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是制约大学发展的重要因素。鉴于理论界和实践界就大学制度论大学制度,对制度与大学发展的联系认识还不深、关注还不够,本节倡导开展“联系和面向发展的大学制度研究”,深入探究大学制度与大学发展的关系、大学制度对大学发展的影响机理、大学制度随大学发展而变迁的机理、为大学发展而创新的机制,构建适合发展的中国不同类型大学各自的理想制度,设计走向理想制度的创新方案。
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制度对经济发展、企业发展是重要的。同样,制度对教育发展、对学校发展也是重要的。制度是保障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种方法、手段或工具。鉴于理论界和实践界就大学制度论大学制度,对制度与大学发展的联系认识还不深、关注还不够,本研究倡导:将制度理论作为“一种角度、一种方法、一种研究范式”[1],从制度出发解读大学发展,深入探究大学制度与大学发展的关系、大学制度对大学发展的影响机理、大学制度随大学发展而变迁的机理、为大学发展而创新的机制,从而拓展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丰富院校发展理论和高等教育管理理论;构建适合大学发展的我国不同类型大学各自的“理想制度”,以此为参照,探查当前我国各类大学发展中的“制度差距”,有针对性地提出操作性强的制度创新方案,从而保障和推动我国各类大学的科学发展进而加强高等教育强国的建设。
一、大学制度研究:历史、现状与展望
制度是制约发展的重要因素。它在人类社会中早已存在,并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但人们对它的认识、对其功能或作用的体悟和充分肯定是晚近的事——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制度经济学首当其“功”,其后的新制度政治学则紧跟而上。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政治学从制度出发,把制度“视为一种角度、一种方法、一种研究范式用之于探讨发展问题”,取得了以诺贝尔经济学奖为标志的巨大学术成就,从而使制度理论得到肯定进而成为显学[2],不仅由经济领域转入政治领域,还转入教育领域等广泛领域。
西方有关大学制度的研究最初在两个领域展开。一是围绕大学的办学理念进行研究。由于社会中的自由主义传统,大学制度的根本观念——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大学制度被认为是伴随理念而来,理念的确立即意味着制度的确立。二是围绕国家高等教育体制和政策进行研究。近20年来,随同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政治学的蓬勃发展,治理视角的大学制度研究开始兴起。以前的大学制度研究多借用管理学的传统组织理论和社会学方法来进行,着眼于大学内部的相对封闭的系统,而治理视角下的大学更像一个开放的系统,其研究关注内外部所有利益相关者。另外,该视角的大学制度研究与一般性制度研究的差别还在于,治理关注制度的“自动实施”(self-enforcing),并把自动实施作为制度有效性的标准。[3]
中国近代大学从西方移植而来,因此早期的大学制度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仿效欧洲的形式,建立自己的大学”这一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上。蔡元培起草的《大学令》、梅贻琦的《清华学校组织大纲》、胡适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既是现实的大学制度,又是大学制度的研究成果。新中国成立后,特殊的历史环境使得大学成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大学制度研究既无必要也无可能。[4]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高等教育法》颁布后,大学制度研究渐成热点,袁贵仁(2000)、王冀生(2000)、潘懋元(2001)、邬大光(2001)[5]等专家相继发表文章对我国现行的大学制度进行了反思和检讨,倡导和呼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随后关于中外大学制度的历史和现实、理念和操作、方向和方式的探讨开始涌现,如:对自中世纪以来中外大学制度历史演进的考察,对现代大学制度的精神原则、理想样态、路径策略的构想,对大学制度创新主体、方向、方式的思考,对大学产权制度的探讨,对大学治理结构及其相应的治理机制的研究,等等。
综观已有的大学制度研究可以发现:在研究范式上,就大学制度论大学制度,对制度与大学发展的联系认识还不深、关注还不够。在研究对象上,宏观的、“表层”的制度问题研究多,微观的、“里层”的制度问题研究少;实践性制度问题研究多,理论性制度逻辑研究少。在研究内容上,大学制度的理念层面研究多,操作层面研究少;大学制度的初始选择研究多,后续创新研究少。在研究角度、方法上,单视角研究多,跨学科的研究少;未作区别的“统合性”研究多,针对不同类型高校的“区别性”研究少。这些不足和缺憾,为未来研究留下了广阔空间。其中,以下研究领域可能是产生重要创新性成果的拓荒之地:①将“制度”视为手段,“发展”视为目的,探察“大学制度—大学发展”间的深层联系。②联系大学发展、面向大学发展,探析大学制度变迁机理和创新机制。③区别性地设计不同类型大学的理想制度,为中国大学制度创新设计多元轨道。
二、联系和面向发展的大学制度研究:一个初步设计
(一)核心概念
(1)大学发展。大学的生存状态可描述为,“大学关联人Ⅰ”(作为人力资源持有者的教师以及为其服务的辅助人员、管理人员、工勤人员等)发挥能动性,运用“大学关联人Ⅱ”(作为公众委托人的政府、学生、捐赠人及其他经费提供者)提供的物力资源,开展着知识性活动(传授知识、创造知识、保存知识、应用知识、传播知识)和文化性活动(文化熏陶、文化创新、文化承接、文化传扬、文化交流)。知识性活动和文化性活动的数量增加与质量提升意味着大学的发展。
(2)大学制度。制度是保障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种“方法、手段或工具”,人们“用它来限制、规范、调节、整合人的活动,用它来确定、强化、保护、发展某些关系”[6]。大学制度就是规范、引导“大学关联人”的行为,确立、调节“大学关联人”“对物的关系”以及他们间“人与人的关系”的规则。制度一般被认为包括成文的正式制度和不成文的非正式制度,“联系和面向发展的大学制度研究”所指“制度”为正式制度。以大学组织的边界为线,可把大学制度划分为“外来的规则”和“向内的规则”,本研究重点关注后者。
(3)制度分析。制度理论是“从制度出发解读发展所形成的理论”,是探讨发展问题的“一种角度、一种方法、一种研究范式”[7]。本研究运用制度理论,从制度出发解读大学发展——考察制度对大学发展的影响以及面对大学的健康持续发展,大学制度为何、如何发生变迁、进行创新等等。
(二)研究内容
“联系和面向发展的大学制度研究”试图回答前后贯连的如下四组共21个问题。
第一组问题:大学发展的内涵是什么?对大学发展而言,制度是重要的吗?若重要,制度又是如何发挥其重要作用的?制度有局限性吗?如有局限,如何克服?
第二组问题:是否存在符合大学发展的理想制度?若存在,它又是怎样一种制度?它是“普适性”的理想制度从而无须区分大学类型吗?它是“终极性”的理想制度从而无须变动吗?
第三组问题:大学制度会变迁吗?需创新吗?为什么?大学制度是如何变迁的?怎样才能使大学制度创新成功?大学制度能移植吗?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在制度变迁、创新中的角色、作用如何?
第四组问题:我们当下的大学制度样态如何?它理想吗?如不理想,是任其自然地被动演进?还是人为地主动建构?它会怎样演进?我们又如何去建构?
对应的,本研究主要由以下四个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制度与大学发展关系研究。本部分回答第一组问题,系理论研究、基础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制度的界定、制度的分类、文化等非正式制度与制度的联系与区别;大学发展的内涵、过程;制度在发展中的作用、制度的局限性及适当性、制度对大学发展的影响及其机理。
第二部分,大学发展的理想制度研究。本部分回答第二组问题,系理论研究、基础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理想制度的内涵,普适性的大学制度精神、原则,不同类型大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公立高校、民办高校)的制度独特性。
第三部分,大学制度变迁与创新研究。本部分回答第三组问题,系理论研究、基础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大学制度变迁的缘由、机理、方式等,大学制度创新的动因、目的、条件、时机、主体、方向、方式等。
第四部分,当今中国的大学制度研究。本部分回答第四组问题,系实证研究、实践研究、应用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当前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公立高校、民办高校各自的制度现状、与各自理想制度的差距,实施制度创新、补齐“制度差距”的主体、路径、方式、原则等。其中,鉴于中国大学制度“无效率”的“超稳定结构”,分析“诱导性变迁”不能成为初始推动力的原因,探究取而代之的“强制性变迁”可突破的领域、力度、时序,寻求通过“强制性变迁”打开制度缺口之后“诱导性变迁”的运行机制以及运行中“强制性变迁”过程的校正功能等问题,是有意义的并富有挑战性的研究指向。[8]
(三)研究思路
(1)研究手段。一是文献研究法,以现代化的手段收集、整理国内外学界关于大学发展、大学制度的资料,为研究工作奠定基础;二是实地调查法、访谈法、问卷法,搜集国内不同类型的高校制度建设状态及效果的信息;三是案例研究法,选择国内外若干具有代表性的不同类型的高校,对其制度建设状态及效果、变迁及创新过程予以深入细致的剖析;四是比较法,对中外间、国内不同类型大学间制度建设状态及效果、变迁及创新过程进行比较研究。
(2)研究工具。一般的哲学、法学、组织学、管理学、经济学、生物学以及专门的制度经济学(含新制度经济学、法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等)、新制度政治学、制度变迁学派、组织行为学等理论工具。
(3)研究方式。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相统一,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实践研究相衔接,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对应。
(4)技术路线。如图6-1所示。
图6-1联系和面向发展的大学制度研究路线
三、努力方向及初步观点
(一)努力方向
“联系和面向发展的大学制度研究”的目标,一是联系大学发展,提供“大学制度与大学发展关系”、“大学制度变迁机理和创新机制”的理论性解释框架;二是面向大学发展,提供“中国不同类型大学的理想制度及制度创新”的实践性解决方案。
在研究进程中,需要突破的重点和难点有:大学制度影响大学发展的机理探究,大学制度变迁、制度创新的缘由、目的、条件、时机、主体、方向、方式的理论分析,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公立高校、民办高校等不同类别大学制度构建的独特性研究,大学文化等非正式制度与大学制度的关系及其在制度变迁/创新中的作用发挥之探究。
“联系和面向发展的大学制度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是:①解析制度影响大学发展的机理,顺而提出“制度适当”概念范畴。②根据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公立高校、民办高校的不同发展目标、发展路向、发展内容、发展背景,区别性地设计适合大学发展的各自的“理想制度”。③着眼、面向大学的健康持续发展,提出大学制度变迁/创新的理论性解释框架和实践性解决方案。
(二)初步观点
(1)制度可以保障和促进大学知识性活动和文化性活动的有效开展,从而推动大学的顺利发展。因此,制度是重要的。
(2)但是,因其固有的“单一性和行为多样性的矛盾”、“规定性和选择性的矛盾”、“稳定性和变化性的矛盾”[9],以及大学功能活动自身的特殊性,制度应保持适当,并需不断创新。
(3)由于既有制度的刚性、文化传统及习俗惯例的惯性等原因,大学制度变迁主要表现为“自然演进”方式,呈现“渐进性”特点。在“自然演进”基础上,还应发挥“大学关联人”的能动性进行“理性设计”。为保障大学制度创新的成功,“理性设计”必须“从实际出发、依条件行事”[10]。
(4)理想的大学制度就是最有利于保障和促进大学知识性、文化性功能实现的制度。因大学功能活动的数量、内容、背景及其原始动机的不同,不同类型大学的发展需要不同的制度设计。
(5)比照“理想制度”,中国大学发展中还存在若干“制度差距”,需要补齐,并随着客观条件、主观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创新。
(原载于《江苏高教》, 2010年第2期)
【注释】
[1]鲁鹏.实践与理论:制度变迁主要流派[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序言.
[2]鲁鹏.实践与理论:制度变迁主要流派[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序言.
[3]赵成,陈通.治理视角下的大学制度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05(8):19.
[4]赵成,陈通.治理视角下的大学制度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05(8):20.
[5]袁贵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推进高教改革与发展[J].中国高等教育,2000 (3);王冀生.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J].高教探索,2000(1);潘懋元.走向社会中心的大学需要建设现代制度[J].现代大学教育,2001 (1);邬大光.现代大学制度的根基[J].现代大学教育,2001(1).
[6]鲁鹏.实践与理论:制度变迁主要流派[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4-5.
[7]鲁鹏.实践与理论:制度变迁主要流派[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序言.
[8]赵成,陈通.治理视角下的大学制度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05(8):22.
[9]鲁鹏.制度与发展关系论纲[J].中国社会科学,2002 (3):21-23.
[10]鲁鹏.实践与理论:制度变迁主要流派[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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