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各界代表会议的见闻,精英吸纳

（四）精英吸纳

人民政协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精英吸纳方面创造了一种崭新而超强的组织机制，一时间可谓海纳天下英雄。新政协中各界民主人士的加入，为新政权的国家建设准备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和精英储备。他们中的主体是受过良好传统教育与西式教育的知识分子，还有从旧阵营里投奔革命的军队首领。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吸纳了共46个参加单位、622名代表的宏大整容，涵盖了当时社会四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各界的精英代表，可见其对当时社会精英的强大吸纳能力。它包括五类代表：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特邀代表，对各方面有代表性的精英人物都尽收麾下。从阶级的成分来说，它有工人、农民、民族资本家、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从中国革命的历史来说，它有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1925年大革命以来的参加人物和领导人物；从代表的年龄来说，它有92岁的老翁，也有21岁的青年；从信仰来说，它有唯物主义的哲学家、科学家、文艺家、政治家，也有笃信宗教的基督信徒、佛教信徒、回教信徒；从居住的地域来说，它有远在天涯、冒险归来的海外侨领，也有僻处内地的苗、彝、黎、藏同胞。这些各类不同的人物，来自各种不同的地区，处在各种不同的环境，可是他们都抱着扬弃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同一心情，很自由地、民主地、融融和和地、空前未有地团聚起来，也是空前未有地团结起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60]如李维汉所说，政治协商会议吸纳的总的原则是“我们尽可能照顾到各方面，使能较适当地配备”^[61]。特别是通过特邀这种方式，将当时在其他单位安排不了的许多代表性人物予以吸纳和安排，如宋庆龄和她领导的救济单位，从事科研和建设的陶盂和与钱昌照，与中共有某种联系和有朋友关系的萨镇冰和张难先、陈瑾昆；有的是参加和平运动有功的，如上海人民代表团颜惠庆，南京和平代表团张治中、邵力子，湖南的程潜等；起义的将领有吴奇伟、曾泽生、张轸。还有海军、空军的代表。有愿意为人民的艺术而服务的人物，如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还有护厂有功的工人、劳动英雄和在各解放区单位安排不下的，如晋察冀的戎冠秀先生。^[62]总之，在其他单位不好安排或安排不下，但又有代表性的人士大多安排在了特邀单位中。为此，特邀单位名额曾一再扩充，成为各单位中人数最多的一个单位。经过广泛协商与研究，最终确定了75位代表，包括了各方面的特殊代表人物。经过精心设计和挑选，第一届政协会议广泛地吸纳了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军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在内的各界代表性人物。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参加完北平各界代表会议后写下这样的会场见闻：“我踏进会场，就看见很多人，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还有一位戴瓜帽的——这许多一望而知不同的人物，而他们会在一个会场里一起讨论问题，在我说是生平第一次。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望着会场前挂着大大的‘代表’两字，不免点起头来。代表性呀！北平住着的就是这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试问英美哪一个议会能从普选中达到这样高度的代表性呢？”^[63]

如上所述，“联合政府”的阵容也反映了当时国家政权对党外民主人士的吸纳情况。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民主党派人士和各界精英人士由于其本身相对较高的知识水平和能力，在当时国家各行各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成为国家治理结构中的重要力量，成为政权建设天然的储备部队，得到了广泛的尊重与重用，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如1949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机构》中所指出的：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集中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的领导人物，是体现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联合政府的性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政协各界精英和全国人民一道，投入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新生政权的斗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