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苦历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时期的形势与政策教育主要是以革命形势任务为主要内容，以宣传、发动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在本部分，我们通过回顾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苦历程来领悟党对彼时革命形势的分析和判断。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苦历程^[1]

1840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20世纪初，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中国期待着新的社会力量开辟新的救国救民道路。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社会掀起思想解放的潮流。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给东方被压迫民族以巨大鼓舞。中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选择马克思主义。同时，中国工人阶级伴随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迅速壮大。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的兴起已不可避免。

1919年5月4日爆发的反帝爱国运动即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带有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思想上、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经过五四爱国运动，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为代表的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强大的力量，于是他们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行组织工作，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把它当作单纯的学理来探讨，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积极投身到现实斗争中去，注意同工人群众结合，同中国实际结合。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1920年1月，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开始探讨成立共产党的问题。不久，陈独秀迁居上海，他和李大钊分别在南方和北方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等商定，在北京大学秘密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建党作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在稍后的同年9月，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中国现在就要准备组织共产党，作为“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毛泽东随后复信表示同意，并强调建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他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8月，在中国工业和工人运动中心的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成为创建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中心。从1920年秋到1921年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陆续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这些组织的名称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或“共产党小组”，都是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后来被通称为“共产主义小组”)。上海早期组织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阐明中国共产主义者关于创立共产主义新社会的理想，提出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废除旧的国家机器，消灭阶级的主张。《宣言》还提出，无产阶级要创立新社会，就要团结起来，开展阶级斗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铲除资本制度；就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宣言》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主张。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主要的活动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运动，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将《新青年》改为自己的机关刊物，随后又创办了半公开的刊物《共产党》和通俗刊物《劳动界》，领导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和印刷工会。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出版了《劳动音》《工人周刊》，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1921年7月23日—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 (一大开幕日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根据档案材料查证清楚的；闭幕日期是8月1日或2日；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曾提到7月1日是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1941年6月，中共中央在《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中，规定7月1日是党的诞生纪念日。这是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一大的开幕日期难以查证，所以把7月的月首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任务是讨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纲，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并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家所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党纲明确提出，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党的首要政策。党纲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大会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决议》还规定，在反对军阀官僚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采取独立的政策以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出现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艰难地探索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分析了辛亥革命以后，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军阀互相勾结，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和现状，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根源。无产阶级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必须用革命手段取消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各种特权；肃清军阀，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国民党等革命党派，以及其他革命团体，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7月16日—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发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宣言。宣言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党成立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对象，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然后再进一步创造条件，以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尚属首次，为中国各族人民指明了现阶段革命斗争的任务和方向。

为了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大会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斗争；同时联合全国一切的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武装压迫，真正建立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

从1922年1月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开始兴起，到1923年2月，持续了13个月之久。此期间，爆发罢工斗争一百多次，参加罢工的人数达三十万人以上。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极大地锻炼了无产阶级队伍，巩固了党的阶级基础。1923年2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为“二七惨案”告全国工人书，号召全国工人“把工人阶级组成一个极大极强的团体，再联合农民商界学界，同心协力，打倒大家的共同敌人军阀，建设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来代替军阀政治”。2月2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号召全国人民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打倒压迫和残杀工人的军阀。3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就京汉铁路罢工工人流血事件告中国铁路工人书》，指出:中国铁路工人通过最近的罢工斗争和牺牲，已经同为反对各国剥削者而斗争的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在罢工中间提出的结社和集会自由的口号，以及捍卫这些口号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表明，中国工人已经真正进入了有组织的国际无产阶级的行列。

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阐述了以民主革命精神解释三民主义的观点。《决议》认为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含义应该是“依靠国内广大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各阶层，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及其走卒、为争取中国独立而斗争”，“既要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消灭本国军阀制度的压迫”。《决议》还认为国民党还应宣布“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民权主义的含义应该是“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而决不能使那些在中国帮助外国帝国主义或其走狗 (中国军阀)的分子和组织享有这些自由”。民生主义的含义应该是“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把土地直接分给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消灭不从事耕作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许多中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决议》中关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解释，成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基本原则。

1924年11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发表对时局的主张，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努力促进国民会议的召开。到年底，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这样，“二七惨案”以后处于低落状态的群众运动又开始复兴，预示着大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

1925年1月11日—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准备迎接大革命的高潮。1月26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决定把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3月1日至4月16日，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共同发起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对国民会议运动的方针和组织大纲等作出了决议。10月，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了自五卅运动以来的斗争经验，确定了党在革命高潮中领导工农群众运动的方针，讨论了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国共两党关系、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党的军事工作、农民土地等问题，并在决议中第一次提出农民土地问题。

12月1日，毛泽东首次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这以前，瞿秋白、陈独秀、邓中夏等人也陆续发表了论述中国革命和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的文章)。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以及这一时期发表的其他文章中，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辨明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从而集中了当时党内的正确主张，初步提出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无产阶级团结占全国人口多数的一切半无产阶级 (主要是贫农)、小资产阶级 (主要是中农)、争取中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买办阶级以及中产阶级的右翼，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统治，反对在中国建立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

12月5日，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在广州出版。这是在国共两党合作的情况下，由国民党宣传部主办的一个刊物，其目的是要“打破北方及长江的反革命宣传”。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1926年9月，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10月，湖南、湖北农村大革命爆发，北伐军占领地区的工人运动也蓬勃兴起。

1927年1月上旬—2月中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声势浩大的群众反帝运动，同武汉政府的外交谈判相结合，迫使英国侵略者不得不将汉口、九江等英租界交还中国。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外交斗争史上的第一次重要胜利，使中国人民受到极大鼓舞。1月4日—2月5日，毛泽东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32天，2月16日，给中央写了简要书面报告，指出农民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行动的问题”，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党内外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第一，报告充分估计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这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任务决定了农民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中国农民的阶级性和巨大力量决定了他们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问题是无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中心问题。第二，报告强调了贫农的作用。第三，报告论述了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4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关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告全世界无产者、农民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书》，指出蒋介石已被帝国主义所收买，成为帝国主义强盗的同伙、工人运动的敌人。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4月27日—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大会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但没有提出任何切合当时实际的纠正右倾错误的办法。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虽然指出，五卅运动以来，我们党“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以致没有能够有效地防止蒋介石的叛变，但对于当时的形势并没有作出符合实际的具体分析。《议决案》把蒋介石的叛变当作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都当作革命的对象；把已经由汪精卫、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当作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精卫、唐生智继续抱有很大的幻想。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反复强调土地革命的重大意义，肯定“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的土地革命原则，却把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武汉国民政府身上。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是对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根据当时的危急局势，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

7月15日，汪精卫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作出了关于“分共”的决定，公开背叛了孙中山所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随后不久，汪精卫等就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的领导下，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等武装两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占领了南昌。这次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8月7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毛泽东在发言中除了批判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外，还提出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一是高度重视军事运动。他批评党过去“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因而，他提出“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其二是关于农民土地问题，为日后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奠定认识上的基础。

1928年5月20日—22日，毛泽东在江西省宁冈茅坪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讨论了发展党的组织、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等项任务，初步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10月5日，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是这个决议的一部分)。这个决议进一步总结了井冈山斗争和各地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的三者密切结合。

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向红四军前委发了指示信。这封信是陈毅根据周恩来的谈话和中央会议的精神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指示信详细分析了当前国民党军阀混战的形势，根据红四军和各地红军战争的经验，指出了红军的根本任务和前途，强调中国革命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的行动策略和建设一支坚强的人民革命军队的正确主张。12月下旬，在福建省上杭古田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古田会议)。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红军的建设经验，批评了各种错误思想，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来建设党和人民军队。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多种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案。《决议案》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强调红军不但要打仗，而且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各项任务；并且要在军内外建立正确关系，对敌军采取正确政策等。这个《决议案》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对后来党和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针对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右倾悲观思想给他写了复信 (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信中批评那种不愿做艰苦工作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错误倾向，指出只有中国工农红军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才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星星之火，必将燎原。那种先争取群众然后再举行全国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总结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发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开始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地区先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这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最根本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

5月，毛泽东针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写了《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强调“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篇文章，初步论述了党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

1935年1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长达四年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12月9日，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北平爱国学生数千人，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和组织下，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恐怖统治，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喊出了“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一万多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一二·九”运动获得了全国人民热烈的支持和声援，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

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开始举行政治局会议。23日，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扩大红军”的方针；同时，提出了抗日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重大作用。25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于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决议和报告指出了在新的形势下，不仅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广大知识分子是坚决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充分说明了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即使是地主买办营垒，也可能发生分化。党的基本策略是“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必须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同时要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成为了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193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全党“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指出“在目前新阶段内，我党工作中心的一环，应该是抗日的民主运动的发展”。5月2日—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重要准备。会后，中共中央还在延安召开了白区代表会议。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会议总结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阐述了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

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向北平郊区宛平县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一部奋起抵抗。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开始。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

8月22日—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会议分析了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新形势和战争的持久性，指出共产党同国民党的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胜利的问题，并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所主张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提出的片面抗战路线。为此，会议决定: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洛川会议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

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29日，毛泽东发表《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改题为《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指出:两党重新结成统一战线，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形成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时期。但是，今天的统一战线还不充实，还不坚固，我们应该把统一战线发展充实起来，把民众加进去，要有一个共同纲领，实行必要的改革，这是今日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就一定能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0月16日，刘少奇写的《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的正规战遭受挫败、广大地区被日军占领以后，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将成为华北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斗争形式。要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必须建立根据地，必须改造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使它成为真正的人民抗日政府，并执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规定的各项具体政策。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题为《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明确指出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全面地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及发展规律(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失道寡助而我得到多助)，阐明持久抗战的总方针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制定了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方针，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作出科学的预测 (必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最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以及轻视游击战争的错误思想。这两篇著作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决抗日战争问题的典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在此前后，朱德、张闻天、刘少奇、彭德怀等也相继发表文章，论述持久战问题。

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克服国民党的投降反共逆流，争取时局好转而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也十分激烈。国民党顽固派在思想上加强反共活动，大肆攻击共产党、攻击马克思主义，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妄想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共党内也有不少人对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政策缺乏统一的理解，因而对抗日战争同整个中国革命的关系缺乏明确的认识。于是中国向何处去，就成了当时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

为了给这个问题一个正确的回答，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经验作了系统总结，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10)、《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12)、《新民主主义论》(1940.1)等著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这些著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党内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说明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两者要衔接起来；批判了混淆两个革命阶段任务的“毕其功于一役”的观点和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谬论；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质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总结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战胜敌人的主要法宝；进一步阐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这些著作表明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相应的一整套具体政策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报告总结抗战以来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针对当时党内出现的“左”的倾向，全面论述共产党必须坚持对国民党实行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深刻地阐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和在同顽固派的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第一，又联合又斗争是统一战线的总政策，联合与斗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第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是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第三，同顽固派作斗争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斗争是为了团结抗日，团结是斗争的目的。

8月15日、19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中央关于扩大交朋友工作的指示》，指示重申，“我们的策略是要尽力团结一切可能抗日的力量，是要善于争取广大的中间力量，是只打击当前直接与我磨擦的少数最顽固的势力”。指示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应经常派人与当地友军联络，主动的、积极的亲近友军，疏通彼此间的关系，解释与消除一切不必要的误会，以虚心诚恳的态度交换工作经验”。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论政策》的党内指示。指示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左”的倾向，强调指出:“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指示批判了抗战以来党内的右倾和“左”倾思想。指出，现在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指示进一步阐述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特别指出对顽固势力和各个帝国主义都要进行具体分析，加以区别，在区别的基础上确立我们的政策，并重申“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根据这些原则，指示全面说明了党关于政权组织、劳动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锄奸政策、人民权利、经济政策、文化教育、军事政策等各项具体政策。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侵略战争。中共中央6月23日作出《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指出，在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的情况下，“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全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12月8日，由于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上对美、英发动突然袭击，美国和英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9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指出，全世界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了。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指出: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是我国人民和全体海外侨胞及南洋各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中心任务。

1941年12月—次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举行会议，总结两年来的工作。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话，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正确方针，要求把西南的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更能战斗的党，指出党的领导机关要熟悉国民党统治区各方面的情况，善于估计形势，运用策略，创造各种各样的工作方法，使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党外的联系和党内的联系相互配合 (不是暴露)。稍后，针对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和部分党员缺乏工作信心的情况，周恩来提出了勤业、勤学、勤交友三项任务。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对各民主党派、文化教育界人士、民族工商业者以及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和地方实力派，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新华日报》等报刊，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争取中间力量，推动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发展；建设西南地区中共组织，保存和发展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的力量。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提高了共产党的政治威望，孤立了国民党顽固派，为坚持全民族抗战和配合敌后解放区战场的斗争，作出了贡献。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会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 (这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整顿党的作风》)；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演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5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整风运动。6月8日，中宣部又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为方针，在全党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至1945年4月六届七中全会党中央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整风运动的结束。全党整风运动，是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是用正确认识克服错误认识、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思想革命运动，也是打破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束缚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对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具有重大意义，对正确解决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是一次成功的实践。

1942年6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处在空前残酷斗争中》，分析了当前的斗争形势，指出由于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连续不断地“扫荡”和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斗争之艰苦与残酷，实空前未有；我们既要有在敌后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信心，又要对困难有充分的认识，去迎接困难与克服困难。

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发表《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说，指出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现时中国应实行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也就是新民主主义，现时中国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我们热望民主自由的宪政真能实施，而不是徒托空言。接着，各地青年学生先后举行抨击独裁腐败时政、宣传民主自由的报告会。民主宪政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形成大的声势。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传达中央政治局关于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应取何种态度等几个重要问题的结论，总结了抗日战争的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日时期经历了上升、下降、再上升三个发展阶段，已完成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他强调，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必须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

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扩大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着重批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领导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高度评价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系统地总结出合乎中国民主革命实际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明确地指出对犯错误的同志应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它是整风运动的重要成果，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一致，为中共七大的召开，在思想上作了充分准备。

4月23日—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毛泽东作为大会主持人在开幕词中指出，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和两种命运的斗争，党的任务是要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在大会上，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关于形势和思想政治问题的报告、关于讨论政治报告的结论和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系统地总结党24年来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深刻地论述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指出党的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总结了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经验，深刻地论述了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以及党的三大作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从而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是一次历史性飞跃。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七大的历史性贡献。

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美国的“密苏里”号巡洋舰上，举行了日本正式投降的签字仪式。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胜利结束。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一百年来在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成熟时期，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得到空前大发展，为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奠定了基础；中国的抗战，促进了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斗争经验。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复杂斗争并付出极大代价获得的。据估计，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以上，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在八年抗战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共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69.4万余支，各种炮1，800多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伤亡指战员60余万人，敌后解放区人民群众伤亡600余万人，经过八年抗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发展壮大，解放区面积近百万平方千米，人口达1亿，人民军队的主力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20余万人，共产党员发展到120余万人。这就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科学地预测抗日战争阶段过去后时局发展的方向，提出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和平发展和反对内战并准备应付内战的方针。这时，美国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附庸，蒋介石则完全依靠美国，以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动统治。毛泽东在讲演中强调自力更生，明确地指出:我们一方面要尽力争取和平民主，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推迟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另一方面必须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有充分认识，对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抱幻想，不怕威胁，准备以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战争，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抗战胜利后，国际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营垒力量削弱，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力量得到了发展，同时，战后国际形势形成了美苏两大强国之间既斗争又妥协的国际斗争新格局。从国内形势来看，国内阶级力量和阶级关系亦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革命力量空前壮大，中间力量大大发展，国民党妄图独霸抗战胜利果实；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已上升为全国的主要矛盾。

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鲜明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阐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方针，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以避免内战，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鉴于形势的发展，紧急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立即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经43天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谈判代表共同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1947年2月27日、28日，国民党政府先后通知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全部撤回，宣告国共谈判的完全破裂。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指示》，指示国统区党组织“应扩大宣传，避免碰硬，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乱、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在此以前，4月，由任弼时主持召集各解放区负责人来延安讨论研究土地问题和财政、金融、贸易问题。会上大家一致反映，各解放区广大农民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斗争中，已开始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中共中央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发出《五四指示》，将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削弱封建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指示要求“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指示规定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一般不是无偿没收，而是通过清算和购买实现有偿转移。指示还具体规定不可侵犯中农土地，要保护工商业，对富农和地主、地主中的大中小、恶霸非恶霸要有所区别，对开明绅士等应适当照顾，允许中小地主、富农、开明绅士保留多于农民的土地。各解放区根据《五四指示》，迅速开展了土地制度改革运动。到1947年2月，全解放区已有三分之二的地区，解决了土地问题，进一步巩固了解放区并加强了解放区对革命战争的支援。

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中国时局已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高潮的前夜。会议讨论并发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指出人民解放军作战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即将到来。由于美蒋反动派采取了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统治的政策，“迫使中国各阶层人民处于团结自救的地位。这里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它和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相比较，不但规模同样广大，而且有更加深刻的基础。全党同志必须为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而奋斗”。指示强调指出:“为着彻底粉碎蒋军的进攻，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蒋军四十至五十个旅，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为此，在军事建设方面，必须用一切努力加强炮兵和工兵的建设；在巩固解放区方面，必须大力发展农业和工业生产，厉行节约，特别是要在三分之一尚未进行土地制度改革的地区，继续执行《五四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实现“耕者有其田”。

12月7日—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村召开会议，分为政治、军事、土地改革小组，讨论研究当前形势和党的政策。25日至28日为正式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所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这篇报告在中国革命浪潮空前高涨的形势下，为准备夺取全国胜利，深刻地分析和总结了全国形势，并对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任务进行了部署。报告指出:人民解放军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报告深刻地阐明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土地改革、整党、经济、统一战线方面的基本政策，提出今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任务。报告在总结我军长期作战特别是最近18个月作战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报告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是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提出没收官僚资本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内容的一个重要发展，是为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准备条件。

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发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分析土地改革中发生“左”倾错误的原因，提出纠正的原则和方法。讲话中具体地说明划分农村阶级的正确标准和农村中的主要阶级成分的最根本的情形；全面阐述巩固地团结中农的问题，以作为《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补充；指出对知识分子即脑力劳动者要采取争取团结教育政策，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并指出对工商业不要采取冒险政策，就是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也不应当没收；还指出对开明绅士也要采取保护政策，以利于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讲话中宣布:“共产党是坚决反对乱打乱杀与对犯罪者采用肉刑的。”中央当即把这个讲话作为指导文件转发全党，并立即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这篇讲话在使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走上正轨中起了关键性作用。

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论述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反对右倾错误和“左”倾错误的问题、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性质问题和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同被领导者的关系即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在这以后，中央还发出一系列指示，其中有《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党的政策必须适时地向群众公开》、《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这些文件提出党的团结乡村和城市中的绝大多数人口、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方针，使农村政策、城市政策、新区政策、工商业政策、统一路线政策逐渐完整和系统化，纠正了在革命高潮中出现的种种“左”的错误。

8月22日，中共中央就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要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问题发出指示。当时，蒋介石政权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都临近崩溃，对人民实行疯狂的大规模的镇压和屠杀。中共中央及时指出，党在国民党区的工作“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在城市方面，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以免“将城市中多年积聚的革命领导力量在解放军尚未逼近、敌人尚未最后崩溃之前过早地损失掉”。上海、北平以及其他各地党的地下组织在中共中央正确方针的指导下，坚持隐蔽斗争，为配合解放和接管城市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9月8日—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在会前，先开了11天的预备会议。会议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提出了建军五百万，用五年左右的时间 (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伟大战略任务。为此，会议要求军队向前进，作战方式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重申和完善城南庄会议的战略计划，要求各战略区在战争第三年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即人民解放军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求歼国民党军的重兵集团。为此，必须一方面，将战争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大量地从国民党方面和国民党区域去取给；另一方面，必须用一切努力恢复和发展老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为此，会议作出关于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指出:用最大的努力克服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

新华社于1948年12月30日发表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指出: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共和国，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1949年的主要任务。针对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正在筹划“和谈”以及在革命阵营内部制造“反对派”的反革命伎俩，新年献词指出:“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新年献词向中外庄严宣告:“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到1949年1月31日结束，人民解放军在战略进攻阶段与国民党军主力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1949年1月6日—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1月22日，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无党派人士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表明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心走人民革命的道路，拥护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这表明中间派别已放弃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张，接受了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和正确的政治主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正式形成。

3月5日—13日，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举行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向全会作了报告。会议集中讨论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在新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实行战略转移，即从乡村转到城市的问题。会议着重研究和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分析当时中国经济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二中全会号召在胜利面前，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28年的经验，阐明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以及新中国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指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权，并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有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只能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8月12日、14日、18日、28日、30日及9月16日，新华社就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同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连续发表六篇社论，揭露美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侵略本质和它对于中国人民的根深蒂固的仇恨；批评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的对于帝国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号召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社论还批评对中国革命的唯心主义的解释，论证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破产，对中国近代革命的发生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作了理论上的说明。这些社论引起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社、各学校以及各界人士的注意和讨论。

9月21日—30日，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的六百六十二名代表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刘少奇说:“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一个完全新的时代——人民民主时代。”“中国共产党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而奋斗，在今后，它也一定要继续为这种大团结而奋斗。因此，中国共产党一定要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及其发展和巩固而进行不懈的努力。”朱德在闭幕词中说:“我们既然能够团结一致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一致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繁荣昌盛的境地。”

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由毛泽东主持第一次会议，大家一致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同日，首都北京三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公告说:“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朱德在举行阅兵式时，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党一切残余武装，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基本历史任务的胜利完成，中国开始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宝贵经验及伟大意义^[2]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二十八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1949年10月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也为马列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第一，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是由于她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这是党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自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近80年的时间内，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的。但是，中国人民没有什么思想武器来武装自己，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为传播起来，中国人民才有了新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它的生命力正是在于它是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的，在于它能够在实践中为人们认识真理开辟道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独立自主地来思考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从而形成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深深地扎下根来，并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转化为对中国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伟大的物质力量。可以说，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下取得了胜利。

第二，必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这个政党，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自己，并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正确的斗争纲领、方针、政策；必须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代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领导人民进行胜利的斗争；必须坚持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勇于坚持真理并修正错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自身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这样的政党。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时刻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和凝聚成万众一心的任何反动势力也没有可能战胜的伟大力量。尽管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也经历过重重的挫折，走了许多弯路，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依据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得出的一个科学的结论。

第三，必须建立一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坚持武装斗争。这支军队，必须有正确的建军原则和战略战术；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三者相结合，坚持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路线。

第四，必须建立一个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极强大的，同时，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人口的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因此，无产阶级如果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争取和联合广大的中间势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信这一点，并且坚持了在革命统一战线中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原则，从而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把全国各族和各阶层人民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对资产阶级同盟者执行又斗争又团结、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坚持发展进步势力，孤立右翼势力，不断地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虽历尽千辛万苦，却战胜了许多艰难险阻，最终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另外一条重要的经验。

第五，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无产阶级革命从来都是国际性的。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必须尽力争取一切可能的国际援助。但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决不可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任何别国的身上。无产阶级只有依靠对本国情况的深刻了解，制定正确的政策，紧紧地依靠本国人民，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才能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正如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中国革命的经验是极其丰富的，它包含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他们是经过无数次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客观真理，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华民族的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点。它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标志着中国一百多年屈辱的历史从此结束。这一胜利，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当家做主，真正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这是中国人民社会政治地位的根本变化。中国由此实现了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政治的伟大跨越。数千年来，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受到极少数剥削者的统治；近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又凭借坚船利炮，把中国一步步拖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是却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中国人民为了自由、民主、独立和统一整整奋斗了一个世纪，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从此，劳动人民成了新中国的主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新的时期。

其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这一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使帝国主义殖民制度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大大增强了世界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力量，壮大了世界和平力量。一个人口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大国，扫荡了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势力，既有力地推动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反帝斗争的胜利信心，也有力地推动了维护国际和平事业的斗争，极大地增强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中国革命的胜利，大大激励了许多类似中国这样遭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压迫的国家和人民，增强了他们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它对国际局势的发展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最后，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为马列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自鸦片战争以来，无数志士仁人前赴后继为国家的独立和富强而奋斗，但都未能取得革命的成功。只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下，中国人民才成功地推翻了三座大山在旧中国的统治。由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在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所形成的这些基本结论，成为中国人民的巨大精神财富，也为马列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