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绪
［内容提要］ 经济发展及其所引发的社会变革正在改变东亚儒家社会的世界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人们从强调勤奋工作、取得成就等向强调生活质量（享受）、自我表达以及更加充实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在这种观念变化的影响下，人们变得更加支持平等，对不同的观点和生活方式也更加宽容。这些社会现代化后出现的价值观被称为“后现代”价值观。后现代价值观念较强的人们在政治上更加活跃，表现在他们更加积极地争取个人权利和政治权利、更加倾向于民主政府。同时，他们也更强烈地要求政府廉洁、奉行平等和包容的公共政策、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这些都意味着，随着中国等东亚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人们后现代价值观的加强，这一地区的人们会要求更多的民主权利，要求政治向更加民主、政府更加廉洁有效、社会更加平等和包容的方向发展。
在政治文化的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考量标准就是关于政治文化是如何变化的以及这些变化会对政治产生怎样的影响。自20世纪60年代阿尔蒙德和维巴（1963）进行系统的“公民文化”研究以来，学者们就将对公民价值观、态度以及行为等方面的调查作为在不同社会之间存在相似或不同政治文化以及政治文化是否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等问题的研究依据。近几年来，这样的调查研究工作以多种“晴雨表”的研究形式扩展到全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实现了比较政治文化研究的全球化（Heath，Fisher＆Smith，2005）。
对比较政治文化研究来说，其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经济发展或者现代化究竟如何改变公民的观念和态度。在早期研究中，李普赛就将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这样一个问题上：现代化如何产生有益于“现代”政治的公民态度与行为（Lipset，1960）。而英克尔斯则关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如何实现“个人的现代性”（Inkeles＆Smith，1974）。英格尔哈特认为，二战以后，20世纪下半叶欧美的长时间工业化和经济上的富足使人们的世界观发生由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重大转变（Ronald Inglehart，1971，1977，1988，1990）。类似的价值转变在战后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也发生了（Ike，1973）。很多学者认为，这样的价值转变对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有后物质主义世界观的公民在政治的参与形式、政党忠诚度以及政策倾向性方面（比如支持环保政策等）的表现都和有物质主义世界观的人有所不同。公民的这些观念、态度、政治行为等的变化会对民主政治的运作方式产生直接影响（Ronald Inglehart，1990）。
现代化所包括的工业化、城市化、全民教育、大众通讯（比如报纸和电视）等会深刻地改变一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人们的世界观，对于这一点人们应当已经深信不疑了。[2]但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并不是人类发展进程的终点。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先进的工业国家（西欧、北美、日本）进入了所谓“后工业化”时期（Eell，1976）。和工业化时期不同的是，在后工业化社会，制造业让位于金融行业、计算机行业、信息行业以及生物技术产业等知识行业。同时，在后工业社会中，类似食品和住房等基本的物质要求已经得到充分满足。也就是说，公民开始热衷于追求非物质的目标，比如归属感、自豪感、个人价值、权力感（empowerment）、自我享受等。
这样一种“后现代”发展阶段对政治究竟意味着什么，学者们对此还存在诸多争论。一些人认为，后现代社会的到来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普遍存在的社会鸿沟将会消失，政治形态不像过去社会分层明显时那样有章可循（Eell，1960）。而欧洲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者”德里达等人则认为，后现代社会意味着现代理性的解体，同时原有的道德认同开始破裂。但也有人通过研究证实，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继续，后现代意味着变化的和正在变化中的意识形态进行重新组合。最重要的是，英格尔哈特认为：当社会从工业化时期过渡到后工业化时期时，一系列对民主政治的建立和民主政治的运行会产生直接影响的价值观开始出现。他最初将这些后现代价值观称为“幸福”（well-being）价值（Ronald Inglehart，1997），后来改称为“自我表达价值”（self-expression values）（Ronald Inglehart＆Eaker，2000；Ronald Inglehart＆Welzel，2005；Welzel，Inglehart＆Klingemann，2003）。
英格尔哈特的理论指出，自我表达价值强调自由独立和个人解放、对非主流甚至反主流的人群和生活方式（如同性恋行为）的包容、政治积极参与、全面的生活质量等。自我表达价值的上升是一种全球现象——人类的发展意味着：物质进步最会带来自我表达价值的出现。进而，有这些价值观的公民会要求政治开放以及民主深化。事实上，人类发展包含三个层面的进程：在社会经济层面，人类发展意味着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在文化层面，人类发展意味着从前现代到现代再到自我表达（后现代）的演变；在政治层面，人类发展意味着民主政治的建立和民主质量的不断提升（Ronald Inglehart＆Eaker，2000；Ronald Inglehart＆Welzel，2005）。其他学者使用大致相同的术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Flanagan，1982；Flanagan＆Lee，2003）。[3]
本文将在亚洲儒家文化的背景下对这些理论假设进行检验。具体而言，东亚最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工业化以及后工业化是否正在或已经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本文将利用最新的问卷调查数据来证明，在儒家文化影响范围内的东亚社会，我们能否观察到从现代和物质主义观念逐渐向后现代和后物质主义观念的转变。更进一步来说，如果这种变化确实在发生，那么它们对东亚的政治前景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有后现代观念的人真的会更加拥护民主、更加宽容以及更加倡导环保等重要社会目标吗？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开始着手对数据进行研究。
一、儒家社会的现代价值观与后现代价值观
这项研究基于2006年第四次“亚洲晴雨表”调查（Asia Earometer）。该研究由日本中央大学政治学系猪口孝教授主持，自2002年开始对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观念和意识形态进行抽样调查。2006年进行的一波调查包含在六个东亚儒家社会（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越南、新加坡）的各自1 000个调查样本，以及东亚乃至全世界最大的儒家社会——中国大陆的2 000个样本。[4]这七个儒家社会的情况为我们检验现代化理论、后现代化理论、价值观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政治有何影响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一方面，这些社会共同的儒家历史文化传统使我们可以控制研究中的文化因素和历史背景因素；另一方面，这几个社会之间的现代化和后现代化水平各不相同，这为我们提供了我们研究的主要自变量即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取值。事实上，这七个儒家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可以被分为三类：正在现代化中的国家（中国和越南）；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以及进入后现代阶段的国家和地区（日本和中国香港）。因此，在我们的样本中，有2 000个被调查者生活在后现代社会（日本、中国香港），3 000个被调查者生活在现代社会（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3 000个被调查者生活在正处于现代化中的社会（中国、越南）。
二、从追求成就到追求享受
早期文献（如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是有层次的。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发现，在不同国家中，人们的生活目标很可能各不相同：一些国家的人关注生存的基本需要，一些国家的人重点是要取得物质成就，还有些国家，公民主要想争取实现自我表达和自由独立。在亚洲晴雨表研究中，有一个问题是询问被调查者如何对不同的“生活方式”进行排序。这些生活方式包括从前现代一直到后现代的不同选择。有的关注生存，比如有足够的食物和舒适的住所。[5]这些是最基本的人类需要，在这些目标没有实现之前人们无法奢望实现别的目标。有的关注物质价值，比如赚足够的钱、获得成功以及取得很大的成就。这些是英格尔哈特早些时候所说的“获取性”价值（acquisitive values）和中产阶级价值。它们也可以说是为韦伯所称道的促使欧洲工业化时代开始的“新教伦理”（Ronald Inglehart，1971）。我倾向于称它们为“成就”价值，它们反映了个人想在物质上和社会上获得成功的欲望。在东亚，也可以说这些价值正是儒家传统的一部分。正是这样的传统使勤劳、上进的东亚人民（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快速实现了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调查中的选项也包括享受、表达以及精神追求等生活方式。这些方式反映出当人们满足基本物质需求甚至超越这一需求后产生的世界观。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人们把享受、自我表达以及权力感（empowerment）看得比满足物质需求更为重要。我称它们为享受优先。有关文献认为，当社会度过了高速发展、快速扩张的工业化，进入更为轻松和享受的后工业化阶段时，这种价值观就有可能出现。[6]
对这一问题的各个选项进行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上述对人们看待不同生活方式的概括是正确的。那些看重“获得更高收入”的人也更有可能看重“在工作上获得成功”、“拥有许多漂亮值钱的东西”以及“更有名气”；那些强调“享受娱乐活动”的人更有可能强调“和他人有交情”、“欣赏艺术和文化作品”以及“表达个性或是发挥才智”。我将这两类生活目标列入表1，并把第一类叫做成就组，第二类叫做享受组。
表1 基本生活方式的变化：生存—成就—享受
资料来源：2006亚洲晴雨表调查之问题9。
然后我分别把成就组和享受组里的四项内容相加来计算成就指数和享受指数，最低分是0，最高分是4。如果到目前为止的推理是正确的，那么从这七个儒家社会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社会越现代，[7]人民越会强调享受、幸福、自我表达等，则全社会调查所得的享受指数的分值就越高；（2）社会越现代，成就、获取、物质所得等在人的生活中的重要性就会越低，所以全社会调查所得的成就指数的分值就会越低。也就是说，当社会进入现代化时期以及后现代化时期之后，人民由看重成就和物质所得转为看重享受、幸福、自我表达等价值。
这七个儒家社会的平均成就指数和享受指数证明了这两个假设。如果我们使用联合国计算的“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每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日本是这七个社会中最现代／后现代的，紧随其后的是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以及中国台湾，依次排序，中国大陆和越南的现代化程度最低。[8]而根据亚洲晴雨表调查数据计算，日本的享受指数得分最高。在0—4的享受指数中，日本的平均得分是0.79，然后是韩国（0.63）和中国香港（0.48）。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都是平均0.47，越南最低（0.30）。这似乎证明了关于“社会越发达人们享受倾向越强”的假设。[9]中国大陆的调查样本略微偏向城市人口，因此中国大陆的享受得分（0.471）比中国台湾（0.465）还要高一点。如果大陆的调查样本更有代表性一点（即包括的农村样本接近实际的比例），则大陆的享受指数平均得分应当略低于台湾。因此，在中国的大陆、香港、台湾之间，基本上也是越发达的地区，公民的享受指数得分也就越高。
图1 成就倾向和享受倾向的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2006年亚洲晴雨表调查之问题9的数据绘制。
同样，成就指数也显示出越发达的社会越不强调成就取向的特点。这七个社会中，日本的平均成就指数得分最低，4分中得分0.16分，而越南得分最高（0.85）。图1标示出了这七个国家和地区的这两个指数的平均值。如果我们把新加坡排除在外，那么根据另外六个的情况可以大致画出这样一条线：一个社会的成就倾向下降，它的享受倾向反而上升。这和目前为止的推理是一致的：人类发展（也就是现代化和后现代化）导致成就和获取倾向的下降，同时使享受和表达倾向上升。新加坡的特殊之处在于：当人类发展导致成就和获取倾向下降时，并没有带来享受和表达倾向的明显上升。
三、对“现代”价值观和“后现代”价值观的综合衡量
当然，人类价值要比以“成就—享受”为特点的演变复杂得多。但是我们可以将其作为研究的重点来考察当一个社会的现代／后现代水平提升以后个人与社会价值是如何变化的。尤其是，由于儒家社会有通过勤奋努力获得个人成功的悠久历史，是否能发生向“享受”转变会告诉我们“后现代”价值观转变是否仅仅适用于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它还会告诉我们，不同的政治文化是不是相互关联的，跨越不同文化地区的相似演变是否确实存在（Elondel＆Inoguchi，2006）。
为了更加全面地衡量“现代价值观”和“后现代价值观”，我们可以将其他的价值尺度考虑进去。特别是诸如为孩子设立的生活目标、如何看待接受教育的好处以及希望孩子具备什么样的品质等都能反映出一个人是如何看待“成就”和其他现代价值观的。同时也能反映出其对“享受”、“表达”和其他后现代价值观的偏好程度。此外，一个人能否容忍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不喜欢的人也是观察其是否具备后现代观念和更具宽容性的重要指标。这可以通过对同性恋的包容程度来衡量。[10]最后，一个人是否认为自由言论和个人权利比物质安全更重要，也是后现代价值观的主要指标（Ronald Inglehart＆Eaker，2000；Ronald Inglehart＆Welzel，2005）。这可以通过亚洲晴雨表调查中关于对自由的多种渴望这一问题来衡量。这些尺度如表2所示。
表2 “现代”价值观指数和“后现代”价值观指数
资料来源：根据2006年12月5日亚洲晴雨表调查的因素调查构建。
图2 现代价值观和后现代价值观的关系
因此，通过对表2中各组变量的因子分析，我构建了“现代价值观”指数和“后现代价值观”指数。[11]构建了这两个复合性标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7个儒家社会各自的现代价值观和后现代价值观。为了显示人类发展与这两个价值尺度之间的关系，图2描绘了这两个标准的社会平均值和每个社会的人类发展指数。
图形显示，日本、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民众的后现代价值观最强，新加坡和越南最弱，韩国和中国大陆居中。在现代价值观方面，中国台湾、越南和中国大陆这几个现代化程度相对较低的社会的现代价值观相对较强，而日本、韩国、新加坡的现代价值观则较弱。图形同时显示，当社会向后现代发展时，它的现代倾向有可能变弱。下面我们对这种变化的趋势进一步进行检验。
四、从现代价值向后现代价值的转变
为了检验人类发展水平（即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水平）是否会对人类价值观产生影响，我们可以采用两种方法进行检验：第一种是考察在不同社会中，人类发展水平与现代价值观和后现代价值观水平之间的关系。第二种是研究个体层面的相关数据，考察人类发展的某些因素（比如接受教育）是否会对现代价值观和后现代价值观产生影响。
图3-1 人类发展水平和全社会现代价值观水平的关系
图3-2 人类发展水平和全社会后现代价值观水平的关系
图3-1和3-2描绘了本文研究的七个儒家社会中人类发展水平和现代价值观以及后现代价值观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严格的线性关系。图3-1显示，在人类发展的相对较低的阶段，社会的现代价值观似乎并没有随着人类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发生变化。这可能是因为现代价值观比如成就、物质所得以及勤奋本身就是早期人类发展的一部分。这样的价值观能促使社会提高经济水平。但是一旦人类发展达到更高阶段，人们便开始抛弃（或走出）现代价值观。因此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越南、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三个社会之间，随着人类发展水平的提高，现代价值观的强度保持平稳而没有增加。但是当社会发展水平超过中国台湾时，现代价值观的强度便开始锐减。
在后现代价值观方面，图3-2清晰地显示：当人类发展水平提升时，民众的后现代价值观明显地加强。当社会发展达到较高水平时，人们似乎比较容易接受诸如享受、表达、权力感等一些后现代的观念。而且，正如图中曲线的斜率所示，在人类发展水平的较高阶段，价值观变化的速度也相应加快。
以上是以整个社会作为分析单位。由于本文只考察七个社会，所以样本数目太小，可能影响结论的准确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以单个人作为分析单位。在个人层面，我们可以比较处于不同教育层次、从事不同职业、不同经济状况的人们所持有的不同现代价值观和后现代价值观强度。为了节省篇幅，这里我仅以后现代价值观为例。至于现代价值观，总体上来说它的情况与后现代价值观正好相反：当后现代价值观上升时，现代价值观就会下降。或者可以说，后现代价值观出现，逐步代替了社会中的现代价值观。
图4-1 受教育水平和后现代价值观的关系
图4-2 收入水平和后现代价值观的关系
在个人层面，现代化和人类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它意味着有更多的人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更多的人有更丰厚的收入，以及更多的人从从事农业行业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正如图4-1和4-2所示的那样，在这七个儒家社会中，教育水平更高的人明显有更强的后现代价值观，收入更丰厚的人也同样如此。我还发现，在职业方面，那些从事制造业和城市行业的人明显比在农村环境中工作的人有更强的后现代价值观。从事知识产业（如服务业、管理业以及专业领域）的人确实有着最“后现代化”的世界观。[12]这些发现论证了这样一个观点：人类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如高等教育的普及、工业化以及后工业化、收入的增长）确实使更多的人有更强的后现代世界观。
在过去，人们将电灯、电话、电视和其他物质产品作为现代化水平和后现代化水平的标志（中国大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现代化”的憧憬就是所谓的“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前苏联列宁时代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也是“苏维埃加电气化”）。而在21世纪，现代化水平／后现代化水平和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则是因特网的使用。将因特网的使用作为现代化和人类发展程度的指标的好处在于，它往往与人们的现代化／后现代化生活在许多方面（比如收入水平、教育水平、信息渗透度、一个人的工作性质是知识密集型还是劳动密集型）都有联系。因此通过观察人们使用因特网的程度来考察人们所具有的不同后现代价值观，可以进一步证明现代化／后现代化是否能够带来后现代价值观的上升。
图5 因特网使用程度和后现代价值观的关系
图5显示了不同程度的因特网使用者具有的后现代价值观强度。这七个儒家社会中的民众可以被划分为五类，从根本没有接触过因特网到几乎每天都要使用因特网。很明显，那些使用因特网更多的人同样也是具有更强后现代价值观的人。当然这并不是说因特网使人们变得更加后现代化（虽然这种作用也应当是有的），更重要的原因是，使用因特网多的人同时也是受教育多的人、从事知识密集型工作的人以及收入较高的人。换句话说，从社会经济角度来看他们是社会中最“后现代化”的部分。因此他们在世界观和价值观方面也是最“后现代化”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五、后现代价值观的政治意义
上文试图说明，随着一个社会的经济水平进步、教育水平等的提高，“后现代”价值观也随之上升。那么，这种社会上价值观的变化，对政治有何影响呢？公民的价值观念及其变化对民主政治的影响是政治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远可以追溯到柏拉图，近可参考维巴（1965）的研究，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研究更是汗牛充栋。对于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带来的公民价值观的转变，学术界各种发现中最有趣的一点是，这种转变通常意味着公民会变成“爱批评的公民”（critical citizens）（Norris，1999）。所谓爱批评的公民，会通过以下两个渠道影响民主政治的建立与完善。第一，他们的民主诉求较高，比较愿意主动要求民主权利、参加抗议活动（如请愿、示威等）（Dalton＆van Sickle，2005；Flanagan＆Lee，2000；Wang，2005；Welzel，Inglehart＆Klingemann，2003）。这样，在非民主政权下，如果社会中的爱批评公民达到一定的数量，他们就可以在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中发挥直接的作用，比如1989年前后的东欧、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台湾和韩国（Catterberg，2002；Ronald Inglehart＆Welzel，2005）。在已经实现民主化的社会中，爱批评公民的存在有利于政府继续改善民主体制的质量：公民对政府持续的压力和对政治的参与能够促使民主政治高质量地运转（Welzel，Inglehart＆Deutsch，2005）。第二，这样一些公民有可能催生有益于社会发展的政策，例如反腐败、公平施政、宽容度以及包容度、性别平等和环境保护（Gibson，1996；Ronald Inglehart，1995；Ronald Inglehart＆Norris，2003；Nevitte，1996）。这样，有强烈后现代价值观的公民通过促使政府制定有益于社会的政策，从而改善民主质量（或政府的善治水平）。
这里，我对如下假设进行了检验：
后现代价值观念较强的人：
（1）更有可能参加请愿；
（2）更有可能参加示威；
（3）更支持民主政府（相对于专制型的政府而言）；
（4）对民主权利有较强的要求。
在政策要求方面，后现代价值观比较强的人：
（5）更支持包容性的政策；
（6）更支持环保政策；
（7）更关注政府的不称职行为，比如腐败。
因变量的定义和计算
在以下多元变量的分析中，因变量是这样计算出来的：
（1）请愿：如果被调查者曾经在某次请愿活动中签过名，或虽然没有这样做过，但表示将来有请愿活动时他（她）有可能会支持的话，该个体请愿这一变量得分为1；否则其得分为0；
（2）示威：如果被调查者曾经参加过某次示威或游行活动，或虽然没有参加过，但表示将来如有示威游行活动时他（她）有可能会参加的话，该个体示威这一变量得分为1；否则其得分为0；
（3）支持民主政府：此变量由被调查者愿意接受民主政治体制的得分（1到4分）减去愿意接受没有议会或选举限制的强力领导人统治的得分而算出；
（4）民主权利诉求：此变量由被调查者对公民所享受到的投票权是否满意、对公民能否参加各种组织的权利是否满意、对公民能否举行集会和示威的权利是否满意、对公民享有的对政府工作和职能的知情权是否满意、对公民享有的言论自由权是否满意、对公民享有的批评政府的权利是否满意等六个方面，用因子分析得出。
关于公民政策偏好的变量是这样计算出来的：
（5）包容性：此变量测量被调查者是否认为中央政府不应禁止外国劳动力进入本国工作；
（6）环境保护：此变量测量被调查者是否认为政府应该在环保方面做得更好、是否认为政府应该在环保方面投入更多经费等，通过因子分析形成；
（7）对腐败问题的担心：此变量测量被调查者是否认为政府里的腐败问题应当引起严重关注。
实证分析结果
在研究过程中，我把“后现代价值观”和“现代价值观”（此二变量的构成如表2所示）作为自变量，把性别、年龄、收入、教育和国别作为控制变量。对某几个方程，我也将政治不满度（用因子分析计算得出的综合考察调查者对政府处理经济事务、政治腐败、人权、失业、犯罪以及公共服务质量等方面工作的满意程度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另外，如果因变量是二元的（即因变量可能取值要么为0，要么为1），我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其他情况则使用最小二乘法线性回归估计。表3显示了对假设（1）至（4）进行检验的结果。
表3 对假设（1）至（4）进行检验的回归结果
✽α＜.05 ✽✽α＜.01 ✽✽✽α＜.001 aα＜.1
b Nagelkerke R Squares are reported.
c没有找到相互关联
资料来源：2006年亚洲晴雨表调查。
因变量：
请愿：被调查者是否愿意在请愿书上签字以改善状况的两分变量；
示威：被调查者是否愿意参加合法示威的两分变量；
支持民主：被调查者支持民主政府反对威权主义的序数型变量；
民主权利诉求：被调查者对加强各种民主权利渴望程度的综合指标。
表3中汇报的回归结果清晰地显示：后现代价值观较强的人，显然是对民主支持度较高的公民。具体表现在他们更有可能在请愿书上签字以敦促政府采取行动；他们更有可能通过参加合法示威来表述自己的要求；相比于专制型的政府，他们更支持民主政府；他们的民主权利诉求比较高，认为言论自由和投票权等民主权利需要增进。通过回归分析，上文列出假设（1）至（4）获得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持。
表4 对假设（5）至（7）检验的回归结果
✽α＜.05 ✽✽α＜.01 ✽✽✽α＜.001 aα＜.1
b Nagelkerke R Squares are reported.
c没有找到相互关联
资料来源：2006年亚洲晴雨表调查。
因变量：
包容性：被调查者反对政府限制外来劳动力政策；
对环境保护政策的支持：被调查者在多大程度上希望政府更加关注环保政策的综合指标（由因子分析生成）；
反对腐败：被调查者是否将腐败看作一个严重问题的两分变量。
表4显示了对假设（5）至（7）检验的回归结果。我的原假设是，后现代价值观较强的人会比较关心有益于社会的政策。这里检验了三个政策领域。第一，后现代价值观较强的人更支持包容性政策。设计的问题是询问被调查者是否愿意接纳外国人在本国就业。数据结果显示，有现代价值观的人比别的人更反对政府限制外国劳动力在本国工作。与此相反的是，现代价值观较强的人，则倾向于支持对外国劳动力施加限制。第二，关于环境保护问题。现代价值观较强的人可能忽视环境问题，甚至可能认为，可以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加速经济发展。而后现代价值观较强的人则明确表示，环境保护应是政府的首要任务。第三，在腐败问题方面也存在类似差异。现代价值观较强的人没有把腐败问题看得十分重要。对他们来说，只要经济能快速发展，腐败问题算不了什么。但是对后现代价值观较强的人来说，他们把腐败看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他们要求政府对腐败行为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或是要求政府为遏制腐败进行必要的政治改革。
结 论
本研究从探索社会变革（即社会经历的经济发展过程、现代化及后现代化等）所引发的世界观变化开始，首先通过考察人们生活目标的变化，定义了一个从以生存为中心到以成就为中心最后到以享受为中心的世界观演变过程。在人类发展的现代化（工业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确保人们能生存下来，并且有能力追求成功和权利。而当社会由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迈进时，伴随着知识产业和服务行业的兴起，我们会发现现代化进程进入了一个“后现代化”阶段。社会进入这个阶段以后，人们逐渐不再热衷于追求物质上和社会地位上的成功。人们开始注重享受、自我表达以及权力感（empowerment）。
尽管这种生活目标或生活方式的变化可能与儒家勤奋节俭的传统相背离，但这是人类发展进入较高水平时自然发生的现象。虽然诸如热衷于取得成就的现代价值观对东亚经济的繁荣作出了贡献，但是后现代价值观的兴起或许会带来东亚另一轮的奇迹：民主在东亚的兴起。有较强后现代价值观的人强调享受和娱乐，但同时他们也强调个人解放与独立自由、包容、平等等。本文发现后现代价值观较强的人在政治上比较活跃，他们比一般人更积极地参与政治行动（请愿、示威等）来向政府提出要求。相对于非民主政府来说，他们更支持民主政府。他们对诸如投票权、组织参与权和对政府的监督批评权等政治权利的要求也比其他公民要强。
事实还不仅如此。后现代价值观使人们更关注有益于社会的政策。本文的回归分析发现，他们关注开放包容的政治经济政策，比如移民政策等。他们关注环境保护、政府清廉。正是基于这两个方面（即支持民主和良好社会），我们有理由期待，在人类发展水平更高的后现代化阶段，我们将看到一个更加民主和人性化的儒家文化圈中的东亚。所以，人类发展的必然过程是，现代化解决了人的衣食住行。而后现代化阶段，必定是社会成员倾向于平等、自由、民主、公平、包容的社会发展阶段。到那时，东亚就真正成为儒家先哲所构想的那个人人有所养、人人皆自由、人人共和谐的大同社会。
（王正绪，英国诺丁汉大学现代中国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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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感谢日本中央大学猪口孝教授邀请我参加“亚洲晴雨表”项目，使得本文得以完成。
[2]但是，就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现代”与“现代性”究竟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人们还将继续争论下去。
[3]在政治文化研究中，尤其是关于民主态度的研究中出现了许多重要著作。但是本文的侧重点在于民主态度的“变化”方面，一些十分有意义但与此并不直接相关的著作在此没有涉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Dalton＆Ong，2005；Diamond，1993；Rose＆Mishler，1996；Rose＆Shin，2001；Shin，2007）。
[4]所有这些样本都是随机选择。关于该研究的详细信息，请向AsiaEarometer总部联系（www.asiabarometer.com）。
[5]在早期关于非洲的调查中发现，拥有足够的食物和住所是前现代社会的当务之急，人们将优先权赋予那些与生存密切相关的生活目标（Kotze＆Lombard，2003）。
[6]如前所述，英格尔哈特（Inglehart，1997）最早称其为“幸福”价值，后来改称为“自我表达价值”。
[7]由于越是后现代的社会在三种类型的社会（正在进行现代化，已经实现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中越是最现代化的，因此在本文中，“越现代”等同于“越发达”。
[8]这些社会最新的“人类发展指数”是：日本0.949，中国香港0.927，新加坡0.916，韩国0.912，中国台湾0.910，中国大陆0.768，越南0.709。请参见2006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http：／／hdr.undp.org／hdr2006／statistics／。查询日期：2007年3月2日。台湾的“人类发展指数”由台湾当局统算。
[9]奇怪的是，虽然新加坡在“人类发展指数”中排名第三，它的享受得分却是最低的（只有0.25）。因此，新加坡的例子与现行假设相矛盾。
[10]“宽容”是后现代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尺度。通常情况下，可以通过一个人是否自愿容忍与自己不同的社会或种族群体（比如同性恋）来衡量。参见Inglehart（1997）。
[11]关于要素分析的细节（比如要素负荷）可向本文作者索取。
[12]为了节省篇幅，关于职业类型和后现代价值观的关系在此不再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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