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和“政策”的基本概念及相互关系

(一)“形势与政策”相关概念

“形”原意“象形”^[1]，“形象，形体”，引申为“形势，地势”^[2]；“势”本作“执”，意指“权力，威力”，引申为“形势，趋势”^[3]或“一切事物表现出来的趋向”，“政治、军事或其他社会活动方面的状况或情势”^[4]。“形势”原指“地理形势”，今多指“事物发展的情况”^[5]，在本书中主要指国际国内的时事状况及其发展趋势。就“形”而言，“形”是指世界发展的“形态”和“状况”；就“势”而论，“势”是指客观世界发展的“趋势”。“形”是对事物的静态把握，“势”是对事物的动态把握。形势是客观事物在诸种矛盾运动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态势，是对社会各领域事物的现状和发展态势的综合反映，具有客观性与可知性、相关性与规律性、多变性与稳定性、前进性与曲折性等特征。任何客观事物都会受其内在影响因素和外在影响因素的制约，形势就是事物诸多内在因素、外在因素的综合反映。按照不同标准，形势可以作出不同的分类。比如，以空间为标准，形势可以分为国际形势、地区形势、国内形势；以层次为标准，可以分为主要形势和非主要形势、全局形势和局部形势、一般形势和特殊形势等；以内容为标准，可以分为政治形势、经济形势、文化形势、社会形势等。

“政”原指“政治，政事”^[6]，“策”原指“马箠 (鞭子)”^[7]，引申为“谋略”等^[8]。政策，即“国家或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而制定的行动准则”^[9]。政策是国家、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在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之中。判断国家、政党某项政策正确与否，首先要看政策所服务的路线是否正确。政策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为经济基础服务，其本质是阶级利益和阶级意志的体现，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政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政策包括总政策、具体政策等各项政策；狭义的政策仅指各项具体政策。政策具有原则性与灵活性、现实性与长远性、稳定性与变动性、层次性和相关性等特征。政策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是国家机关、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或服务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目标所遵循的行为准则。政策由政策主体、政策目标、政策过程和行为规范四个基本要素构成。

古人云:“若决积水于千初之奚者，形也；如转木石于千初之山者，势也。”“形”与“势”两者相辅相成，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形势，是我们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基本前提，也是我们干工作、做事情成功的一大关键。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明确事物发展所处的方位，“辩方位而正则”，当我们明确了“方”和“位”，“形”和“势”就自然呈现在我们面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深入学习、对国际国内发展形势做出科学判断，是把握工作发展趋势、实现个人顺利成长的基本前提。

(二)“形势”和“政策”的相互关系

“形势”和“政策”具有不同的概念内涵和不同的特点，这是它们的区别。但是，它们又有相互的联系，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

形势是制定政策的客观依据，又是检验政策的客观标准。把握事物的现实状态和发展趋势，是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客观要求。毛泽东说过:“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10]形势是客观的，而政策是人们为了达到一定目的所制定并遵循的行为准则，是主观对客观认识的成果。虽然不同的领域会有不同的政策，但许许多多的政策都贯穿着一条很重要的基本要求，就是必须建立在对形势的正确认识之上。

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客观依据，才有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政策制定出来以后，就要贯彻实施。在实施过程中，形势如何发展变化便成了检验政策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志。使形势向着有利方向发展的政策就是正确的政策，应当继续贯彻；使形势逆转的政策就是错误的政策，必须立即改正。如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样，只有形势发展的方向才是检验政策正确与否的客观标准。

政策对形势具有导向作用，是促进形势发展的重要手段。形势是客观存在的物质运动，是人们制定政策的客观基础。而政策对形势的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即主观能动性对客观事物的反作用。因此，政策是促进形势发展的重要手段，是发展有利形势的重要推动力量，是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既然政策对形势的发展能起推动作用，即人们常说的“政策导向”，那么，必然有正作用与反作用。当人们能够正确地分析、判断和把握形势并制定、贯彻正确的政策时，就会引导和推动形势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这是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反之，每当人们错误地估量形势并制定和贯彻了错误的政策时，就会引导和推动形势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所以政策极为重要，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11]

由此可见，形势决定政策，检验政策；政策引导形势，影响形势。我们必须正确认识两者的辩证关系，恰当地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就当代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既紧紧抓住了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又体现了运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全面推动历史进步，实现民富国强、民族振兴的要求。为了实现这条基本路线所规定的各项历史任务，党和国家制定了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凡是正确的政策，都是从实际出发，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应的，都是联系群众的，都是服从和服务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凡是错误的政策，都是同实际相违背的，都是脱离群众的，都是背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

是否从实际出发，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是否对人民负责，是否服从和服务于党在一个历史时期的总路线 (基本路线)，是考察某项政策正确与否的基本原则 (对外政策则直接体现在是否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是否有利于创造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环境上)。也就是说，判断政策，同样应该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作为评判的根本标准。从总体上说，党和国家制定的各项政策是符合这些基本原则的。

还要注意到，随着社会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政策也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这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要求的，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精神。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打破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局面，邓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辛勤努力先富起来，然后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说，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是加快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捷径。事实证明，这个大政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在讲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时候，总是不离开一个大原则，那就是“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题中应有之义。当今中国，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局面早已被打破，出现了许多亿万富翁和许多富裕村镇、发达地区。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要看到，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依然比较悬殊，实现共同富裕的任务还十分艰巨。进入新世纪，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这为促进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扶助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缩小贫富差距、缩小城乡差距、缩小区域之间发展差距、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党和政府的政策设计和安排也就更多地考虑如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总之，无论是三十多年前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还是一直在进行的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努力，都说明“三个有利于”是整个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和国家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在贯彻执行具体某一项政策的时候，还要注意从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实际情况出发，要把原则精神的坚定性和行动策略的灵活性恰当地统一起来；要准确掌握政策界限，防止出现人为偏差。这是因为，党和国家在制定某项政策时，所依据的是某一方面的总体的一般情况，因而政策倾向和指导往往是宏观的。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各地区、各部门的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差异，这就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必须把党和国家的政策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在坚持大方向不偏差的前提下，创造性地贯彻实施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