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末民初的变革诉求及努力
清末民初的大变革被不少人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时局的变幻，各路精英纷纷表达不同的看法，晚清内部政治精英首先是洋务派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以为通过学习西方技术就能拯救清政府内部危机。然而，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面对外部列强的坚船利炮不堪一击，除了积累个人的军事实力和派系政治，与国家并无补益。维新派已经意识到政治制度不如人，开明的君主在认识上也开始从“天朝帝国”的唯我独尊的地位走向“万国之一国”的忧患意识，积极推动君主立宪的改革，开始要求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尤其是20世纪初，清廷内部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开始实施清末新政以挽救残局，派重臣出洋考察、学习西方的君主立宪制、重组内阁、修订清末法律。尽管有不少学者认为“清末新政”是一场政治骗局，但也有不少学者给予其较高的评价，认为其已经把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作为目标，如“清末新政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在理念上已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即不再固守用传统的宗藩关系实现秩序和谐，而是试图建立一个将边疆与本土融为一体，更具凝聚力、竞争力的现代民族国家” [1]。芮玛丽（Mary Wright）、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等也曾指出，清末新政是在“民族主义”以及“现代化”的招牌下进行的“民族国家建设” [2]，期间推行的如建立新式学校、实行财政改革、创建警察和新军、划分行政区域、建立各级“自治”组织等活动，与此前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在封建王朝体制下救亡图存努力的重要区别：在于它突破了“中西体用”之辨，寻求建立“民族的国家”，这是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全新命题。简单而言，就是清廷在最后时光已经认识到从传统国家走向民族国家的转变是时局的必然。而目前比较通行的认识是中国迈向现代民族国家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的，可见，这种认识把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提前了，其中也不乏合理性。因为清末也进行了非常具有现代性的“预备立宪”和颁布《宪法大纲》，试图改变传统国家形态并构建近代国家形态的首次尝试，“清政府以《宪法大纲》为依托，并依靠《宪法十九条》来提升议院地位，抑制军权，推动中国新的政治中心的构建，对国家和社会基层的整合，对于近代社会的成长及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3]。但是清政府的改革并没有改变走向衰败灭亡的命运，以构建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清末统治者由于难以提供整合国家的实力、中央政府也越来越难以控制地方的分化和抵制，因而清末新政难以推进。因此，有人评价“清末新政是对单一认同的追求，既非中国的历史传统，也未成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它只是特定时代对欧洲国家的简单模仿”[4]。
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内地各省也纷纷宣布独立，庞大的帝国也就坍塌了。1912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建立了中华民国，学习美国的总统制和民主共和制，但由于列强的瓜分、帝制的复辟和军阀的混战，内忧外患的动荡时局，使假民主、假共和当道，民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也使孙中山认识到靠借助外国列强的力量搞均势、借助军阀打军阀都是权宜之计，没有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和巩固，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坚强缜密的政党都不足以建立起强大的现代国家。
二、清末民初国家构建失败的原因分析
（一）如何看待传统？清廷内部的改革派坚持在传统框架内进行改良，甚至在复古守旧的道路上越陷越深，使“新政”流于形式，而激进的革命派要求彻底与传统决裂，又使现代国家构建缺乏文化根基。的确，关于“体”与“用”的争论或明或暗在近代中国一直存在。尤其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国人对传统文化极其不自信，这种文化的不自信影响是深远的，直到当今，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也构成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对待传统要有自信，但也不能固守，更不能盲目自信，寻找虚假的优越性，因为传统也是演进中的传统。诸如在民族国家构建的近代中国，有人认为在西方民族国家产生之前，中国已经有国家观念，不需要像欧洲那样改变国家结构也能从帝国内部生长出现代民族国家。殊不知，传统中国的国家观念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概念尽管称谓相同，但实质内涵已经发生了本质区别，传统国家与臣民的臣服关系与现代国家与公民的契约关系不能同日而语。清廷内部的改良派就是对传统文化过于自信，没有意识到这次“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蕴含的现代转型的伟大意义，仍以为还仅仅是传统封建社会内部的一次波动。到清帝国已经注定失败的最后时刻，尽管中央朝廷也开始尝试民族国家的新政，准备以现代民族国家来实施变革，但还没来得及通过地方的自治、议会的运转和法律的实施来塑造现代国民，皇权秩序就土崩瓦解了。然而，代表革命反抗的新兴力量决意要对中国社会全面改造，也的确加速了传统中国的解体，推进了现代国家的进程，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势单力薄，广大民众的理解和认同度非常有限，再加上最后走向激进的民族主义（反帝排满）和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相结合，使得在革新和革命的道德高地下摧毁了人们文化和精神的根基，奋斗的目标和价值的共识都比较模糊，这也使时局更加混乱。
（二）当时国内政治力量的博弈既没能形成均势，也没有形成新的具有主导地位的阶级力量。在亡国灭种巨大的危机面前，封建朝廷内部一些锐意革新的少数派为了拯救没落衰败的大清帝国，尽管我们不能简单地推断清末新政仅是掩人耳目的骗局，但也不能不对其为何昙花一现深刻反思：尽管大清帝国摇摇欲坠，但守旧的势力远远超过变革的力量，更何况又容易犯政治幼稚的错误，在“中体西用”的支配观下，以为通过对西方的制度移植就能立竿见影、解救危局，事实上，席卷世界的西方殖民扩张的狂潮是想彻底把大清帝国挤垮，作为奴役的对象，在内外夹击的夹缝中生存的变革力量难以持久就是必然的结局了。而革命派带来的影响并没有深入到民众，仅是少数先知先觉者意识到变革的必要性，缺少绝大多数国民的觉醒和造势，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没法利用民众的力量，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又极其薄弱，难担重任，只能利用外国的均势和国内军阀的平衡来艰难维系革命的成果，而外国列强又以尽可能掠夺和瓜分中国为目标，不可能期望中国的变革成功，军阀也都为了划地为王、扩大自己的地盘，实际上，根本没法依赖他们来帮助构建起稳定的政治秩序。只能是一次次被旧势力和强权攫取革命果实，上演一幕幕假民主、假共和的闹剧。
三、清末民初国家构建留给我们的启示
（一）寻求现代的治理变革没有错，但也不能缺少文化传承延续下来的固有根基。经历清末民初传统与现代的激烈碰撞，作为舶来品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和治理结构战胜了传统相对松散的国家结构，固守传统，甚至复古肯定是不行的，作为维系变法先驱的康有为广游世界各地，很早就已经意识到现代民族国家是世界的大趋势，但面对汹涌的革命势力，他的思想越来越保守复古，也导致学生梁启超与其思想的分裂。但一个令人吊诡的地方在于，对现代国家的构建又必须根基于本国的国情和传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民族国家建国的经验，必须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大框架之下，探索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改造的可能性，找到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中国文化的根基，成为中国道路能否以鲜明的特征长存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的重要的努力方向。目前，这一问题越来越突出其重要性，因为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100多年的现代国家构建历程，中国的确在经济增长速度和整体国家实力上令世界所瞩目，国家治理的有效性部分地支持着现代国家体制的正当性。然而，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传统文化在很多国民那里出现断层，物质国家的建设又必然依赖于牢固的精神文化提供持久凝聚力和国家认同的基础，而当前大多数人精神空虚、内心信仰出现危机。这也是越来越多的人重新意识到传统中国文化的价值并积极推进儒学现代化转换的原因所在。因为尽管有形的国家疆域和经济财富的增长构成现代国家的重要要件，但仅有这些还难以持久凝聚人们的政治认同，就必然诉诸人们深度的心理文化认同。而文化秩序又是一个自然演进的秩序，不能任意打断或创设。“以理性的民族主义也即国民主义、宪政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恰当平衡，追求建立一套具有内在稳定性、自恰性的优良治理秩序，这就是现代中国的正统。”[5]
（二）构建起一个政治成熟的现代政党或国家民族，依靠的是理性而不是暴力强制。革命可以立国，但不能建国。“马背上可以打天下但不能治天下”的道理很好懂。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的政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各自的意识形态必然是针锋相对的，都想通过鲜明的全整型的意识形态来取得革命的胜利，但更多是诉诸暴力去迫使对方服从，几乎不大可能展开理性的辩论，寻找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这也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之初的几十年一直持续的政党竞争和军阀混战的原因所在，国共两党尽管也尝试了两次合作，但都以失败告终。而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建设时期，如何形成一个政治成熟的国家民族和现代政党就显得尤为重要。政治成熟的显著标志就是：能够熟练驾驭理性政治谈判的武器，达成合作共赢的制度化框架，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规范矛盾双方的行为模式。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应学会有理、有力、有据地同其他民族国家相竞争，赢得国家社会正义的道德支持，不卑不亢、也不搞霸权，积极推进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化。对于国内而言，能否成为一个持久和民众所信赖的现代政党，也需要运用政治协商和妥协等手段。因为随着权利意识的觉醒，合理的利益诉求必然催生不同的利益主体，如何积极调动各种国家建设主体的活力和积极性，吸纳他们的良善建议和合理利益诉求，学会驾驭分权与制衡，这是对治国理政的主导性政党提出的必须正视的问题。把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还原给市场和社会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重大的建设成就也得益于这些分权化和市场化的改革。因为，事实上，在权力分享的同时也在承担义务和责任，看似分割了政治权力，而结果在这种权力共享机制的作用下恰恰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