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君形象评价的历史嬗变，试图对商鞅及其变法进行再研究

研究者：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马沐兰

【摘要】 商鞅变法为秦富国强兵立下汗马功劳，更为日后秦的统一奠定基础，在中国历史上可谓举足轻重。但纵观历史，两千多年来，对商君的评价一直毁誉交加，流变往复。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商君形象评价的嬗变，探究原因，寻找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论，并试图对商鞅及其变法进行再研究。

【关键词】 商鞅；商鞅变法；商君形象；嬗变

商鞅（约公元前395—338年）是战国时期的政治家和改革家，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秦孝公欲恢复秦国霸业，颁布求贤令，商鞅因此离魏入秦，以“强国之术”建议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尽管遭到秦国旧贵族的激烈反对，但是商鞅用雄辩驳倒了保守派，使孝公“卒用鞅法”，并成为秦国强盛的根基。史称“商鞅变法”。

商君变法改革十九年，秦国大治，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首。孝公死后，商君被保守派贵族诬害，以谋反罪车裂。

商鞅变法为秦富国强兵立下汗马功劳，更为日后秦的统一奠定基础，在中国历史上可谓举足轻重。然而，对于商君其人及其变法，贬损之声亦不绝于耳。对商君形象究竟尊在哪里，非在何处？本文通过分析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对商君评价所发生的嬗变，探究其对立论争的原因。厘清公正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的思路和方法，并试图对商鞅及其变法进行再研究。

一、商君评价的文献分析

由于成功地在秦国推行变法，商鞅成为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两千多年以来，儒、法、道等多种意识形态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掺杂融合。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尊鞅和非鞅、颂扬和鞭挞的言论在各个历史朝代中交替出现，对商君形象的评价可谓有着霄壤之别。

注：★者主流非鞅，但也对商鞅变法的成就予以肯定。

（一）尊鞅者推崇商君的言论

其一，对商君成功变法进行褒扬。

商君变法强秦，身死之后，秦法未败。经过几代君主的持续推行，秦国国力转盛，连连在兼并战争中获得胜利，直至统一六国。

秦国宰相蔡泽赞曰：“夫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劝民耕农利土，一室无二事，力田稸积，习战陈之事，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成秦国之业。”[1]

秦相李斯在给秦始皇的上书《谏逐客书》中，对商君法令大为推崇：“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2]

韩非子对商君主张的“轻罪重罚”“以刑去刑”持赞同态度，他称赞商君道：“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3]

西汉政治家、财政大臣桑弘羊称赞商君：“秦任商君，国以富强，其后卒并六国而成帝业。”“功如丘山，名传后世。”[4]

持非鞅观点的西汉史学家刘向也说：“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5]

唐代政治家、史学家杜佑评价商鞅变法：“秦孝公用商鞅，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恳，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故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6]

商君之法使秦富国强兵，有其历史进步性，为中国后世政治体制打下坚实基础。

其二，对商君以诚立法进行褒扬。

秦国宰相范雎评价商君：“夫公孙鞅事孝公，极身无二，尽公不还私。”[7]

刘向之子、西汉后期的著名学者刘歆也曾引用此语：“夫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使民内急耕织之业以富国，外重战伐之赏以劝戎士。法令必行，内不私贵宠，外不偏疏远。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8]

北宋王安石曾赋诗赞美商君：“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9]

毛泽东19岁时作《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评价商鞅变法：“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10]

就连对商鞅变法颇有微词的司马光也对商君的徙木立信加以赞叹：“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11]

商君一心变法，不为私利，颇为尊鞅者敬仰和歌颂。

其三，对商君军事才能的赞扬。

荀况将商鞅与齐国的田单、楚国的庄蹻、燕国的乐毅并称。

班固则将商鞅与吴国的孙武、齐国的孙膑、魏国的吴起并称，与荀况的观点相同，均肯定了商鞅的军事才能。

其四，对商君政治才能的赞扬。

近代梁启超歌颂了商君的政治才能，将商鞅与管仲、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和张居正并称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六大政治家。

近代史论家陈启天也给予了商君“法学之巨子，政治家之雄也”的极高评价。

毛泽东对商君评价很高，他热情地赞誉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伟大的政治家，是一个具有宗教徒般笃诚和热情的理想主义者”“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彻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仅限于当时，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12]

“百代都行秦政法”，就是毛泽东对两千多年前的商君一次遥远的致敬。

（二）非鞅者质疑商君的言论

其一，从主流意识形态上质疑商鞅变法。

西汉政论家贾谊评价商鞅：“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13]

西汉后期桓宽的《盐铁论》中，记载了儒生对商鞅的批判：“弃道而用权，废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为俗，欺旧交以为功，刑公族以立威，无恩于百姓，无信于诸侯。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商鞅反圣人之道，变乱秦俗，其后政耗乱而不能治，流失而不可复。”[14]

唐代道家与纵横家赵蕤评价商鞅：“夫商鞅、申、韩之徒，贵尚谲诈，务行苛刻。废礼义之教，任刑名之数，不师古，始败俗伤化。此则伊尹、周召之罪人也。”[15]

商鞅认为，必须摒弃儒家学说，以法治国，强兵制民，国家才能强大。而西汉以来，对商鞅使用严酷刑罚改变民风民俗、败坏道德行为的非议，皆因汉初以黄老之术为主流，汉武之后转以董仲舒的新儒学为重，主流意识形态从外在与法家以“法术势”为核心的治国思想相对立。

其二，从变法内容的弊端上批判苛政重刑。

五代时期史学家刘昫在《旧唐书》中，甚至将商鞅评价为酷吏：“威刑既衰，而酷吏为用，于是商鞅、李斯谲诈设矣。”[16][17]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评：“初，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沦囚，渭水尽赤。为相十年，人多怨之。”[18]

非鞅者认为，苛政重刑是商鞅法令的弊端，也是导致亡秦的根源。

其三，从变法结果的弊端上谴责战争和弱民。

商鞅之法中有反智、愚民和好战的因素。班固认为，变法中的举措加剧了人民的贫富差距，也引起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他还批评商鞅鼓励发动耕战，荼毒百姓，致使横尸遍野、生灵涂炭。

西汉思想家董仲舒说：“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19]他认为商鞅变法导致了祸国殃民的后果。

其四，从变法者的极端行为上非议其私德。

司马迁对商鞅评价不高，称其为刻薄寡恩之人。“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20]

北宋苏轼称：“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21]他在给宋神宗的上书中说：“惟商鞅变法不顾人言，骤至富强，亦以召怨天下。……虽得天下，旋踵而亡。”[22]

二、商君评价嬗变的原因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的开篇写道：“誉满天下者常也谤满天下。”为何对同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存在如此泾渭分明的尊非臧否？ 这个现象引发了笔者的思考。

究竟孰是孰非？笔者认为不能一言以蔽之，而必须联系评论者所处的立场，如他们的政治观念、阶级属性、看待历史事件的角度等。这些都会影响评论者的价值判断，使他们的言论带有鲜明的个人烙印。由于商鞅变法的成功和对后世政治的巨大影响，商君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一种符号的象征，其历史形象长期以来也因评价者不同的观点而两极分化。笔者试图对此加以分析。

（一）尊鞅的评价

其一，对商鞅变法成果的赞扬——变法成功秦国大治。

历史上对商君法令的赞扬，越是接近商君的时代越多。从战国到秦，几乎都是正面的。这一阶段的评价者，都是法家思想的追随者以及贯彻者，在意识形态和价值选择上与商鞅一脉相承。他们亲历了自孝公到秦统一天下百年间的变法，对变法给秦带来的富足与强大感受弥深。

范雎、蔡泽都是昭襄王时代的秦相。当是时也，商君虽死，秦法未亡。他们不仅亲眼见证商君大刀阔斧的变法成果，也积极地拥护和参与变法。蔡泽评价商君：“夫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成秦国之业。”[23]范雎则认为商君“极身无二，尽公不还私。”[24]这一评价当为他们的切身感受，相对真实客观。

荀况、李斯和韩非虽未亲历变法前积弱的秦国，但是变法距离他们不过几十年间，变革给国家带来的新面貌仍激荡着他们的内心。李斯说：“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至今治强。”[25]游历秦国的荀子也亲眼所见：“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也。’”[26]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变法之后秦国的推崇。

荀子所谓“四世有胜”，李斯所谓“至今治强”，极力强调了秦的强大离不开商鞅变法奠定的基础。强调了商鞅变法的历史进步性，也代表了当时尊鞅的主流认识。

当然，这些商君衣钵的继承者，地位均处于社会上层，存在一定的阶级局限性，对百姓所承受的苛政之苦所言极微，对商鞅变法造成的对立情绪描述甚少。其实商君的法令中也体现出强烈的即时性思想。他主张因时制法，变法的中心内容是“农战”，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而被司马谈评为“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他认为弱民有利于法律的实施和贯彻，能够有力地维护君主专制。“民弱国强，国弱民强。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之法符合当时秦国特殊的世风民情，因而变法的效果得以立即显现。

其实，强兵制民只是一时之法，长远看来并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商鞅之后，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强调“法术势”并用，推进了商鞅的理论。他沿袭了商鞅以法治国的主张，强调耕战，注重实力，这一点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他过于强调君主应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把国家主义和独裁理论推到了极端。

韩非的法治思想是战国后期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限制贵族特权，适应当时中国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但是它主张对人民实行残酷的暴力镇压，崇尚阴谋权术，压制工商业发展，提倡文化专制主义，无论在当时抑或后世都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故亡秦之法并非商鞅之法，实乃韩非之法。

其二，对商鞅执法无私的赞扬——言出必行铁腕治国。

《战国策》的作者刘向评价商君：“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27]其子刘歆评价商君：“夫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法令必行，内不私贵宠，外不偏疏远。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28]刘向提倡研究诸子之学，他的学术思想少有偏倚。但是他也批评商鞅“然刻深寡恩，特以强服之耳。”不过反观商鞅所处的时代，当时战祸频繁。各种争霸战争导致大吞小，强凌弱，无道义无限制地扩张土地。尽管商君之法常被人批评为只刚不柔的强硬政治哲学，给人以血淋淋之感，但笔者认为，这与其说是商君的铁血、铁腕，倒不如说是在残酷的战争背景下一种无奈的选择。

桓宽《盐铁论》载，在西汉儒生批判商鞅“弃道用权，废德任力，峭法盛刑，虐戾为俗。……反圣人之道，变乱秦俗，其后政耗乱而不能治，流失而不可复”之时，桑弘羊反驳说：“秦任商君，国以富强，其后卒并六国而成帝业。”[29]他称赞商鞅“功如丘山，名传后世”。桑弘羊是汉武帝时期的财政大臣，当时武帝发动匈奴战争，造成财政困难。桑弘羊执政的指导方针是，必须依靠法家的铁腕思想来管理国家，才能解决财政问题。所以商鞅的铁血、铁腕，对他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其三，改革理念影响至今——商君成为历史符号。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华民族正值危亡之秋，各种改革思想大碰撞。梁启超、章太炎等反对传统史书上对法家不合理的批评与抨击，力求复原商君的历史实相，重新认知和解读法家思想，希望从中得到借鉴。

章太炎提出，要对商鞅进行重新认定和评价。他在《商鞅》一文中说：“商鞅之中谗诽也二千年，而今为尤甚。其说以为汉魏以降，抑夺民权使人君纵态者，皆商君法家学说为之倡。”[30]梁启超在《中国六大政治家》中，将商君列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肯定了改革者的成绩。

陈启天和常燕生则提出了“新法家”的概念，认为两千年来法家和法家人物被攻击、埋没是“一件大冤狱，必须要平反的”“中国的起死回生之道就是法家思想的复兴，就是一个新法家思想的出现”。[31]陈启天在《商鞅评传》中高度评价了商君的历史功绩，称商君乃“法学之巨子，政治家之雄也”。

也许受此影响，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曾撰文大力赞赏商君之诚信，认为商鞅之法乃良法也。他的一生，对商君非常推崇和喜爱，也曾赋诗“百代都行秦政法”，对商君进行高度的评价。

商鞅变法为秦汉以后中国的政治舞台起到奠基的作用。作为改革的先行者，商君已成为一个符号、一种象征，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重大转折之时，都激励着当时的变法者。这些改革者们，都希望能够像商君一样，用彻底的革命引领中国走向更好的发展轨道。

（二）非鞅的评价

其一，后世主流意识形态对商鞅变法以批判为主。

商鞅是中国变法史上最为著名的先行者之一。他摒弃儒家“仁政”的思想，以法治国，强兵制民，采用近乎暴力的手段进行快速改革，收效显著。但是商君的法治思想是为“图强称霸”的即时性政策，并不适合一统天下后治国之用。

以法家“严刑峻法”的思想来管治国家，不仅在当时的秦国遭到严格抵制，而且一直被后世儒家所唾弃。西汉著名的儒家思想家贾谊曰：“秦人有子，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其慈子嗜利而轻简父母也，念罪非有伦理也，其不同禽兽懃焉耳。”[32]他站在儒家纲常的角度，认为商鞅变法会败坏社会伦理道德。这是儒法两大阵营的一次正面碰撞。

汉初的主流思想传承在前期仍是道、儒之根基。儒家先贤重视道德教化，贾谊认为，商鞅在强秦时“术用其极”是可以理解的，但取得天下之后，就必须重拾儒家的仁政，回归伦理道德。他主张阳儒阴法，明确提出利民安民的“民本”概念。后世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如董仲舒均受此影响。

其二，法令中的弊端和缺陷受到苛责。

西汉思想家董仲舒评价道：“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倾邻国而雄诸侯。然王制遂灭，僭差亡度。”[33]他认为商鞅以法律形式废除井田制，确立土地私有制，实际上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土地兼并，以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的作者班固也认为商鞅变法导致百姓贫富悬殊加剧。他还批评商鞅鼓励耕战，这项法令加剧了诸侯之间相互兼并，战争造成尸横遍野、生灵涂炭，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他认为商鞅乃“衰周之凶人”也，指出秦的早夭与商鞅变法有因果之联系。

商君的法令有即时性特征。可是，秦统一天下之后，并未改变治国理念，仍强行暴政苛法，以致政治失控，国家倾覆。

其三，从变法者的极端行为非议商鞅的人性缺点。

这一记重锤来自司马迁。他认为商鞅刻薄寡恩，品行有失。他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写道：“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扶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34]

由于《史记》的重要地位，司马迁的话语就显得非常有力，对商君事迹的描述以及历代的非难基本源出于此。

笔者认为司马迁从商君的私德来评价其在历史上的作用，是不妥的。究其原因，司马迁因维护李陵，被汉武帝迁怒而获刑，亲历苛法的冷酷和对人性的践踏。对法律残暴一面的切身感受，使得司马迁对严刑峻法深恶痛绝。而汉承秦制，秦法又出于商君，使司马迁对商君其人其法颇有怨意。再基于其个人儒道的政治立场，他这么评价商君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给予商君最高评价的人也是司马迁。从对商君的整体评价来看，司马迁还是公允客观的。他描述商鞅变法“治行十年，秦民大悦，乡邑大治”。北宋文学家苏轼对此大为不满，称司马迁论商鞅之功是为大罪。

经常与商鞅变法相提并论的，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失败的变法，即北宋的熙宁变法。变法的主持者王安石与商鞅有许多共通之处。同为改革者和政治家，他非常推崇商君，也更能够理解其变法的艰难和伟大。他曾作诗称赞商君：“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35]

王安石变法受到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的强烈反对，由于神宗皇帝的支持，改革派占了上风，司马光们失去话语权。失意的保守派们离开庙堂，借贬斥商君来影射王安石，非鞅之言一时盛行。

比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商君：“初，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沦囚，渭水尽赤。为相十年，人多怨之。”[36]这些判词式的记述，当源于司马迁的《史记》。

同样反对变法的苏轼对商君的评价更为犀利，称“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37]在给宋神宗的上书中则说：“惟商鞅变法不顾人言，骤至富强，亦以召怨天下。……虽得天下，旋踵而亡。”[38]这类评价，多少带有一抹个人的感情色彩。

三、结语

纵观历史，两千多年来，对商君的评价一直毁誉交加，流变往复。那么正确评价历史人物，有没有可以遵循的方法论呢？习近平同志提出了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态度，评价历史人物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做到“六个不能”，即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39]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笔者认为：要想对历史人物做出合情合理的判断，必须还原到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评价一个人物的活动或举措，也不能仅从道义的角度去考虑，而要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统一等。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还要考虑他的阶级性和时代性，一分为二、全面客观。

商鞅变法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对秦国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在当时，对秦国的强大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因此商鞅变法促进了秦的统一。毋庸置疑，这是一次成功的变革。

在商君立法初期，民不知法为何物，再加秦地民风剽悍，好勇斗狠。当时的重刑起到了震慑民众、保障法规迅速顺利实施的效果。严苛的法制，使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畏法、守法，从而达到护法的目的。这也是商鞅变法成功实行，使秦国翻天覆地、焕然一新的原因。

但是商君以重刑峭法为国基而建立的政治框架，加重了对平民百姓的压迫。历史上对于商君采用近乎暴力的手段进行快速而彻底的改革，也颇多非议。同时，商君强调法制平等和惩戒规范，贬斥儒学，与儒家礼治、德治、文治的立场背道而驰。这一点，历来为儒家所不齿和批判。

秦王朝成也法家，败也法家。商鞅变法使秦从积弱到逐步兴起，臻于鼎盛。而当秦荡清六合、大业已成之时，理应摒弃苛法，与民休养生息，不再让秦国的百姓们继续生活在“赭衣塞路”“苛政猛于虎”的阴云下。商君曾言“法者，所以爱民也”，他的本意是变法唯造福于民。但是其后的法家人物，如韩非、李斯等，倡导“法术势”并重，继续沿用重法。不仅不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且过于残暴的苛政，最终致秦二世而亡。

秦猝亡的警钟，也提醒后朝引以为戒，逐渐形成“外儒内法”的统治思想，实行一定意义上的仁政。

后世对商君评价的鹊起，多出于社会动荡改革之期。改革者欲从商鞅变法的成功举措中借势，反对者亦假手毁鞅来影射或攻击现政。尊非臧否，带有非常明显的政治背景和阶级烙印。

如北宋王安石变法之时，商君的法令和品性再受非议。苏轼极端评价曰“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王安石则称道商鞅变法而“百代遵其制”。其实苏轼否定商君，与其说为了“尊儒反法”，倒不如说是借古讽今，影射王安石为多。

百年前的戊戌变法中，谭嗣同、康有为等痛斥商君，借以表明变法并非追求君主专制，却引发梁启超、章太炎等“新法家”的谏诤。他们力求复原商君的历史实相，质疑传统史书上对法家的不合理抨击，引发人们重新认知、解读法家思想的热情。

“文革”期间对商鞅变法也有过大讨论，但是带有强烈政治宣传的目的，法家沦为了批判儒家的工具。

进入21世纪，改革之举此起彼伏，对商君其人其法的讨论又成为热点。近期鲍鹏山在百家讲坛中对《商君书》的批判，使对商君的争论从政坛和学术界走近民间，有助于依法治国观念的普及。但是对古人的评价，要基于同时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结合变法当时的社会环境来分析。

虽然毁誉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商君以他的变法功业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他留下的治国经验是值得后世认真思考的。我们应当走出忽褒忽贬的怪圈，回到历史本身来认知这段变法史。厘清什么是商君思想的糟粕，什么是商君思想的真精神，也许更有利于理解商君其人其事。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秉持唯物史观，客观地分析历史事件，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不仅有助于我们培养正确的学习方法，而且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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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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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苏轼.苏轼文集·卷二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3] 司马迁.史记·卷七十九·范雎蔡泽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4] 司马迁.史记·卷七十九·范雎蔡泽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5] 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6] 荀况.荀子·强国篇第十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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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刘歆.新序·商君论[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29] 桓宽.盐铁论·卷二·非鞅第七[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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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常燕生.法家思想的复兴与中国的起死回生之道[J].国论，1935（8）.

[32] 贾谊.贾谊新书·卷三·时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33] 班固.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5.

[34]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5]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第七十三卷·商鞅[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36] 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商鞅变法[M].北京：中华书局，1956.

[37] 苏轼.东坡志林·司马迁二大罪[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8] 苏轼.《苏轼文集·卷二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9] 习近平.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和态度[N].人民日报，2014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