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民主的特征和路径选择

一、中国式民主的主要特征

（一）民主资源“先天不足”，需要国家来启动。中国人遭受几千年专制奴性驯化和愚民政策，习惯于“替民做主”的统治方式，自我统治的民主观念明显“先天不足”，有不少学者拿传统的民本思想来类比民主，笔者认为二者不可同日而语。民主所依赖的自足的主体资格难以形成，民主也需要公民参与公共生活、承担起与享受权利相对等的为公共事务做奉献的义务。然而，深受传统小农意识影响的国人难免狭隘，只关心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淡漠，袖手旁观的看客太多，很多人对权利的理解也难免浅薄，在权利与利益上简单画等号，把对民主权利的主张片面化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满足，这样，必然带来对民主权利的歪曲滥用，也使民主政治更多停留在经济领域的利益纷争层面而难以自拔。所以，有不少的大学者认为中国开启民智、民主启蒙的运动还没有完成。一直以来，“救国”和“强国”的愿望盖过对“国民的启蒙”，这也说明“先天不足”和“后天畸形”的民主急需要在国家的推动下开启，实现从“臣民”向“公民”身份的转变，训练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民主能力，培育健康健全的公民社会，实现从一盘散沙的“小农社会”向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的转变。“在对行政村和乡镇民主选举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也发现：事实上，单纯的自下而上民主化道路也走不通。因为基层的民主实践如果得不到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支持或至少是默许，也难以持续下去。村民自治和‘两票制’选举农村党支部书记这些新举措之所以能够持续开展，与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所遇到的困境也与缺乏上级政府的有力支持直接相关。” ^[46]因此，人们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展中国家如何搞民主建设几乎达成共识：需要把自上而下国家启动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基层民主创新结合起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基层民众共同推动着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二）有制度保障的民主确保巨型社会转型的秩序稳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走出来的中国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发展民主的诸多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新中国成立之后，作为后发展中的国家需要“跨越式发展”，“历时性问题共时性解决”的现象尤为突出。再加上中国又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巨型社会，人口世界第一，民族众多，宗教问题交织等等，积累的社会弊病非常多，很多问题都是触一发而动全身的棘手问题，稍有不慎，就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危及社会的安全问题。在这些现实条件面前，我们需要启动何种民主就构成一个不得不面临的问题。如何防止民主带来的政治分化、社会分化所引发的双重震荡，如何把民主纳入秩序化范畴之内，使民主循序渐进、稳健前行就显得尤为重要。制度化的民主建设是其根本保证，使民主不是仅仅停留在激情飞扬的价值诉求层面，而是真正落实到民主的制度绩效中来。

（三）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双轨驱动积累的政治经验。人民民主既是一种新观念的产物，也是历史合力的结果。“这种历史合力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从帝国时代迈向现代国家的历史，它要求民主发展能够纳入现代国家建设，并服务于现代国家建设；二是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实现国家独立的历史，它要求民主发展能够带来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三是中国人民追求自由和平等的历史，它要求民主发展能够带来自由的个体、平等的社会和法治的国家。” ^[47]为了寻找中国式民主成长的突破口，启动了“党内民主”，因为中国共产党实现从“革命的党”到“执政的党”的身份转变之后，认识到执政党自身民主改革的成败决定执政规律的掌握和执政能力的提升，也决定着如何更好地领导现代国家迈向更加辉煌的未来。而且作为“三个代表”的共产党自律和自我反省能力非常强，率先在共产党内部的民主实践容易取得成效。再加上共产党人最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把成熟的制度化党内民主经验向人民民主推广，能够在更广范围取得民主绩效。2007年也把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写进了党的十七大报告，并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48]随着人民政治参与的扩大，胡锦涛又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成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 ^[49]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进一步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障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50]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再一次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民主制度体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51]稳健的制度化民主在中国是把自下而上的人民民主与自上而下的党内民主结合起来，既最大范围地扩大人民的基础，壮大统一战线的数量和规模，又在精英群体内部试点、做民主的实验，总结民主的经验教训，以便在条件成熟的地方推广民主，最小化不良民主带来的社会危害和政治震荡。因为我们在民主的道路上也经历了不少的挫折，“文革”时期留下的广场政治的“大民主”，仅仅是疯狂式民主狂欢，砸乱一切公检法，带来制度建设的巨大破坏，人为的灾害要比自然的灾害更为可怕，人们现在想起那段黑暗岁月依然心有余悸，这也使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非常重视制度化建设，稳定压倒一切，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纳入可控的秩序范围之内。正经受着民主洗礼的人们也悄然无息地感受到民主在自己身边发生着变化，相信中国民主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发展。

（四）“国家引导民主”与“民主重塑国家”相辅相成。“国家引导民主”，尤其当国家处在能够很好地代表公共利益的上升期，国家权威的形成也有助于凝聚民主的共识，确保民主在有序的环境下展开，国家也能够行使好手中的合法权力，更好地把握民主发展的方向，整合和调动全国的资源，并积极从制度层面上健全和完善民主，使民主得以有效地运转起来。这也说明国家的引导与建构并没有挤压民主的空间，反过来，“民主也重塑国家”，“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释放出的多元开放的政治氛围，非常有利于每个人意志的充分表达，谁影响谁显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民主搭建起来的这一个平台能够更好地发现问题、纠正错误、汇集共识、创新思想，源源不断地向国家输送智识性资源。蒂利也正是从国家行为和公民需求的一致程度来测量和评价民主，具体道：“判断国家行为和公民所表达的要求的一致，必然包含四个进一步的判断：公民表达的要求得到满足的范围有多广？不同的公民群体感受到的其要求转化为国家行为是否平等？那些要求表达本身在什么程度上受到国家的政治保护？这个转化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有双方（公民与国家）的参与？” ^[52]可以看出蒂利实际上认为，不管民主最终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出来，但最值得关注的是公民的民主需求与国家的民主回应之间是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民主有助于每个人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更具包容性，也更能代表公共利益。民主汇集起来的民意也有助于国家的自我反思，防止思想褊狭，行为过激，及时调整国家的不当行为，使国家更好地沿袭着公共利益化身的方向前行。

通过对中国式民主的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的考察之后，一个政治共识基本达成：现代国家建设需要制度化构建和民主化治理的双轨驱动机制共同作用。尽管国家基本制度的构建在序列上可能优先，但国家治理也少不了通过选择民主来规约国家权力行使的方式，以便提供国家长治久安和实施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这也要求二者之间保持均衡发展的态势。

二、制度化建构与民主化治理构成中国国家建设的双轨驱动机制

（一）制度化建构的必要性。从“救亡图存”中走出来的中国在迈向现代国家的道路上，对外要完成主权的完整统一，对内要实现对巨型社会转型的有效治理，要实现这种“后发赶超式发展”，现代国家的制度化构建显得尤为重要。在一个传统的文化中国，人治高于法治，制度短缺、制度虚无成为中国在近代落伍的重要原因，只有着眼于完成国家的制度化建设，才能增强国家行动的能力和行动的法理型权威基础。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国家基本制度建设显得尤其重要。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共鸣。逻辑建构起一套制度框架来普遍适用于现代国家所有人，以此来规约政府与个人的行为，这可以说是现代人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治理国家的武器。北大李强教授认为：国家“与英文中的state相对应，特指不同于社会或其他组织机构的一套独特的制度（institutional）形式，这种制度在社会中履行某些特定的职能” ^[53]。国家构建所关注的更多就是如何建构起这些独特、中立的制度形式，如果国家权力的行使和对国家权力的监督都纳入受制度约束的范围之内，那么国家就能更好地发挥其自主性能力；如果能够把社会的矛盾冲突纳入体制化渠道中来消解掉它，那么矛盾和冲突也就不会那么可怕；如果公民的意见表达和利益补偿都能纳入制度化渠道中来，那么民怨和“以身抗争”的惨剧就会大大减少，这些方面的制度化构建就与法治国的建设形成很好的勾连。

（二）民主化治理的必要性。如果说制度化构建构成国家建设的刚性支撑，那么民主化治理就构成国家生长的柔性支持。制度化构建很多时候表现为从国家出发来替老百姓考虑如何建国，完成“顶层设计”，而民主化治理更多表现为国家如何顺应民意的要求、挖掘民间社会的潜力来对国家进行合作共治。其一，民主政体相对于专制政体而言，有利于“共容性利益”的长期存在，尽管民主政体中共识如何达成的问题受到拷问，也构成参与民主的各方最为关注的问题，但“共容性利益”把人们捆绑在一起，政治协商和政治妥协成为可能，而且这种合作、共赢的生存状况也极大地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促使民主朝着良性方向发展。其二，在相对成熟的民主制度下，换人试试看并不影响政治稳定，哪怕是政党的更替也依旧能保持政策的相对延续性，这种人们相对稳定的生活状况减少了社会动荡不安的威胁，本质上讲，安居乐业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尤为珍贵。其三，规范成熟的民主制度也使得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充满信心，对于个人的前途和人生规划更加乐观，有助于培养更加自足自主的公民资格。也即是说，这既有利于公民权利意识的培养，也有助于公民承担责任和奉献社会的优良品格的培养。其四，平等、宽容、乐观自信的民主政治文化也有利于累积“厚的社会信任关系”，公民在良好的声誉机制的激励和保证下，整个社会更加和谐、更加温情脉脉。而且发达的社会资本也有助于降低经济成本，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使信任经济得以发展壮大，加快资源和资本的流通速度，带来更好的经济绩效，民主与经济繁荣形成良性循环。奥尔森认为，民主虽然不是促进投资和增长的唯一手段，但保护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财产和契约权利，需要持久的民主制度。

（三）现代国家的繁荣也需要把“制度化建构”和“民主化治理”统一起来。“欧洲国家构建的过程彰显出两个重要的目标：制度合理化和公共权力民主化。这两个目标对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来说同样需要。现代化就是一个不断理性化的过程，国家就是一个理性化的制度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不仅包括基本制度（行政体制）的合理化，也包括公共权力产生和行使的民主化。制度的合理化主要体现的是有效性原则，公共权力民主化主要体现的是合法性原则” ^[54]。现代国家一方面要凝聚共识，完成政治的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又要遵从主体差异性共存原则；一方面需要更高程度的权力集中，增强国家的可行性能力，从而实现对更广阔和更大程度的国家政权力量的下渗，另一方面又需要分权松绑、释放更多的社会自主、民众自治的空间。“制度化建构”和“民主化治理”构成现代国家的两大不可分割的方面，既有助于发挥国家自主性和社会自主性两个积极性，也是适应世界范围国家治理规律的需要，双轨驱动促进现代国家的成长。尤其对于中国来说，国家的基本制度建设在时间和逻辑上优先于公共权力民主化，民主化只有在现代国家构建的基础上才有意义，“使国家真正拥有实践民主、发展民主和创新民主的基础与能力”^[55]；反过来，民主化的治理不仅不会弱化国家能力，反而会增强国家能力和权力行使的合法性基础，使现代国家的统治更加持久。“得不到社会的支持，国家的单方面行动必然失去合法性的基础；反过来，得不到国家的积极反应，社会的单方面行动就难以获得有效性的保证，很容易陷入徒劳无功的境地” ^[56]。

当然，在理性化的制度整合与民主化的参与共治之间的明显张力使得现代国家的秩序建构充满了挑战性，也充满了艺术性。现代国家自身也越来越难以治理，一方面国家的权力下渗越来越深远，控制程度越来越强大，现代国家的制度化理性构建越来越明显，集权化程度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民众的自我治理和自主参与的要求越来越凸现，民主化是现代国家的第二个必然产物，集权与分权的矛盾难以平衡，统一共识和差异分歧二者之间也长期展开拉锯战，我们需要解决好制度化建构的统一性和民主化治理的多样性的统一。也即是说，现代国家建设在承认差异性前提下又有哪些共性？诸如：身份构建方面：国家与公民的新关系；民主治理方面：权利与自主的实现；法治监督方面：权力与制衡的保证，等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也都落实在对于政府的能力和责任提出的严峻考验上，即从现代国家的两个维度：理性化构建和民主化善治来审视责任政府如何构建，研究在现代国家民主化治理过程中政府应该承担起何种责任，并有效地保证责任的实现。因为现代国家理性化建构的载体是责任政府，至上的国家赋予政府强有力的统治的权力，一方面，遵循现代国家逻辑建构和行为规约的现代政府具有很强大的自我理性化建构的权利，另一方面，根据现代民主的权责一致原则，民主问责的现代监督机制也必然要求政府应负起责任，回应社会的民主需求，解决现代国家生长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只有负责任的政府才能实施有效的长期统治。

对于中国式民主的考察，无论我们是把它放到对现代国家治理整体规律的探索中，还是把它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的责任政府的建设上来，都是在直面和回应“制度化建构”和“民主化治理”这二者提出的需求。“民主的复合性，对国家有效作用于民主发展具有内在要求，这种要求落实到国家身上，就是对‘国家供给民主之善能力’的要求。从民主的复合性来看，民主的成长是追求个体自由发展与国家建设的复合，是追求社会自主与国家发展的复合。因而，‘国家供给民主之善能力’，从根本上讲，是指国家将民主发展与国家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而形成的。如果这种结合是好的，那么民主因国家建设而得到发展，同时，国家建设因民主化而得到深化。” ^[57]

三、民主政治建设的政治秩序保障：民主成长的重要前提

（1）政治稳定秩序对于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的必要性。我们重视民主对国家权力行使的制约，并不能否定或弱化国家自主性构建的稳定政治秩序对于民主生长的前提保障作用。选择走民主道路的决定容易做出，但是实现民主的平稳过渡、使民主良性运转并使民主巩固起来却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例如：20世纪90年代非洲的民主化进程，“在短短四年时间内，先后有42个非洲国家举行了多党选举，迅速完成了修宪、选举和领导人更迭等一系列制度变革。然而，无论是作为这场民主运动‘导演者’的西方国家，还是被迫采取西式民主的非洲国家，它们似乎都没有做好足够准备并采取有效配套措施来应对民主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仓促的民主化变革之后，一批非洲国家陷入了比此前更为严重的社会动荡和持久的军事冲突之中” ^[58]。在部族制度盛行的非洲，多党民主不仅没有带来秩序反而更容易激活狭隘的原始部族主义，引发严重的部族冲突和地区杀戮，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例如，布隆迪在1993年实行多党制后，部族冲突失控，造成数十万人死亡。就拉丁美洲而言，到1899年巴西建立共和国时，拉丁美洲主要国家已经建立了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政府形式。然而，由于过于受美国的干预，政局不稳，军事政变、独裁统治、民选政府被迫下台等在许多国家反复出现。据统计，拉美国家在独立后的160多年中，发生了近600次政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19个拉美国家中共发生政变100多次。^[59]从欧美对非洲的“民主援助”和美国对拉美的“促进民主”的政治实践来看，“在哪些国家或地区实施民主援助，并不取决于该国家或地区是否有发展民主的需要，而是取决于援助国外交战略和国家利益的需要” ^[60]。国家完成对秩序的建构是一个首要问题，民主道路的选择必须摆脱外国的民主干预，选择适合自己的民主道路，后发展中国家完成主权和治权的独立，建构起权威性政治秩序和实行有效的治理活动成为确保民主的前提条件。

中国自从辛亥革命迈入现代国家征程以来，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时期，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和一个强有力且负责任的政府对于中国的民主道路起到很大的作用，尤其在国共两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将结束之际，毛泽东坚决不同意“划江而治”的建议，摆脱美国的民主输出，也解决了内部的两党纷争，终于在1949年缔造了独立统一的新中国。从建设时期的政府改革来看，王绍光引用科尔奈1990年的警告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几乎是不可能的。经济学家吴敬琏也认为：“在转型期间，政府的正面作用恰恰需要加强，而不是削弱；这对于消除对改革的阻碍和反抗、建立各种必备的制度基础、发展市场都是必要的。” ^[61]因此，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国家建设摆脱殖民统治、获得了独立自主，也通过自力更生和自主性很强的政府改革，使“国家引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越来越凸现其后发比较优势，中国式民主不仅与拉美民主和非洲民主相比具有明显成功，也与欧美的自由主义民主相媲美，“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相竞优。作为后发展地区的东亚国家领导人普遍认识到：“在发展中国家，如果政府没有权威，不实行运用权威的手段，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 ^[62]因而其选择的民主所具有的明显特征是：政治权威、集体权利和组织纪律更多于个人的民主，国家民主或制度民主更具优先性。

（2）何种秩序是民主赖以成长的政治基础：防止秩序走向专制独裁。国家建构确保的稳定秩序对于民主巩固固然重要，但也要警防过度集权甚至军事独裁对于民主的损伤和侵蚀。这就要追问何种秩序有助于民主的成长？尽管亚非拉国家都想尽快完成秩序的建构过程，但是由于受历史或传统的影响，又很容易走向专制独裁或过于集权的困境中去。而中国甚至东亚地区在摆脱殖民和半殖民地统治之后，较好地处理了权威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权威与民主保持动态博弈均衡是确保其持久稳定繁荣的关键。针对西方民主对于东方民主与人权的指责，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早在1991年在联合国就曾针锋相对地对美国式民主和人权进行了批评，指出“如果民主意味着可以携带武器，夸耀同性恋，漠视婚姻法规，以保护个人的人权为名破坏社会秩序，破坏特殊的信仰，给出版以神圣的特权并使其滥用这种特权——如果这些就是民主的具体内容，那么不能有一种与之不同的信仰吗？” ^[63]西方这种以个人权利对抗国家权力的政治传统与深受“家国同构”儒家传统影响的东亚地区并不兼容，“权威主导”的“东亚民主”因其推动的国家经济的迅速崛起和老百姓生活巨大改善而越来越获得“政治合法性”的证明。后发展中国家民主选择需要政治稳定秩序来提供保障已经达成共识，但是否按照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和社会建设依次推进的“民主顺序说”来发展中国民主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