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在市场经济建设中不能“退却”
从现代国家建国经验看，成熟的市场秩序形成于强大的现代国家出现之后，英格兰如此，美国等国家同样如此。因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为市场的发育创造了制度环境，提供市场有序运转所需要的正当行为规则体系。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坚持每隔五年制订一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全面规划，尽量减少市场缺陷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挫折时，国家也会及时干预，确保平稳渡过难关。诸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价格闯关失败，1988年出现的抢购风潮等等，但是国家通过强有力地综合运用财税、金融和法律等宏观调控政策，终于在1996年使经济发展出现“软着陆”。另外，中国也一直坚持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期望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维护和巩固中央权威。诸如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拯救处在“悬崖边上的中央政府”，一方面中央以分税制改革为突破口，加强中央财政汲取能力和提升中央政府的权威，从原来地方财政包干的财政体制向公共财政体制转变。中央政府能够控制的财力越大，才越有能力进行国家的宏观调控和财政再分配，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诸如国家在产业指导政策、教育医疗政策、环境保护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方面加强国家的干预，以弥补这些领域市场可能出现的失灵，从而确保经济平稳快速地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开始通过机构垂直化管理的改革来加强政府的整合能力和协同能力。诸如银行、国税、海关变成中央垂直管理，质检、国土、工商变成省内垂直管理，这有助于部门机构的整合，也使地方政府的权力行使越来越被纳入制度的规范制约之下，这种科层制转变既有助于集权也有助于问责。因此，“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独特之处，就是在市场化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放弃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方针，又坚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国家的经济控制力量和政府管理始终发挥主导性作用。这种发展模式既区别于中南美洲一些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又区别于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的市场化道路，也与日本和东亚的所谓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不完全一样” [50]。正是这种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模式，或称之为以政治领导为基础的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二、遵循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国家权力的行使
的确，复杂的市场交易过程需要一个强国家维持基本政治与法律秩序，但是真正创造财富靠的是市场机制，没有市场的变革，中国是不可能出现奇迹般增长的。因此，遵循市场的逻辑是保持我国未来持久经济繁荣的关键。这就要求我们研究市场中经济权力运行的规律，只有遵循经济权力运行规律的国家权力行使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市场治理的绩效。总结经济权力运行的规律是：随着公司财富积累的扩张，管理这个庞然大物已经不再是权威魅力型创始人的能力所及，也不是家族内部垄断权力所能解决的，公司的声誉和名号可以代际传承，但并不能保证家族内部代代都有人才出，管理公司的能力并不是必然遗传的，因此，走出公司的兴衰维系于卓绝领导人存亡的周期率，必须创设保持公司生长与永续的制度化机制。伴随着公司分权化改革，以管理公司为职业的大量经理人应运而生，一方面，理顺企业内部管理混乱局面，建章立制使公司涅槃重生，另一方面，也带来社会中中产阶级兴起，刺激社会消费能力的膨胀，反过来又刺激了公司的生产和壮大。基于委托代理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的制度也是惨重经济危机催生的产物，崇尚市场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的企业家们不得不考虑如何有效地规制市场的泛滥，强有力的国家对经济进行监管和干预这种外部治理模式固然重要，但公司内部的治理模式的变革才是根本。因为，现代经理人制度在完善公司治理的同时，也难以走出经理人“逆道德选择”的风险，培养经理人的职业操守和监督经理人以权谋私的成本也越来越大。这又提出最起码的两层需求：一是大股东对集权的要求，另一个是如何培养公司员工的职业操守、公司凝聚力和参与式监督，企业文化的软约束也就越来越受到重视。
可见，作为市场主体的公司经济权力的行使与国家政治权力的行使有很大的一致性，诸如权力的委托代理、组织的内部治理、权力的监督与参与等等。无论是经济权力还是政治权力都说明，任何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使组织的权力集于一人，然而组织面临的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和组织自身的急剧膨胀必然导致尾大不掉的局面，意味着分权成为必然。我们对权力所有者的监督、警惕和防范，是很必要的，但我们如何行使好从权力所有者那里分离出来的权力，“如何治理治理者”、如何解决分权过多而无力保证强有力行动的难题又摆在人们面前，继续拷问着人们的智慧和新的制度设计的可能性。
三、国家的自我限权和对经济分权反而增强国家的能力
（一）市场经济运作在全能主义国家框架下出现问题。在全能主义框架下，企业和事业单位都高度依赖于国家，也是国家政治动员、意识形态教育、社会福利承担的综合体，这样，就导致难以形成能够自主判断、自主选择、自主决定的独立市场主体，契约自由、意志自治和等价交换等市场原则就难以良序运转起来。另外，对于全能主义国家的监督也比较困难，而全能主义国家又直接管理市场经济中的生产者，国家权力的代理人比较容易为了谋取个人利益而袒护企业生产者，从而导致公共权力部门丧失公共性，侵害公共利益，这样，也导致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和法律的环境难以形成。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摸索出在经济分权基础上的宏观调控的制度化建设道路。事实上，中国一方面是行政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行政权、立法权和人事权高度集中于中央，与此同时又是高度分权的国家，几乎任何事权都分散在各级地方政府手里。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只要经济形势允许，就激励推动地方分权的改革，只不过由于当时不重视制度化建设，地方经济分权和包干的高激励机制相对来说比较随意，经常酿成国民经济失控的乱局，难以走出“分权—集权—再分权—再集权”这样恶性循环的发展怪圈。直到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分权是改革的主线，并且综合运用多种宏观调控的手段和加强法治国的建设，为中国高速增长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国家是必要的，“但宪政要求国家保持最起码的中立性，中立是正义的基本前提。这样的政府必须限制自己行为的范围，专注于执行普遍的正义规则。也即政府把自己的职能集中于执行普遍的规则，平等地、公正地对待每个人。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个人及其他经济组织的行为将最大限度地得以协调，市场相对健全地发育，社会自身将会较有效率地创造财富。” [51]而且我国在市场治理的过程中也积极借鉴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那场“新公共管理运动”所进行的引入市场化激励的改革手段，诸如采用分权化和更彻底的绩效考核，以及运用市场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来有效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这些有益的尝试既补充了国家治理的不足，也充分调动了市场主体的积极性。
（三）进入后市场化改革时代，国家与市场交融在一起，国家与市场偏执一端的格局也发生了融合。后市场主义时代把一些重要价值重新捡拾回来。市场不再仅仅追求经济利益和竞争效率，合作、责任和和谐等价值也应该融入市场秩序之中。成熟自由市场的前提条件是基于人们之间的规则意识和法治精神，自由市场的伦理之维从来都不容忽视，在强调“看不见的手”作用的斯密那里，也格外强调道德情操论对市场所起的基础性作用。只不过在“市场神话”那里，市场伦理被有意或无意隐藏起来，只有等到对市场原则的滥用而饱受基于动物丛林法则的恶性市场竞争苦果的时候，只有根据市场外部环境的变迁，对市场原则的尊崇、对市场价值的再发现和补充，才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市场，从而不断调适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驾驭和驯服市场，取得国家对市场治理的治理绩效。正如下表所示：
后市场化改革时代的主要变化与其所启发的价值[52]
综上所述，国家的自我约束和对市场的必要分权是走出国家与市场博弈困境的关键，再加上对市场更加全面的理解，把市场所蕴含的伦理价值重新找回来，既激发市场的活力，又规约市场的无序，为市场机制的运行提供制度保障，这些举措不仅不会弱化国家的自主性，反而更有助于强化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能力。
【注释】
[1]陆德明：《新中国前后的60年经济发展》，见史正富主编：《30年与60年：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页。
[2]陆德明：《新中国前后的60年经济发展》，见史正富主编：《30年与60年：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8页。
[3]唐皇凤：《分权制衡与制度正义——转型中国制衡资本权力路径的若干思考》，见徐湘林等主编：《转型时期的政治建设与政府治理：全国首届政治学博士后论坛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07页。
[4]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5]姚中秋：《中国变革之道：当代中国的治理秩序及其变革方略》，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67—68页。
[6]姚中秋：《中国变革之道：当代中国的治理秩序及其变革方略》，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69页。
[7][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5页。
[8][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0页。
[9][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72页。
[10][美]诺奇克：《乌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7—40页。
[11]庞金友：《保守自由主义国家观及其批评者》，见徐湘林等主编：《转型时期的政治建设与政府治理：全国首届政治学博士后论坛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6页。
[12][美]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等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67页。
[13][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5页。
[14][美]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平新乔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10页。
[15][英]迈克尔·奥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16][美]斯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郑秉文译，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17][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428—477页。
[18][德]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5—95页。
[19][印度]阿玛蒂亚·森、让·德雷兹：《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9—102页。转引自漆思：《中国共识：中华复兴的和谐发展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9页。
[20]丁建弘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一种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
[21]姚中秋：《中国变革之道：当代中国的治理秩序及其变革方略》，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页。
[22]李强：《行政体制改革的政治学解读》，见唐晋主编：《大国模式》，华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23][美] B.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吴爱明、夏宏图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24][意]加埃塔诺·莫斯卡：《政治科学要义》，任军峰、宋国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4页。
[25]成思危：《中国不能接受资本无道德论》，载《中国经济周刊》，2007年1月29日。
[26]姚中秋：《中国变革之道：当代中国的治理秩序及其变革方略》，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1页。
[27]姚中秋：《中国变革之道：当代中国的治理秩序及其变革方略》，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80页。
[2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
[29]胡伟：《现代化的模式选择：中国道路与经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页。
[30]胡伟：《现代化的模式选择：中国道路与经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页。
[3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3页。
[3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3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页。
[3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382页。
[35]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36]周黎安：《官员激励、政府治理与中国经济增长：60年回顾与展望》，见史正富主编：《30年与60年：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6页。
[37]周黎安：《官员激励、政府治理与中国经济增长：60年回顾与展望》，见史正富主编：《30年与60年：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8页。
[38]周黎安：《官员激励、政府治理与中国经济增长：60年回顾与展望》，见史正富主编：《30年与60年：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1页。
[39]李景鹏：《试论我国行政改革的动力》，见王浦劬、徐湘林主编：《经济体制转型中的政府作用》，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40]王绍光：《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41]郁建兴、张利萍：《市场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的角色调适与管理创新——以浙江省为研究对象》，载《理论探讨》，2013年第4期。
[42][俄罗斯]A.A.波罗霍夫斯基：《国有制在美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载《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43]姚洋：《社会平等与新中国60年经济增长》，见史正富主编：《30年与60年：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
[44]1998年中国证监会《关于重点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上市的通知》指出：“为了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各地在选择1997年计划内企业时，除优先推荐地方所属的512家重点国有企业外，还应优先推荐符合上市条件的中央直属企业中的512家重点国有企业”。这就意味着不大可能将上市额度分配给最有资格、最有需求的公司，因而浪费了资本市场资源，降低了资本市场的效率。转引自杨光斌：《权力主体的市场化动力比较分析——兼论行政改革的政治意义》，载《学海》，2003年第1期。
[45]金太军、袁建军：《政府和企业交换中的一致与分歧》，载《学术月刊》，2012年第11期。
[46]金太军、袁建军：《政府与企业的交换模式及其演变规律——观察腐败深层机制的微观视角》，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47][美]道格拉斯· C. 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陈郁等译，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页。
[48][英]安德鲁·甘布尔：《政治和命运》，胡晓进、罗珊珍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49]金太军、袁建军：《政府与企业的交换模式及其演变规律——观察腐败深层机制的微观视角》，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50]胡伟：《现代化的模式选择：中国道路与经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页。
[51]姚中秋：《中国变革之道：当代中国的治理秩序及其变革方略》，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81页。
[52]杨雪冬：《后市场化改革与公共管理创新——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的经验》，见杨光斌、寇健文主编：《中国政治变革中的观念与利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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