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之所以能够指导实践，不仅要有严谨的内在逻辑，还要能够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国际贸易理论告诉我们，在国际贸易中，参与各方都能够从贸易中得到好处，尽管这些好处的分配往往不对称、不均衡。鸦片战争时期，殖民主义者靠着坚船巨炮，把刀子架在别人脖子上，强行贸易，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今世界上，倘若有一方发现在国际贸易中吃亏了，完全可以退出贸易，不跟你玩儿了。
在大豆的国际贸易中，中国大量进口大豆，美国、巴西、阿根廷出口大豆，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这样一条生产—消费链：从美国、阿根廷和巴西运来大豆，榨油之后，中国渔民用豆粕饲养各种水产和畜产品，随后向美国、日本等国出口。和制造业中的来料加工有几分相似，中国进口的大豆当中有相当一部分被转化为水产和肉类，送了出去。在这个国际贸易循环中，中国农民（包括豆农和从事养殖业的农民）是一方，美国、巴西、阿根廷的豆农是一方，各国消费者是另一方。当然，还少不了大豆供销链中起积极作用的跨国公司（例如孟山都、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等）。不妨检查一下，在大豆贸易中有哪一方总是吃亏？如果有这样老是吃亏的参与者，他们为什么不退出大豆贸易？有些人鼓吹阴谋论，好像那些跨国公司具有操纵大豆贸易的本事。这是神话还是现实？
统计数据表明：在中国大量进口大豆的同时，水产品出口急剧增加，中国出口的大虾和海鲜鱼类登上了美国、日本和韩国的餐桌。大豆是土地密集型作物，美国、阿根廷、巴西有大量闲置的土地，正好多种些大豆。水产养殖业需要大量劳动力，正好给中国农民创造就业机会。进口大豆，出口大虾，恰恰构成了一个充分利用资源的国际循环。
从1980年到2011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从17.58亿亩减少到16.58亿亩，减少了5.69%。为了适应市场对饲料的需求，在粮食播种总面积减少的情况下，饲料播种面积有增无减。谷物增产中有90%是玉米，而这些玉米几乎都被用于饲料。尽管如此，还是难以满足市场对饲料的需求。中国面临着一个选择，是扩大国内饲料耕种面积，增加饲料生产，还是转向国际市场，从海外进口饲料。通过对玉米和大豆的生产成本、利润、进口成本、对土地和水资源的利用率等多种要素比较，可以清楚地得出结论：种大豆不如种玉米，种玉米不如进口玉米，进口玉米不如进口大豆。于是，中国人做出了理性的选择：在国内减少大豆播种面积，从海外市场大量进口大豆。
中国大豆进口暴涨的原因只有一个：大豆榨油之后的豆粕是家禽、家畜和水产鱼虾的优良饲料，大豆进口量上升反映了对饲料需求的增长。从1995年到2011年，出口生猪从2.77亿美元增加到4.52亿美元，增长63.2%。出口水产品从20.87亿美元增加到109.84亿美元，增长426.3%（见表3-23）。
表3-23 中国出口水产品和进口大豆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2年。
水产品的产量从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的1450万吨上升为2011年的5603万吨，增加了12.46倍。其中，海水养殖从44万吨上升为1551万吨，增加了35倍。淡水养殖从90万吨上升为2472万吨，增加了27.4倍（见表3-24）。毫无疑问，水产养殖业的高速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饲料，水产养殖极大地推动了大豆的需求。
表3-24 水产品产量
（单位：万吨）
（续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年，第486页。
近年来，中国水产养殖业快速增长，不仅中国人餐桌上的鱼虾大大增加，同时还大量出口到世界各国。从出口的农产品来看，肉类出口量变化不大，唯独水产品出口数量剧增。出口水产品总额从1995年的20.87亿美元上升为2007年的47.48亿美元，翻了两番还多。1992年中国大虾的出口量仅为790吨，到了2006年上升到2亿多吨，增长253倍。特别是2005—2006年，一年之内大虾的出口量增加了1.9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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