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立法停滞时期的终结从1815年到1820年，无论在国家中还是在教会中，托利主义都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改革被等同于革命，而在辉格党人和激进派看来，立法反动威胁到了英国人由来已久的自由。1830年，立法停滞突然走向终结。立法活动为何会这样突然间爆发呢？[4]终结立法停滞时代的社会环境也促使边沁自由主义的发展。
立法停滞时期的终结
从1815年到1820年（甚至到1825年），无论在国家中还是在教会中，托利主义都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改革被等同于革命，而在辉格党人和激进派看来，立法反动威胁到了英国人由来已久的自由。1830年，立法停滞突然走向终结。[1]议会的活跃在短时间内爆发出一股炽热的能量，惊醒了已心灰意冷的改革派人士；这股能量一直持续到今天，尽管其中夹杂着不同的力量。“自从改革法案颁布，所有的循规蹈矩、小心谨慎都被一扫而空，迅捷、强有力的理性成为公共事务中惟一的动力。”[2]西德尼·史密斯低声地抱怨着。
立法活动为何会这样突然间爆发呢？
答案也许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英国人至少已经意识到，飞速改变着的社会条件与一成不变的现实法律之间的不协调是令人无法忍受的。
然而，这种泛泛的回答本身需要更多的解释。我们必须更进一步考察，在缓慢的实践中，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舆论领域引人注目的革命。我们要记住人的信念主要是环境[3]而非论辩的结果，而且，一项政策或毋宁说是政策从中获得权威的公共舆论往往在明显地处于巅峰时反而面临着被推翻的最大危险。明白这点有助于完成我们的任务。[4]
终结立法停滞时代的社会环境也促使边沁自由主义的发展（这只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的同一事物）。可以简便地将其归结为以下四方面：第一，1800—1830年间英国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第二，一成不变的制度越发不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第三，由于时间的流逝，法国大革命的记忆日渐依稀；第四，边沁学派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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