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党内民主制度化、自我调适性改革来理顺政党与国家的关系

作为主导性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巩固共产党坚实的领导地位，非常注重自身修养和领导能力的建设，不搞“一党独大”，而是非常注重扩大群众基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中国共产党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革命与建设的一个又一个胜利；也通过扩大统一战线，把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热爱祖国、维护祖国统一的人们都纳入统一战线中来，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深入人心，有效地整合社会各界的力量，为现代国家建设服务；共产党也非常注重处理好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依托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和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彰显其人民性，从而获得民众深度的政治认同，赢得建设现代国家的主导性领导地位的政治合法性，坚定人民“永远跟党走”的信心。另一方面，善于学习的先进共产党人也非常重视理论和制度化的建设来巩固其主导性领导地位，通过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化来制度建党，通过学习型政党建设提升党与时俱进的能力，通过不断自我调适性改革来应对外部环境对政党提出的挑战，以国家意志来规约政党的意志，发挥政党作为国家与社会的中介组织作用，使政党服务于国家而不是凌驾于国家之上，在体制内部完善党建国家体制，更好地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要想确保领导现代国家建设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必须顺应和遵循现代国家的运行逻辑，实现从政党自主性走向国家自主性，通过满足国家建设的诉求来规约和调适政党自身的行为模式，寻求政党意志与国家意志的高度契合，才能更好地代表国家意志来执行国家的自主性。

一、党内民主生活的常规化：制度建党来完善党内民主

邓小平警醒后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65]。他一贯重视从民主的角度来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监督，早在1956年他就说过：“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 ^[66]因此，他强调：“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 ^[67]。现代国家都把民主国家作为建设的目标，并以民主来驱动现代国家的进程，然而依靠民主的治理与依靠国家理性的建构二者并不均衡，民主选择与国家构建二者之间的现实张力，往往遮蔽了二者之间的有机融合，导致民主发展滞后、现代国家建设畸形。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伟大设计师的邓小平准确把握我国的国情，对于一个国家主导发展的后发国家，依靠共产党来领导革命和搞现代国家建设，党建国家体制尽管取得很大的成就，但也在“文革”中暴露出不少问题，如何推进国家和党的民主生活呢？以党内民主作为改革政党行为的突破点，并使党内民主和国家主导的民主制度化，成为国家决策层和普通民众的普遍共识。

（1）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推进党内民主的制度建设。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一直坚持的根本原则，既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群众的积极主动性，又坚持党的集中领导地位不动摇，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年代，确保党具备强有力行动的能力。由于中国是一个巨型的后发展中国家，又面临激烈的社会转型，民主政治建设不能贸然进行，必须在确保秩序的前提下进行有序的民主化。发扬民主集中制的党内民主就是一个民主的试验田，由于共产党是中国的先锋队组织，有严明的纪律，也受到党章国法的有效约束，选择条件成熟的时机推进民主的改革，有助于保障民主的有序化和制度化，好的经验可以推广，坏的教训也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改正。胡锦涛总书记2011年在建党90周年的“七一”重要讲话中特别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完善民主集中制，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并在党的十八大上对于党员的权利、党代表的各项制度、党员定期的民主评议与党委常委会的集体决策等党内民主制度做了全面的部署。“按照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的论述，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民主制度体系，首先就必须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健全全党民主权利保障制度，营造党内民主平等的同志关系、民主讨论的政治氛围、民主监督的制度环境，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就必须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提高工人、农民代表比例，落实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试行乡镇党代会年会制，深化县（市、区）党代会常任制试点，试行党代会代表提案制；就必须完善党内选举制度，规范差额提名、差额选举，形成充分体现选举人意志的程序和环境；就必须强化全委会决策和监督作用，完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完善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就必须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完善党员定期评议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等制度，推行党员旁听基层党委会议、党代会代表列席同级党委有关会议等做法，增强党内生活原则性和透明性。” ^[68]可见，在长期的党内民主生活中，总结积累了不少的民主经验，我们不缺党内民主的各种制度，缺的是如何确保这些制度落到实处，并见成效。

（2）以党内民主带动和促进人民民主，使政党领导的国家民主有序推进。十七大报告提出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一方面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 ^[69]等，报告把提高党内民主地位放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更大背景下，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发挥党员和党组织的引领作用，诸如通过党的组织下基层，在基层单位、社区、楼宇搞好党建，发挥党员的带动作用，也通过基层党组织把群众有效地组织起来，有序推进人民民主的进程。即通过党员和党组织“下马观花”、“深入群众”，收集和整理民意，及时回应民意，避免使人民民主陷入无序化、乱哄哄的境地。

（3）以“党内和谐”带动“社会和谐”，完成现代国家和谐社会建设的历史使命。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的重大论断，也对推进党内和谐制定了总的原则：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扩大党内民主，推进党务公开，严格党内生活，严肃党的纪律，增进党的团结统一。党内和谐有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包括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政治保证。党内和谐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其中，思想和谐是灵魂，组织和谐是保证，行动和谐是结果。党内和谐对于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也是以党和政府行为规范带动社会行为规范。有党内和谐，才会集中全党智慧制定出构建和谐社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会凝聚全党力量，做到政令畅通，创造性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党内和谐的制度化建设，有效增强了党领导和谐社会建设的能力，这直接关系和谐社会建设的成效，也直接关系到现代国家历史使命的成败。

二、加强执政党的学习型政党建设：与时俱进理顺政党与国家的关系

作为全新事物的现代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必然会面临各种各样难以预料的难题，现代国家的建设没有成功模式可以照搬，发展引发的问题也需要用发展的视角去解决，现代国家选择了政党，现代国家建设的难题和转折也在选择和拷问着政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这就必然对现代政党提出更高的要求，诸如现代政党能否保持主导性和先进性，能否把握现代执政的一般规律，能否不断地加强政党自身能力建设等等。这就要求只有以现代国家建设的视角来反观政党的转型，才能把握政党发展的未来趋势，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第四代领导集体在21世纪新纪元的趋势下，以现代国家的执政逻辑为出发点促使现代国家的政党制度更加完善和缜密，使执政党主动去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转型，并提出学习型政党建设。只有保持时刻学习的敏感度，回应现代国家提出挑战，注重执政党堡垒内部的建设。才能做到坚不可摧，这是政党永葆青春的法宝，也是确保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具有更加坚实的领导基础。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不能在既有的政党制度之上停滞不前，甚至无视制度僵化和制度弊病的存在；另一方面，政党的制度化建设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不断地修补完善，不断反省总结政党自身的不足，善于学习和革新，永无止境地探索政党生长的动力源泉，这才是政党长盛不衰的法宝，才能使政党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国家，确保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全面健康地深入展开。

（一）构建学习型政党的内涵与重大意义。

21世纪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第四代领导集体以“学习型政党”为指导原则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政党建设。2003年秋，为了构建“学习型社会”提出“学习型政党”建设，这也是为了完成我们党肩负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是一个全新的事业，超大社会的转型与良好治理对于执政党提出非常高的要求。2004年第二次提出学习型政党建设，围绕我们党怎么执政，怎么加强自身的执政能力建设，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探索党执政的一般规律。第三次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是在2009年十七届四中全会研究新形势下怎么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时，对党自身建设的经验、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针做了规定，所以这也是党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就在这个文件中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带有全局性的战略任务。“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意义（掌握和运用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是决定性因素）、要求（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和四大主要任务（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教育，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第一次提出要在‘努力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上见成效，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一宏伟目标和著名论断。” ^[70]构建学习型政党，就是要着眼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大力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素质，提高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建设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层，培养造就大批善于治党治国的优秀领导人才，在全社会发挥良好导向作用，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全面建设和发展，满足现代国家对于提高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需要。一个重视学习的政党，一定是一个充满希望、富有活力，能够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政党。一个具有现代学习制度的政党，一定是一个能够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政党。

（二）现代化的政党需要学习和革新的原因分析。

尽管共产党人的信仰和理想是高尚的，但是每个共产党人也是世俗化的个人，由于难以抵制市场利益的诱惑使得少数共产党人腐化堕落，再加上共产党组织从成立到现在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也难免会积累一些弊病。其一，从政党内部来看，确实存在诸如权力过于集中、党员腐败、用人失责、裙带作风、官僚作风等问题，正如胡锦涛强调：“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71]。只有执政党自身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自觉地通过党内民主的方式把它化解掉，才不至于使党内的问题向社会蔓延，以至于失控而威胁到执政党自身的统治地位。其二，从政党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来看，干群冲突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社会弊病激发的群体性事件近十年来急剧膨胀，处理不好直接影响政权稳定和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其三，长期一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保持长久执政地位，也需要不断学习和自我完善，这也是为什么有效地贯彻党的“三个代表”思想和“保先性教育”在新的历史时期显得尤为重要的原因所在。正如胡锦涛强调：“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抓紧解决党内存在突出问题，始终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始终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 ^[72]。因为一方面执政党如果缺乏自我反省和学习的能力，容易故步自封，走向专制，另一方面，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党一旦落后于社会发展，就无法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先进因素和先进力量，同样，它在国家领域中也将失去其原有的先进性和引领性。

（三）新世纪学习型政党建设和政党的与时俱进对现代国家迈向现代化的重大作用。

在新世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正发生着从领导革命的政党向领导人民掌握国家政权并长期执政的政党的转变，对于执政规律的掌握和学习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头等大事。善于学习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初步总结出一些政党执政的一般性规律：“提出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策略，从而形成了以兴国为己任、以富民为目标、以法治为方略的新型执政形态。这种执政形态，一方面顺应了落后国家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另一方面则解决了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战略安排与制度安排。” ^[73]一个学习型政党应在不断探索现代国家的执政规律的过程中，不断地调试策略，勇于迎接现代国家之下的复杂的政治社会生活所发生的变迁。政治社会生活的变迁也引发了整体性政治转型，“在这种政治转型中，政治发展的集中体现不是体制变革，而是整个政治生活逻辑的改变；即使是政治体制，也不是修复性政治体制变革，而是创造性与建设性的政治体制变革，即建设与新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政治体制。” ^[74]基于整个政治生活逻辑的变迁，现代国家迈向现代化进程也在加速，现代国家面临的不确定性政治必然也会增多，一个与时俱进的学习型政党也要从执政内容上积极充实完善、以实现现代国家的历史使命。在中共十六大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政治目标，随后，又从“三位一体”建设增加了和谐社会的建设，从而通过“四位一体”全面推进现代国家的建设向更加深远的方向迈进。十八大以来，国家建设又增加了美好家园的生态文明建设，即从“四位一体”走向“五位一体”，使国家的建设更加回应外部环境（包括生态环境）的变化。先进的共产党人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艰苦卓绝斗争，在新世纪才真正以更加稳健成熟的政党姿态迎接现代国家建设的重大历史使命，党的建设与国家建设被有机统一起来，党的建设获得了全面推进国家建设的使命和功能。在这种形势下，今天的党建就不仅仅是为实现长期执政而进行的党建，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国家建设能否最终达到目标，成为真正的现代化国家。因此，一个取得革命胜利的政党能否取得和平年代执政的持久胜利，既要看能否保持革命战争年代传承下来的优良传统，永葆先进性，不落伍、不腐化变质，又要看能否迎接时代的挑战，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善于学习，勇于革新，更加广泛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增强执政能力，提升执政水平，总结执政规律，从而实现政党的现代化，推进现代国家的建设。

三、从党的自身建设角度来规范执政党：自我调适行为的变革

（一）几代国家领导人都注重党的自身建设和相应的执政党的策略调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这是从实践中得出的基本结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取得革命的巨大胜利，根本在于注重自身建设，奠定了共产党在广大民众心目中的坚定领导地位。邓小平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说到底，关键取决于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75]江泽民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 ^[76]胡锦涛强调：“我们党要带领人民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关键是要抓好党的自身建设。” ^[77]胡锦涛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强调：“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使命决定了党既要敢于和善于在自己所领导的伟大事业中不断改革创新，又要敢于和善于在自身建设中不断改革创新。” ^[78]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 ^[79]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四代领导人不仅从思想认识上重视执政党自我调适的必要性，而且积极落实到具体的执政实践中去，使执政党的国家建设在延续中变革，更加稳健成熟，有助于理顺政党自主性与国家自主性之间的关系，政党借助国家制度化建设来规约自身的行为，提升国家自主性能力，也增强了政党行为的合法性和自主性。诸如黄杰对我国四代政党精英与国家建设的关系总结很有代表性：

中国共产党四代精英更替与现代国家建设关系的比较分析^[80]

（续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共产党的执政逻辑也越来越由统治的逻辑走向治理的逻辑，国家治理也越来越走向制度化治理，增强了国家的能力，提升了国家的自主性。这源于共产党勇于不断调适自身的行为，在探究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过程中，也把世界流行的公共治理的价值逐渐纳入政治改革中来，杨雪冬从时间接点上对十种公共价值进行了梳理（见下表），使得共产党在稳健有序的改革中调适执政党的执政行为，使之更符合国家建设的内在规律和政党执政的一般性规律。

公共管理的十种价值被公共权威采纳的时间（大致时间）^[81]

（续表）

（二）对于执政党的自我调适行为的研究，学界也已经形成三大学派以及具有代表性的专家学者的观点。三大学派的研究主要基于对问题切入的视角不同，党建研究主要立足于党的历史传承与革新，西方学者的研究主要探究如何对付中国共产党执政策略的革新，中国学者的经验研究主要基于事实的客观描述来记录事实发生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调适：不同路径的分析^[82]

从这三种研究流派的不同研究视角看出，中国共产党根据环境所做的执政行为的变迁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有效地回应了国内外对政党执政提出的各种新需求。

（三）再从对中国的政党政治研究比较著名的专家学者的观点看，也从多角度论证了为什么政党建设必须与时俱进以适应变革社会的需要。林尚立教授对中国共产党调整变化的观察主要围绕国家建设和现代社会构建两个领域展开：一方面，他观察到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国家建设与现代社会建构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他也发现国家建设与社会建构的内在逻辑也不断要求党的建设与之相适应。因此，他认为，党的自我建设不仅需要从自身的逻辑展开，更需要从功能逻辑（即促进国家建设与社会建构）来展开。王长江从政党现代化的视角来观察分析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调整，他认为：“政党现代化，就是政党适应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需要，适应社会发展进程，使其自身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过程” ^[83]。实现从革命的党向执政的党的有效转换，探寻和总结现代化政党的执政规律。胡伟从党内民主的视角，提出以民主建党来促进执政党建设的路径，从而实现从“整合型政党”向“代表型政党”的转变。陈明明教授认为从新中国成立初到现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三次大的变迁，与时俱进，越来越吻合时代发展和民众权益诉求的需要。

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84]

可以说，中国的社会基础和阶级结构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缔造和建设现代新中国的主导性力量，经过几代共产党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不断完善和推进的政党制度建设也伴随和推动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全过程，并且共产党人也非常注重“保先教育”，一个不断学习和革新的执政党必将有助于现代国家全面健康地向纵深发展。也即是说，一个充满危机忧患意识和不断学习调适的政党既在通过建构党内民主的制度化来规约自身权力运行，又在通过顺应和建构起国家的基本制度并匍匐在国家之下，服务于国家，使政党意志高度契合现代国家的公共意志，而不是凌驾于国家之上使党国体制走向僵化。要想在现有体制内改进我们的党国体制的话，只有用国家自主性来规定政党自主性，把政党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必要中介组织，对上代表和体现国家的意志，对下嵌入社会和吸纳民意，发挥好中枢纽带作用，让政党的权力得以回归其应有位置，这不仅不会弱化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反而有助于赢取民众对党的信赖，更好地巩固其执政地位和提升其依靠国家制度来实施政党领导的执政能力。

【注释】

[1]林尚立：《政党、政党制度与现代国家——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反思》，见陈明明主编：《共和国制度成长的政治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2]林尚立：《政党、政党制度与现代国家——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反思》，见陈明明主编：《共和国制度成长的政治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3]陈明明：《党治国家的理由、形态与限度——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讨论》，见陈明明主编：《共和国制度成长的政治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页。

[4][美]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72页。

[5][美]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65—66页。

[6][美]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74页。

[7][美]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07页。

[8][美]佳恩弗朗哥·波齐：《国家：本质、发展与前景》，陈尧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156页。

[9]周建勇：《当代西方政党转型理论分析》，见陈明明主编：《共和国制度成长的政治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183页。

[10]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11]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12]任剑涛：《社会的兴起：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问题》，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页。

[13]陈明明：《党治国家的理由、形态与限度——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讨论》，见陈明明主编：《共和国制度成长的政治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3页。

[14]陈明明：《党治国家的理由、形态与限度——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讨论》，见陈明明主编：《共和国制度成长的政治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页。

[15]“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党国体制’的形态；（2）‘党国体制’的强度；（3）‘党国体制’在政治发展战略中的方位。第一个方面涉及党治在国家法律与革命政治之间的地位问题，它是否需要法律包装或径直从意识形态取得自己的合法性，取决于两党的目标及行事风格；第二个方面和政治运行的状况相关，政党的渗透、动员和控制水平不同区别了‘党国体制’的强度，在分析上，一般会使用一些标签式的概念，如前面提及的‘威权’、‘全能’的概念来帮助对于分析对象的理解；最后一个方面可能更为重要，把‘党国体制’理解为一个通向宪政的权宜之计还是体现了新型的阶级民主即阶级统治本身，集中反映了两党守持的理论逻辑与社会历史观的重大分野。”参看陈明明：《党治国家的理由、形态与限度——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讨论》，见陈明明主编：《共和国制度成长的政治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3页。

[16]任剑涛：《社会的兴起：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问题》，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页。

[17]林尚立：《政党、政党制度与现代国家——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反思》，见陈明明主编：《共和国制度成长的政治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18]林尚立：《政党、政党制度与现代国家——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反思》，见陈明明主编：《共和国制度成长的政治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19]任剑涛：《社会的兴起：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问题》，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129页。

[20]任剑涛：《社会的兴起：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问题》，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

[21]任剑涛：《社会的兴起：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问题》，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

[22]林尚立：《政党、政党制度与现代国家——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反思》，见陈明明主编：《共和国制度成长的政治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23]孙中山：《在东京六日三团体欢迎会的演说》，见《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5页。

[24]陈明明：《党治国家的理由、形态与限度——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讨论》，见陈明明主编：《共和国制度成长的政治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1页。

[25]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26]梁启超：《敬告政党及政党员》，转引自张玉法：《民国初年之政党》，岳麓书院2004年版，第22页。

[27]冯建勇：《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边疆政治变迁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21—322页。

[28]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页。

[29]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4页。

[30]《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8页。

[31]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32][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33]陈明明：《党治国家的理由、形态与限度——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讨论》，见陈明明主编：《共和国制度成长的政治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223页。

[34][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77页。

[35]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

[36]林尚立：《国家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探索与实践》，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年第1期。

[37]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9页。

[38]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6页。

[39][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77页。

[4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

[41]《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6—537页。

[42]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

[4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页。

[44]《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6页。

[4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页。

[4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333页。

[47]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1年7月2日，第1版。

[48]《胡锦涛在中纪委全会讲话　强调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载《人民日报》，2006年1月7日，第1版。

[49]李先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建目标模式的演进——从中国共产党对党的历史方位认知的视角》，载《实事求是》，2014年1期。

[50]《十三大以来的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页。

[51]王邦佐等著：《执政党与社会整合：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社会整合实例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52][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68页。

[53]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54]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页

[55]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页。

[5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57]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页。

[5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页。

[59]王贵秀：《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纪念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的改革〉发表20周年》，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0年第9期。

[60]俞可平主编：《依法治国与依法治党》，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绪论部分的第4页。

[61]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1页。

[62]《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9—310页。

[63]《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8—16页。

[64]林尚立：《政党、政党制度与现代国家——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反思》，见陈明明主编：《共和国制度成长的政治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

[65]《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3页。

[66]《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70页。

[6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页。

[68]刘忠和、石家铸主编：《党中央在十六大以来创新理论科学体系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254—255页。

[69]党的十七大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1—52页。

[70]黄一兵等编著：《大决策——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探踪》，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09—510页。

[71]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

[72]《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6页。

[73]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

[74]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0页。

[7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381页。

[76]《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77]《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2007年6月26日。

[78]《胡锦涛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8年2月19日。

[79]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80]黄杰：《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视野下的政治精英更替：历程、模式和意义》，见黄卫平、汪永成主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第9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69页。

[81]杨雪冬：《后市场化改革与公共管理创新——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的经验》，见杨光斌、寇健文主编：《中国政治变革中的观念与利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9—260页。

[82]李春峰：《中国共财产党的自我调适：多种研究路径的述评》，见景跃进等主编：《理解中国政治：关键词的方法》，中国社会科学版社2012年版，第56页。

[83]王长江：《政党现代化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84]陈明明：《政治话语的转换——改革开放以来主流意识形态的调控性变迁》，见景跃进等主编：《理解中国政治：关键词的方法》，中国社会科学版社2012年版，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