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革命的逻辑来指导国家建设带来的后果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依然坚守革命的逻辑。对于以革命的逻辑来搞国家建设的做法引发很多学者的反思，其中姚中秋教授的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他认为：“20世纪50年代后，最为激进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在大陆获得支配地位。它与强大的国家结合，掀起了广泛的反传统的社会、文化、政治运动。既有的社会结构被摧毁，私人文化生活不复存在。国家剥离了所有人的其他属性，而使之仅以国民的身份存在；国家直接管理每个人，把每个人编入军队化的组织体系中，由国家统一安排其身体和心灵，为国家的繁荣做贡献。这样的国家形态具有最强大的行动能力，无论是对外、对内。但它也在很大程度上无法长期维系：它的财富、文化生产力都极其低下，这从根本上侵蚀着其存在的正当性。”[26]可见他的批评是非常尖锐的，但有一点是与上文对全能国家的反思相一致的，就是对于和平建设时期如何搞国家建设当时是没有经验的，仅把革命时期的经验照搬到建设时期是难以行得通的。尽管革命有助于推翻旧秩序，革命有助于把权力集中于国家，但是革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为了革命而革命就会充满暴力和血腥。我们在通过革命推翻一个旧秩序以后，还要考虑到如何构建一个新秩序，即优良的现代治理秩序。这里就必然存在一个从革命的逻辑向建设的逻辑转向的问题。因为革命的敌我划分、适用于革命紧急状态的动员与管制、还有革命的暴力性和破坏性等等特点，既不适应处理与外部国际社会之间的关系，更不适宜处理和平建设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诸如有不少学者把新中国推行的现代化称之为“革命的现代化”，非要以完全对立的现代化路径区别于西方的现代化不可，这是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延续。不但难以缓和解决国内外社会矛盾，反而加剧恶化了国家建设的生长环境。“对西方现代性的批评和抵制构成了新中国第一个时期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其表现是：在价值—信仰层面，反对财产私有制度、阶级不平等及作为其法权基础的个人主义，鼓励消灭三大差别的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作为道德基础的集体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专家治国论、市场、技术和利润挂帅的思想路线，强调群众路线、群众首创性、群众参与和革命务实奉献精神，如此等等。在认知—阐释层面，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阐述中国革命的性质、主体、目标和任务以及中国社会发展前后阶段（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逻辑关系，提出社会主义形态相对于资本主义形态的体系对立论、历史方位论、辩证超越论和制度优越论，并据此阐明党治国家（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完成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在行动—策略层面，通过官方传媒、党团组织和社会机构，广泛传播和灌输阶级斗争、群众运动、思想革命化等政治信息和象征符号，以配合中央集权、赶超战略、社会重建、国民训练、理想过渡等国家目标的施行。其中，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式意识形态行动—策略层面的最鲜明的特征是，他们通过排除一般的公民权所隐含的抽象的法律权利平等观念，以阶级身份的归属和由此承载的具体的经济社会权利的享有，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联系，形成一种与西方国家建设迥异有别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模式及国家重构模式。” [27]陈明明教授从多维视角深刻揭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以革命式现代化来建设现代国家的特征，并指出了其中诸多弊病。的确，我们选择革命的现代化路径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前文已经有论证，这里就不再赘述），现代化的趋势是一致的，但如何搞现代化建设也是具体多样的，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现代化路径。但倘若在国家建设还没有取得与西方相竞争的优势的前提下，完全凭借意识形态的偏好而感情用事的话，完全把西方现代化道路作为批判的靶子而抛弃它，事实上，这是非常不理性的，也只能把自己推向与世界经济发展主航道的对立面，闭关锁国，错失国家发展的机遇期，而停留在处处树敌、时刻准备着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紧张状态。我们的确也自食其果，遭遇了“革命式现代化”带给我们的惨痛教训，即“革命式现代化在成功实现它的某些目标的同时，也导致了现代化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振荡性，反过来使现代化陷入一系列悖论之中：它越是依赖政治权力来推动经济增长，甚至不计成本地‘拼能源、拼能耗’，经济增长的资源和动力越是难以持续积累（如‘大跃进运动’），而为了克服这种状况，政治权力不得不成为新一轮经济起飞的杠杆，结果把现代化引入更深的危机，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28]。十年“文化大革命”在经济上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政治上对于党治国家的统治体系以及阶级为纲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体系暴露出其存在的突出问题。也即是说，革命的现代化逻辑不仅把自己弃之于国际社会之外，也非常不利于国内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重建，一切以政治挂帅、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敌我对立的火药味非常不利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我们靠革命的方式所解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与它所带来的问题一样多。因此，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开始自觉调整战略部署，对内不再把市场看作是资本主义所专有的，引入市场机制，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对外把和平与发展确立为世界的两大主题，认识到只有积极主动地融入国际社会，才能不被国际社会所抛弃，也从作为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反对者身份逐渐调整为积极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变，国家的自主发展也只有在接受世界一切政治文明成果的前提下所搞的自主发展模式才更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也更具有世界的影响力。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正反经验教训留给我们的启示：必须遵循现代化的逻辑来搞国家建设。
二、回归到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
（一）对于现代化的认识澄清。对于现代化的理解存在过于简单化的倾向，诸如上文所述，把现代化简化为革命化，革命式现代化也被冠之以简单的反西方化，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浓厚。要么把现代化简化为物质化，仅仅以经济增长、商品的丰沛程度作为标准，物质式现代化也被冠之以盲目跟随西方化，也容易被物欲所奴役。而没有看到现代化是一股浪潮，也是一种趋势，既具有一致性的精神实质，又具有发展道路的多样化模式，既是物质的现代化，更是人的现代化，需要我们以一种复杂审慎的态度来看待它。对于中国该如何进行现代国家建设，长期以来坚持革命战争年代的做法，也由于不少人一直赞同对西方现代化所带来弊病的揭露和批判，导致要么主张延续革命的逻辑，要么主张跨越现代化阶段而直接进入后现代阶段，也有主张从前现代中寻找资源，回到传统、强调国别差异性。这些争论一直都有存在的空间。尽管不少迹象表明西方现代过程的自我破产和后发国家盲目照搬和追随西方现代化道路也难以摆脱依附命运，对于现代性的反思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不能因为现代化的瑕疵就抛弃它。尽管我们常常批判现代化理论基于理性主义、线性思维和市场化路径，但是我们现在倡导的绝大多数政府改革又都是以这些为目标，诸如绩效量化考评、追求进步、分权自治等。“多元主义、非线性逻辑、反西方中心论、后发优势、本土经验、地方知识、独特道路等，这些是现代社会理论中非常时髦而且在西方学院派和后发国家的社会理论中占据主流的观点和主张，尽管这些观点的具体内容相互之间差之千里，但反现代化模式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抽象地看，这些理论非常有道理，没有什么不对，甚至是相当精辟的，任何一个有现代意识的人似乎都没有理由反驳这些观点，尤其对于后发国家的理论家们来说，这些说辞还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但问题在于，明明是一个处身于现代社会的社会体，由于尚没有享受现代社会的福祉，并且会面临现代社会的风险，就因此要逃避现代社会吗？”[29]我国的国家建设已经由于延续革命战争年代的斗争思维错过国家发展的黄金机遇期，经历“文革”的巨大挫折后好不容易通过改革开放回到现代化建设的逻辑上来，不能因为发展中带来的问题就全盘否定现代化建设，或是说就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也不能拿西方现代化发展阶段来否定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或是说不能因为西方现代化模式已经到了改弦易辙地步就否定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只有直面现代化带来的弊端，以积极心态和行动去改变和完善它，使之更加趋于健康和良善。对于后现代性的思想笔者认为它不是对现代精神实质的反叛，而是对现代性弊端的修补和完善，应该称之为“现代性之后”比较恰当。对于要求现代回归到传统中去的认识，笔者认为我们应该从传统中创造性地实现现代化改造才是正道，而不是缩回传统的故纸堆中去。现代化是现代国家的必经阶段和共同目标，需要澄清的认识是：现代化的模式不是单一化、模式化，更不能简单把西方化就等同于现代化，每个国家现代化道路是多样性的，“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在探索我们的发展道路时，不能自绝于现代化进程，而是应该融入进去，在现代化模式的普世主义机制中造就自己的独特制度，在现代化模式的平台上开展多元主义，塑造自己的主体性” [30]。处理好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选择与人类整体的现代化趋势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方面是建立在现代化基础之上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又通过多样性来修补和完善现代化，这样，既丰富了对现代化内涵的理解，也为现代化的实践预留开放的空间。
（二）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的总结。首先，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立足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西方的现代化建设必然影响我们，这也就必然存在现代、前现代甚至后现代各种观念并存杂糅的问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必然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源于外部异质文明的输入，倒逼传统王朝政治的变迁，以现代国家的逻辑来顺应时代的变迁。“它是被‘早发’国家强行‘拽进’现代化的，它原先的发展逻辑（例如罗荣渠先生所说的‘王朝循环’的逻辑）被突然中断，猝不及防地落入了一个和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决然不同的‘新多国时代’（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在这个‘新多国时代’里，外部商品和资本凭恃着坚船利炮长驱直入彻底‘摧毁了万里长城’（马克思语），异邦的价值、制度和话语潮汐般地占领沿海口岸逼向内地侵蚀着直至颠覆了传统的生活方式，传统专制主义的溃败连同中央集权行政体制的解体引发了严重的政治乱象，这真正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31]对于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这种客观环境没办法逃避，只能积极面对，既要从传统的王朝政治的逻辑中实现向现代政治的转型，又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发达国家所走的道路，而且必须要用尽可能短的时间在达尔文式残酷竞争的国际社会中赢取民族国家的一席之地，这就必然在国家构建的序列上优先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并由国家来推动经济和工业进程。这也必然比第一波发达国家更多地通过强有力的政府主导和政治介入的手段来动员社会资源，并进行社会资源在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公平分配。对于广大的后发展中国家来讲，靠强有力的国家来启动现代化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其次，中国的工业化背景与西方殖民主义时期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我们不能转嫁国内矛盾，通过世界殖民掠夺的方式获取国家发展的原始资本积累，中国只能是在资源严重短缺、人口众多的条件下，利用强大的国家能力维持稳定的改革环境，为实现内向型资本积累和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提供可能。因此，我们不管对全能国家多么的不满意，但也要看到它对于国家基本制度的构建和对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不可否认的历史贡献。“中国现代化的成功之处，应该归功于共产党和国家为特定的目标而对技能和资源所进行的审慎而有计划的动员。” [32]即比较地好处理了中央计划与地方计划、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平衡关系。这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推行的政策中非常明显，也被人们称之为新权威主义模式，即始终强调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协调发展，才使得没有因为强调中央的权威而阻碍发展的进程，并且执政者也学会以开放的心态不断调适政策，以探寻现代化政党的一般性执政规律。也即是说，后发展中国家搞现代化建设必须以国家的权威来提供秩序和制度保障，但是国家也必须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具有自我反思平衡的能力，才能不被天生具有侵权倾向的国家从内部撕裂。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姚洋教授从中性政府构建的角度论证了中国取得现代化建设的原因。政府只有尽可能做到中性政府才有可能对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偏不倚，也不被任何一方利益所绑架，行使好作为公正的第三方来实施权威裁决，维护公共意志和公共利益。姚洋对中性政府给予了全面辩证的界定，“所谓中性政府，就是不代表任何社会集团的利益，也不被任何社会集团所挟持的政府……具体地，中性政府具有以下两个重要性质。第一，中性政府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尽管这种自主性不能保证中性政府的决策以社会整体利益为目标，但是，由于不受利益争斗的左右，而决定利益争夺成败的往往不是社会集团的生产力水平，而是它们的政治动员能力。因此，中性政府的决策就少了一些非效率因素的约束，因此更有利于经济增长。第二，中性政府的政策不受社会分配结果的左右。这个性质是第一个性质的推论。因为具有自主性，中性政府就可以放开手脚，采取有利于其本身利益的经济政策，而不必顾及这些政策在社会集团之间的分配效果。在现实中，任何经济政策都不是分配中性的，而是具有分配功能，哪怕是那些增进社会总产出的政策，也不能保证每个社会成员的得益都以相同的比例增加” [33]。可见，姚洋教授选择“中性政府”这个核心概念是一个规范性的分析概念，是对理想政府的一种期待，我们不能以现实中政府偏私的案例来否定中性政府提出的价值，我们也不能因为某一短时段的政府有倾向性的偏好而否定中性政府构建的意义。从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考察看，中性政府是中国改革所追求的目标，也是在以公共利益的整体目标来规划国家或政府的行为，尽可能对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利益群体都有所兼顾、不偏不倚，“‘双轨制’的取消说明中国共产党可以抵御精英集团的利益诉求，哪怕这个集团的成员来自党内；国有企业民营改制则说明中国共产党没有因为民粹主义的呼声而停止改革。事实上，在从一个革命党向一个执政党的转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没有停止过对自己的革新，包括对目标的修正、组织的更新以及政治基础的完善。正是因为勇于自我革新，中国共产党才在过去30年中保持了相对于中国社会的中性态度，带领中国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 [34]。中性政府不仅是过去我们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就的保证，也是未来国家继续高速发展和国家治理善治的必然要求，而确保真正做到中性政府，姚洋教授的落脚点回到了作为国家的执政党能否不断调适革新、达成自我反思性平衡的机制建设上，找到了持久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问题的关键。而不是西方观察家仅从外部视角，仅从中国物质主义国家的构建的角度来总结中国模式，他们仅看到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经济增长总量和GDP增长速度，而很难对正在进行中的社会内部结构有清晰而深刻的认知。导致他们一方面寄希望于中国的经济奇迹带动全球走出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困境，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充满质疑和敌意，大事渲染“中国威胁论”，而对于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视而不见，对中国政府的改革和民主政治的建设视而不见，对中国政府和作为执政的共产党强大的自我调适和反思平衡能力视而不见，甚至把中国还划归于前现代化的专制国家、罪恶的轴心国家之范畴。可见，外国观察家们在最早提出的中国模式中既充满了爱慕，也充满了偏见，也必然遭到不少的反驳和修正。再次，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做的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诉求也越来越被国外著名的学者所关注和赞誉。诸如斯蒂格利茨指出：“中国经验最令人瞩目的一方面是，一直存在着一种努力，保持对发展和转型之终极目的的关注；不仅仅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且还没有忘记社会正义和休戚与共的重要性。” [35]还有如雷默指出的，“中国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路径，它被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权益；循序渐进，聚集能量，创新和试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革社会” [36]。最后，也有学者认为所谓的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之间的差别也并没有人们通常认识的那么大，尤其是北京共识中在国家主导的框架下，已经吸纳融合了市场化机制。这种观点是寻求共识、增进沟通和理解、缓解矛盾和对立，寻求相互影响和共赢。正如赵穗生教授提出的：“其实中国的国家机器已经在国内经济方面采用了华盛顿共识中绝大多数宏观经济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对于市场、企业家精神、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强调。”[37]当然，仍然对一些关键部门、新兴产业提供保护和资助，也致力于降低贫困和提供最低的物质生活保障，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中国走出了以往闭关锁国的革命式现代化道路，在吸纳东亚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过程中，也吸纳了华盛顿共识中对市场化机制的重视，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和甄别能力，又区别于撒哈拉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许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或自发或被动选择的那种依附式现代化模式。它们以为市场化和民主化的彻底改革能造就西方式的发达，却没有想到在国家社会保障尚未建立之前强加自由化，在规章制度架构尚未树立前就促进私有化，在宽容信任文化和法制尚未形成前就要求民主化，结果是政治的动荡、经济的衰退、社会矛盾的激化。因此，正是因为中国在基本政治制度巩固和政治秩序稳定的前提下，确保了市场化和民主化改革能在相对稳定制度化国家框架下进行，可以说中国具有相对强大的自主性是中国奇迹的根源。
当然，我们对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现代化建设的肯定并不是说不存在问题，甚至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日益突出，诸如经济增长的唯GDP主义现象普遍且严重，付出了环境污染、发展不平衡、社会不稳定等严重代价；过度的政府干预也带来资源要素市场的人为扭曲，带来官员腐败和政府的公司化倾向，政府被利益集团绑架等现象也时有发生，偏离政府公共利益的目标，离中性政府的目标日趋遥远；随着市场化程度的纵深发展，市场主体的力量也在逐步上升，如何继续保持和完善国家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给我们国人提出了重大的难题和考验。也即是说，国家与市场博弈的永恒难题一直摆在我们面前，如何去动态平衡二者的关系，促进二者的良序演化考验着人们的政治智慧。因此，伴随着经济体制向纵深方向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领域的问题增多，也提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需求，这种连锁反应表明：我们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绝不是单一唯独的现代化，不管是对物质的现代化，还是对人的现代化的诉求，最终都必然落实到制度的现代化的建设上面来，促使各种诉求能够在制度化的渠道中得以规约，即使合理的诉求得到满足，也使无理的要求在制度化表达中得以摒弃，使人们逐渐习惯于通过理性、协商的制度化方式解决争端，寻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实现。
三、我们需要何种现代化：从单维走向多维视角
（一）从物质的现代化到人的现代化。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即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四个现代化。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现代化目标就是“赶英超美”。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用科技现代化取代交通运输业，成为当时对现代化最为明确具体的目标。60年代中期又提出了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设想，但由于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优先发展重工业，实行高度保护的进口替代方针，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日益突出。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用先富带动后富的方式，探索转轨经济发展之道，提出“三步走”战略设想，才把工作重心调整到社会现代化建设上来，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但在经济建设是最大的政治的指引下，人们习惯于从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来理解现代化，如2000年底北京市提出要在2010年实现人均GDP6000美元以上，也就认为率先实现了现代化。2010年5月国务院批准实施《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提出这一地区的发展目标：到2015年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到2020年力争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全国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可见，对于现代化的理解非常数字化、非常明确具体，但是越具体，对现代化精髓的裁剪使得现代化越来越背离其原意。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人们已经开始反思唯GDP主义（以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为核心）带来的弊端：诸如付出了资本高投入、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的代价，加大了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承袭改革开放形成的发展效应，也意识到以单一经济指标理解现代化所导致的诸多弊端亟待解决，综合权衡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新发展战略，强调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2003年8月28日至9月1日，胡锦涛在江西考察工作时明确使用了“科学发展观”的概念，随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明确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概念，即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也即越来越从经济的现代化转向到人的现代化目标上来。我们也要看到西方对物质主义现代化的反思和批判也是伴随其始终的，对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的“异化”的反思，提出人的现代化，诸如不能把现代化简单化等同于工业化、城市化和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工业化水平、城市化的数量和物质财富的增长只不过是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把手段替代为目的，就难免使人们陷入物欲横流、精神空虚的生存状态而难以自拔。因此，正是从这一层意义上，对于那些仅以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为由就炫耀“中国模式”的自信者需要当头棒喝。殊不知，历史上名居第二的位置一直不好过，“‘老大’总是要不断地打压‘老二’。步入曾经的世界第二的苏联、英国、德国和日本，美国分别通过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苏伊士运河事件、‘星球大战’和经济联系，不遗余力地打压这些曾经是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38]。
（二）制度的现代化。尽管经济的现代化为现代化提供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但不能以唯GDP主义或物质主义的狭隘观念作为构建现代国家的根基或全部努力方向，否则，必然使现代化走向畸形，甚至被消费至上或物欲主义所击垮，诸如围绕物质利益的恶性竞争带来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对于斤斤计较利益分配的人们，不论是利益的获得者还是失去者，获得者不满足，失去者不满意，精神均陷入高度不安的惶惑之中。事实上，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也的确很容易流于物质主义的俗套之中，因为现代化的浪潮是以更直观的工业化、城市化和世俗化浪潮来驱动的，工具理性和科技理性在其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实用主义也比较兴盛，这就很容易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完全集中于物质、经济、技术方面的改进就找到了实现现代化的根源。即把人们的理性完全运用到改造自然和创造物质财富的增长等方面，也认为只要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总量搞上去了，其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种错觉蒙蔽了很多人的视线，也使国家建设停滞在粗放型的追求数量的畸形发展之中。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物质财富的增长，人们发现自己的幸福指数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提升，甚至还可能降低，这有可能就是我们过于被外界物化的世界所诱惑，在盲目的物质财富的追求过程中，丧失了对意义世界的追求，也使自己的身心困倦于不断攀升的物质指标满足上。这也即是人们常说的“人的异化”，物质财富本来是实现现代化的必备条件或工具，而现在错位为现代化追求的最大目标了，被异化的物质追求也必然扭曲我们的现代化进程。这也是为什么国家的战略目标要转向到人的现代化上来，“人的现代化”说得更直白点就是“过上人之为人”的生活，不被外界过多地左右，选择过自主和自足的生活，回归现代性的本质，即主体性的回归，这也是现代化进程所追求的目标或归宿，无论是现代国家的经济建设还是国家治理的绩效，都是为了最大化个人充分自主的发展，使个人的潜能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激发，实现国家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总目标。但是“人的现代化”这一美好夙愿的实现也必须依赖于切实可行的制度来确保被贯彻执行，也即是说，实质正义的实现必须通过程序正义的现实转化才能变为真实。这种从“价值共识”到“程序主义共识”转变的认识观也代表了西方近代主流制度主义政治学对制度的理解。正如哈贝马斯所言：“法律对于内在伦理的分化保持中立，这充分表明在复杂的社会中，公民的总体性不再是由某种实体性的价值共识来加以维持，而只是由有关合法的立法程序和行政程序的共识来加以保证。” [39]因此，不管是为了再度扳回被物质主义扭曲的现代化进程，还是真正实现“人的现代化”的价值目标，都必须依托精心的制度设计来修正和贯彻落实。因为“那些看得见的现代高度发达的产业体系与相对丰裕的物质财富的底下，乃是一整套现代国家制度。如果没有这些制度，产业提升和物质进步就不可能发生……现代国家是一套覆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特别的制度组合，这才是‘现代’的本质所在。这些制度有助于产业发展，财富积累。更为重要的是，唯有这些制度，可以构建一个自由、平等而休戚与共的国民共同体，这是现代性之本” [40]。因此，发达的产业体系、丰裕的物质财富乃至精密的技术革新仍都是现代化的表层现象，真正支撑现代化乃是种种制度的构建，尤其是现代国家制度化建设的健全完善。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制度对于构建现代国家的重要性，走出片面追求物质主义国家的困境。
对于中国的现代化的建设也是如此，最终也必须落实到制度的现代化这一维度上来，最高决策层也越来越重视法治建设，更多依托法理型制度权威提供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人们也在利益表达和民主参与的过程中，培养起规则意识和对制度的遵从。“制度是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制度的变迁和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发展。制度选择与制度设计，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首要前提；而制度的有效成长，则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41]林尚立教授对于制度为什么构成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做出进一步的阐释：“现代化的过程，不仅要实现新旧制度的替代，而且要实现新制度对新社会的塑造，从而使新制度作为一种价值、原则和规范渗透到社会机体内部，成为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内在精神与制度规范。” [42]可见，他对制度的理解不仅仅是一套程序化的规则体系，已经包含了实体性价值意蕴，实体正义被吸纳到程序正义的研判中去，以防止过于僵化地理解制度，也只有这样的制度才是更持久的制度规范。
当然，人们也许会追问一个国家到底需要具备哪些基础性制度才是现代的呢？姚中秋教授给出了他的理解，他从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四个面相强调了这些基本性制度对于现代国家构建的基础性意义。即“考察一下那些已经完成了现代化过程而进入现代状态的国家就会发现，一个稳定的、完整的现代国家，至少包括四个面相：相对健全的国民精神秩序，抗议支持大社会和大市场的法律制度，构造一个强政府同时又有效约束这个政府权力的宪政制度，以及高效率地生产并相对公平地配置财富的商业秩序。当然还可以列出其他方面的制度，但这些是最低限度，也是最重要的制度。这些就是现代国家的‘构成’，他们相互嵌套，彼此支持，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说的‘宪制’” [43]。的确，需要构建的制度可能会很多，但从这些基础性制度构建做起的视角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也被很多著名的政治学家（诸如亨廷顿等）所推崇，只有这些基础性制度确保了国民基本政治共识的达成，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下进行利益竞争、民主选择和制度创新才不至于混乱无序，参与政治的目的也才变得有意义，相对安宁、可预期又可控制的政治生活才会成为可能。这构成了我们摈弃革命的现代化思维的原因，也解析了为什么要把“经济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转化和落实到“制度的现代化”目标上的原因，这才真正使现代化的国家建设纳入正轨。
【注释】
[1]扎洛：《清末民族国家建设与张荫棠西藏新政》，载《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
[2]参见Mary Wright， 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pp. 3-4；[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3]冯建勇：《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边疆政治变迁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4]扎洛：《清末民族国家建设与张荫棠西藏新政》，载《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
[5]姚中秋：《中国变革之道：当代中国的治理秩序及其变革方略》，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7页。
[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6页。
[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页。
[8]《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9]《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
[10]《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见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
[11]《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见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66页。
[12]黄铸：《构建中国民族理论的叙述话语体系》，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64页。
[13]浦兴祖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18页。
[14]陆德明：《新中国前后的60年经济发展》，见史正富主编：《30年与60年：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4—96页。
[15]姚洋：《社会平等与新中国60年经济增长》，见史正富主编：《30年与60年：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4页。
[16]李强：《行政体制改革的政治学解读》，见唐晋主编：《大国模式》，华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17]周黎安：《官员激励、政府治理与中国经济增长：60年回顾与展望》，见史正富主编：《30年与60年：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5—306页。
[18]陆德明：《新中国前后的60年经济发展》，见史正富主编：《30年与60年：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4—96页。
[19]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2页。
[20]陈明明：《党治国家的理由、形态与限度——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讨论》，见陈明明主编：《共和国制度成长的政治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9页。
[21]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22]林尚立：《领导与执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型的政治学分析》，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1年第6期。
[23]周光辉：《论宪政的基本精神及其思想蕴涵》，载《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6期。
[24]任剑涛：《社会的兴起：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问题》，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132页。
[25]周黎安：《官员激励、政府治理与中国经济增长：60年回顾与展望》，见史正富主编：《30年与60年：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0页。
[26]姚中秋：《中国变革之道：当代中国的治理秩序及其变革方略》，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6页。
[27]陈明明：《政治话语的转换——改革开放以来主流意识形态的调控性变迁》，见景跃进等主编：《理解中国政治：关键词的方法》，中国社会科学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28]陈明明：《政治话语的转换——改革开放以来主流意识形态的调控性变迁》， 见景跃进等主编：《理解中国政治：关键词的方法》，中国社会科学版社2012年版，第17—18页。
[29]高全喜：《30年法制变革之何种“中国经验”》，见罗卫东、姚中秋主编：《中国转型的理论分析：奥地利学派的视角》，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页。
[30]高全喜：《30年法制变革之何种“中国经验”》，见罗卫东、姚中秋主编：《中国转型的理论分析：奥地利学派的视角》，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
[31]陈明明：《党治国家的理由、形态与限度——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讨论》，见陈明明主编：《共和国制度成长的政治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4—215页。
[32][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58页。
[33]姚洋：《社会平等与新中国60年经济增长》，见史正富主编：《30年与60年：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69页。
[34]姚洋：《社会平等与新中国60年经济增长》，见史正富主编：《30年与60年：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
[35][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者》中文版序言，李杨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Ⅳ—Ⅵ页。
[36]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London：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2004.转引自门洪华：《修远集：门洪华调研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页。
[37]赵穗生：《中国模式探索：能否取代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载《绿叶》，2009年第3期。
[38]《问政中国：变革世界中的中国策》编写组编：《问政中国：变革世界中的中国策》，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76页。
[39][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0页。
[40]姚中秋：《中国变革之道：当代中国的治理秩序及其变革方略》，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31—433页。
[41]林尚立：《长江三角洲：国际大都市圈与中国现代制度成长》，见上海证大研究所：《长江边的中国：大上海国际都市圈建设与国家发展战略》，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345—346页。
[42]林尚立：《长江三角洲：国际大都市圈与中国现代制度成长》，见上海证大研究所：《长江边的中国：大上海国际都市圈建设与国家发展战略》，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348页。
[43]姚中秋：《中国变革之道：当代中国的治理秩序及其变革方略》，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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