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少普
影响战后日本外交的因素是多元的，美国、欧洲、东亚、俄罗斯、联合国等等。但是，如果将诸多因素加以比较，可以发现，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美国和东亚。美国是战后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占领了日本，支持了日本的复兴，又是战后日本的安全依靠和主要经济合作伙伴。东亚则是日本的所在地，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东亚的迅速发展，日本的海外市场重点已逐步由美国向东亚转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东亚宁则日本兴，东亚乱则日本厄。正因如此，协调对美和对东亚外交，一直是战后日本外交的重点。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战后日本的外交战略框架是一种二元战略框架。
区域主义是日本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目的在于排挤美英势力，独霸东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区域主义则必须在上述的二元战略框架下展开。
一、战后日本区域主义的第一个发展阶段
从日本首相岸信介战后首访东南亚到在东京召开首次东南亚开发部长会议，是战后日本区域主义的第一个发展阶段。
1957年5月和11月，日本首相岸信介分别访问了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南越等国。这是日本首相战后对东南亚各国的首次访问。在访问中，岸信介阐述了日本的亚洲外交三原则，即：“以联合国为中心、作为亚洲一员以及与西方阵营协调”，同时提出了建立东南亚开发基金和技术训练中心的设想，明确了日本在东亚的区域性国际经济合作的方向。
1966年4月，首次东南亚开发部长会议在东京举行。日本外相椎名在致词时强调：对亚洲各国经济开发予以积极协助，是日本推进亚洲外交的重要一环。日本首相佐藤在会上提出搞“亚洲共同体”的设想，表示：日本愿意为“开发”东南亚“提供援助”。这是战后日本第一次明确亮出“区域主义”的旗号。在日本的推动下，会议倡议成立“促进东南亚经济发展中心”，研究和指定“开发计划”。
在此阶段，日本的二元战略框架尚属雏形，呈严重不对称态势，对美外交在日本外交中占绝对优势地位，对东亚外交正在草创。综观这一阶段日本的区域主义，有四个特点：
1．以东南亚为重点。日本之所以在20世纪的50年代后期开始倡导区域经济合作，并亮出“亚洲共同体”的旗号，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日美贸易摩擦的开始和增加。
在这一时期，日本经济结束了恢复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战前水平，出现持续增长势头。1955年，日本加入了关贸总协定，并在该年底制定《经济自立5年计划》，确立了贸易立国方针。在此基础上，日本进入所谓“神武景气”、“岩户景气”时期，在国际上初露经济扩张态势。据统计，日本对美国出口，1953年约为2.5亿美元，到1960年上升至十亿多美元。1959年，日本对美国贸易开始转为顺差，当年顺差额为1.13亿美元。而在此期间，美国的国际收支持续恶化，其综合收支逆差由1951年至1955年间的62亿美元增至1958年至1960年间的115亿美元。战后日美贸易摩擦由此开始和增加。美国企业界以日本属于低工资国家等理由要求美国政府限制日本对美国的出口。美国政府在1959年关贸总协定东京大会上，要求日本对美国大豆、生铁等10种商品实行贸易自由化，否则将对日本商品采取进口配额制。这种强硬态度迫使日本不得不在逐步实行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加强海外市场的开拓。
东南亚因具有以下条件而成为日本加强海外市场开拓的首选之地：
首先，东南亚拥马六甲海峡，有大量日本不可缺少的资源，对缺乏资源而又以贸易立国的日本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其次，当时东南亚国家在战后基本被置于美国的势力范围，如菲律宾、泰国等加入了美国为首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马尼拉条约”），而日本为美国盟国。这使东南亚和日本在政治与安全上具有共同利益。1953年6月，时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便表示：“由于无法过多地寄希望于日中贸易，所以将协助开发东南亚。”【197】
再次，日本在战后通过所谓赔偿，与东南亚各国已经建立了密切的经济联系。《旧金山对日和约》规定：“日本承认在战争中给他国造成的损害与苦难，承认进行赔偿的义务。”但是，日本并没有全面履行这一义务，而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有选择地进行了赔偿，主要是对东南亚各国。时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公开声称：“日本付出的赔偿，并非日本对被害者给予的赔偿，而是开拓东南亚市场的一步棋。”【198】据统计，1957年日本向菲律宾赔偿的当年，对菲律宾出口较上一年增长60％；1958年日本向印尼赔偿的当年，对印尼出口较上一年增长48％。【199】
最后，东南亚各国已开始以区域合作为目标，进行整合。1961年7月，菲律宾、泰国、马来亚成立“东南亚联盟”。1967年8月，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外长会议发表《曼谷宣言》，宣布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以“通过共同的努力，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促进东南亚的和平与安定”。【200】
2．通过“经济外交”的方式推动与东南亚全面的经济合作。1955年，岸信介便提出：“加强与自由主义国家的合作，推进对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外交。”【201】1957年日本外交蓝皮书指出：“把适合于国民经济要求的对外经济发展作为目的的经济外交”是日本外交的重要课题。【202】1959年的日本外交蓝皮书进一步阐述了经济外交的内容：一是“为了本国经济的对外发展”，日本政府“要和对方国家政府进行配合”；二是“为了民间对外经济活动的顺利展开，政府要进行配合”；三是“以联合国为首的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那样的国际机构的活动也是其重要内容”。【203】显然，经济外交意味着通过“官”、“民”和“国际机构”等各种渠道，推动与东南亚各国全面的经济合作。
日本当时的区域主义之所以以经济外交为主要方式展开，主要由于：首先，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对东南亚各国的侵略，使日本只有以经济外交的方式缓和各国的戒心，才能减少进入东南亚的阻力；其次，战后日本以吉田茂首相为始，确立了以经济振兴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这样的发展战略，必然要求在发展对外关系时，将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再次，战后日本由于追随美国，敌视新中国，失去了中国这个大市场，为了避免日本在经济压力下向中国靠拢，美国鼓励日本与东南亚建立密切的经济关系。
由于当时东南亚各国经济水平相当落后，迫切需要发展资金。适应这种需要，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开始主要通过“赔偿”进行。据统计，日本以实物等形态，共向以东南亚国家为主的11个国家支付了总额相当于15亿美元的赔偿。以后，转入以贷款为中心进行。1958年，日本出资54亿日元，设立东南亚开发基金。之后，又设立了海外经济合作基金。还作为最大的出资国，推动成立了亚洲开发银行。日本通过贷款援助东南亚国家的同时，有力推动了向这些国家的出口。
3．强调对美协调。东南亚虽然在战后成为日本区域主义的重点，但这时的日本区域主义是一种以美国为中心的区域主义。安全上，日本与美国在1951年9月签订《日美安保条约》，接受美国的保护。经济上，日本虽然在努力推动与东南亚区域的合作，但仅是一种补充，美国市场对日本而言，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贸易看，直至1960年，日本出口的27％、进口的35％依靠美国市场；从吸引外资看，1950年至1962年日本取得的海外贷款的90％来自美国；从引进技术看，1950年至1960年日本引进的1356项甲种技术中的大多数是美国的。
正因如此，战后日本虽然在和美国贸易摩擦加强的背景下开始考虑其国际经济合作方针，亮出区域主义旗号，但却相当谨慎地注意与美国在东亚的战略要求相协调。岸信介任首相时的日本《外交蓝皮书》强调当时的日本外交有三大课题，其中之一便是“调整对美关系”。【204】日本首相佐藤荣作要求外务省的干部“不仅要确保出口市场，而且要站在维护自由与和平的高度来研讨同东南亚的经济合作”。【205】
日本的这种对美协调态度，使当时日本的区域主义基本被纳入美国的冷战战略框架之内。
4．排他的、分裂的区域主义。因为当时日本的区域主义基本被纳入美国反共的冷战战略框架之内，必然成为一种排他的、分裂的区域主义。这种区域主义的排他和分裂性，主要表现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排斥上。
例如，日本对东南亚各国进行赔偿，惟独将越南排斥在外。1966年日本策划召开的东南亚开发部长会议也将越南排斥在外。又如，旧金山对日片面和约生效后，日本成为“巴黎统筹委员会”成员国，并与美国签订了对华禁运的秘密谅解协定，严格禁止所有战略物资和其他重要商品及技术设备对华出口。【206】1957年，岸信介访问中国台湾，对蒋介石表示：“在使大陆恢复自由的问题上，日本是有同感的”，又称：“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来自中国的共产主义对日本的渗透比来自苏联的更可怕。”【207】对中国表示了强烈的敌意，对华经济关系被限制在小规模的民间贸易上。
日本著名的东南亚问题专家波多野澄雄指出：20世纪50年代日本开发东南亚的路线有两种，“其一是日美协力开发东南亚，即所谓‘反共经济圈’路线。岸信介政权时代的东南亚开发基金构想、佐藤荣作政权时代的东南亚开发部长会议都属于此。其二虽然是小规模的，但却与‘反共’路线保持距离，以‘亚洲一员’的立场，在现实中探索广泛的经济合作可能性，这是以‘科伦坡计划’为象征的路线。随着越南战争的深入，前一条路线占据了压倒的优势。”【208】战后，处于起始阶段的日本区域主义，基本被限制在“反共经济圈”内。
二、战后日本区域主义的第二个发展阶段
从三木武夫外相提出“亚洲-太平洋构想”至大平首相提出“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三原则，是战后日本区域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1967年初，日本外相三木武夫正式提出“亚洲-太平洋构想”，主张太平洋地区的日、美、加、澳、新等5个发达国家加强合作，共同开发东南亚。同年，由上述5国民间人士组成“太平洋经济委员会”；1968年，在东京成立太平洋贸易发展会议；1969年，在东京召开亚洲太平洋合作委员会部长级会议。日本显示出努力推动亚洲太平洋地区合作，并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姿态。1980年，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提出了“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三原则：实行面向世界的开放性地区主义；以实现自由的开放性相互依赖为目标；新构想以已有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关系为基础，并互为补充。三原则确立了日本关于亚洲太平洋地区合作的指导方针。上述原则精神为以后几届日本内阁所继承。
在此阶段，日本的二元战略框架向着较为对称的态势发展，在日本外交中，对美外交的地位有所下降，对包括东亚在内的亚洲太平洋各国的外交的地位则明显上升。这一阶段日本区域主义的主要特点如下。
1．区域合作范围更为广大。由主要考虑与东南亚各国的合作，扩大为与亚洲太平洋各国特别是与太平洋5国及东南亚各国的合作。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日本的经济实力有了长足进步。20世纪60年代，日本完成了收入倍增计划。到1965年，日本GDP已达到仅次于美、联邦德国、法、英的水平，占世界GDP的5.3％；到1986年，日本GDP已上升到仅次于美国的水平，占世界GDP的15.3％，几乎相当于联邦德国、法、英的总和。
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完成了贸易自由化计划，贸易额大幅上升，1950年日本出口为10亿美元，1980年达到了1300亿美元。从1964年起，贸易收支便稳定地转为顺差。这使日本外汇储备大量增加的同时，与欧美的贸易摩擦也日益严重。为了替高额外汇储备寻找出路，也为了超越欧美的贸易壁垒，日本增加了对外投资。
其次，世界范围内经济区域化发展的压力。随着以关税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为主导的全球自由经济体制的发展，区域性经济集团的合作要求也在进一步加强。例如，1966年5月，西欧“共同市场”六国决定完全取消六国间工业品关税；12月，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七国决定提前三年完全取消相互间的工业品关税。这种趋势，必然迫使日本将区域经济合作的目光，由东南亚向更大的地区投射，而且主要向其周边市场容量更大的发达国家投射。
1965年5月，在日澳经济贸易联合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日方代表永野重雄便强调：“世界经济国际性的合作，统一化的动向，无论如何正在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各地区进行，世界经济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重新组合的阶段，完全能够找出在围绕太平洋的5个发达国家之间说明可以确立经济合作体制的几点要素。”【209】1976年，大平正芳在担任自民党干事长后不久，就指出：“如同美国对中南美各国、联邦德国对欧洲共同体各国、欧洲共同体对非洲各国给予特殊关照那样，我国对太平洋地区各国也应给予特殊关照。”【210】
再次，加强与太平洋地区海洋国家的合作，适应了日本当时防止前苏联对外扩张的战略需要。20世纪60年代以后，前苏联对外扩张的势头不断加强。1979年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引起日本更大的警惕，日本有关方面认为：“美苏间的军事平衡，无论在全球还是地区，都发生了变化。”“美国的军事力量已不能对其盟国与友好国家提供曾经有过的非常密切的安全保障。”【211】
澳、新、加等作为太平洋地区的海洋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国，与日本有共同的安全利益；而且，日本一直极为重视海洋安全。1972年，大平就在《太平洋共同体》杂志发表文章强调：“日本是位于亚洲的海洋国家”，“日本的生存与繁荣及其安全和名誉都取决于环绕日本的海洋的安全”。前苏联对外扩张势头的加强，必然推动日本加强与太平洋地区海洋国家的团结，以对付前苏联对外扩张的威胁。
此外，1973年及1978年的两度石油危机，促使日本多方位地寻找资源与能源供应地，也加强了日本与亚洲太平洋国家的合作。1980年1月，大平首相出访澳大利亚，主要目的便是要求与澳确立在资源和能源方面的依赖关系，结果促使澳承诺作为“可靠的供应国”，最大限度地给予合作。
2．通过扩大区域合作，积极谋求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合作特别是经济合作中的主导地位。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国际地位得到明显提升。首先是日美关系趋向平等化，1974年11月20日，日美两国首脑在东京发表联合声明，宣称：“美日是太平洋国家，有许多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他们已发展起密切的互利关系，这建立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212】
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成为“七国首脑会议成员”后，其影响力向更大范围扩散，日本力图推动国际格局向“日美欧”三极方向发展。
为此，日本积极谋求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合作特别是经济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大平表示：“亚洲各国要求经援时，日本务必决心给予，否则亚洲各国间的关系就不能顺利发展。这是美国在亚洲发挥多年作用的结果。不过，我们不能希望美国永远这样做下去。”【213】1977年3月，在日美首脑于华盛顿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日方表示：在太平洋地区，“将进一步在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各个领域贡献于该地区的稳定和发展。”【214】
在上述方针的指导下，1977年，日本对亚洲的援助额超过了美国，并在同一年宣布了今后5年内扩大政府开发援助一倍以上的计划（以后缩短为3年）。
3．以松散性的地区合作，适应亚太各国和地区发展差距较大的状况。早在1965年5月，在日澳贸易联合委员会会议上，日方代表便指出：“太平洋地区当前还不可能确立像欧洲那样的统一体制”，主张：“以结合程度较低的体制出发，经过相当的年月，逐渐加深合作程度。”【215】
1976年，大平担任自民党干事长，在设计太平洋地区合作时，明确指出：太平洋地区“既有发达的工业国家，也有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工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由于发展阶段不同，不可能像欧洲共同体那样实现区域联合。在提法和政策的实施上都应慎重从事，似乎可以建立一种‘松散’的合作关系。”【216】
4．以开放性的地区合作，谋求经济区域化与自由贸易两方面的利益。在新的条件下，日本提出了将区域合作扩大到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主张，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会放弃与其他地区的合作，日本谋求的是经济区域化与自由贸易两方面的利益，主张的是“开放性的地区合作”。大平首相在介绍“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时便强调：“环太平洋各国之间的合作也绝非为了建立排他性的国家集团。其最终目的是为了造福于太平洋各国以及最大限度地促进整个人类的幸福和繁荣。”【217】
5．淡化政治安全色彩，强调经济合作。战后日本奉行的是先经济后军备的发展方针。这一发展方针对外表现为：在政治安全上追随美国的同时，力求扩大经济合作范围。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日未建交时，日本便以政经分离为原则，在与中国台湾蒋介石集团保持外交关系的同时，力求获得对中国大陆的贸易利益。20世纪70年代初，中日建交，又值“美国明确的优势无论在军事还是经济方面都终止了”。【218】这使日本在推进亚洲太平洋地区合作时，更注意淡化政治安全色彩，强调经济合作。大平首相主张：太平洋地区各国“建立一种不涉及政治和军事而以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为中心的开放的、松散的联合”。【219】
三、战后日本区域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从日本提出以东盟扩大外长会议作为亚太地区的“政治对话”场所，到《日美安保条约》新定义的完成，是战后日本区域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1991年初，根据世界与亚太形势的变化，日本外务省形成了关于亚太区域合作的新思路，即佐藤（时任日本外务省情报调查局局长）草案。该草案强调了日本等国与美国双边同盟关系的重要性，主张这种同盟关系应被包括于亚太多边安全保障体系之中；同时，要求在发展经济合作的同时，开展政治对话，认为这种政治对话应以中小国家为主的东盟扩大外长会议为中心，并呼吁扩大政治对话的范围，特别要将俄罗斯、中国包括进来。【220】该思路为日本政府所接受。1992年7月，日本首相宫泽公开提出“双轨接触”的口号，主张以东盟扩大外长会议为亚太地区的政治对话场所，而以APEC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场所。
1995年11月，日美发表《安全保障联合宣言草案》，指出：“日美安全条约为结束冷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作为日美两国以及亚洲太平洋地区和世界安全繁荣的基础，应该继续发挥其作用。”1996年4月，《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正式发表，指出：冷战后，维持和发展日美安保关系，有利于“维持和平与稳定”，有利于“防止地区纠纷”，有利于“确保开放和安全的海上航线”，有利于“确保两国及地区的繁荣、民主化、人权和推进市场经济”，使日美安全条约由原来以保卫日本本土为主，转变成为确保美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与经济利益。
在此阶段，日本的二元战略框架中，对美外交的地位又有所上升，在对亚洲太平洋各国的外交中，东亚的地位更加突出。这一阶段日本区域主义的主要特点为：
1．加强日美安保关系，推动冷战后的亚太秩序向以日美关系为核心的方向发展。冷战结束，苏联威胁消失，日美同盟关系向何处去？成为日美必须回答的重大战略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势必导致日本区域主义向不同方向发展。
经过反复权衡，日美终于对冷战后日美同盟关系的取向达成了共识，即：加强日美安保关系，推动冷战后的亚太秩序向以日美关系为核心的方向发展。1995年2月，在日美上述共识的基础上，美国国防部发表了《东亚战略报告》，指出：“没有比我们同日本的双边关系更重要的了，这是我们的太平洋安全政策及全球战略目标的根本，我们同日本的安全联盟是美国在亚洲的安全政策的关键。不仅美国和日本，而且整个地区都把这看成是维护亚洲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221】
由此，日美安全条约由原来以保卫日本本土为主，扩大为确保美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安全与经济利益的条约。
如果说在第一、第二阶段，日本的区域主义基本是一种以美国为中心的、被纳入美国的冷战战略框架内的分裂的区域主义，那么这时的日本区域主义则是一种日美合作谋取整个亚太主导权的区域主义。
2．发展地区经济合作的同时，着力于推动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安全对话与合作。在加强与美国合作，谋求亚太地区主导权的同时，在地区合作的内容上，日本政府的方针也发生重要变化。日本政府认为：冷战后，发生世界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大幅度降低，但地区性冲突、民族冲突、大规模破坏性武器扩散等危险在增加，出现了“威胁多样化”的状况。在这种认识的影响下，冷战后日本政府主张扩大地区合作的内容，这就是在发展地区经济合作的同时，着力于推动地区的安全对话与合作。
日本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适应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日益密切的状况，推动该地区形成“协调的安全保障”。这种“协调的安全保障”，“与对付共同威胁的同盟关系不同，它构筑的是包括在某种程度上利害关系不同的各国的宽松的合作关系”，【222】以防止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在冷战后发生不利于日本经济与安全利益的动荡，促使该地区形成日本所希望的新秩序。
3．在发展对华合作关系的同时，加强对中国的防范与制约，成为日本区域主义政策的重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两大变化是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崛起。这给予日本的区域主义以重要影响，使得其在发展对华合作关系的同时，加强对中国的防范与制约，这成为日本区域主义政策的重要内容。
冷战结束后不久，日本防卫厅顾问、原统合幕僚长会议议长西元撤也提出了日本可能面临的六大危险，其中之一为：“出现地区性霸权国家的危险”，联系西元在同一讲话中提出的日本今后在地区中应关心的若干具体问题，可以清楚地看到西元担心的是中国成为“地区性霸权国家”。这些具体问题有：“东中国海大陆架的资源问题，钓鱼岛的所有权问题何时、怎样解决？”“中国军事的现代化以什么为目标、将进行到什么程度？周边国家如何对应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发展？”“南中国海的所有权、资源问题如何解决？”等等。
由于存在上述担心，日本力图将中国拉入美日所主导的区域体系中，以便在发展对华合作关系的同时，加强对中国的防范与制约。例如在考虑亚太地区安全对话时，相关的日本政府官员便认为：冷战以后，亚太地区包括大国关系在内，仍然处于不安定的状况。如有一个美、中、俄、日都在内的讨论场所，即使各国的政策不一致，至少也可以了解相互在考虑什么。特别是地区大国中国正在日益强烈地显示其存在，使中国参加国际安全保障政策的讨论是必要的。【223】
四、战后日本区域主义发展的第四个阶段
从1997年9月日本提出关于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建议，到小泉首相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是战后日本区域主义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在此阶段，日本区域主义的主要特点为：
1．东亚认同感加强，希望建成以东亚区域合作为核心的多层合作框架。在此阶段，东亚区域内的经济联系有了迅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东亚区域内的贸易已占其贸易总额的50％以上，21世纪初，有了更大增长。例如到2002年，亚洲接受日本的出口，占到日本出口总额的43％，创历史最高纪录，其中绝大部分是东亚地区接受的，而接受最多的是中国，这使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对日本最大的进口国。
东亚区域内密切的经济联系，不仅反映为区域内国家与地区在经济发展上的相互促进，而且反映为经济危机一旦发生，便可能在整个区域内的扩散。1997年，首先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发生的金融危机，便迅速波及到东盟其他国家、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甚至日本、中国等东亚国家和地区。这种“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密切经济联系，加强了日本对东亚区域的认同感。
同时，EU与NAFTA的快速发展（2004年，东欧及中欧的10国将进入EU；2005年，NAFTA将整合中、南美形成美洲自由贸易区），更提升了日本推进东亚区域合作的紧迫感。
这使日本自东亚金融危机后，形成了所谓“多层的经贸政策”概念，即：全球范围的WTO政策，亚太范围的APEC政策，东亚范围的FTA政策，希望建成以东亚区域合作为核心的多层合作框架。正是在上述政策的指导下，日本对东亚区域合作表示出了以往少有的热心。
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成立东亚经济集团，日本不敢呼应。1997年9月，日本却不顾美国的反对，提出了由日本、中国、中国香港与台湾以及新加坡共同出资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建议。
1997年12月15日，在日本的支持和参与下，首次东盟—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召开，讨论了21世纪东亚的发展前景、东亚金融危机和如何深化东亚区域联系。次年，在东盟—中日韩领导人第二次会议上，日本与其他国家一起，接受韩国总统金大中的提议，成立了“东亚展望小组”，规划东亚合作的长远蓝图。2001年，“东亚展望小组”提交了研究报告，主张以建立“东亚共同体”作为东亚合作的长远目标。
2002年7月，日本与韩国在两国政府、产业、学校代表共同参加的研讨会上，开始讨论两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问题。2002年11月30日，日本与新加坡签订了包括自由贸易协定在内的新时代经济合作协定。
2003年6月，日本“国际论坛”向日本首相小泉提出政策建议：“东亚经济共同体构想及日本的作用”，主张日本积极行动起来，推动创建“东亚经济共同体”。同年12月，在日本与东盟特别峰会发表的《东京宣言》里，写入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主张。
2．首先同东亚发达国家新加坡、韩国形成自由贸易区（FTA），以占据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主导地位。然后逐步扩大，其扩大顺序大致为：中国香港和台湾，及中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东盟，整个中国。
日本之所以以东亚的发达国家新加坡、韩国等作为自己建立自由贸易区（FTA）的首选对象，有技术层面上的原因，例如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与日本农产品贸易比重非常低，因此，双方决定农产品市场开放议题不列入协商范围。这使日本与新加坡建立自由贸易区比较容易。
但是日本这样做，更有战略层面上的考虑，这就是首先争取东亚发达国家的合作，以占据未来东亚共同体的主导地位，抢占先机之利。日本“国际论坛”便主张：在2005年首先由日新韩成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以让日韩新自由贸易区成为“发展的经济共同体——东亚共同体的重要核心”。该区常设的中央机构应该以日韩新“为中心，特别是需要日本采取积极行动”。
然后，再考虑分阶段扩大。日本“国际论坛”设计的东亚共同体成立阶段是，在日韩新成立自由贸易区后，由三国“全面帮助中国进行经济改革”，“从而使中国尽早在东亚经济共同体中发挥部分主导作用”。关于中国“参加自由贸易协定方面，可以考虑让沿海的经济特区作为经济地区先参加，即分不同的地区，分先后参加不同领域的经济合作”。中国台湾和香港“也应作为独立的经济地区参加东亚经济共同体”。“特别是如果经济规模在东亚居第四位的中国台湾不参加，那么这个21世纪的构想就缺少了骨干力量”【224】。其后，才是整个中国。而与整个东盟，则拟在2012年前实现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构想。
显然，日本设计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路径，既不是“10+3”（东盟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也不是三个“10+1”（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东盟+日本自由贸易区，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区）的合并。因为，经过这两条路径，日本都难以取得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导地位。日本希望的是首先建立以其为核心的日新韩自由贸易区，然后像摊大饼一样，分阶段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
3．防止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取得主导地位的同时，争取中国的合作。但东亚经济合作的进程，不可能完全按照日本希望的逻辑展开。2001年11月6日，第5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决定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一目标实现后，将创立一个拥有18亿消费者、1.7万亿美元GDP、1.23万亿美元贸易总和的经济区。
对此，日本感到震惊，“对于日本而言，东盟是一个特殊地带，如果东盟向其他国家倾斜，日本将无法保持内心的平衡。”结果，“为了与东盟共同探讨自由贸易协定，日本政府也慌忙同意设立日本—东盟加强经济合作专家小组。”【225】
显然，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日本是有疑忌的，担心崛起的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取得主导地位。因此，在日本推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指导思想中，包含有防止中国在该区域经济合作中取得主导地位的考虑。
日本虽然担心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取得主导地位，但也很清楚：“从政治（特别是安全）和经济两方面考虑，东亚经济共同体没有中国参加是不行的。中国这个大国参加，可以说是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前提条件。”【226】
正是出于上述既要防范又想合作的矛盾立场，2002年11月，当中国总理朱镕基提出中日韩就三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问题开展共同研究时，日本总理小泉回应说：“应该从中长期角度进行探讨，我将关注进展情况”，表现出慢慢来但并不拒绝的态度。
4．努力提高日本在地区内的军事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加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同时，正努力提高其在东亚地区内的军事地位。
首先，这表现在日美安全保障的战略重点由“保卫日本”，转为对付“周边地区紧急事态”。1999年4月27日和5月24日，日本国会先后通过《周边事态法》等三个相关法案。《周边事态法案》规定：在日本周边地区若发生置之不理就有可能发展成为对日本发动的武力攻击等危及日本和平与安全的事态即所谓的周边事态时，日本政府将采取措施以便有效地运用日美安保条约，确保日本的和平与安全。2000年2月，日美举行首次针对“周边有事”的图上演习。该演习假想朝鲜越过三八线进攻韩国，在事态扩大后，向日本发射导弹，并派武装游击队入侵日本国内，占据和破坏原子能发电站等重要设施。自2001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始，日本明确宣称“台湾海峡的安全是日美安保条约的对象”。
上述情况表明日本的所谓周边有事，重点在东亚地区特别是朝鲜和台湾海峡。
其次，表现在日本以东亚地区的所谓威胁为重点，加强军事力量特别是实施导弹防御体系的研制和部署。日本已经通过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和制定《2001—2002年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将建立导弹防御体系确立为今后日本防卫力量建设的重要任务，既参与美国的导弹防御体系，又独自研发。预定在2006年初，组建一支一体化的反导弹力量；在2008年前后，拥有建立反导弹系统的全部主战装备。日本的导弹防御体系一旦建成，不但能增强对付朝鲜导弹的能力，还将削弱中国导弹的威慑力量，从而大大提升其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地位。
5．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力争在美国的支持下推进东亚地区合作。日本加强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张，虽然基于东亚认同感的加强，并带有与欧洲共同市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竞争的意图，但出于整体战略利益的考虑，实行的仍然是一种“开放的地区主义”，不仅不想将美国排除在外，反而希望说服美国支持日本推进东亚地区合作。
日本一些学者已开始就此游说美国。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西格尔亚洲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宗象直子便向美国有关方面表示：“协助东亚实现经济统合，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其理由是：（1）日本经济的前景是否光明，依赖于日本能否灵活运用亚洲的活力；（2）东亚相互依存度的增强，可以加深相互理解，增强预见性，缓和地区紧张，减轻美国安全保障的负担；（3）如果日本在东亚一体化过程中能够成为被邻国信赖的地区领袖，对美国而言，日本将是更有价值的同盟国。【227】
（本文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原文发表于《日本研究》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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