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的缘起、写作的意义和解决的问题

一、研究的缘起

中国从1911年辛亥革命迈入现代国家以来，面临着两个特别重要的任务：一是如何把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起来；另一个是如何建设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的民族国家。这就需要研究对于我们这样的后发展中国家到底需要何种国家自主性、如何确保国家自主性得到有效实施？围绕为什么构建现代国家、何为现代国家和如何建设现代国家三个核心问题，国人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历程：为了抵制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侵略，拯救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王朝危机，梁启超传播公民民族主义和最先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围绕以民族国家为目标的国族构建成为国人的共识，也即必须找到能够凝聚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辱的共识基础，作为政治屋顶的民族国家这一最大的政治共同体成为共同奋斗的目标。在多种政治力量角逐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被历史所选择，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导性政治力量，通过政治动员和资源吸取把全国统一起来。尽管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在形式上已经走上民族国家的道路，但实际上一个政治成熟的民族国家还远没有构建起来。尽管经历60多年的国家建设，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国家何去何从，国家到底该发挥何种作用，成为当今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培养国家自我反思平衡的理性能力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即我们需要一个强大自主的国家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被奴役的境地，同时也需要规训国家，使国家这个利维坦怪物能够受到制约，而发挥其积极主动性，更为根本的是需要国家自我规约自身的行为，并使之制度化。当然，也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由于害怕国家，而尽可能少地保留国家，甚至要求国家退却，认为与其视国家作为道德的化身而依附它，不如从个人利益和个人自主性出发来形成秩序的竞合，国家只要保持道德中立，成为多元主体竞争的平台就行，相信市场通过自由竞争就可以增进财富的增长，社会通过自我管理就可以积累社会资本、培育社会秩序，通过市场的自发秩序和社会的自治就能赢得良善的政治秩序。如果能够通过这么简单的国家与市场二分、国家对社会的放手，甚至不需要国家就能把复杂的国家治理问题给解决了那是最好，而事实并非我们想象得那么美好，国家内部充满了矛盾纠纷，区域冲突杀戮不断，国际社会也不太平，等等。这也就必然引发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国家怎么可能与道德无涉，又怎么能与市场、与社会分割得开呢？我们不能在推论的假命题上思考问题，而是要正视当前问题的关键所在，无论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广大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国家权威和国家自主行动都是必不可少的。发达国家在迈向民族国家之初，也是以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起家，即使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也仍是以本国利益最大化实施双重标准，国家是国际社会最基本的竞争单元；就本国经济危机而言，国家救市的干预力度也越来越大；进入福利国家阶段，国家分配正义也喊出了时代最强音。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混乱的秩序面临着整合与重建，资源要素的重组和市场秩序的构建，人力资源的培育和社会的有机动员等等，都需要优先完成国家的构建。国家构建的失败是后发展中国家难以摆脱落后的关键所在。因此，我们赋予国家具有垄断一切暴力机关的权力和具有强大的自主行动的合法性，也是国际社会最基本的政治单元，是解决对外主权和对内治权的基石。这是因为国家代表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能够从全局上考虑问题，尽管国家权力行使有趋恶的可能性，国家也是“一种必要的恶”，先赋权给国家，然后规约国家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也即是说，强调国家自主性并不一定就是国家主义者，并不一定就是盲目把国家权能无限放大，而是恰恰需要限制国家，更为根本的是国家要有自我反思和约束的能力。因为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和赢得民众的深度心理认同和拥护，只有具备自我反思能力和自觉把权力的获得与行使纳入制度化约束的渠道中来，处在制度化装置中的国家才能约束和驾驭国家机器以及具有私利的官员。以此来观照我国，把中国一百多年来现代国家的构建和建设作为研究对象，如何客观公正地看待国家？何种国家自主性有助于促进中国国家建设的转型和持久的繁荣稳定？这构成本研究思考的出发点，也是展开本研究的主要目的。

二、写作的意义

我们以往对国家为恶的可能性保持高度警惕，对工具主义国家观的认识比较多，而对国家的自主性认识比较欠缺。随着现代国家干预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都越来越大，“最小国家”和“国家退却”理论对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难以站得住脚，更何况对于我国这样一个超大的、转型的、后发展中的国家，国家引导的政治发展是其显著特征。总结国家自主性经验，澄清国家自主性认识误区，探索国家自主性的内在规律，如何从国家自主性的视角来反思国家自身，现代国家如何完成自主性构建、如何有效地自我约束，达成现代国家的内在平衡，为国家自主性观念和行为的合法性依据提供理论证明，也为现代国家的自主构建提供理论依据。而且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一代领导集体把依法治国理念发扬光大，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三个方面对国家建设做了全面统筹规划，习近平总书记也重点谈了“统治”与“治理”的差别，不少学者认为“治理现代化”是我国国家建设的“第五个现代化”，也是正面回答“谁来治理治理者”的难题，这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正确处理好国家建设所取得成绩和不足。改革已经进入到深水区，一方面肯定我们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方面取得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另一方面也从党员干部和政府内部抓问题、治腐败和定规章，把对公共权力的行使纳入法律约束和民众监督之下，落实狠抓“八项规定”、“老虎”和“苍蝇”一起打，从严治党，打造廉洁公正的政府形象，敢于向掌权者自身发起挑战，国家越来越转型到法理型权威之上，依据现代化逻辑来探寻现代国家的执政规律。（2）正确处理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如何搞现代化，新一代领导集体在继承前几代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经验之上，进一步完善和发扬光大，也没有完全照搬西方的路径，而是在吸纳人类政治文明的基础之上，寻找“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之间的共通性而不是对立，求同存异，在融入全球社会的进程中保持民族国家的自主性，探索和建构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国家发展模式，从而走出“依附式发展”的困境，同样又不孤立自我封闭，以更加开放自主的心态迎接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3）正确处理好集中与分权之间的关系。集中是分权的前提，如果在国家连基本的政治共识和国族认同都不能统一的情况下，去强调所谓地域的、族群的分权，结果只能是把国家推向更加水深火热的境况之中去。只有把国家基础性权力集中起来，才有谈分权的必要，只有国家通过分税制改革有能力把公共财政集中收支，才有再分配的可能。处理好集与分的关系也是化解“国家悖论”的关键，对于新一代领导集体而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基本政治共识上越来越加强集中，增强国家在价值凝聚和政治整合方面的能力，而又积极推进行政分权和市场分权的改革，为行政国家痩身，对市场的认识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的转变，对社会组织的监管也越来越从原来的行政审批走向行业登记，从而使国家在该集中的地方更加集权，加强顶层设计，而在该分权的地方越来越让经济权力来整合，让社会权力得到回归，从而理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西方所鼓吹的“国家退却”。（4）正确处理国家自主性与社会自主性之间的关系。新一代领导集体更多的是通过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来凸现国家自主性，从社会民生出发做一个反应灵敏和回应及时的能动性国家，既高度重视广大民众积极参与民主的作用，又充分调动起共产党人群众路线的精神真谛，“下马观花”、主动采集民意，以保民生政策全面、科学。国家治理的主体也不仅仅是党和政府，而且包括民间社会组织和有能力的个人，协同治理和合作共治成为最流行的理论时尚，国家治理的工具也由原来的单一行政强制走向更加多元的金融财税和司法的宏观调控，选择组合拳，追求更好的治理绩效。等等。通过以上努力使国家自主性更加彰显，从而也使得新一代领导集体不仅赢取了民众广泛的政治认同，而且在国际社会也赢取了高度的赞誉和声望。

本研究主要立足于中国迈向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百多年的历史资料，分析选择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然性、国家主导发展模式的经验，以及如何进一步完善国家的自主性，从革命的逻辑走向建设的逻辑，基于现代化建设调整政策议程设置，国家能力建设经历从资源吸取能力到供给公共服务能力再到提升制度建设能力的变迁，即把国家权力行使纳入制度化的渠道中来，从而使现代国家的建设走出困境，走向更加稳健的未来。

三、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以中国迈向现代国家一百多年的国家建设作为考察的对象，探讨为什么中国必须构建政治成熟的现代民族国家？在后发展中国家构建成熟的民族国家为什么需要发挥国家自主性？国家在发挥自主性权力行使过程中又存在哪些问题？我们到底需要何种国家自主性？这些构成我们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提纲主要从影响国家自主性的几对关系着手，也即是以推进和完善国家建设的几大要素作为考虑的基点：（1）国族构建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2）国家自主性与政党自主性之间的关系；（3）国家自主性与人民民主之间的关系；（4）国家自主性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5）国家自主性与社会建设之间的关系；（6）国家自主性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以融入与自主的姿态处理好现代国家与国际关系。以中国现代国家百年来的建设历程作为史料依据把这六对关系串联起来，这六对关系也是按照一定的时间序列先后推进中国的现代国家转型和国家建设。因为其一，迈向现代国家的中国首当其冲是要完成对外的民族独立，对内的族群整合，如何完成国族构建走向政治成熟的民族国家，国家与民族的关系成为首要考虑的问题。其二，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地位是历史选择共产党建立起来的，共产党成为主导性的政治力量领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也就必须纳入考察的视线之内。其三，国家的民主化建设是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和目标所在，只有以人民民主来配合政党主导的党内民主，才能起到既约束政党又约束国家的目的。其四，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最突出的贡献是在经济成就上，所谓的“中国模式”的内涵也多是从经济方面进行的总结，国家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关系如何摆正也构成对我国改革开放进行反思的重要议题。其五，国家构建和国家建设的终极目标还是为了服务于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这也越来越被国家领导高层所重视，国家建设的重心开始向社会建设和分配正义上转变，国家统治能否获得持久合法性的关键也在于安居乐业的社会建设上，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互促关系构成未来长期的政治议题。其六，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不是孤立于世界，尤其在一个全球化联系更加密切的时代，如何融入全球化，又如何保持国家的自主性，这也要求我们必须拓展视野，过去我们已经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现在更应该在参与和学习的过程中，找到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取得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应有的地位。通过对这六个主题的研究正好把一百多年的现代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历程串联起来，立足于历史的文本解读，找到国家构建和国家建设的逻辑，探究后发展中国家到底需要何种国家自主性。整个研究的内在逻辑如下图所示：

从上表也能够清晰看出本研究的核心结论：通过建构性自主、反思性自主、嵌入性自主和无为性自主四种路径来构建国家自主性。因为其一，对于国家基础性制度和结构而言，需要国家自上而下的政治屋顶的构建，主导性政治力量（政党）的观念创新和制度变迁也直接影响到国家建设的序列，在这两个方面，建构性自主的特色比较鲜明。其二，无论是主动接受人民民主的政治参与对国家权力运行的监督，还是被动地对国家经济建设积累弊端的反思，只有把国家的行为纳入制度化规约的过程中来，把人民监督、经济分权和国家自我规约结合起来，才不仅不会削弱国家自主性，反而会增强国家自主性能力。也即是说，在这两个方面，反思性自主才能够更好地彰显国家自主性。其三，后发展中国家一方面需要国家自主性完成国家权威的积累和国家能力的建设，另一方面国家自主性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制力量，也不是孤立于世界来谋求自我发展，绝对封闭的国家自主性只会伤害到国家自身，因此，无论是国家对社会的治理与建设，还是国家融入外界的全球化进程，只有嵌入社会和融入全球，才能更好地取得治理的绩效，在这两个方面，嵌入性自主的特色比较鲜明。其四，强调国家自主性能力并不是把国家理性推向狂妄，对国家理性所不及和结构性无知的领域保持无为而治，一种敬畏与谨慎的心态有助于防范国家权力恶性扩张，也可以说无为性自主构成国家自主的最高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