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权力转移至中产阶级
1832年《改革法案》受到边沁信徒的积极支持。[3]按现在的标准来看，它并非十分民主的措施。[4]它的目的是消灭贵族的权力，将统治权转交给中产阶级。《改革法案》的这一特点在改革运动中险遭危险，这危险于1831年10月7日被布罗汉姆在上议院中消除了。人们认为应当将政治权力交给人民。而他蔑称之为“暴民”。他将人民等同于中产阶级。
他说：“只要有暴民，也就有人民。我现在说的正是中产阶级，那些成千上万值得尊重的人们，他们人数众多，并且也是我们国家最富有的阶层；因为，如果阁下您的城堡、庄园、兔场的权利，围猎的权利连同您那广阔的地产都被拿去拍卖，以50年的收益出售，那么价格会飞涨，而且和那些中产阶级广泛而坚实的财富相比它也一文不值，那些中产阶级集冷静、理性、明智以及忠诚的英国感情于一身。”[5]
“我再次重复，所谓人民，我指的是中产阶级，他们是国家的财富与智慧，是不列颠的荣耀。”[6]布罗汉姆当时正是民众的领袖，也同边沁主义联系密切，他依赖的正是这些人的政治智慧和保守思想。“尽管他们没有完整地上过什么学，也不识一行警句格言，但他们踏实，能作出正确判断，并且最重要的是他们不会变幻不定。即便他们会犯错，也只错在正确的一面，怀疑国家的庸医，忠诚地热爱着现存的制度，无比鄙视各种政治诡计……他们稳重、明智、理性、善于为自己考虑，他们打定主意做某事前一定会长久地细细思量，因此，他们往往迟于发表意见，却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7]
《改革法案》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将统治权转交给了中产阶级。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边沁主义民主分子如此热情地支持在民主的道路上丝毫无进展的法律呢？答案部分在于，辉格党人既无在民主的道路上更进一步的想法，也没有权力这么做。更充分的答案是，如前所述，《改革法案》仅仅只为了满足边沁自由主义的愿望和情感。边沁主义在根本上是中产阶级的信念，[8]而中产阶级比国家的其他任何阶层都更倾向于实现功利主义的理念。詹姆斯·穆勒至少明确地了解到了这点。伟大的《改革法案》并非边沁主义的直接产物，但它千真万确地是政治功利主义的产物。
1836年《市政改革法》（Municipal Reform Act）朝着民主的边沁主义更进了一步，它扫除了大量有碍功利主义的现实弊端。这部法案给予中产阶级，甚至身处中产阶级之下的自治市居民以政治权利，以及他们所居住城市的管理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边沁主义时代展开的地方政府改革丝毫未涉及农村劳工。郡的管理权被交给了治安法官手中。然而，应当记住的是，《新济贫法》改善了劳工的社会处境，将济贫置于国家的监管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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