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论证了人民民主与国家秩序构建之间的关系之后，接下来要探讨的是：中国到底如何推进民主建设？我们又如何看待我们国家的民主建设？以确保民主的成功转型和提升以民主方式来治理国家的治理绩效。笔者非常尊敬的学者萧功秦先生在《探索与争鸣》杂志2012年第五期《重建公民社会：中国现代化的路径之一》一文的结尾提出了“三个三十年”的论断（头三十年搞经济建设、次三十年搞社会建设、后三十年才搞民主建设），引发笔者对中国民主建设的反思，也想与萧先生商榷。尽管这种观点也代表了不少专家学者对于中国民主建设的看法，他们对于民主成长的客观条件看得比较重。笔者对于民主建设的认识是：民主建设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而且永远没有终结，也即是说，随着公民权利的主张和扩大，民主也会不断地成长，不可能是某一阶段就能完成的任务。民主固然需要经济做保障和社会做支撑，而民主所蕴含的观念变革和思想启蒙也不亚于经济改革，甚至影响更为持久深远，而且民主所带来的观念革新往往又是推动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原因。由于对于民主的价值层面和心理层面比较忽视，而使民主建设进程显得过于迟缓和机械，我们对于中国的民主建设不能过于乐观，但也不能过于悲观，对于发生的民主建设视而不见。民主建设是靠积极参与而不是靠等待就能实现的，是否通过九十年的建设（尽管这九十年是虚指而不是实指），民主就建成并一劳永逸地巩固下来了呢？显然，是经不起这样的质问的。这也源于对民主建设的复杂性和反复性缺乏认识。而且，中国国家建设“历时性问题共时性解决”的特点比较鲜明，人为界分的清晰界限只能是把问题简化而与现实并不符合。
事实上，民主政治建设既是现代国家追求的目标，也是启动现代国家建设的驱动机制。上文也已经论述过国家的制度化构建与民主化治理只有均衡发展，国家的统治才能长治久安，双轨驱动才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必然路径选择。就中国而言，民主建设是现代国家区别于传统中国的标志，民主改革也伴随现代国家建设的始终。从“五四”民主启蒙、新中国的建立和改革开放的启动都是围绕民主建设目标而展开。“五四”打着“德先生”和“赛先生”两大口号，其中“德先生”就是指民主；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回应黄炎培的著名论断：民主是走出旧王朝政治“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关键，这也表明民主政治是新中国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国家建设的主线。改革开放以来只不过是寓民主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经济改革是推动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和手段，社会建设也是基于公民民主权利的增长而急需要解决社会弊病这一“危机驱动”的结果。倘若我们本末倒置，以手段取代目的，唯GDP主义就是放大经济建设的毒瘤，而掩盖了经济服务于政治的目的，那么中国的建设仍然停留在利益交换层面纠结挣扎，推延民主建设的进程。当然，民主建设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充满挫折和反复也并不可怕，民主在制度设计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保留开放的修错机制，使意见表达得以畅通。民主说到底还是源自于主体内心深度认同的政治，民主的物质条件固然重要，民主的价值和心理基础更值得我们深切关注。对于民主建设任务的艰巨性的警惕，并不能成为我们推延民主建设的借口。这需要我们澄清对于民主顺序说的认识，更为客观地认识民主，从而推进和完善中国民主建设进程。
一、经济繁荣与民主并不存在正相关
（1）一派观点认为正相关。
民主与经济因素的关系的确是一个古老争论：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不少政治社会学家认为民主的有效性取决于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一些人们容易简单这样推断：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就会产生民主政治变革的要求。很容易忽视民主的社会和心理条件而过于强调看得见的经济增长，这也是不少的研究者任意取舍亨廷顿和李普赛特关于民主条件论述的产物。实际上，亨廷顿研究的民主巩固不仅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还与其他很多因素正相关，准确说，是由一系列条件共同作用的产物：“过去的民主经验有助于第三波民主国家的稳定；国际环境和外国力量在第三波民主国家的建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治转型的时机选择也能对一个国家的民主巩固产生影响；民主转型的过程与民主巩固之间存在着关联；民主巩固与所建立的民主制度的性质有关；新兴民主国家所面临的情境问题的数量和严重性，以及政治精英和公众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和对政府解决这些问题的反应，同样与民主巩固具有关联性。” [64]同样，从其他几位民主大师对民主条件的研究也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即使起作用，也是与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才能发挥作用。熊彼特归纳了测量民主成功的四个标准：“政治领导人的素质、政治决定的有效范围、民主政府有效支配官僚机构的能力以及民主自治的水平” [65]，他完全从政治因素来谈民主条件，难道是他有意规避经济条件吗？肯定不是。达尔在其多元民主理论中也提出了七组条件来综合测量民主的水平，而不是仅看重经济增长水平，具体包括：“历史的顺序、社会经济秩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平等状况、亚文化多元主义水平、是否具有外来强国统治以及政治积极分子的信念等。” [66]
（2）另一派观点认为并不存在正相关。
本质上讲，民主素养是一个心理认同问题，而不是一种经济交换活动。其实，早在卢梭生活的年代，卢梭的“惊世骇言”就使他一举成名：物质的繁荣并不能带来社会风气的净化。从他的先见之明中我们也能解读到：经济繁荣并不必然产生平等宽容的民主政治社会风尚。“一个地区要想取得社会经济发展，更多的要靠其公共精神禀赋，而不是早期的社会经济禀赋。到目前为止，从我们简单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代公共精神与经济的相关性所反应的，主要是公共精神对经济的影响，而不是相反。” [67]
从中国的民主实践也发现，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的“三三制”原则是在条件非常艰苦的陕北地区却成功实现的民主实践。自改革开放以来，欠发达的中西部反而比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优先启动民主，诸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首发，村民自治首先从广西开始，民主海选制首先在吉林省梨树县展开。而东部经济发达的地区地方政府创新更多是行政改革，诸如深圳的“行政三分制”、天津的“行政审批一站式服务”、南京的“政府超市”等等，更多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对民主政治的改革反倒显得保守。
再从经济利益过度腐蚀人们的心灵来看，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人们的心思可能关注物质利益，而对于意识形态比较强的民主价值反而比较淡漠，甚至很容易以廉价的方式出卖掉作为自己神圣权利象征的选票，使选举活动被经济能人所操纵，直接通过执掌政治权力谋取个人经济利益。还有是通过“创租”、“设租”这种间接方式来腐蚀政治权力，导致政府的寻租行为无法得到有效制约，也就是常说的政府和非营利性组织常常被利益集团所“俘获”。另外，经济利益的刺激也会加剧社会的分化，造成贫富悬殊，另一方面，不少人把个人权利简单等同于个人利益的膨胀，被解放的主体又一次被“物化”所奴役。
通过30多年的改革，尽管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赢得世界瞩目，“后发优势”也令发达国家震惊，然而基尼系数也达到0.48，正处于社会矛盾集聚冲突的高发期，也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既得利益集团和腐败阶层，层层阻挠改革措施的推进。尽管相对开明的东亚威权政治获得较强的绩效合法性的支持，但在当下也不断受到反思性批判，仅凭经济绩效提供的政治合法性证明并不牢靠，经济交换带来物质满足的短暂性远远比不上深度心理认同带来的政治奉献的持久。由于利益集团的分赃、国家被利益集团捆绑和俘获、亚洲金融危机、政治腐败丑闻的负面影响，国家的权威性在流失；随着公民权利的高涨、中产阶级的壮大和公民社会的形成，人民完全有理由收回他们原先让渡出去的民主权利，从而使得“亚洲式民主”的合法性大打折扣。这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上也有体现，权威政治的现代转型给予现代政府和现代政党提出新的时代使命，如何防止威权政体过渡到专制政体，威权政体又该如何不断增进人民的自由和权利。这要求民主的秩序基础必须处理好权威与自由、国家与公民、政府与社会在集与分之间平衡关系。
相对而言，曾经对民主发展和巩固充满担忧的拉美国家、俄罗斯和印度，反而在经历初期的混乱后，社会秩序和制度已经相对稳定；拉美国家近期的增长率普遍都在6%以上，基尼系数不断下降。这说明不是经济繁荣有助于推动民主，而恰恰是民主的巩固有助于促进经济繁荣。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并不代表着民主的具备条件更加充分，社会基础和心理认同会比经济增长更加必要。
二、公民社会的培育可能比经济增长更能使民主有效地运转起来
对于社会条件和公民社会作用的强调，也是为了说明某些人荒谬的观点：只有等经济足够繁荣之后，再去推动民主的进程。倘若这样，就可能因为认识的局限或人为的拖延，而忽视对于民主社会土壤的培养，错过民主发展的有利时机。很多时候，恰恰是在经济速度减缓、经济危机爆发和社会矛盾急剧的经济波谷期，而不是人们想当然的经济繁荣期，人们对民主的需求越强烈，民主政治变迁的可能性也越大，这是危机驱动民主变革使然。
社会结构和社会条件的改善比经济的波动来得更持久，经济的迅速增长和繁荣并不必然有助培养人们的民主素养和能力，只有通过调整和改变社会结构，使之向着有助于民主的良序方向发展，才是从根本上拉动了民主政治发展的引擎，使民主真正运转起来。公民的性格、政治平等与包容、结社的艺术和公共精神等等构成民主政治文化的基本要件，对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的强调和对政治平等的承诺，构成公民共同体的文化凝固剂。强调民主的巩固与社会文化因素的流派源远流长，柏拉图在《共和国》中就认为，政府随公共精神的不同而相异；阿尔蒙德和维巴的现代经典之作《公民文化》，也是通过对美、英、意大利、墨西哥和德国政治态度和政治取向的考察来解释各国政治体制的差异性；还有我们更熟悉托克威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更是强调美国的民情、政治文化和公共精神对于稳定、有效的民主所起到的极其关键的心理基础作用。“用公民人道主义的话说，有效的、负责的制度取决于共和的美德和实践。托克威尔是对的，当存在强健的公民社会时，民主政治会加强，而不是削弱” [68]。帕特南通过对意大利公民文化的考察也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社会环境和历史深刻地影响着制度的有效性……建立社会资本并非易事，然而，它却是使民主得以运转的关键因素” [69]。民主的运转，归根结底是一个民众实践的过程，只有“民众正确地实践”才能使“民主有效地”运转起来。而民众实践的效果在各国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因为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是因为“各个国家的社会环境”不同，“历史的初始条件及规定性”不同。一个没有民主文化传统的国家向民主过渡，可能会让人产生“民主的政治行为”，但很难使其“政治行为的动机、态度、目的”与“民主”真正本意的要求相适应，因为起着更根本作用的制约人的深层的文化模式没有改变。因此，在研究民主制度的建构及运行时，考虑社会与历史的因素或许比考虑经济的因素更为重要。长期受专制思想毒害的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民主因子其实是很欠缺的，如何在受两千多年的专制思想影响的土壤上开出民主的花朵，是否按照“路径依赖”的锁定就难以自拔了呢。其实不然，民主既是生长的，也是建构的产物。
三、民主道路的反复性：民主道路既是生长的，又是建构的产物
尽管民主有其自然生长内在规定性要求，可能受到“路径依赖”的影响，也有很多专家学者在探讨能否通过传统的创造性转换生长出中国式民主，考虑到目前中国民主所赖以生长的公民政治文化和“公民共同体”的建设还很薄弱，基于此有人就会把民主发展程式化，支持“民主顺序说”。但是无论是对于从内部生长出来的英美民主形态而言，还是对于受外部输入和强加的亚非拉民主而言，民主化道路荆棘丛生、充满着反复性，这种复杂性难以保证民主按照预先设计的次序来发展。我们也不能等待民主各方面条件都具备后才去启动民主，因为民主本身就是一种试错与选择的制度安排，民主生长的全程也伴随着民主的建构过程。“民主巩固基本上是一种‘建构’的过程，是一种政治领导和政治战略的实践。” [70]这也说明，民主在生长过程中充满着政治领导的建构，在建构中推动民主的生长，对于民主价值的诉求和观念的变迁，也带来民主政治迅速变革与转型，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中国式民主就是自上而下的政治领导构建的民主，也是充满生机活力的民主，推动着民主化的进程。民主建构的自主性和各国道路选择的多样性，一方面使民主充满生机活力和希望，另一方面也说明民主模式的复制性比较差，不能简单照搬。这就要求我们对于民主道路的研究不要把民主过于模式化和程式化，更要重视构建和创新民主发展新的可能性，“干中学”的心态对于丰富民主理论和民主实践是非常有价值的，也是基于对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反思，寻求使民主运转起来更全面和更客观的认识。
【注释】
[1]李强：《宪政自由主义与国家构建》，见《公共论丛：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5页。
[2]徐勇：《现代国家建构中的非均衡性和自主性分析》，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3]林尚立：《建构民主的政治逻辑——从马克思的民主理论出发》，载《学术界》，2011年第5期。
[4]卢轶：《人民民主理论与实践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7页。
[5]梁道刚：《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机制的理论探讨》，见黄卫平、汪永成主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第10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9页。
[6]孟祥馨、楚建义、孟庆云：《权力授予和权力制约》，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57页。
[7]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22页。
[8]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
[9][美]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10]刘伟、杨启帆：《运动式治理的限度与民主的角色定位》，见黄卫平、汪永成主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第10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2页。
[11]《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12]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见《文明 国家 大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5页。
[1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0页。
[1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页。
[1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4—675页。
[1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6页。
[17]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8页。
[18]《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19]《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0页。
[20]《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2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2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8页。
[23]《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
[24]《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25]《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46页。
[26]《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
[27]《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
[28]《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
[29]《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30]《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31]《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32]《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7页。
[33]《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9—280页。
[34]卢轶：《人民民主理论与实践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1—252页。
[35]《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36]《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页。
[37]《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38]《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39]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40]《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41]《胡锦涛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讲话》，载《解放军报》，2008年1月31日。
[42]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4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9页。
[44]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7页。
[45]高全喜：《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理论的五种模式》，见杨光斌、寇健文主编：《中国政治变革中的观念与利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46]何增科：《80年代以来中国关于政治改革的大讨论与政治转型》，见杨光斌、寇健文主编：《中国政治变革中的观念与利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23页。
[47]林尚立：《人民、政党与国家：人民民主发展的政治学分析》，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48]《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49]《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50]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26页。
[5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1页。
[52][美]查尔斯·蒂利：《民主》，魏洪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12页。
[53]李强：《从现代国家构建的视角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年第3期。
[54]戴辉礼：《现代国家构建与民主化中的欧洲经验及其启示》，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55]林尚立：《人民、政党与国家：人民民主发展的政治学分析》，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56]林尚立：《建构民主的政治逻辑——从马克思的民主理论出发》，载《学术界》，2011年第5期。
[57]林尚立：《人民、政党与国家：人民民主发展的政治学分析》，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58]胡美、刘鸿武：《意识形态先行还是民生改善优先？——冷战后西方“民主援非”与中国“民生援非”政策之比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0期。
[59]徐世澄：《拉丁美洲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60]赵绪生：《试析民主援助》，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3期。
[61]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401页。
[62]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演讲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63]Quoted in James Fallows，“Rotten Royals”，the Atlantic，June 1993，p. 461.
[64][美]亨廷顿：《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24—332页。
[65][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21—430页。
[66][美]达尔：《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21—227页。
[67][美]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王列、赖海榕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页。
[68][美]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王列、赖海榕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页。
[69][美]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王列、赖海榕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217页。
[70]Larry Diamond，Juan Linz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ed. Polit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Boulder：Lynne Rienner Publisher，Inc.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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