对中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态度”，中日美在利益一致的情况下尽力合作。^【183】同年5月，日美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的联合声明《同盟的变革——日美安全保障及防卫合作的进展》提出，美日同盟需要开放性变革以应对新挑战，加强同盟在欧洲与亚太的地区功能，加强日澳、日美印、日本与北约的合作。该声明不但从日美同盟的“共同战略目标”中删除与台湾地区有关的内容，而且明确肯定中国的作用：“正在认识到中国的贡献对于地区和世界的安全保障的重要性，进一步促进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国际利益攸关方采取行动”。^【184】日本从该文件中捕捉到美方唯恐被东亚一体化进程排除在外的危机感，还分析出美方的潜台词——中国在国力提升的背景下迅速在亚洲扩大影响，美国被迫重构亚洲战略。^【185】

小泉内阁积极支援美国“反恐”，与布什政府度过日美关系的“蜜月”期。之后，安倍内阁在日美同盟的开放性变革中积极构筑日本的“后战后”国家安全体制，加强日印、日澳、日本与北约的安全合作关系，在日美澳三国的外交与安全协商机制、日美澳印多边“安全对话框架”建设等“以同盟为基调的合作”方面取得显著进展。然而，日美澳印“安全对话框架”因澳大利亚陆克文政府的退出而消亡，^【186】建立“共享价值观”的安全伙伴关系的活动随同安倍下台退居幕后。另一方面，东盟向安保机制转型初见端倪。同时，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框架作为东北亚地区安全问题的协商机制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2008年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在新加坡与日本外相高村正彦会谈，提出“希望讨论东北亚和平安全机制的原则”问题，显露出“把六方会谈发展为长期性的东北亚安全保障机制的想法”。^【187】在日本看来，如果中国在其中发挥重要斡旋作用的六方会谈框架转变为东北亚安保机制，东盟也具备东南亚的安保机制的功能，美日同盟的军事存在势必受到影响，这将不利于该同盟的变革，并对日本在东南亚的地位产生负面影响。福田政府不失时机地宣布：将日美同盟作为“亚太地区的公共财富”。^【188】这是一项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对策，它赋予美日同盟前所未有的“公共性”和“公益性”，把双边军事同盟关系扩展为亚太地区的“稳定设备”，干扰东盟和六方会谈框架转化为安保机制的进程，保障日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因此，它既有助于消除美方对于东盟及东亚一体化进程的担忧，也具有威慑中国崛起的战略意义。事实上，日本已经在利用日美同盟的“亚太化”抗衡六方会谈框架的安保机制化。在前述日美外长会晤中，高村认为“弄清朝鲜无核化的进程非常重要”，希望赖斯说服朝鲜“在日朝关系上能有看得见的进展”，以此回应赖斯讨论东北亚安全机制的提议。这表达了日本的立场，即下一阶段六方会谈也不应该构建地区安保框架。^【189】可以预测，日本今后将继续排斥亚太地区在日美同盟之外形成新的安保机制，而是力图使美日同盟覆盖亚太，以实现日美共同主导亚太安全事务的战略目标。

日本应对的第三个地缘政治难题是，东亚合作的架构——“10＋3”与“10＋6”合作框架之争议。东盟与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合作已经显现实际效果，这表明“10＋3”框架有利于开展实质性的互利合作。日本一向主张东亚合作应向美澳新等“民主国家”开放，以前曾提出以参加东亚峰会的16个国家为主体，构筑名为“东亚自由经济圈”的经济合作框架。福田政府提出构筑“太平洋网络”的对策，以图解决美、澳、新等国参与东亚合作框架的问题。“太平洋网络”内涵十分丰富。其中，亚太各国间的合作关系最终将达到“太平洋成为内海”的紧密程度。同时，亚洲向太平洋地区“开放”，日本支援贯通印度支那的东西走廊建设，促进湄公河流域的发展中国家向美澳新等环太平洋的发达国家开放；在此基础上，实现包括“东盟的内陆国”在内的亚洲向太平洋地区开放。^【190】在这一“太平洋网络”中，无论东亚国家还是环太平洋国家，既无“主体”与“客体”之分，也无“东亚合作”与“环太平洋合作”之别，它们皆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太平洋网络”的基调仍然是日本一贯主张的“10＋6”合作框架。与过去不同的是，日本设想借助美日同盟的“亚太化”在这一框架中占据仅次于美国的核心地位。此外，日本构筑“太平洋网络”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即为日本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构建一个亚太国家合作的平台。2007年日本政府提出应对气候变暖问题与日本经济增长相结合的战略设想，2008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和环境省公布《亚洲经济和环境共同体设想》作为新经济增长战略：“在广阔的亚洲地区——包括东盟、日、中、韩、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形成以经济及环境为轴心的共同体”，加强与亚洲各国的经济联系，向世界推广日本的节能技术，力争在2030年将亚洲“环境经济”的市场规模扩大4.7倍，从现在的64万亿日元增至300万亿日元。日本国际合作银行将向相关节能基金提供资金和债务担保，接纳更多亚洲国家的研究和技术人员。^【191】毫无疑问，日本运用节能和环保领域的技术优势，在治理全球气候变暖方面重点投放，还可以敦促美国节能减排，同步实现日本向新兴大国输出节能技术与经济增长，有利于日本占领治理全球性问题的国际道义高地，增强日本的综合实力尤其是巩固日本在尖端科技领域中的优势，保持日本在亚太地区新一轮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地位。日本政府的新经济增长战略不会因内阁更替而改变，而且日本十余年来一贯强调环太平洋经济合作的框架与日美军事同盟关系互为表里。麻生政府目前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应对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对日本的负面影响以及控制参议院的民主党咄咄逼人的夺权攻势上，没有必要和理由推翻既定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

三

纵观日本战后外交的历程，21世纪的亚太外交战略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张。如果将“价值观外交”的代表作——日美澳印四国“安全对话框架”等视为若干个“点”，那么，“新福田主义”把日美同盟作为“亚太地区的公共财富”的目标^【192】则是从“点”扩大到“面”；麻生提出的支持普及“日本经验”的“价值观外交”，旨在继续稳步推进日本的亚太战略。问题是，日本三大地缘政治难题的战略对策，必然受到地缘政治关系的制约，其可行性同样引起人们关注。众所周知，亚太地区是世界上国际关系最复杂的区域之一，从拥有霸权地位的超级大国到快速崛起的新兴大国、发展中的小国应有尽有，并且都在不同程度上面临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因此，区域内的国际力量的对比不断发生变化，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纵横交错。日本企图通过扩展美日同盟关系建立亚太地区的安全机制，通过统合亚洲各国的紧急救援机构建立非传统安全机制，以掌握地区事务的主导权，结果势必冲击既有的国际合作机制。

首先，日本在亚太地区构建安全保障机制的可行性有多大？日本在亚太地区继续推进美日同盟的“开放性变革”，把双边军事同盟的覆盖范围从局部扩展到全局，意味着区域内所有国家都要容许两国军力干预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而且日本坚持迄今反对非马六甲海峡沿岸国介入这一海上通道“咽喉”的相关国家必须转变立场，依靠亚太的“稳定设备”日美同盟，而不是今后具备安保功能的东盟。就日本防务战略而言，此举将使自卫队等同美军，使日本的军事存在超越其冷战前后的主要活动范围，即从20世纪80年代协助美军防卫“关岛以西、菲律宾以北”的1000海里的水域、90年代模糊地理概念的“周边”，扩展到整个亚太地区。这是日本《关于2005年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将“海外派兵”提升为自卫队的主体任务以后，^【193】首次表明的自卫队承担主要任务之地理范围。可以说，日本已经描绘出战后最大的军事和外交战略的扩张蓝图。

但是，亚太地区除了美日同盟以外，还有美韩军事同盟及美国与各有关国家之间各种类型的双边或多边军事合作关系，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提供保证。相关各国能否接受日本重新整合亚太安全机制令人置疑。东盟通过“功能转型”左右区域安全事务的立场显然与日本借助美日同盟进行战略扩张的意图相差甚远。另外，如果六方会谈框架发展成为东北亚地区的安保机制，无疑将增强包括美日在内所有参加国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在六国框架中，姑且不论朝鲜与日本的紧张关系、中韩俄三国与日本的领土争议，即便出于海上运输通道可能受美日联合遏制的担心，其他国家似乎也不希望看到日本伴同美国主宰亚太地区的安全事务。何况，韩国也与美国长期保持着军事同盟关系。美日同盟覆盖亚太的前景并不乐观。因此，上述战略目标能否实现，与其说是亚太各国是否有意改变多种安保机制并存的现状问题，不如说是这些国家是否愿意接受日本扮演“公共警察”角色的问题。

其次，日本建立亚太非传统安全机制的可行性有多大？小泉和安倍政府曾经提到许多全球性的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福田和麻生尤其关注从气候变化、人口爆炸性增长、禽流感蔓延，到水资源匮乏、石油和粮食价格暴涨、金融危机等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承诺促进亚洲各国紧急援助机构实现网络化，以此作为日本构建亚太非传统安全机制的着力点。为了实现这一构想，日本政府提供5.74亿日元加强亚洲的禽流感防疫工作；2008年4月在东京举办协商亚洲禽流感对策的国际会议，中国、印尼等亚洲20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加者决定建设信息共享的数据库。^【194】11月上旬，“日本政策金融公库的国际部门——国际合作银行（JBIC）”决定，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等亚洲9国的进出口银行开展防范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市场混乱向亚洲地区蔓延的金融合作，^【195】具有互利多赢性的此类活动有助于日本构建亚太非传统安全机制，一旦形成这一机制，亚洲尤其东盟国家将成为主要受益者，这有利于消除亚洲中小国家对日本实施战略扩张的疑虑。

日本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促进东盟中的非“民主”和非“市场经济”国家通过发展与开放融入“太平洋网络”。实际上，日本是想通过援助，促进东盟国家接受“普遍价值观”的改造，进而实现亚洲对太平洋地区开放，确切地说是统合亚太地区。日本将东盟作为构筑亚太地区非传统安全机制的立足点，作为构建“太平洋网络”的前进基地。可以认为，经过日本软实力的长期渗透，东南亚地区已经形成有利于日本构筑非传统安全机制的国际环境。不过，中韩两国能否与日本紧密合作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再次，建立应对全球性气候问题与实现日本经济战略的合作框架有多大可行性？日本已经在节能环保方面享有优势，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节能和治理环境污染等方面特长，实现其与合作对象之间的双赢。2008年以来，日本上市企业的收益连续两个季度递减，工矿业和制造业拉动日本经济增长乏力。日本将应对气候问题与拉动日本经济增长的国家发展战略相结合，创建包容“10＋6”框架的“太平洋网络”，不失为内外受益的综合对策。不过，亚洲发展中国家与环太平洋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巨大的经济差距，加上地理、人文、国家关系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一个较大规模的合作框架的实效性可能有较大的局限性。如果没有东盟、中韩印等国的积极参与，很难设想日本主导构建的合作架构能够覆盖整个亚太地区。再者，即使在得到各地区合作组织（例如东盟）或各国的大力协助，在构建成功的合作框架中，日本也难以独自享有“核心”地位。所以，只有平等互利、富有成效的合作架构，才能真正符合各国和平发展的共同利益。世界和平发展的大潮流，呼唤亚太各国积极参与共同治理、创建“和谐亚太”，用一个国家的“国际贡献”换取“国际领袖”地位的设想既落伍了，更不可能收到实效。

另外，在与中国的关系上，麻生内阁有望继承安倍提出、福田全力推进的中日全面战略互惠关系的外交路线。共同抵御世界金融危机、应对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的新形势以及朝鲜半岛的弃核进程等地区及全球性问题，都为中日两国加强战略合作提供了更大的战略合作空间，双方的战略互惠合作将直接或间接地拉动国内经济的增长。中日在节能等领域的互补关系，也将为全面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增强物质基础。麻生首相已经明确表示沿袭“村山讲话”的“历史认识”以及关于随军慰安妇问题的“河野讲话”，遵守迄今关于“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196】本届日本政府会注意避免与中国等东亚邻国在历史问题上产生摩擦。

不难看出，日本的亚太战略大大超出“掌握东亚一体化进程的主导权”的范畴。日本似乎没有充分估计东盟的发展壮大、中印等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影响，没有充分认清美国需要中国作为“利益攸关方”发挥更大的作用等形势，因而抱有过高的主观期望。

日本的亚太战略凝聚日本朝野国家发展战略思想——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应该推进的海洋战略，包括地缘政治、海洋权益、海上运输安全、战略竞争与遏制等内容。如果不运用高度的政治智慧，摒弃以价值观划分安全战略合作伙伴的冷战思维，日本在实施亚太外交战略的过程中势必会越来越多地与相关国家发生矛盾和冲撞，当然也无法实现中日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的两个车轮一起旋转，全面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本文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原文发表于《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