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性自主：民族国家应有的姿态

一、融入的必要性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由于国家能力的差异，发达国家急欲推进全球化以享受全球市场一体化带来的收益，而广大欠发达国家一直都有对全球化导致依附加深的担忧而极力抵御。这就存在一个后发展中的国家到底有没有必要融入全球化的问题追问。笔者认为，只有融入全球化才能更好地维护本国的利益，完善和推进全球化。因为：

（一）以挑战者身份被拒之国际社会门外，错失发展的黄金期，留下深刻教训。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作为挑战者身份而被拒之国际社会门外，错失二战后相当长一段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迫于新中国成立后严峻的国际环境，延续的依然是革命时期的“斗争哲学”，从开始的“一边倒”外交到“东西两条线同时作战”，再到要当第三世界的领导者，时刻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使国家利益受到严重的影响。我们应该吸取教训：针锋相对、甚至不放弃武力只是外交中的最后杀手锏，轻易不要使用。也不要言战或宣称以战促和，一旦卷入战争，就被战争拖累，两败俱伤。而应该抓住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世界的主题和潮流，对于冲突也要分类处理，不是所有西方国家都一致遏制中国，西方国家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分歧；尽管美中冲突加剧，但共同的经济利益也促使双方积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尽管日本对集体自卫权松绑，但邓小平主持签署的和平、外交手段解决一切分歧仍起作用，日本右翼势力也不敢完全无视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国际舆论强调，不要擦枪走火。即便发动战争，也不再割地赔款，更谈不上消灭主权国家了，而且战后的恢复重建工作又成为拖累。不但战争解决不了问题，反而遭遇世界舆论的广泛谴责而失道寡助。这也是美国发动的很多区域性战争给我们留下的深刻教训。世间自有公道，对于无关大局的事件，尽量避免陷入情绪化的对峙中去，对于不得不回应的国家冲突事件，学会有理有据有节地借助国际舆论和国际法，从而得道多助。

（二）以“韬光养晦”的身份赢得国强民富，融入国际社会也是最大受惠者。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韬光养晦”、“不当头”、“不称霸”，奉行被动防御外交，寻求自我防御，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相对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受惠者。“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正是得益于这一世界格局，得益于我们以一种建设性的姿态融入这个世界格局之中。我们的经济成就、科技发展和社会建设，中国这30多年来国际地位的上升，无一不与这个世界格局紧密相关。所以，中央才有我们迎来百年不遇的大好时机的论断。”^[45]更多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越是能够与国际体系更好地融合，也就越能享受到这种全球市场化、国际化所带来的收益，反过来，也越有助于增强改革现存国际体系不合理的能力。“特别是今天，中国从全球化体系中获得了不少的收益，维护现存国际体系就意味着维护了中国的国际利益。也就是说，从根本上来看，尽管中国与现存的国家体系之间还是有一些矛盾，但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而是发展中的矛盾。”^[46]

（三）以参与者身份重塑大国形象。

在复杂多变的国家社会里，需要我们以利益相关者的身份参与其中，审时度势，学会理性地对待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学会有理、有力、有节、有据地与发达国家打交道，学会在现有的国际框架下寻求有利于我们也有利于世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修正方案。原因在于：其一，尽管全球化会对民族国家带来挑战甚至主权冲击，尽管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相比较于后发展中国家在资源攫取和配置方面占据优势，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全球共同利益的存在。而且全球化也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化，换句话说，并不是由其单方一手遮天、完全操纵。事实上，民族国家一方面通过自己的自主活动对其他国际交往主体产生影响作用，另一方面，它也受到其他主体的制约。冷战结束之后，人们又进而意识到安全的全球化，尤其是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凸显，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单独应对。事实上，全球化与地方化是相伴相生、相互牵制的发展方向，全球化必然改变不了以民族国家为基石进行拓展的局面，后发展中国家也必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其二，尽管后发展中国家都是被拽入全球化进程中来，也由于遭遇列强的野蛮殖民掠夺，而长期处于依附发展的落后状态，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意识到，既然这种被动的现状没法改变，就必须调整国家战略，实现由“要我做”到“我要做”的转变，主动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去。也由于国家间交往日益密切，他国利益、地区利益和全球利益有不少地方与国家整体利益相一致，或与国家利益互补，从而构成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可见，只有主动融入全球化才能更好地捍卫国家利益。其三，基于全球共同利益，充分发挥联合国的积极作用，积极促动联合国改革，使之成为未来国际秩序的调控中心，也保证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相互制衡的国家间关系成为可能。作为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不能仅充当搭便车的受益者，作为利益相关者也应该尽义务参与到对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完善之中去。有人可能会问，当权力不对等条件下如何实现真正参与呢？事实上，一些小国可以利用地缘优势在大国之间运用均衡战略，诸如韩国和缅甸等。这源于：其一，国际舆论越来越发挥作用。在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平等相待的世界舆论面前，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国家也能找到保护国家利益的支点。尽管国际政治区别于国内政治的地方在于没有自上而下具有刚性强制力的制裁手段，但是随着全球化加深和网络时代到来，国际舆论的道义谴责越来越起到重要作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意见领袖的动员能力以及日益发达的国际公益性组织都使舆论的积极功效得到有效发挥，诸如以NGO、NPO等日益发达的国际组织，他们凭借组织的力量运作作为社会风向标的无线电、大众传媒、网络新社交平台，引导和推动着公共舆论，以整个社会伦理准则来对全球公共事务施加强大的压力。其二，国际市场和社会组织权威的作用。尽管民族国家是国际社会的基本政治单位，但充分利用国际社会兴起的市场权威和社会权威弥补政治权威解决国际冲突的不足，是更有效的途径。正如上所述，国际社会组织发挥的作用日益显现，形成社会组织权威来参与全国事务的治理；另一方面，以个人、家庭、企业和跨国公司为主要内容的市场权威也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时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主导着资本和金钱的流动，对全球资源的配置具有基础性引导作用，也必将在全球公共事务的治理中发挥市场调控的基础性作用。因此，未来的国际社会将由政治权威、市场权威和社会权威多元主体相互依赖、相互制衡，形成多层次、多中心的全球复合结构和动态权威格局，发挥各自权威主体的积极优势。其三，国际法在解决国际冲突中的作用越来越凸现。既遵循现有的国际习俗、惯例，加强对国际法的研习，以便娴熟驾驭它，又作为推动者共同参与制定各类新的国际章程和制度规范，促进制定的法律更加公平正义，以便更好地指导各个国家的行为方式，尽可能减少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冲突解决方式。其四，共同需要解决的全球问题也使得共同参与成为必要。我们并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一个具有优势的大国就能一手遮天、完全操纵，必然排挤其他国家的参与，恰恰相反，新暴露出的全球性共同问题需要各国共同参与才能取得较好的治理绩效，诸如全球污染和气候问题、全球反恐安全和共同治理犯罪问题、一些共同规则的制订等等，超越狭隘国家利益之上的全球利益，共同维护我们生存在一起的地球，在“地球村”不是一个神话的时代，越来越需要达成共识，只要有机会参与新秩序的构建，就有谈判的筹码和制约的可能性。

这里也必须要强调的是，后发展中国家以融入而不再是抵制的态度对待全球化，但也并不是完全放弃抵制与争锋，“我们要通过争锋寻求更大的共融，争取在世界格局中发出我们的声音，构建我们的主体性，在融入世界秩序的同时发挥主导性的作用，这才是我们的目的所在。”^[47]即保留抵制与争锋的融入国家战略才能坚守国家的自主性，这也是我们坚持的融入性自主的根源所在。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融入，更好地了解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利用好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来增强国家实力，从而才有机会有能力为修正不公正不合理的游戏规则提供可能。因此，应该在遵循现有国际秩序的前提下，从基本规则入手，逐步地谋求变革，着重关注国际制度的创立、修改与完善，寻求对我们乃至对世界人民更加有利的秩序和规则。

就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来看，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越来越广延深入，改变了过去游离于国际社会的局外人形象，从局外旁观、消极参与转向以利益相关人的身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中去，不再过于强化意识形态的革命话语和民族情绪来意气用事，不再是宣称另起炉灶而被发达国家视为国际社会的反对者。在摸爬滚打和“韬光养晦”的经验教训中逐渐学会利用既有的国际制度维护和拓展国家战略利益，以更加理性而审慎的态度，以积极的建设者和改造者身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与世界和平共处，以期望共同创造一种新的世界格局。“这一战略表明，中国力争避免被视为‘修正主义国家’，主动而理性地融入国际体系，并致力于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负责任的作用。中国的战略力量以和平方式向国际体系投身，既提高了中国的影响力，对世界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促进了国际合作。在一定意义上，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关于中国‘负责任利益攸关方’的战略定位代表着国际体系主导者对中国的战略预期，可视为这一种良性互动的佐证。”^[48]在对未来国际社会参与共建的过程中，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和认同。

二、国家的自主与全球意识

（一）融入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国家主体性的削弱甚至丧失。

强调国家的自主就是要突出国家的主体性。有一部分人由于担心因为融入全球化而丧失国家的自主性，在认识上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上去，凭借“反现代化”和“去全球化”的道德批判，回溯或沉湎到历史性、本土性和地方性之中，对外界世界的发展持逃避和拒斥态度。我们应以融入性自主的态度积极参与到全球化进程的构建中去，我们不要把全球化就固化理解为西化，世界不是西方的，更不是美国的。事实上，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的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是塑造全球化的利益相关者和历史见证人，都在相互交往加深的过程中互构和重构着全球化，并没有因为融入性参与到全球化之中就消灭了自己的民族的自主性，恰恰相反，在自主和理性地融入之后，更加印证了“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句名言，更加凸显了自己的民族主体性。“西方诸民族，如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乃至亚洲的日本，他们并没有因为积极参与这一轮进程而失去了主体性，反而构建了各自的现代社会的民族精神，我们中国为什么就一定会因此而失去自我，丧失主体性呢？”^[49]因此，对于全球化我们不能预先设定就是某种模式，而对其充满了拒斥和恐惧。我们强调我们现代国家的建设应遵循现代化的逻辑，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绝不是完全否弃自己的主体性。照搬或屈从别国的结果只能是永远跟在别人后面，甚至难以改变任人宰割的地位。全球化永远不会终结，因为每个民族国家都是这个进程的局中人，因此全球化的未来具有无限重塑的可能性。更何况即便全球化是一个深渊，我们也必须跳进去，正视它，也只有以这样一种客观理性和勇猛无畏的心态才能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不被自己所击败。民族国家的自主性不是逃避出来的，而是靠在参与和拼搏中成就出来的。

（二）中国如何在融入全球化中确保国家自主性？

（1）如何在国家间相互交往日益密切的全球化时代凸显国家自主性，根本上来讲，还得靠从内部练基本功，走上制度化国家建设的道路。尽管在全球化时代外交显得格外重要，但我们要明白“弱国无外交”的道理，外交的话语权是否有分量，外交斡旋是否有效力，都取决于国家的实力和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否则，纵横连衡的外交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印度莫迪新政府的典型特征就是“急内政，不急外交”，“莫迪的强项也是内政，是经济，而不是外交或国际事务。莫迪赢得人望的原因，也是因为他领导的古吉拉邦经济增长率创各邦之最，基础设施建设和吸引外国企业投资上尤其引人瞩目” ^[50]。莫迪务实的治国战略也赢取印度的高速经济增长，这也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把“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最大的政治”不谋而合，中国目前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形象都是来自于国内政治经济成就。我们依然要禀存这一基础性地位不动摇，外交上的发言才有力量。而要巩固和确保这一秩序长期有效，还得依靠国家自主的制度化建设，“对于一个自主的交往行为主体来说，其自主性就不仅表现为在与其他主体的关系中的能动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对于自身组织内部结构的优化和调整，来表现出自身的自主性，这一点在现代国际交往中更加重要。为此，需要民族国家不断进行国家内部的制度创新”^[51]。在《全球经济中的国家：将国内制度带回来》一书中，林达·维斯运用制度主义的视角，也表达出类似的观点，即国内制度的特点决定了国家以何种方式回应全球化挑战^[52]。国内制度既能调节全球市场的激活逻辑，也能调节全球市场的约束逻辑，从而确定了两种逻辑的影响并产生了不同的政策模式。对中国而言，诸如利用后发国家技术创新的优势推动产业的科技含量与研发，加快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促进教育公平、改善国民素质，储备丰富的人力资本；减少贫困和社会失业，从选择性社保向适度普惠的社保政策的转变，提供更多优质的公共产品，从而提升公民的幸福指数，减少社会群体性危机冲突的风险；改善公共管理的治理水平、加强政府的廉政与绩效建设，健全法制，推进法治国建设的进程，养成公民对规则权威的服从与信仰；加重文化建设的力度，为国家真正地整体腾飞奠定坚实的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通过对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的调整和完善，确保国家内部整体凝聚力的迅速提升，也大大改善其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增强国家整体竞争力。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的提出和真正转化为现实是我国国家建设取得比较优势的关键之所在。我国经历了“文革”时期的法律虚无主义对公检法机关的破坏和对制度的忽视，到邓小平时代把制度建设提上改革的重要议程，之后的历任领导集体都以“法治国家”建设为目标，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确立，中华法系也越来越被世界所认可。但由于公众对于制度制订的参与过程并不高，制度的科学性和制度的滞后性问题还亟待解决。也由于对制度制订缺少参与，对制度漠视也就普遍，再加上长期养成的民情是“谈法色变”和“厌讼”，遇事期望“青天包老爷”的出现来解决，这也导致对于制度的监督和完善缺少外部制约的环境。另外，权大于法的官本位思想长期存在也使得公共权力运行过程中的人治问题依然严重、有法不依现象比较普遍、往往还是习惯于运动式治理。

（2）需要对国家利益按照轻重缓急进行必要的排序，有助于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各个击破，稳扎稳打推进国家自主性能力。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王逸舟很早就开出过维护国家利益的次序清单，“中国主要国家利益的重要性等次及实现顺序：即首先是完成民族国家的建设，尤其是‘四个现代化’，包括国家富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广大民众的安居乐业，以及在此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民主化和法治化建设，保证各民族的和睦相处等；其次是争取在不造成任何大的震荡和外部冲突的条件下，保障我国领土领海的完整和不受侵犯，加快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第三是不仅要发挥亚太地区重要大国的主导作用，更要争取成为国际社会‘指导委员会’（如联合国）和各种国际机制的重要成员，在‘有理、有利、有节’和‘斗而不破’的策略指导下，渐进地和有效地推动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造，使之更加符合多数国家的利益和人类进步的方向。并强调这是一个复杂的和动态的协调过程，其间可能充满矛盾与小的冲突，三大利益间可能在总体次序不变的前提下偶尔调整重要性的顺序”^[53]。这种从内部建设到外部秩序，从局部地区到全球整体，根据国家实力渐进有序地推进和维护国家利益是符合认识规律的，也被吸纳到国家的战略和外交政策中去。诸如在刚刚融入国际社会的时期，基于“韬光养晦”不当头不争霸，赢得时间和精力集中搞国家建设。根据国家实力的变迁，准确定位从一个负责任的地区性大国做起，搞好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促进亚太乃至亚洲的繁荣与稳定。在进入21世纪以来，以融入性自主的态度加快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勇于担当起更大的国际责任，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奔走呼号，从而使共同遵守的国际制度框架更加合理完善。

（3）我们不仅需要通过调动各方面资源把国家建大建强，而且需要学会驾驭和规范国家的行为，争取与其他国家合作共赢，从而赢得更广泛、更持久的国家认同的基础。尽管民族国家仍是当今国际社会最基本的政治单元，维护国家利益，国家主权不容侵犯是国家交往的底线，但基于共同利益和协商基础上的必要的主权限制并不是丧失国家主权，而是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与主权神圣不容侵犯并不矛盾。俞正梁教授指出，“冷战后国际条件的嬗变和各国生存与发展的利益变化，使发展中国家在主权问题上面临着双重选择：一方面必须坚持以主权为本；另一方面，为了求得更大的国家利益，又应该在国家主权问题上进行自主限制，即自主适应。这种自主限制具有双向性、互动性和独立自主性。坚持主权与自主限制的辩证统一，都是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对主权本质的坚持”^[54]。这是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时代必须面对和需要正确解决的一对矛盾。即以群体作为主体的方式而存在的民族国家，它一方面通过自己的自主活动对其他国际交往主体产生影响作用，另一方面，它也受到其他主体的制约。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基欧汉和奈提出了著名的“复合相互依赖”模型，从而描绘了与现实主义学说截然不同的世界政治图景：各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国家间关系的议程包括许多没有明确或固定等级之分的问题，并不是非得动用武力来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不可，在不少问题上完全可以通过协商合作的方式来谋求共存共荣。俞正梁教授指出，“冷战后国际条件的嬗变和各国生存与发展的利益的变化，使发展中国家在主权问题上面临着双重选择：一方面必须坚持以主权为本；另一方面，为了求得更大的国家利益，又应该在国家主权问题上进行自主限制，即自主适应。这种自主限制具有双向性、互动性和独立自主性。坚持主权与自主限制的辩证统一，都是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对主权本质的坚持”^[55]。坚持对主权的维护和必要的主权让渡的统一因为在前文已经有过论述，在此就不再赘述。

（4）尽管稳定和安全是国家自主性增强的保证，但国家寻求和平和发展才是本国人们也是世界人民共同的福祉，从而培养起民众深度的心理认同，形成国家“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取得真正优势地位。可以断定中国在现在和将来仍然面临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边疆地区和国内其他地区的稳定、实现祖国统一等基本的国家安全利益的使命，但这不是国家利益的最高目标，或仅仅还只是最基本的目标。一个国家和民族必须在确保生存的条件下努力发展自己，促进经济、技术、军事、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全面发展，给人们提供他们想要的美好生活，也为所赖以生存的世界保持持久和平稳定承担起应有的大国责任，这是当前和21世纪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的根本利益。当然，国家内政建设不仅包括硬实力建设，也包括制度、文化价值等软实力建设，并能向外输出，真正让对手心悦诚服地认同。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汉语和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在逐渐扩大，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以及国外华人的文化传播也都在加深，中国的国家形象也在不断被刷新和赢得更广泛的认同。笔者认为，软实力的影响不仅仅限于传播具有独特性的传统中国文化，而且还应该输出具有现代政治文明的制度成果，这也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所积累的“软权力”输出给我们的启示。

（三）何谓“全球意识”？我们不要对全球意识期望过高，全球意识不是要高度同质化，也不是期望建立世界统一政府。全球意识只能是基于人类的共同状况而产生的“重叠共识”，这种共识往往是为了拯救人类和协调全人类行为的一种最低限度的共同的价值、标准和态度。即由不同文明地区和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所共享的“最低的最大化”（其为罗尔斯的称谓）的普世伦理，民族国家作为交往主体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共识或底线伦理。“全球意识不仅不会使各个国家的利益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差异性消失，相反，还要建立在利益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差异这一基础之上，它提供的不是抽象的规范，也不是整齐划一的道德规范，而是对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精髓共通性的挖掘和提升。” ^[56]尽管笔者不赞同以世界公民资格和世界政府这类理念来重塑全球，但赞同以放眼全球的大视野，以世界来审视国家，尊重全球共同利益和国际制度框架，并对实现国家利益难易程度进行排序，便于人们看得更高远，有助于化解狭隘的、局部的利益冲突，寻求互谅共生的合作与共赢，这样反而更有助于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

（四）国家自主与全球意识的辩证统一关系。不同民族国家在国家利益上的差别规定决定了它们之间存在着各种冲突和一致、竞争和合作的关系，脱离民族国家利益之上的全球意识要么是空洞的意识说教，要么是为了掩护霸权行径而寻找的美丽谎言。尽管伴随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共识在不断增强，需要共同面对和处理的全球事务也在不断增多，但保留民族国家的民族意识和情感、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这一直以来是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也可预测在将来依然在国际关系中居于首位需要考虑的问题。也即是说，全球意识的增强，并不意味着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和利益等差异的消失，而完全可能是一种差异与共识并存的现象伴随人类社会的始终。尽管在全球化时代，为了加深人们之间的交往和扩大共同认同基础，我们有必要强调全球意识，但全球意识必须以民族国家利益的丰富性、文化的多元性和价值的多样性为基础，把全球意识与国家自主辩证统一起来。那种期望在消灭国家主体意义上去建构一种全球同质意义上的全球意识是极其危险的，也是各民族国家所不能容忍的。我们强调全球意识在当今的重要意义，但不赞同无限放大全球意识的人为建构，更不期望沦落为以某种具体的国家意识来取代或杜撰的全球意识，全球意识更应该是各民族国家在平等协商和竞争合作地解决共同面临的国际事务的进程中演进出来的自由意志，是基于民族国家差异性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共识价值，而不是按照设定的全球意识来配置不同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

尽管全球问题凸显了全球共同利益，催生了全球意识，国家利益和国家主权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但是国家利益远未过时，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主体和基本的政治单元。“为有效地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民族国家必须树立新的国家利益观，以顺应全球化的大趋势：一是坚持全球利益关照下的国家利益，即在保证国家的生存和主权独立的基础上，以不损害全球共同利益为根本前提，在尊重他国合理利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追求和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二是注重并把握好国家利益的层次性和动态性，适时调整国家利益的层次关系，从而科学合理地确定各项利益的优先顺序，最终为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制定提供客观的依据；三是在确定了国家利益的优先顺序基础上，在国际制度的框架中实现国家利益。”^[57]即国家利益的维护是根本不动摇的，但在尊重全球共同利益和在国际制度框架下，对实现国家利益难易程度进行排序，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换句话说，要摆脱国际政治现实主义以针锋相对的态度去追求国家利益，从“我之所得必然为你之所失”的零和博弈中走出来，改变为“我要过好也尽可能让你也过好”这种双赢的态度，学会在妥协协商和参与合作的动态国际秩序中，去增强维护国家利益的主动性，也争取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益，改善其不利的国际地位，赢得竞争的比较优势，在争取和维护本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也促进和完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三、大国的忧思与构建

（一）何为大国？何谓大国的崛起？

（1）大国不是自己强加的，而是别国赋予的。“大国不是实力强制的结果，而是别国内心认可的结果。缺乏内心认可，哪怕是一个国家一时成为别国全心模仿的范例，也会因为模仿国内心的拒斥使这些国家逃脱开去，并且对霸主国家自身的命运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苏联与所谓铁幕国家的命运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苏联自身的轰然坍塌与东欧卫星国家的树倒猢狲散，典型地说明大国不是靠单纯强制就可以实现其国家成就。”^[58]因此，选择武力征服还是道义吸纳，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命运是逞一时之勇还是赢得长久的和平秩序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大国由于在国际社会中占据的地位、扮演的角色和占有的资源，理所当然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要真正使大国地位持久，并能够得到别国的尊重和认同，大国的责任必须勇于担当起来。诸如中国如何促进欠发达国家改变落后的面貌而承担起帮扶的义务，如何在地区性乃在更大范围内承担起安全防御的职责，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如何让整个地球更加宜居、更加公平、更加充满关爱，等等。只有首先在认识观念上转变过来，并积极把观念转化为切实的行动，坚持不懈推广和提升自己的示范效应，这样的大国才真正成其为大国。即负责任大国的新认同意味着中国一方面愈加期望自己被视为国际制度的积极而负责任的参与者，另一方面也接受哪怕并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国家行为越来越受到国际制度的调节，这种参与中改进的积极态度非常有助于中国在与国际制度的互动过程中建构起一个负责任、建设性、可预期的国际形象，积极提供全球性和地区性公共物品。即把中国定位在一个区域性的亚洲大国，而非全球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向世界推广，并以此规约自己的行为，向世界宣称和平崛起，从而也赢得国际社会其他国家的认同。

（2）学会规范自身而不是压制别人的国家更有可能成为人们信服和赋予的大国。大国不是无限放大自己的野心，而是要学会规范自己的国家行为，也只有国家权力是有限的，国家才能长久维持一种自主的状态。帝国心态要不得，因为野心过大总会有朝一日由于管辖不过来而从帝国体系内部分崩离析。小国心态也要不得，因为总是保守狭隘的国家利益和非理智的民族情绪而必然使自己被拒之于国际体系之外。古人一直存在对于王道和霸道的争论，王道与霸道之间也一直存在轮回更替。霸道是不能持久的，但国家又很容易走上霸道的不归路。王道才是正道，但王道需要非常高的道义基础作为支撑。往往在建国之初，统治者还能较好地规范自身的行为，把国家引向王道，也获得民众较为普遍的支持。但随着统治集团的巩固，再加上国家权力行使过程中有很强的趋恶倾向性，就容易利用执掌的国家权力来压制别人，走向霸道。在国家统治的后期，霸道的压制一旦使民众忍无可忍，必然激起民众的殊死搏斗。因此，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近代国家一上来就基于如何规范和约束国家权力的行使，而开启了宪政国家的道路。

（3）国家硬实力固然重要，但更为根本的是国家软实力给世界文明带来何种政治影响力。如“在世界近代史建树颇多的国家——荷兰，它创建了国家主权体系原则，开创了较为多元的国际体系，它的创新还带动了三个自由，即社会自由、公海自由和欧洲自由，这些创新使荷兰从刚刚脱离西班牙的小国一跃成为‘海上马车夫’。随后的英国也是依靠几大历史性的创新而成为19世纪的霸主：第一是政教分离、宗教宽容；第二是现代国家财政制度，主要是光荣革命以后形成的制度；第三是另外两项世界历史的大创新：工业革命、自由贸易体制取代殖民体系，所以英国很快振兴，并登上了更加显赫的世界大国地位”^[59]。这些国家从国土面积上都可以说是小国，为何人们从心理上认同其为大国，就在于其载入史册的世界影响力，即对世界的文明输出和制度创新能力。换句话说，需要澄清人们的认识误区：无论国家领土面积大小，都能成就大国梦想，而那些想靠穷兵黩武的军事侵略和强权政治来谋求大国霸权地位、成为国际社会有影响力大国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国际社会公认的大国，不是某个国家支配了大多数国家的结论性说法，而是因为大多数国家认为这个国家凸显了自己国家的强盛之道，因此心悦诚服地认同这个国家的发展模式的结果。”^[60]这也说明，一方面，民族国家自身应培养其自我反思平衡的能力，这要求具有很强的道义支撑来规约自身，这需要经常做自我博弈和内心独白的训练来强化这方面的能力；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主体间性来互为建构，因为主权是现代民族国家对其疆界的相互界定中产生和确立下来的，“这种‘自反性地监测’是通过‘边境’概念而实现的：不仅民族国家的主权是通过其他国家对其边境的认可来获得承认的，而且建立在基础上的国际关系是一种自反性的秩序，边境内外权力关系的变化仍然在这种现代性的自反性之内。”^[61]无论从主体性的自我反思和内心独白看，还是从主体间性的相互牵制相互承认来看，基于道义的国际正义对于走出国际社会的“安全困境”具有根本性作用。这就要求摆正好自己的心态，不做第一个背叛者，也不奉行强权政治和霸权逻辑，坚守和平和道义，广交朋友，少树敌。学会规范自身而不是压制别人的国家更有可能成为人们信服和赋予的大国。这就要求民族国家坚持内修，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化表达。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积极的民族主义有助于形成国族共识、塑造国家品格、凝聚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而狭隘的民族主义又容易导致激情盖过理智，敌对导致对外关系恶化、对内民族分裂加剧。学会运用外交辞令和成熟新闻发言人制度，以更加理智和全面的权衡来处理国家间关系，也是一个国家走向成熟和文明的表征。因此，大国之所以成为大国，不能仅仅追求表面的繁荣和自负的强盛，更不能凭靠高压强制、野蛮掠夺等外在力量迫使其他国家臣服，而最主要的还是靠内修基本功，提供确保国家良性运作的制度基础、形成民族的内聚力。即通过塑造文化自信、制度自信，从而实现国家发展道路的自信，这样才能积累起人们对国家忠诚的强大心理认同的基础，这样的国家才真正称得上为大国。如果期望依靠强权来推行其霸权，那样的大国哪怕也可能维持短暂的强盛，风光无限，但也往往是海市蜃楼，昙花一现。霸权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也屡次给人类敲响警钟。

（二）中国如何打造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

（1）澄清几种要不得的国家意识。其一，民族悲情主义。近代中国面对西方的工业文明开始每况愈下，从天朝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变，意味着从被万国朝拜的地位一下子沦落为万国之中的一员，而且处于落后挨打地位的一员，很多人都受不了这种角色的转换。要么悲天悯人，哀声叹气，对中国传统文化不自信，认为我们的文化处处不如人，把传统文化批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甚至要完全否弃它；要么是崇洋媚外、仰人鼻息，主张全盘西化、完全照搬，亦步亦趋，而结果只能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难以摆脱依附的命运。其二，民族霸权主义。随着中国近几十年的建设成就，对于国外的“中国威胁论”言论敢于说不，固然可喜可贺。但“如果一个大国不能自我约束，充满狂傲，觉得以前你打我，你欺负我，现在终于轮到我报仇了，也轮到我去抗击别人了。这种思维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新的灾难。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先例，被人欺侮了，然后发愤图强，反过来欺侮别人。英国殖民给全球带来了灾难，德国给欧洲带来了灾难，日本给亚洲带来了灾难，美帝国也同样如此。如果中国强大了，没有一个约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让许多人受到伤害。然而，这样的大国是我们最后一个要求吗？”^[62]这就是人们常言的大国崛起的悲剧。我们痛恨和反对霸权，但一旦自己实力强大起来之后，又必然走向霸权和强权政治的道路，这是很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宿命。“人类今天面临的基本任务就是需要去促进关于我们相互依存的一种全球性的伦理上的自我意识，以及去缓和妨碍这种共识达成的强硬态度。”^[63]因此，中国的国家构建就既要摆脱过于民族悲情主义情结，也要摆脱西方民族国家过于物质化的趋势，避免因无限膨胀的欲望而走向国家霸权之路，每个国家都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就必然加剧国家间的安全困境，这两种国家意识都是要不得的。

（2）“和而不同”的中华文明提供的“天下体系”有助于走出全球民族国家间的安全困境，我们也期待和平的天下观。我们固然要增强自己的硬实力，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同时，更要立足于本国特有的东西，重新挖掘中华文明的精神意蕴，高度重视我国软实力建设，也只有对我们本民族文化充满自信，才能培养自己的文化的主体性，从而提升自己的文明在世界的话语权。和平的天下观既是两次毁灭性世界大战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人们尝到和平的国际秩序给人们带来安宁和繁荣的经验总结。欧洲自古有“世界主义”的传统，也许是饱受战争洗礼而更珍视和平和合作的价值。中国在西周时期就有“周召共和”、“天下共治”的天下观，即“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为天下人所共享”，可谓政治早熟，这对于治理当下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纷争也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最近习近平主席也阐释了一种安全观，即一个综合的、共同的、合作的、可持续发展的安全观，试图通过合作来解决一切复杂的国际问题。用整体主义的和平天下观来反观国家利益，有助于国家走出狭隘民族主义。尤其在一个地球村联系更加紧密，管理更加扁平化的时代，人们积极尝试在全球利益引领下的人类更大共同体建构的可能性，或者更准确说是在全球利益框架下审视本国利益以化解国际冲突，通过全球意识来寻求合作与共赢。我们最近30多年在国家硬实力方面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尽管在国家软实力方面的建设仍然比较薄弱，但我们没有理由对中华文明丧失自信，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绵延5000多年，并在未来依然显示其巨大的魅力，就在于其文明的基调是和而不同、共存共荣、共同发展。相对于西方民族国家以及此基础上的国际法对主权和疆界的依赖，如何走出米尔斯海默所说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和而不同”的中华文明所蕴含的政治智慧提供了走出现实主义“丛林法则”的政治途径。正如汪晖指出：“‘大一统’和礼仪中国的观念却反对严分内外和夷夏之防、反对族群隔离和我族中心意识。这是一种文化多元、无分内外的‘天下’的想象和规划：以礼仪关系（或称文化）作为多元性的政治共同体的基础，以不同族群和地区之间的边疆区域（而非边界）作为联系的纽带。” ^[64]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的“天下观”对于弥补由民族国家引发的国际冲突来说无疑提供了一种思想智慧。汪晖还强调：“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清晰的国际性的面向。当大众的和革命的民族主义取代王朝制帝国的民族主义而成为主流之际，正在转型的帝国传统与一种世界主义的（康有为、梁启超）和国际主义（孙文、毛泽东）取向的结合，构成了近代中国民族建设最为重要的特征。”^[65]甘阳也在其重要著作《天下体系》一书中，重点阐释了中华文明的“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为天下人所共享”这一“天下观”，也认为这种“天下观”才真正有助于建立起包容、平等和共存的新的国际秩序，走出国际旧秩序的安全困境。

【注释】

[1]赵可金：《全球公民社会与民族国家》，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43页。

[2][美]阿里夫·德里克：《全球主义与地域政治》，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5期。

[3]王文奇编：《革故鼎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个三十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第177—178页。

[4]赵可金：《全球公民社会与民族国家》，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65页。

[5]孙健社、王炎：《对国家主权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矛盾关系的思考》，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6][英]苏珊·斯特兰奇：《全球化与国家的侵蚀》，见王列、杨雪冬编译：《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

[7]郁建兴：《马克思国家理论与现时代》，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14—15页。

[8]郁建兴：《马克思国家理论与现时代》，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13页。

[9][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55—56页。

[10]贾英健：《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5年版，第299—300页。

[11]胡键：《角色·责任·成长路径：中国21世纪的基础性战略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0页。

[12]“美国的‘软’干预表现为，一方面，促使中国内部政治体制必须沿着美国要求的方向转型，以此作为中国是否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衡量标尺；另一方面，促使中国必须接受美国的价值体系。美国历届政府都坚守着一条歪理：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上存在较大差异的国家要比差异较小的国家更容易产生威胁美国的‘意愿’。因此，美国认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取决于两国是否接受共同的价值观。也就是说，在中国没有接受美国价值观之前，美国很难视中国为真正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相反，更愿意视中国为美国霸权的挑战者，即使现在中国没有能力，但在亚太地区最有可能挑战美国地区霸权的唯有中国。”转引自胡键：《角色·责任·成长路径：中国21世纪的基础性战略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5页。

[13]王文奇编：《革故鼎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个三十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第179页。

[14]胡键：《角色·责任·成长路径：中国21世纪的基础性战略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5—66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5页。

[16]胡键：《角色·责任·成长路径：中国21世纪的基础性战略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6—67页。

[17]郁建兴：《马克思国家理论与现时代》，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15—16页。

[18]参见[德]乌·贝克等：《全球化与政治》，王学东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83页。

[19]赵可金：《全球公民社会与民族国家》，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40页。

[20][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卢明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21]赵可金：《全球公民社会与民族国家》，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463页。

[22][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黄平校，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23][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黄平校，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64页。

[24]王奇才：《法治与全球治理——一种关于全球治理规范性模式的思考》，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页。

[25]郁建兴：《马克思国家理论与现时代》，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15—16页。

[26]赵可金：《全球公民社会与民族国家》，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94页。

[27]朱立群、聂文娟：《社会结构的实践演变模式——理解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的一种思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期。

[28]赵可金：《全球公民社会与民族国家》，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465页。

[29]胡键：《角色·责任·成长路径：中国21世纪的基础性战略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30]邓小平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前的1988年12月指出：“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的。”“目前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时期。国际政治领域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因此，应当提出一个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理论。”转引自《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

[31]胡键：《角色·责任·成长路径：中国21世纪的基础性战略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页。

[32]胡键：《角色·责任·成长路径：中国21世纪的基础性战略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页。

[33]于冬、向北：《“从别人那里，我们认识自己”——中国海军“环太”军演首秀》，载《南方周末》，2014年7月3日，第8版。

[34]郭丝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时偕行》，载《南方周末》，2014年7月3日，第7版。

[35]李晓、李俊久：《美国的霸权地位评估与新兴大国的应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1期。

[36]G. John Ikenberry，“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ism after America，”Foreign Affairs，Vol. 90，No. 3，2011，pp. 56-68.

[37]李晓、李俊久：《美国的霸权地位评估与新兴大国的应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1期。

[38]李晓、李俊久：《美国的霸权地位评估与新兴大国的应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1期。

[39]门洪华：《修远集：门洪华调研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61页。

[40]门洪华：《修远集：门洪华调研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61页。

[41]《十七大以来重要为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42]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页。

[4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8—49页。

[44]门洪华：《修远集：门洪华调研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63页。

[45]高全喜、任剑涛等：《国家决断：中国崛起进程中的战略抉择》，中国友谊出版社2010年版，第193页。

[46]胡键：《角色·责任·成长路径：中国21世纪的基础性战略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

[47]高全喜、任剑涛等：《国家决断：中国崛起进程中的战略抉择》，中国友谊出版社2010年版，第193页。

[48]门洪华：《修远集：门洪华调研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4—155页。

[49]高全喜：《30年法制变革之何种“中国经验”》，见罗卫东、姚中秋主编：《中国转型的理论分析：奥地利学派的视角》，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页。

[50]贾海涛：《处理当前中印关系：还真要注意一些问题》，载《南方周末》，2014年7月10日，第10版。

[51]贾英健：《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5年版，第58—59页。

[52]Linda Weiss，ed.，States in the Global Economy：Bringing Domestic Institutions Back in，Cambridge：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 27.

[53]王逸舟：《国家利益在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54]俞正梁：《发展中国家在主权问题上的当代选择——中国对外战略问题思考之一》，载《复旦学报》，1998年第1期。

[55]俞正梁：《发展中国家在主权问题上的当代选择——中国对外战略问题思考之一》，载《复旦学报》，1998年第1期。

[56]陈建东：《全球伦理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57]蔡拓、唐静：《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的维护和定位》，载《南开学报》，2001年第5期。

[58]高全喜、任剑涛等：《国家决断：中国崛起进程中的战略抉择》，中国友谊出版社2010年版，第180—181页。

[59]高全喜、任剑涛等：《国家决断：中国崛起进程中的战略抉择》，中国友谊出版社2010年版，第87页。

[60]高全喜、任剑涛等：《国家决断：中国崛起进程中的战略抉择》，中国友谊出版社2010年版，第180—181页。

[61]王奇才：《法治与全球治理——一种关于全球治理规范性模式的思考》，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页。

[62]高全喜、任剑涛等：《国家决断：中国崛起进程中的战略抉择》，中国友谊出版社2010年版，第48页。

[63][美]保罗·科尔兹编：《21世纪的人道主义》，肖峰等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408页。

[64]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二部 帝国与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735页。

[65]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二部 帝国与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7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