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对大学生的形势与政策教育

党和国家一直非常重视对大学生的形势与政策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把对大学生的形势与政策教育列入教学计划，长期坚持。1950年12月16日，教育部发出《关于时事教学的指示及其教学计划》，指出:“各校时事教学展开以来，学生对时事问题已有初步认识，力求从根本上解决具体思想、政治问题，加强仇美爱国情绪，特决定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系统的深入教学。”并要求:各校切实负责领导；“政治讲座”务必每周举行一次；全校学生必须认真进行时事学习；政治理论要配合时事进行讲授；等等^[4]。

这段时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开展主要通过社会政治运动和时事政治学习的方式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内外交困，百废待兴，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为了继续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顺利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国共产党先后开展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以及“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各地高校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也通过各种社会改革运动，在大学生中开展了相应的形势与政策教育。1950年10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暑期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情况及下学期政治课应注意事项的通报》。《通报》提出了今后全国高校推行政治思想教育的“三个重点”和“三项规定”。此外，在教育部1951年9月10日作出的《关于华北区各高等学校1951年度上学期进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课教学工作的指示》中，也提到了形势与政策教育，其最后一项 (即第七项)规定:“时事学习委员会”的组织仍予保持并应加强，在教务长的领导下，负责计划组织时事政策的学习，结合社会政治运动，解决学生对时事政策方面的一般思想问题。^[5]

1955年4月25日，时任国家高等教育部副部长的刘子载同志在高等工业学校、综合大学校院长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必须改进和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建议在课外活动中建立经常的时事教育制度，以提高其思想性，加强与课内教学活动的配合和联系，这一倡议和相关的制度基本上固定了下来，成为对大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常规模式。

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始终与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息息相关，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走过了60多年不平凡的发展道路，经历了两次课程化建设(其中，第一次课程化建设发生在20世纪50、60年代，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最终发展为当今较为成熟的学科教育模式。当然，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课程化并非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期间，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不规范的发展时期，甚至出现过严重的历史倒退 (1966—1976年)。

(一)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初步探索 (1949—1956)

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了系列的政治运动，各地高校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运动，对大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土地改革，各地高校纷纷响应中央号召，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底，高校结合国际形势开展抗美援朝的时事政治教育。1951年，各高校师生积极参加镇压反革命运动。1952年，结合“三反”“五反”运动，高校开展集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1953年，各高校先后普遍开展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的时事政治活动。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诞生，高校学生利用时事学习的时间，学习宪法的基本精神和内容实质，认识了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认清了我国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

改革开放前主要是以时事政治学习为主要内容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尚未形成课程体系。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第一次课程化建设 (1956—1965)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初十年里，尤其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我国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在课程化建设方面经历了一段难能可贵的探索，为这门课程以后的科学化、规范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早在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就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强调指出:“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以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念，就等于没有灵魂。”^[6]在这里，毛泽东同志特别指出要“学习时事政治”。他还曾称赞邓小平到清华大学为学生作形势报告。因此，全国高校都非常重视时事政治的学习，有的学校开设了时事政策教育课程，采取多种形式，有计划地对学生进行时事教育；有的学校把时事政治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内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中贯穿讲授；有的学校以组织学生参与社会政治运动、读报纸、念文件、听报告等形式来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

1956年，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各省市团委和学校工作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学校的时事和政策教育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作为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一门课程。1957年，在反右斗争和“反修防修”的历史背景下，教育部发出通知“原定的政治课程一律暂停讲授”。就其内容和组织形式而言，社会主义教育课就是一种相当于“形势与政策”课性质的教育课程。1958年4月，教育部政治教育司《对高等学校政治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明确要求:“对党的重要方针、政策、任务……应当占用政治课的正课时间及时进行教学。”^[7]由此可见，教育部政治教育司将高校的形势与政策教育纳入正式课堂，使之规范化、常态化。然而，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教育被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为了响应毛泽东“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号召，政教司的这一建议也没有得到重视和采纳。1961年，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这就是著名的“高教六十条”。“高教六十条”规定:“高等学校各专业都必须加强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指导学生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学习国内外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进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教育 (第十条)”。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终于迎来了发展史上的第一个春天。

1961年4月，中央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制定了《改进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意见》，提出将“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政治课的教学任务之一。《意见》提出“形势与任务课为各专业、各年级的必修课程(主要内容是讲解国内外形势、党和国家的任务、方针、政策)”，其教学方法主要是“向学生做报告和组织学生阅读文件，并辅之以座谈和讨论”。1964年10月，中央宣传部、高教部党组、教育部临时党组联合下发了《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发〔64〕650号)，再次强调今后高等学校的共同政治理论课必须“继续开设《形势与任务课》”，其内容是阅读和讲解当前重大政策文件、报刊的重要社论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文章，并要求学校党委负责同志要经常做报告。^[8]据此可知，我国高校曾经短暂地将形势与政策教育从课外活动纳入正式课堂，并且不是增设为其他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而是单独行课，课程的名称为“形势与任务课”。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重大挫折 (1966—1976)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国历史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是一场严重的灾难。在这场长达十年的大劫难中，我国的教育事业遭受了巨大挫折，高等教育更是重灾区。在这十年里，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停止招生，系统的课堂教学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批判式的政治运动，如整党建党运动、批林批孔运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评论《水浒》教育革命大辩论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等等。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我国教育事业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不仅造成科学文化的教育质量惊人下降，而且严重地损害了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败坏了学校纪律，腐蚀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风气”。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政治空气下，通过五花八门的政治运动，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表面上搞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实际上却严重背离了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初衷，给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四)徘徊与转折时期 (1976—1980)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招生制度，给教育事业带来一片生机。1978年，随着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学校应该把坚定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等重要观点的提出，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了规范化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大学生的形势政策教育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为主题，政治运动与政治批判仍是主要途径。但由于“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直接影响，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徘徊了两年。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由此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全新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世界和中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处在这一社会大变动时期的大学生思想非常活跃，十分关心时事政治。但由于他们缺乏对社会的全面了解和实际生活的锻炼，看问题比较简单、片面，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思潮，往往缺乏较强的鉴别能力。针对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社会客观条件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认识到在对大学生进行人生、理想、道德等内容的教育时，还应该因势利导，以课程的教学形式教育、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当前的形势和各项方针政策。于是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课程化建设正在酝酿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