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福田康夫前首相对中外交遗产为中心

胡令远

一

2008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日本时，与当时的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共同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如所周知，这是战后一个甲子中日之间所签署的第四个政治文件。作为21世纪中日关系的指针，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自不待言。但由于这一文件签署后数日，即胡锦涛主席访日归国未几，我国即遭遇汶川大地震，中日关系研究界未能稍整以暇，尚未对其丰富的内涵和深远意义，特别是其关键性新内涵，以及与前三个政治文件的关联，作深入的抉发与解读。本文试图对此抛砖引玉，作一探讨。

从中日关系的演变来看，以两国首脑共同签字的方式确认中日间建立“战略性”关系，无疑是一种历史性突破。与此同时，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构成两国关系之砥流的精神、价值理念方面也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突破。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并非文件中诸如使国家权益之争的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背后所体现的国际关系理念，也不是曾遭受日本长期蹂躏的中国对其战后所走过的发展道路给予“积极评价”，而且“愿意看到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等所蕴涵的某种超越历史恩怨的道德精神，我想阐述的是自近代以来渐行渐远的宛若平行线发展的中日两国的精神主脉，现在终于有了真正积极意义上的历史性“交会”。而这一历史性“交会”，则伴生了中日关系的一个新的向度，从而使中日关系的脆弱性从根本上得到缓解。

这一新的向度，是指中日两国在利益、利害关系之外，在形而上的精神、价值理念等深层要素方面所达成的共识，也即在上述第四个政治文件中的如下表述：中日两国“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强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显然，这一表述的第二层意思是指中日双边关系中的文化传统，而第一层意思的具体内涵非常丰富。其中，无疑也包括了现在占据世界主要话语权的所谓“民主主义、法治、人权”等西方意义上的“普遍价值”——为了叙述的便利起见，并从对中日关系之意义的角度，我们姑且把第一层意思截屏并限定在这一范畴。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解，那么这两层意思对中日关系来说，则表现为相对的“异”与“同”。即后者是共同拥有的，而前者是有巨大差异的。但无论是“同”还是“异”，能在今天达成这样的共识，都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也即在共构中日间精神、价值理念大厦，以便在更多的维度上构建中日关系方面能取得如此成果，实属来之不易。其间，福田康夫前首相在其任内无疑对此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二

这一中日关系的新向度，可以说是通过“回归古典”来推进的。为了便于理解这一过程及其历史意义，我们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中日两国政府间所缔结的正式条约中的相关内容。

如所周知，签订于1871年的《中日修好条规》是近代以来，其实也是有史以来中日两国间所签订的第一份正式条约。当时尽管对签订这一条约的目的中日各有不同，但就条约本身，与前此两国分别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相比，自是不同，因为它毕竟反映的是本国的意志。文本表述则特别强调了两国“素敦友谊，历有年所，兹欲同修旧好，益国邦交”。^【275】

但嗣后日本却效法西方列强，更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但在这一过程中，即便在日俄战争后中日两国关于满洲的有关条约里，乃至在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其文本中也不乏中日两国所谓“素敦友谊”、“希望日益巩固两国现存的友好善邻关系”^【276】之类的表述——这固然是一种外交辞令，且具讽刺意义，但中日关系的固有传统，从中仍可得到印证。战后，在美国的主导下，1952年日本与在中国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签署了所谓“和平条约”。其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即为：“鉴于两国由于历史文化及领土邻近而产生之相互睦邻愿望；了解两国之密切合作对于增进其共同福利以及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均属重要”^【277】云云。而直到1972年田中角荣首相与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共同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关系才真正展开了其崭新的历史篇章。

相关的表述在上述《联合声明》中为：“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悠久的传统友好的历史”；^【278】而于30年前即1978年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内容简洁，主要是以条约的形式对《中日联合声明》所表述的基本原则进行确认。它指出：“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以来，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在新的基础上获得很大发展……缔约双方将本着睦邻友好的精神，按照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279】江泽民主席1998年访日时两国共同发表的《联合宣言》则指出：“双方满意地回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人员往来等各个领域取得的长足发展……不断巩固和发展中日友好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将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双方一致认为：“中日两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历史和共同文化背景，弘扬友好传统，进一步发展互利合作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双方确认要进一步“加强两国各个层次和级别，特别是肩负两国未来发展重任的青少年之间的交流。”^【280】

综观以上所有的相关表述可知，无论是在什么时代，中日两国的“时空共有性”一直为两国在正式条约的层面上被强调。即中日两国不仅仅是空间意义上的“近邻”，而且更是时间意义上的具有“悠久的友好交往传统”的邻国。换言之，正是这两点，使中日两国的关系不仅具有天然便利的“物质性”基础，同时还具有与此相关联的“精神性”因子——这样的双重基础。而古典的回归，正是以这一基础为立足点或者说是原点的。

以上是在时间和空间之交织意义上的中日关系的基础，那么与此密切关联的两国在深层的精神、价值理念方面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通过福田首相的“曲阜文化之旅”得到验证。

如所周知，在2006年的岁尾，福田首相开始了他访问中国的“迎春之旅”。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的一系列会谈，到日资企业集中、合作前景广阔的天津考察，皆为本次访问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其后他的曲阜之行，却引起了人们的特别关注。据当地媒体报道：“12月30日上午，曲阜孔庙庄严肃穆，弦乐低回，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携夫人福田贵代子到这里参观孔庙，祭拜儒家思想的先祖孔子……在大成殿前，他兴致勃勃地观看了精心排练的祭孔古乐舞表演，向孔子像鞠躬致礼……还现场吟诵《论语》中的名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礼之用，和为贵’。讲解人重点介绍了孔子思想中的‘礼’、‘仁’、‘中庸’等内容。当听到孔子的思想以‘仁’为核心，‘仁者爱人’时，福田康夫连连点头称是。”^【281】在谈到参观孔庙的印象和感受时，福田康夫说：“我来到孔子故乡曲阜，来到儒家文化的起点，很激动，也很高兴。诞生于2500年前的孔子思想，在当今世界依然有很大影响力……是日中两国文化的共同点。我到这里来，就是要亲眼看到和确认这个共同点。现在，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282】当时的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隈丸优次先生对福田首相的这一文化之旅评论说：“孔子在日本也很受欢迎，中日双边关系有一点与其它的双边关系不同，那就是来源共同性，福田首相这次参观孔庙，不仅有促进双方文化交流的涵意，同时也是要去确认这种共同性。”^【283】

福田首相所要确认的中日关系中的这种“共同点”和隈丸总领事所说的“来源共同性”，使人们想起在公元三世纪（一说五世纪）初，《论语》即传至扶桑。自此，孔夫子就与日本结下不解之缘。在日本从蒙昧走向近代文明的几个关键时期，如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圣德太子进行的“推古朝改革”及其后的“大化改新”，儒家思想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人们所熟知的当时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的第一条，即有“以和为贵”；而《冠位十二阶》，则更直接以儒家德目如“德、仁、礼、信、义、智”为名称。到了江户时代，儒学更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孔子也由此受到尊崇：在大宝元年（公元701年），文武天皇亲临大学寮举行祭祀孔子的“释尊”仪式；768年，称德天皇还模仿中国唐朝的做法，“敕号”孔子为“文宣王”。然而时至近代，中国国势颓萎，日本转而学习西方，孔子由此在日本也颇受了些委屈。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孔子庙》描述明治时期的景况云：“昌平庙貌尚崔巍，列郡胶庠半劫灰。几辈龂龂守残缺，捧经抱器拜门来。”^【284】又同书《儒者》篇云：“五经高阁竟如删，太学诸生守兔园。犹有穷儒衣缝掖，著书扫叶老名山。”不可谓不凄凉，但依然可见艰辛中儒家思想的薪火相传。因为文化的东西是没有那么容易“抉别”或剥离的，即便将时空转换到战后，作为意识形态体系的儒学虽说已不复存在。但正如美国学者赖肖尔所指出的：“当代日本人显然不是德川时代他们的祖先那种意义的儒教徒，但儒教的伦理价值观念仍然浸透着他们的思想。儒教可能比其他任何传统的宗教和哲学影响都大。”^【285】因而，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几乎所有日本人都是儒教徒”。这种说法或许有些夸张，但儒学在日本现代生活中影响力的巨大存在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前引福田首相在曲阜的感想，也可以作为佐证。

但是另一方面，自近代以来：在日本，自福泽喻吉倡导“脱亚入欧”而至于今；在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两国都曾将摆脱儒家思想作为或实现国家独立，或追求国家进步、富强的思想意识之前提。不同的是：日本从此日益将普通意义上的西方的价值理念、思想意识奉为圭臬，并在这一意义上成为在东亚的“西方国家”；而中国，则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求社会变革和进步的原理和精神动力。换言之，在儒家思想赖以产生和存续的中国自不待言，即便是如前引赖肖尔所说的儒家思想在日本的情形——于社会伦理道德、人际关系等方面，儒家思想仍是一种无法取代的至深至广的强韧存在。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其在国家政治生活层面的意义，则非往昔可比。因为作为国家的思想意识形态体系，它已经为他者所取代。而且，中国和日本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反映在主流精神意识上，如前所言，总体上看宛如沿着不同轨道前进而呈现的两条平行线。然而在实际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两者则往往会以不同的理由而“交会”。譬如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时，一方面疯狂地进行屠杀和掠夺，一方面又强行通过“皇民化”方式，对中国人实行精神奴役。而其所标榜的亚洲人“共存共荣”的大亚洲主义，也不过是在思想意识上强调日本统治亚洲的意志而已。及至战后，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日本则作为西方的一员充当在东亚的冷战桥头堡，从而在意识形态上处于两相对立的状态。其后日本虽有所谓“重回亚洲”之说，在经济上也确实曾发挥过亚洲经济发展领头雁的作用，但在精神层面的情形，中日之间并未有多大改变。也即两国的精神主脉，与其说是“交会”，不如说是“交锋”。换言之，此前的“交会”常态：或充斥着日本的恶意，或倾注了双方的敌意。

综上所述，沿着这样的“同”与“异”的脉络，我们既看到了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着悠久的文化交流传统，也看到自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在精神领域发生的变化，以及伴随这种变化所发生的差异和龃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21世纪之初，福田首相以现职日本国总理大臣之尊，通过亲赴曲阜“朝圣”的文化之旅——这在两千多年的中日交流史上是破题第一遭——对两国文化的共同点加以确认，不言而喻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即一度在精神意识上分道扬镳的中日两国，现在产生了重新确认曾经拥有的、主要以儒家思想为载体的东亚文明的“来源共同性”的冲动。福田此举的意蕴何在？理所当然地不仅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也使人们对此深长思之。

问题的权威答案应该是“夫子自道”——福田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谈到他的曲阜之行的目的时强调：“日中两国不单单是一种仅由利益、利害关系联结起来的存在。日中两国是具有悠久的交流之历史的邻国，共有相互的文化和传统，共有在其中相互所由成立的基盘。譬如日本开始走向近代国家的‘明治维新’这一说法，其来源即可在中国的古典中所求得。另外，通过今年的‘文化·体育交流年’所展开的诸多的交流活动所产生的双方强烈的共感，不正是因为在两国之间有着共同的基础么！”^【286】同时，福田接着指出：两国“共同追求人权、法治、民主主义这样的普遍价值，也是重要的。另一方面，我认为对于深深地蕴藏于日中两国中的共同的基础、价值给予思考也是非常重要的。怀抱着这样的想法，同时也怀着让两国国民想到日中间的特殊关系——这样的心情，我这次将访问曲阜。”

在这里，福田的中心意思是：中日两国的关系不应该只是建立在利益和利害的基础上，还必须在精神、价值领域的深层次上有一种契合。只有这样，中日关系才是健全的、牢固的。而要达此目的，首先要充分利用中日间本就存在的、曾经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这主要表现为即便在现在也还有着强大生命力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同时，也不要回避现在占据世界主流话语权的诸如“民主、法治、人权”等价值理念，而且两国应该共同去追求。即以上两个方面不应偏废，在重构中日间的精神、价值大厦时，它们互相构成重要的存在前提。

福田不仅“演说”，而且身体力行。与前述中日间在意识形态、价值理念等精神领域充斥着“恶意”、“敌意”不同，福田以上的思想从根本上说充满着作为一位政治家的真诚和善意，因而也很快获得中国的回应。继福田的“迎春之旅”，数月后胡锦涛主席又开始了访日的“暖春之旅”。胡主席还专程赴日本古都奈良，参观了象征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的法隆寺和唐招提寺。而从前引他与福田首相共同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的如下表述：中日两国“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强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不难看出，其基本精神与前引福田首相在北大演讲中的主旨是相一致的。也即就此所达成的共识，已经提升为国家意志。所谓中日关系的新向度，由此也得以正式形成。

三

那么，这一中日关系的新向度产生的真正原因何在呢？我认为这即源自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是时势使然，更与福田首相所秉持的政治、外交理念——“新福田主义”密切相关。而在形式上，它首先表现为对所谓“价值观外交”的有力反拨。

推动历史性变化的无疑是历史自身。如所周知，近年随着中国的发展进入快车道，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格局正迎来亘古未有的情形。就中日两国而言，在实力的消长方面，即便根据前年的统计，双方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比，已由1990年的1∶9，下降到2006年的1∶1.8，意味着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已经并非遥远的事情。也就是说，亚洲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中日两强并立、双雄对峙的局面即将成为客观现实。

古人云：“风起于青萍之末”，又曰“一叶知秋”。不言而喻，一向有忧患意识传统、对外部变化素来十分敏感的日本政治家，对此是了然于胸的。如何应对这种新的情势，就日本而言，从观念到现实，都面临重要而紧迫的战略抉择。

回过头来看，近年从小泉纯一郎到安倍晋三，再到福田康夫，他们在战略取向上，有一点可以说非常一致而有异于前此的大多数日本政治家，这就是他们都非常重视在精神、价值理念层面的对中外交，而且已经将此提升到战略高度，乃至成为日本外交的“新基轴”或“支柱”。因为小泉、安倍知道在经济上不仅无法也无力阻止中国的崛起，而且日本还要赖此复苏和发展自己的经济，所以即便是在小泉当政时中日政治关系跌入了冰点，两国的经贸关系依然保持了很高的“热度”。而在安全、军事领域，他们一仍旧贯，依赖传统的“日美基轴”。不过小泉走得更远更极端，表现出再明显不过的以此制衡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其借助台海危机和反恐等所通过的一系列法案，即为他的这一企图的具体化。

面对东亚格局的历史性变化，日本在经济、军事等方面并没有多少牌可以阻止或改变这一变化及其方向，因而在政治和外交上，小泉与安倍自以为找到了中国的“软肋”或“命门”，祭出了所谓“价值本位”的对中外交方针，并与欧美的新保守主义相呼应，借以形成对中国的“软围堵”，从而达到阻遏中国崛起的目的。

譬如小泉任内的2002年，在他的外交咨询机构所提交的《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新时代、新视野、新外交》研究报告中，有所谓“为了亚洲的长期稳定，一贯推进自由与民主主义，维护人权，积极参与人道支援活动，是亚洲先进民主主义国家日本的义务及国家利益。”不言而喻，其在亚洲的最大价值观外交对象国即为中国。小泉还在多个亚洲国际会议的场合针对中国反复宣扬以上主旨，如在2005年的吉隆坡东亚峰会上，他坚持要将所谓民主主义、自由和人权写入会议共同宣言，并特别强调以上的所谓“普遍价值”在东亚共同体建设中的重要性，意图借此在道德上贬低、在政治上牵制中国。不仅如此，他还在精神层面通过刺激两国国民感情，借以激发狭隘的民族主义，以便制造中日关系的深层困局。但是由于他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而在亚洲引起公愤，所以在其任内，价值观外交并未能真正展开。

而其力挺的后任者安倍晋三，虽然迫于国内压力上台不久即首访中国，实现了“破冰之旅”，使中日关系得到一定缓和，但由于其所秉持的右倾保守理念，特别是他热衷于所谓美日澳印“价值观联盟”；而他的搭档、当时的外交大臣麻生太郎则极力推行意在围堵中国的“自由与繁荣之弧”——使日本的“价值观外交”一时甚嚣尘上，从而给中日关系蒙上了阴影，使人不能不对安倍政权抱有深深的疑虑，而担心刚刚好转的中日关系在某一天发生逆转也并非杞人忧天。

即便从结果来看，无论是小泉还是安倍，他们所推行的“价值本位”外交，最终皆归于失败。也即他们应对中国崛起的这一方略，从根本上来说是失策的。这主要缘于以下两种原因。

第一，在于他们自身。并不是说因为日本并非所谓“自由、民主、人权”之类具有“普遍意义”的西方价值理念的原创者，也即非“知识产权”持有者，就不具备推行这些价值理念的天然资格，而是从一开始，小泉、安倍等就把它作为对付中国崛起的外交工具来使用。换言之，它本来就缺乏与生俱来的推广这些价值理念的那种使命感，因而充其量也就是一种外交之“术”，而缺乏以“道”为基底的“术”，其功用是非常有限的。另外，推销这些人类的“普遍价值”者本身应该具有高尚的道德水准是人们的常识，但当日本面对亚洲，特别是其东亚近邻时，无论在历史还是道德方面，它又有多大的感召力呢？

第二，对于中国和中华文明，小泉，特别是作为战后出生的第一位日本首相安倍这样的新生代政治家，其实缺乏真正的“历史感”。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而且又与日本的文明进程有着密切关系的国家，现在由日本来向其推动“价值观外交”，显然不仅底气不足，而且并没有真正在深层次上了解中国及其文明的精髓。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任何社会性的改革都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这与日本、欧美都是迥异的。同时，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尽管其间遭受过诸多重大危机，但这一文明从未中断过。究其根源，在于中华文明具有自我调节的内在功能。对此缺乏认识的上述日本政治家，怀着一种明显的敌意，用另外一种文明的价值体系为圭臬，对中华文明进行“价值判断”，借以谋取日本在两国关系上的“道德制高点”和外交上的“道德优势”，并达到对中国进行“软围堵”的目的。这不仅不合常理和逻辑，结果也必然是徒劳的。而最早对此进行强烈反拨的，恰恰是对中国文明、中日关系怀有深切的历史感和真切理解的日本政治家——安倍的继任者——福田康夫首相。

四

不言而喻，对于东亚格局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福田首相已敏锐地感到历史的天平已向中国倾斜。而两强并立的生存之道，不可能零和，也不在简单的双赢，而是根据中日两国的实际，通过“深化”和“广域”合作，以求最终的真正意义上的“双赢”，而这对于日本尤其重要。

所谓中日两国的实际，是指在经济关系方面，一直以来彼此合作密切，只要根据双方需要，在合作领域上加以调整即可。譬如现在合作的重点在环境、能源方面，而在安全、军事领域总体上相安无事。而进一步互相增加透明度，加强交流等，应是今后的课题。另外，东海等棘手问题也已有进展。所以，真正的挑战在于中日间深层次的问题，即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愈来愈重大的精神、价值理念层面所存在的巨大差距。前已言及，福田首相与小泉、安倍一样，都十分重视两国间这一层面的问题，只是他的理念与所取态度，与其前两任恰成鲜明的对照。

福田的做法，如前所言，他首先在容易引起共鸣的两国的“共同点”上做文章，即通过“回归古典”的方法，如亲赴曲阜去确认中日文化的“来源共同性”，以期重新唤起两国国民对曾经共同拥有的精神家园的历史记忆。因为历史、文化的同源性或共同性所具有的天然亲和力，特别是在同一区域的国家中，无疑可以增强彼此精神上的一体感和连带感。而福田的“曲阜之行”，实质上是去寻求中日两国在精神领域互动的原点，并期待其成为重构中日间精神大厦、深化中日关系的原动力。

在此基础上，对于中日关系的最薄弱处，也即“相异点”——两国在国家体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着的巨大差异，福田不仅不回避，而且利用在北京大学演讲的机会，公开提出中日两国“共同追求人权、法治、民主主义是重要的”。就我的理解，这并不涉及与此相关的政治体制，而主要是在精神意识层面。也即福田认为中日两国应该就包括上述所谓“普遍价值”在内的各自的价值观念，展开深入的交流，而不是采取回避或“超越”的态度。通过这样的工作和持续不懈的努力，以期在价值理念等精神领域形成一个双方能够接受和共同追求的“阈值”。而这一过程，与其说是为了开拓中日关系的一个新的维度，不如说是为了促成中日两国在精神、价值领域不断得以接近的新的“向量”。

这样，通过以上“同”、“异”两个方面的努力，可以共构起中日间精神、价值理念大厦的基础。而立足于这一基础之上的中日关系，无疑可以比只是由利益、利害构成的两国关系步伐更稳固，从而可以走得更远。而且，这对中日两国的广域合作，譬如对于东亚共同体的建构，也具有特别的意义。推而广之，在福田要将太平洋变为内海的亚太乃至世界舞台上，中日都可借助这一基础，进行密切合作。如此，无论东亚格局发生怎样的变化，中日都将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双赢。

福田的构想，可以说与中国不谋而合。因为就中国而言，实际上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过程中，除了秉持立足于中华文明之上的价值理念，如何应对作为当今世界主流话语的西方意义的，诸如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本就是题中应有之义。而对不同的文明、相异的价值理念，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所发表的演讲中的如下内容，我想集中代表了中国的态度：“不同民族的文化千姿百态，其合理内核往往是相同的，总能为人类所承传。各民族的文明都是人类智慧的成果，对人类进步做出了贡献，应该彼此尊重。人类因无知或偏见引起的冲突，有时比因利益引起的冲突更可怕。我们主张以平等包容的精神，努力寻找双方的共同点，开展广泛的文明对话和深入的文化交流。”^【287】

福田首相之所以能够如此，与他所信奉的，即在其就职演说中所表示的建设“和平、合作国家日本”的外交理念是密不可分的，实际上是这一理念在中日关系上的具体化。从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通过“心与心”的交流，日本与亚洲各国成为伙伴和兄弟的“福田主义”的投影，也显示了“新福田主义”的核心价值。

战后，不乏对中日关系有着深刻理解，因而也十分重视的日本政治家，譬如说像中曾根康弘前首相这样的人物。但他对中日关系的重视与对应，我认为也还只是停留在“器”即“器用”方面，即本质上还停留在技术和工具层面。而福田首相的外交理念和实践都证明，他已超越了这一具有操作性特征的工具层面，从而由“器”升华为“道”的境界。这主要体现在他不仅不将中日关系囿于利益、利害一隅，而是在更深的层面本质地把握中日关系的精神内涵，并且指出了打通中日间精神隧道、共构新的价值大厦的“新向量”。

虽然福田首相因内政问题挂冠而去，但他在中日关系史上所留下的这一宝贵的精神遗产，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为历史所铭记。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原文发表于《东北亚论坛》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