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出版业的早期现代化历程（1900—1950年代）

宣　勤

前　言

如果以铅活字排版和机械化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为段限标准，则中国出版业早期现代化的开端起于19世纪20年代。然而，云南出版业现代化特征的出现比内地发达地区晚了80年。1903年，《云南抄报》创刊，“云南铅印局”成立，从此，云南出版业踏上了现代化的历程。由于我们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作为出版业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的开端，所以云南出版业与全国一道，在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的改造过程中同步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因此可以说，1900—1950年代初是云南出版业的早期现代化阶段，云南出版业用50年的时间、跨越式的发展，追赶上了国内发达地区历时130年的发展步伐。

本文在对资料进行比照、统计、深入发掘的基础上，以出版者（或出版机构）、出版物和出版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纵向地对云南出版业历史的总结，横向地对云南出版业个案的分析，初步展现了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云南出版业发展的特殊模式。

云南出版业进入早期现代化历程以后，发展势头迅猛异常，短短10年就基本具备现代出版业的基本特征。抗日战争期间，现代出版机构飞跃发展，云南出版业异军突起，一度成为全国出版重镇和文化中心，体现了当时中国出版业的发展方向和水平。在经历了抗战结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的短暂停滞后，最终在20世纪50年代初建立起第一家现代化的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确立了云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出版体系。

由于云南没能出现企业化、成规模的出版社，因此在云南出版业的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全社会、多层面、多渠道创办出版业的境况。这一阶段，除极少量正规出版社外，大多是各类官厅、社会团体、学术机构、个人及抗战时期外来出版机构，出现了所有云南社会变革的实际参与者共兴出版的局面，并且官办出版表现突出。

云南出版业在民国时期，为了反映云南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配合建设“新云南”的运动，进行了对云南边疆危机、民族关系和主要社会矛盾与问题的探讨，出版了数量巨大的边疆考察、边民调查、边政报道等内容的书刊，使云南出版物的内容表现出边疆、边民和边政的特点，在全国出版界独树一帜。

云南出版业在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中，与云南省现代教育的发展相互提携。一方面，教学用书和学术著述的出版承载着云南的教育与学术不断进步；另一方面，这些教育类书刊构成民国一代云南出版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这段历史的回顾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总结云南乃至中国出版业的发展规律，而且从一个侧面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研究和探讨增添了区域性案例。同时，将出版史与现代化问题结合起来，可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中国近现代的历史道路。

第一章　云南现代出版业的起步与发展

一、云南现代化出版业的起步

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使用雕版印刷图书的历史超过千年，但不能用“出版事业”来理解，只能称之为“出版活动”。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出版活动很少与政治、社会直接联系，对于促进社会进步甚至社会生活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更无系统可言。而近现代的出版是一种自觉地推进社会信息传递和互动的活动，并且成规模、有系统性，因而是一种事业。现代的出版行为对每一个历史重大事件都做出了强烈的反应，甲午战争、辛亥革命、“九·一八”……莫不是出版的高潮。同时，其中的参与者往往带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敏锐的社会洞察力，与读者一起构成不可低估的社会舆论力量并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当然这一事业的产生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攻势下随着西学输入中国，逐步发展起来的。^[1]

事实上，19世纪初期，西方铅活字排版和粗具特点的机械化印刷术已传入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不过这一技术都掌握在外国传教士手中，没能引起清政府和文化人士的重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促使清政府中的一部分人想要了解西方。1862年，洋务派官员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最早的洋务学堂——同文馆，培养译员，翻译西方科技书籍。官方译书的动机出于增加军事力量的需要，其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此只接受物质层面的科技文化。这一时期，中国新式出版业的主流由清朝官方和西方在华教会构成，也有外商在上海兴办出版企业，如英商于1872年出版了中国最早的日报《申报》。中国出版业中的现代报刊编辑、印刷、发行，由此发端。^[2]

甲午战败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民众越来越不满意洋务运动的措施和效果。维新派人士积极主张变法革新，并利用新式报刊为维新变法大造舆论。1895年梁启超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提倡“广设报馆”，因为他认识到“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报刊可以“广译五洲近事”，“录各省新政”，“可以奋厉新学”，“旁载政治学艺要书。则阅者知一切实学源流门径，与其日新月异之迹，而不至抱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学，枵然而自大矣”^[3]。此后的三四年间，各地创办的新式报刊不下50余种，著名的有上海的《时务报》、天津的《国闻报》、长沙的《湘报》、澳门的《知新报》等。这些报馆不仅经营报刊业务，还出版发行图书，成为新闻兼出版机构。^[4]新闻出版事业的异军突起，是中国出版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1900年以后，社会变革的潮流势不可挡，中国出版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官办报刊及出版单位在全国推广；另一方面民办、商办的各类刊物及出版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涌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897年商务印书馆成立，后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家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出版企业，成为集编辑、印刷、发行于一身的现代概念的出版社；1912年中华书局建立，形成编、校、印、发人员齐备的独立行业。这些都标志着中国出版业现代化转型成功。

从甲午战争到“五四”前的20年里，无论是出版物的生产方式、信息内容，还是出版机构的形式及其经营管理，都呈现出焕然一新的景象，有别于古代的书籍出版，中国出版业最终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当中国内地发达地区已基本实现出版业的现代化转型之时，云南并未与之同步兴起自己的现代化出版业，仍旧处于雕版印刷的时代。然而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华侵略的加剧，云南周边东南亚国家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越南、老挝成为法国殖民地，英法帝国主义开始在这些东南亚国家推行殖民性质的现代化，从而对云南形成半环包围，并将云南作为他们进入中国内地的桥头堡。云南逐渐成为英法争夺的焦点，加剧了边疆危机。至19世纪末，云南由“天朝之末端”一变而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争斗的前沿，以及资本主义现代化理念、技术和经营方式渗透的前哨。云南社会的早期现代化历程，在这样严峻的国际形势和背景下，艰难地起步了，云南出版业的早期现代化也随之发端。

19世纪末，为了夺取原料，抢占势力范围，英、法等国强迫云南开蒙自、思茅、河口、腾越为商埠，以便输入他们的商品。甲午战争后，法国在云南建立起侵略基地，通过设立洋行操纵云南的经济命脉，通过修筑滇越铁路掠夺七府矿权，进一步支配云南的政权。1905年昆明自开商埠，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昆明，从此外国工业品长驱直入，中国手工业、农副业产品却无法与之竞争，致使地方经济陷入绝境。

以“百日维新”为代表的中国晚清现代化探索运动，虽然对云南的影响不大，但具有一些现代理念的举措，诸如裁巡抚、办团练、废科举、办新学等政令有所实施。维新失败后，要求变法图强的呼声却更加高涨，清政府不得不恢复实行“新政”。云南也逐步开办学校、训练新军、设置警察、改革机构。1901年，为了鼓吹“新政”，袁世凯在天津设官报局，刊行《北洋官报》，这是第一份效仿外报经营的官方报刊。之后各省的地方官报接踵而出。

1903年，云南第一份，也是当年最早的官办报纸《滇南抄报》问世。该报是云贵总督署发行的4开铅印日报，由同年建立的“云南铅印处”承印。其体例为抄登宫廷消息、重要任命的“宫门抄”，传达皇帝谕旨、敕令的“上谕”，发布本省督抚衙门奏折、公告的“辕门抄”，同时转载外地报纸如《申报》《中外日报》《同文报》等刊登的国内外新闻，另有少量的当地的灾异、传闻之类，还附登各类广告。《滇南抄报》的内容多关于新政变法，并没有自己的言论。继之出版的官办报刊还有《云南政治官报》《云南官报旬刊》《云南政治公报》等。^[5]因此，1903年，具有一些现代化概念的最早官办日报《滇南抄报》的创办和“云南铅印处”的建立，可作为云南出版业的早期现代化开端。

然而，这些近代官报，虽然也传播信息，但消息基本来自朝廷和各级官厅，内容侧重于君臣议论、官员升迁，而社会问题和民众愿望往往得不到反映，发行对象又大都是官吏或与官场联系密切的绅商。用现代报刊的六大职能——传递讯息、交流思想、推销商品、娱乐大众、坚持真理、监督政府来衡量，它们仍然是以现代形式包装的近代邸报，尚未完全具备现代报纸的功能。^[6]

在武昌起义前的两年中，云南的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为推翻腐朽帝制、解救民族危亡，也纷纷办报创刊唤起民众建立共和。如：留学回滇的革命党人徐濂、杨振鸿等，于1909年7月开办《云南旬报》，介绍边疆危机，评述滇省时局，暴露社会黑暗面；1909年10月由云南教育总会、云南商务总会、自治总局等团体的官绅创办了《云南日报》，以“开通民智，指导社会”为宗旨；1911年6月文化名人孙璞、方树屏等集股创办《滇南公报》，内容以针砭时弊、倡导改良为主，并将书册式版面改为4开、对开式，改直排到底为四栏式，使之更接近现代报纸。^[7]此外，有的府、州也办了报纸，像《丽江白话报》和《永昌白话报》。所以，辛亥革命前后兴起的这批报刊，基本上具备了现代报纸的特点，可视为云南出版业现代化历程的起步。

二、《云南》杂志及其对云南出版业现代化的促进

《云南》杂志是由滇籍留学生和革命党人在境外创办的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鼓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刊物。与它同时创办的还有《滇话》《光华日报》《云南旬报》等。其中《云南》杂志开启了云南出版业早期现代化的道路，此后民国一代的云南出版物都或多或少留有它的痕迹。

20世纪初，云南同全国一样，在青年学子中掀起了留日热潮，自1905年云南选派第一批公费留日学生起，至宣统末年，公费、自费留学日本者约数百人。在日本期间，他们深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大多参加了同盟会，成为留日中国学生中政治活跃的群体。1905年4月，留日云南学生在孙中山、黄兴等的提议和支持下，于东京创办了《云南》杂志社。同年10月15日，《云南》创刊号正式出版发行，至武昌起义前停刊，5年间发行了23期和一册纪念特刊《滇粹》，发行量由开始的3 000，一年后，扩大到1万多份，在云南广泛传播，甚至在北京、贵阳等全国19个城市以及缅甸的瓦城设有分社或代表。^[8]

《云南》杂志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云南为主要内容，所设栏目大体分为图画、专论、时评、译述、通讯、调查、纪事、杂纂、文苑、小说等。就现存的18期杂志内容来说，论著、时评、译述、来稿等版块中专论国家政体、国民责任之类的文章约占1／3；揭露中国主权丧失、领土完整遭到破坏的有关外交、边界问题的文章不低于1／4；另外，提倡新式教育、平权主义、尚武精神、实业救国的内容往往围绕着如何“保种救亡”、复兴民族这一主题。反映出编者现代民族国家理念的形成。可以说《云南》杂志在形式和内容上突出体现了现代新闻出版物贴近大众、关注现实的本色。

虽然1905年创办于东京的《云南》杂志的编、校、印、发均不在云南本土，但是刊物的举办者、主要撰稿人和编辑、刊物的名称和内容都与云南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云南》杂志对当时的云南社会和云南刚刚起步的现代化出版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不容忽视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为云南本土的出版业，特别是报纸杂志的编辑出版做了人员上和思想理念的准备，成为具有云南特色出版物之先驱。这一时期留学东瀛的云南学子数百人，他们主要来自云南社会的精英阶层，遍布云南各地，甚至有来自少数民族落后地区的知识分子，以及边疆的土司子弟如德宏的刀安仁，这些青年是云南较早接受资本主义民主思想，并投身社会变革的新型知识分子。在留学期间，他们逐步从传统的封闭心态向现代开放意识转变，并希望效法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云南把封建自然经济演变为大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经济。创办《云南》杂志，用现代理念编辑和经营，使留学生有机会实践现代报刊的运作，同时将资本主义民主变革思想与云南实际相结合，贯穿于《云南》杂志的内容中，逐渐形成云南出版物强调边疆问题，关注边民社会发展的特点。《云南》杂志的参与者，大多为同盟会会员，如李根源、杨振鸿、吕志伊、赵伸、罗佩金等。初创时办事人员很少，赵伸担任发行人，李根源任庶务干事，张耀曾、席聘臣为总编辑。先后担任撰述的有杨振鸿、吕志伊、赵伸、李根源、李燮羲、张鸿翼、蔡锷等三四十人之多。这些人员大都学成归国，成为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中坚力量，民国建立后又成为社会精英、政府要员，而他们在编撰《云南》期间所形成的思想观念，往往在其言论、行为中得到表现，并影响着他们周围（或受其控制）的舆论、传媒导向。因此重视边疆问题、强调民族国家观念是终民国一代云南出版物尤其是官方出版物的内容核心。

第二，《云南》杂志的编辑发行，为之后云南本土现代刊物的发展提供了现成模式和技术支持。由于是在日本东京印刷、出版的，杂志的用纸更接近今天的胶版纸；成品尺寸为15×22cm2的装订本，封面题字竖排，并注明发行日期；正文加了标点，以阿拉伯数字标注页码；封底为版权页、广告等。因此，在印刷、装帧方面，《云南》杂志呈现出与国内书报迥然不同的风格，具有强烈的现代化气息。该杂志在云南留日学生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促使一些留学生在日本专门学习现代印刷技术，并将其带回云南，推动云南乃至云南边地少数民族现代出版业的发展。例如1907年腾冲和顺的李启善、寸绍文去日本留学，专攻造纸、印刷和织布。次年归国时，买回了两台印刷机，在和顺办厂印刷教材。刀安仁在日本留学时就打算引进先进的印刷设备，发展傣族的文化教育事业，1908年他购买了两台印刷设备回乡，并请来日本技师，开办了“干崖印刷厂”，印制傣文佛经及课本教材。刀安仁成为傣族出版业的奠基人。^[9]

由此可见，《云南》杂志的创办者在将资本主义社会变革思想、民族国家理念等大力传播的同时，也为云南本土现代报刊业输入了相关知识与模式，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准备，培养了云南最初的现代报刊人才。

辛亥革命后云南的图书出版业得到新的发展。出现了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机构，如云南图书馆售书处和辑刻云南丛书处。另外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公立学校和机构等也有不少出版行为。它们构成云南出版业的主体——官方出版机构。合计整个民国时期在云南出版的图书约530种，官方出版的占64%。自1912年到1927年出的140种书籍中，官方出版的书籍有110余种，占这一期间滇版图书的78%，内容大多涉及地方行政（27%）、经济建设（20%）、文化教育（33%）等方面，其出版发行单位基本上是省政府下属各司、处、科、室或分管上述项目的政府职能部门，如省政府机要处、省议会、省民政厅、省实业司、省公署教育科等等。反映出民国初期实施政务改革、地方自治的部分举措或尝试：省政府、昆明市公所的报告书和计划书20种，如《云南程规汇钞十二》（1913年铅印）、《云南省政治改进计划书》（1920年）、《昆明市政第一年报告书》（1923年）；云南省议会、咨议局的会议记录和提案10余种，如《滇省咨议局光复后之报告书》（1913年）、《省议会报告书》（1920年）、《云南第四届省议会提议各县》；其他行政、职能部门的年度总结、规章制度等15种左右，如《云南实业改进会宣言书及会章》（1918年）、《云南省劝业会报告书》（1923年）、《云南省教育会民国十三年年鉴》（1924年）……

民国期间，云南的报刊业发展较快，除了省政府办的报刊外，各党派团体、民间组织、工商业界甚至个人也纷纷办报创刊，发表言论。据不完全统计，从1911年至1949年，在云南创刊的报刊近630种中政府办的不到25%，各类党派、团体的刊物成为主流；民办报刊比例虽小，但具有一定社会影响；专业报刊零星出现，自抗战后，逐年增加。

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掀起建党结社的风潮，党派林立，为争夺话语权著书立说、创办报纸杂志。这一时期，政党报纸也相继在昆明出现。1912年初，云南统一共和党创办《云南民报》，后改名《共和滇报》；1913年，统一共和党与民主党合并为进步党，《共和滇报》又成为进步党云南支部的机关报。1912年8月，《国民话报》更名《天南日报》，作为同盟会云南支部的机关报；不久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天南日报》与《新云南报》合并，于同年发行《天南新报》，作为国民党在云南的党报。^[10]唐继尧执政时期，为推行“联省自治”，控制滇省舆论，于1912年组织“民治党”，并发行《民治日报》作为其喉舌；^[11]1926年8月，《滇事旬刊》创刊，宣传“国家主义与民治”思想，也相当于“民治党”的机关报。^[12]

1912年后，云南又有一些新的民办报刊发行。如《振华日报》（1912年5月）、《崇实报》（1914年2月）、《觉报》（1915年6月）、《平报》（1917年2月）、《救国日刊》（1918年10月）等。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思潮传入云南，引起办报创刊的高潮，据初步统计，1919年至1925年，昆明先后涌现出各种报纸期刊100种，其中不少是民办的，如《金碧日刊》（1919年12月）、《云南民光日报》（1922年5月）、《滇市新报》（1923年1月）、《甲子新闻日报》（1924年10月）、《昆明市声》（1926年3月）等。^[13]这些民办报刊内容丰富多样，有社会新闻、科学知识、文苑小说、风俗民情、市民言论、商业广告……较之官办的更迎合市民阶层的阅读需要。但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工商业发展缓慢，致使文化普及率在云南极低，大众生活水平低下，从而市民社会难以发展，相应的出版物消费市场无法扩大。因此，在得不到足够财力支持的情况下，仅靠发行量和广告生存的民营出版机构往往寿命短暂。而凭借政府注资的官办出版，才有可能长期维持。

至此，云南的出版业在经历了一二十年的变革后，终于步履蹒跚地踏上现代化历程。而在这一发展阶段，云南现代化出版业的规模基本具备，云南出版业与以往任何时代相比，均有长足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现代出版物以其贴近大众，关注民生，关心社会现实，表现大众文化的特点，深入社会的各方面和各阶层，对云南社会的影响也是前所未有的。现代出版物，特别是报刊这一舆论工具，无疑是历史发展的助推器，它在云南本土的兴起和发展，促使云南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由隔离走向融通。

三、抗日战争前云南现代出版业的发展（1927—1937年）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国，但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安定的局面和发展的机会。接踵而来的袁世凯复辟、军阀混战、北伐战争等使得原本就积贫积弱的中国再次陷入动荡之中。其间，云南民众更是经历了“重九起义”“靖国运动”“护国运动”以及出兵邻省带来的战乱，十几年风风雨雨，致使滇省无论是在经济发展还是文化建设上都步履蹒跚。在唐继尧当政的十几年中，云南出版业由光复之初的蓬勃发展，经党争、割据致使的萎缩，到唐氏末期出现滞怠。

唐继尧统治云南后期至龙云上台初年，由于云南省军政首领争夺统治权，连年兵荒马乱，浩大的军费开支使得滇省财政枯竭，民不聊生。同时省内各大小军阀、土匪拥兵自重，割据霸地，盘剥百姓，致使工商业萧条，税收锐减。1927年龙云经过“倒唐”“逐胡”“投蒋”一系列军事和政治的较量之后，取得了对云南的统治权。在铲除省内大小军阀、土匪等异己武装势力之后，龙云开始建设“新云南”，分阶段、有步骤地对行政、财经、文教诸多方面进行整顿、改革，在不断壮大巩固龙氏集团的地位的同时，也促进了云南地方政治、经济、文化有较快发展。^[14]

出版是文化的一部分，与政治、经济和时代的变革密切相关。区域出版业在进行文化积累，推动社会变革，促进地方发展等方面有着特殊作用。出版可以成为地方政府宣达政令、推行文教、实施地方建设纲领的强有力的宣传工具。这一作用在云南早期现代化历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1927—1937年间，云南出版物的内容绝大部分是配合龙云地方政府建设“新云南”的政府规划、改革方案、律令细则及省情调查等，以此来服务云南建设与社会发展的需要。由于现代出版业是一个内部分工和动作相对复杂的行业，要求编、校、印、发组成一套完整的出版系统，比较古代的出版活动，更需要资金和技术的支持，而这又非个人能力所能承担，因此，现代出版业必须以资本主义方式来运作。加上地方政府注意到出版对施政的特殊作用，因而在云南早期现代化历程中，出版业的官办特征非常显著。1927至1937年间，云南出版业呈现出官厅部门兴办出版，地方政府主持出版，大力推动出版发展的景象。这一时期云南出版业主要有几个特点：

第一，官方出版物服务于云南建设。

民国建立到唐继尧下台的15年中，平均每年创办报刊9种、发行图书9种。龙云前期（1927—1937年）的十年中，尽管所出书籍仅有90种左右，所办报刊不过107种，平均每年创办报刊10种，发行书籍9种，但从出版物的种类、数量上看，此间云南省的出版业较以前并没有增长或提高，然而，官方报刊占报刊总量的37%，官方图书占图书总量的89%，可以说，这十年是云南官方出书办报的兴盛时期。另外，认真分析这些出版物的内容和出版者，不难发现云南执政当局在推行建设“新云南”运动的同时，积极利用出版手段向各级官员、职工以及社会公众展示其建设构想，宣传其方针政策，有时也反映其计划的部分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15]

龙云上任伊始，亲自主持整理财政金融，他任用军人卢汉，以武力从盘踞各地的军阀手中收回各项税款的征收权交还省财政厅，之后对部分税项实行“财政商业化”和特种消费税的改革。这些举措反映在出版物上有省财政厅出版发行的《云南财政特刊》《云南财政旬刊》《云南会计制度》《云南改革税制计划书》《云南财政厅征收官吏会计人员宣誓红录》《云南省财政厅整理造币厂厂务报告》《云南省政府二十年度审计报告书》等。

1928年省政府成立了云南省公路总局，向社会筹集修路资金。1935年3月，修建完成云南第一条省际公路——滇黔公路滇段，与贵阳—盘县的公路相连，并由此通往南京，结束了从云南去内地要出国绕道的历史。云南的这一交通变化，云南省政府秘书处编印的《云南全省公路统计册》，云南省建设厅出版的《云南公路周刊》《云南全省公路计划图》《云南省公路建设三年计划》等都有所涉及。

1929年省政府为改革田赋，在财政厅下设立清丈处，对全省耕地进行丈量清查，以确定产权调整耕地税。就此，云南省财政厅清丈处出版了《云南省财政厅第三届清丈会议录》《云南省财政厅第二次会议录、实施纲要部》《云南财政厅修征收耕地税施行细则》等报告。与此同时，遵循国民政府的仓储管理要求，云南省政府对各州县分等分期实行积谷屯粮的政策，增加了云南省的粮食仓储量，为日后的抗战提供了保障。反映在出版上有民政厅的《云南省各级仓储管理细则》《云南省第一～四次仓储积谷统计报告》等。

1929年云南省实行教育经费独立，卷烟特捐、各教育机构的收入等全由教育行政部门支配。在较宽裕的条件下，云南加强了高等教育，改进了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并着手发展边疆民族教育。云南省教育厅及其附属机构是民国时期官方发行出版物最多的部门之一。这一期间的书刊主要有《云南实施义务教育须知》《云南省中等教育概览》《云南省二十三～二十五年度教育概况》《云南省教育经费独立收支概况》等等。

反映其他方面改革和事业发展的出版物还有：云南省盐运使公署出版的《民国二十四年度云南盐务统计》《民国二十五年度云南盐务统计》《云南盐务纪要》《云南盐政改革方案》《改组各井灶方案及修正案》《云南全省公路总局黑盐井区食盐运销处报告》等，内容主要涉及盐税的改革以及新式制盐法的试验成功和推广。云南实业厅为倡导植树造林编印了《云南造林运动章程》和《云南造林运动宣传大纲》等。1932年民国政府进行第一次大规模的户口普查工作，云南省民政厅通过此次调查初步摸清了全省的户籍人口情况，并出版了《云南全省户口总调查报告》一书。

从上述不难看出，云南省政府各主要职能部门都需要通过出版物推行政令，宣传本部门规划、政绩等。事实上，自龙云上台后，政府机构创办报刊、出版书籍的活动有增无减，战前参与出版的职能部门已超过1／3，战后这一比例上升至80%还多。

第二，省政府组织出版机构，在人力、资金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甚至主持出版大局，促进出版事业的发展。

除上述政府各部门出书创刊外，龙云前期以政府行为组织出版、编辑，主持反映云南社会历史发展的大型省志的编纂与出版，对云南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进行了全局性的总结。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行为是，网罗当时云南各方面的知识精英，组成云南通志馆，编纂出版《新篡云南通志》《续云南通志长编》。

1930年9月，根据国民政府内政部咨文，云南省务会议通过了省主席龙云的提案，决定编纂一部新的《云南通志》（后定名为《新纂云南通志》）和一部《民国云南省志》（因未完成，故改为《续云南通志长编》）。次年，云南通志馆筹备处成立，聘请周钟岳为筹备处主任，委派省民政、财政、教育、实业等各厅厅长为筹备员。同年9月，筹备处正式改为“云南通志馆”，周钟岳任馆长，赵式铭任副馆长（民国二十八年周被调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赵继任馆长），袁嘉谷、由云龙、顾视高、吴琨、宋嘉俊、李根源、金天羽、钱用中、秦光玉、熊廷权、萧瑞麟、张华澜、张士麟、张鸿翼、丁兆冠、马骢、徐之琛、华封祝、王帧等为编纂员；缪尔纾、方树梅、何秉智、解永年、陈秉仁、何作楫、陈玉科、陈鸿勋、曹恒钧、李永清、李毓茂、夏光南、刘楚湘等为分纂员，方国瑜为编审员。^[16]

随着云南通志馆的成立和纂修人员的确定，很快就制订了两志的“凡例”及分类纲目，并着手查阅档案，向各州县征集资料。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通志》定稿；民国三十年（1941年），《长编》草稿基本完成。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云南省政府组成以秦光玉为主任委员，梁之相、张华澜、缪尔纾、方树梅、方国瑜、于乃义为委员的云南通志审定委员会，对《通志》和《长编》进行审定。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周钟岳对这两志稿又进行了审阅。《新纂云南通志》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8月始告成书”，出版发行。全书266卷，分订140册，编选远古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的云南事迹。全书分为：大事记6卷、图3卷、表7卷、考161卷、传85卷。考的分量最大，依性质和体裁分类，执简驭繁，若网在纲。与旧志相较，确有所创新，开篇的《大事记》，是著名学者袁嘉谷的力作，像一部远古至宣统三年云南的编年史，简明扼要，前所未有。《天文考》和《气象考》是著名天文气象学家陈秉仁（陈一得）先生所写，破除了旧志的迷信、愚昧色彩，用现代科学眼光编写云南的天文、气象，给人很多的启示；《金石考》是历史学家方国瑜和名士李根源所写，资料丰富，考证科学，发掘了许多珍贵的金石文物；《地理考》是张芷江、方国瑜合写，不像旧志那样挂流水账，而是进行了科学的考察、记述；《艺文志》是方树梅先生撰写的，与《道光志》和《光绪志》相较，有很多增补和修正；《外交考》保存了很多重要文献；《物产考》也较旧志有用得多；赵式铭写的《方言考》对云南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了考察和研究，是旧志所没有的创新；《传》中也有一些精彩的篇章。当然，这部志书也有一些封建性糟粕，如《祠祀考》《列女传》《忠节传》等，封建意识较浓。^[17]

《新纂云南通志》仍采用雕版印刷形式，与其所编纂内容的时代相吻合。出版形式虽是旧式的，但它是云南现代政府组织并出资支持的记录云南历史文化的全面的、高质量的出版物。

《续云南通志长编》是衔接《新纂云南通志》的，它记述民国元年（1912年）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的云南事迹。全书原分80卷，21大类，400万字左右。《长编》编就初稿，由于复审特别是周钟岳的审阅，拖延了数年，直到解放前夕，尚未付印。新中国建立后，稿本移交省图书馆保存，1985年12月由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校正补缺付印，作内部发行。这部书的最大特点是时人写时事，内容大都准确可靠，且有较高学术水平，只是观点陈旧，不能用现在的思想标准来衡量。其次，由于稿本辗转移交，有一些散失，有的形成有目录，而无文稿之憾。^[18]

在云南通志馆成立编纂《新纂云南通志》和《续云南通志长编》期间，省政府还命令各州县厅修志，并由云南通志馆拟定《修志概要十八条》，对县志纲目、内容、篇章等项作了详尽规定。从此各县也着手编写市志、县志、厅志，终民国一代此类志书有50部左右。其中也有质量较高的志书，如童振藻的《昆明市志》，袁嘉谷的《石屏县志》、李群杰的《昆阳县志》等。^[19]

除云南通志馆外，云南省政府于1938年9月成立了云南行政纪实编纂委员会，以喻宗泽为编纂主任委员，缪尔纾、梁之相、何秉智、王用予、李正荣等10人为委员，纂辑《云南行政纪实》一书。当年10月开始纂辑，次年年底完稿。经省政府委员前民政厅厅长丁兆冠总审后，于1943年印行。全书共3编26章190余节，400余目，约70万字。内容记载自民国十八年（1929年）省政府改组，龙云执政之日起，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底止，凡此10年间云南省的各项政务，该书皆切实记载。^[20]

另有《云南概览》一书，由云南省政府秘书处主编，1937年印行。全书分沿革、地理、党务、民政、财政、建设、教育、盐务、金融币制、军事、艺术、金石、名胜古迹、昆明市政和国民军训等15篇。采用详今略古，所述事实均较客观。全书近百万字，省政府主席龙云作序。^[21]

第三，云南现代出版业的长足发展。

到抗战爆发前夕，云南现代出版业在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云南经济文化建设的前提下，在官办民兴及各界人士的共同关心下，发展较为迅速，基本形成了内部分工齐全、经营方式灵活的现代文化行业。其一，民营的集编辑、出版、发行、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出版企业——出版社、书店已初具规模，发展到了12家，即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昆明分局、务本堂、邺架轩、文雅堂、东方书店、云岭书店、新滇书局、昆明书局、生活书店昆明分店等。^[22]其二，到抗战初期，云南已经创办现代报刊达100多种，虽然大多数存世时间不长，而又以官办为主，但对云南社会的影响相当广泛，如《云南日报》《尚志》《滇潮》《自治周刊》《云南教育》《云南学生》等。^[23]其三，印刷行业正处在新旧交替之际，旧式的雕版印刷还占有一定的比例，但以铅活字排版和机械化印刷为特征的现代印刷已逐渐成为主流，特别是昆明地区的印刷业发展显著，抗战前印刷厂已达数十家，如财政厅印刷厂、崇文印书馆等有着当时较先进的铅印设备，能进行大规模的印刷。^[24]

四、新旧交替之际的汇刻巨制——《云南丛书》

云南近代史上一直没有出现类似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企业，也没有产生过完全靠编辑、出版图书赢利的经济实体。可见20世纪上半叶的云南，由于文化上的边缘地位和经济上的滞后状态，其出版物在省内的市场不足以提供出版行业进行规模化经营的条件。而当时参与出版的云南人士也几乎认定图书出版业不过是教化民众的工具或文化事业的延伸，还没有今天增加社会利税的产业化概念。但这并不是说云南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出版实体，只不过纯粹以编辑出版各类作者书稿，满足社会各种阅读需求为职业的出版机构寥若晨星。更多的出版机构规模很小，往往以编印某套丛书为目的，写成即撤销；或是附属于某一部门、单位，作为其或对外宣传或交流信息或促进业务等的手段。

“辑刻云南丛书处”可算是云南最早的现代出版实体，同时又体现着中国传统出版活动向现代出版业过渡的某些特征：^[25]

民国建立后，由于西方现代印刷技术的传入，云南陆续出现了运用铅印、石印技术印刷的企业、机构，如崇文印书馆、开智公司、云南经济印刷厂等。然而传统的雕版印书并未因此废止，《云南丛书》就是一套较大规模的版刻印刷丛书。1914年8月，经云南著名学者赵藩、周钟岳等的倡导，并得到滇督唐继尧的支持，“辑刻云南丛书处”成立了。该处设总纂、总经理、编纂审查员、校对、采访等职务具体负责编辑刊印工作，并制定章程对各级人员的职责做出明确规定。先后担任总纂的有赵藩、陈荣昌、袁嘉谷；由云龙、秦光玉先后任总经理；李坤、孙光庭、顾视高、方树梅、陈一得、于乃义先后任编纂审查员。这一体系类似今天的出版社，只是它附设于图书馆内。^[26]

《云南丛书》的编排仍沿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收录的基本上是云南籍学者名家的著述，另有少量外省人士撰辑的有关云南的史地著作被收入“史部”。丛书的印制除少量为铅印和石印外，主要还是版印，这其中一部分是寻访收集来的旧版重新校订刊印，另一部分是后来制作的新版，由从四川乐池请来的刻工20多人刻印而成。

从民国三年（1914年）至民国十二年（1923年）《云南丛书》初编陆续编辑完成。原计划“初编”有经部15种、史部12种、子部29种、集部96种，共计152种。事实上，其中刻印和石印的141种于1914年至1923年陆续出版；铅印的《滇文丛录》1种在1931年才编辑完成，因此推迟到1938年至1945年才得以出版；另有10种编好未刻。

在编刻“初编”期间，不断有新增古籍添加进来，因而难以事先拟定书目，也没有系统编次，而是“随采随编”。自1923年起，后增的书目被编为“二编”，合计69种，其中经部9种、史部16种、子部4种、集部40种，已刻印出来的有38种，还有31种未刻。整部丛书221种1631卷。^[27]

与其他地方丛书不同，《云南丛书》不是待全部稿件收齐后一次付刊出版，而是分批发行。同时，为方便读者选购曾抽印部分零售；还有应特殊需要单独印刷的，如1944年西南联大教授朱自清、罗庸就单印过《诗法萃编》百余份用于授课。^[28]

《云南丛书》的内容全是明清时期云南学者的重要著作，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地理、数学、医药、民族、宗教、外事等广泛领域，常有独到的见解，资料翔实、信息丰富。丛书的稿件来源有如下几种：一是对原五华、育才、经正三家书院和云南官书局的旧版片进行校订编辑，如《滇系》《滇南文略》等；二是多方征集私藏刻版进行整理，如许印芳、陈荣昌、李根源等提供的《诗法萃编》《滇诗拾遗》《喜闻过斋全集》等；三是向州县甚至外省借印刻版，如向浙江图书馆借印《读书堂全集》等；四是新刻版本也有少数石印及铅印本，如《滇词丛录》《鼎堂金石录》《滇文丛录》等。尽管编印情况不同，参与编纂的都是图书、文献、方志等学科的学者，因而在编辑过程中，都能广搜异本、择善而从，经精校细勘之后印行；同时注意将方志与文献区分，这样较好地保证了资料的可靠性和学术价值，使得丛书的质量大为提高。^[29]

在民国初创的条件下，能够出版这样规模较大、内容丰富的丛书，是基于下述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全凭专家学者执着于学术的精神及精诚合作的态度。丛书的参与者中，有的是藏书家，有的是版本校勘学家或某一学科的学者，他们以“举有史以来滇之宏作巨制，网罗荟萃，群珍毕集，具一省之文献”为宗旨，访古籍、辑旧版、刻新版，力图使“欲知滇者考滇者舍此而莫由”。另一方面得益于唐继尧的支持。由于学者们的多方努力和推动，唐氏逐步认识到“云南自张盛传经而后，代有作人，如杨文襄之干济，钱南园之气节，师荔扉之博雅，具有专书，阐明彰彰耳目，其他闭户潜研，等身著作，名山石室，藏者甚众”，进而感叹这些文献“几经变乱，以致湮没，弃掷者何可胜数”，于是决定“收拾丛残，整理故籍，表彰先哲，亦有司之事”，很快“援拨定款，聘通人，俾之从事搜辑，精加校订，刊为丛书”（《云南丛书·序》唐继尧）。

《云南丛书》的编印是对民国之前的地方文献所做的一次总结和整理，不仅有利于云南学术文化的发展，对云南的出版事业也有着深远影响。此后由官方组织的丛书编撰活动大都因循或借鉴了“辑刻云南丛书处”的方式，如“云南通志馆”“新云南丛书社”等。

第二章　抗战时期飞跃发展的云南现代出版事业

一、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出版业异军突起

抗日战争之前，云南出版业尽管已开始了现代化历程的艰辛起步，有了长足发展，但是与内地发达地区相比，仍然相对落后，在全国基本没有什么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后，云南成为中国的大后方。随着东南沿海及中原内地大片国土沦丧，一些大城市相继陷落，沿海内地大批工商企业，包括当时著名的出版机构、印刷厂等迁入云南，全国出版业的中心战时向西南转移。与此同时，国内文化界、出版界、教育界的人士纷纷汇集云南。由于战时军事、经济的需要，昆明成为战时国内后方的经济文化重镇。加上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迭起，为配合抗日救亡运动宣传的需要，文化界、教育界，乃至社会各阶层的知识分子，拿起笔杆为武器，撰文著书，宣传抗日，探究强国救亡之道。学术文化事业在抗日大后方云南蓬勃兴起，给云南当时的文化出版事业提出了时代的要求，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推动着云南现代出版业在抗战特殊条件下迅猛发展，成为云南出版业早期现代化历程中的高潮时期，促使云南出版业异军突起，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正规出版机构和图书发行销售机构——出版社、书店成倍增长。抗日战争之前，云南现代出版机构的特点是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力量分散，规模甚小，旧式出版还占有较大比例。抗战前，云南出版机构和图书发行销售机构仅12家，小的仅有雇员一人，如文雅堂；大的也不过数十人；较大规模的出版机构是内地几家重要出版社设在云南的分支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云南分馆等。现代出版物种类和数量极其有限，主要出版《最新教科书》和旧式启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等，严重制约着云南文化的发展。^[30]抗日战争期间至1942年，仅昆明一地的出版社和书店就达73家^[31]，加上云南各地的其他出版社和书店不下百余家，是抗战前的十倍。而且很多抗日战争期间全国最具影响的出版机构都聚集云南，如北门出版社、读书生活出版社昆明分社、商务印书馆云南分馆^[32]等等。

第二，现代化机械印刷发展迅猛。抗日战争前，云南仅有区区十余处印刷所（厂），印量相当有限，设备简陋陈旧，旧式雕版印刷向铅活字排版和机械化印刷的转换尚未完成，旧式印刷还占据云南印刷业的主流。抗战爆发后，云南作为大后方，上海等大城市的印刷厂和印刷设备、技术专家、熟练工人，先后迁到昆明，促使云南印刷业的现代化水平迅速提升，印刷事业迅猛发展，基本满足了抗战时期云南出版业的发展和抗战宣传的需要。抗战时期，昆明的印刷厂（所）已达70多家，加上内地整体迁到云南的上海中华书局、南京朝报、“中央日报”、扫荡报、观察报等很多印刷机构，带来了先进的印刷设备，在云南建厂，兴办印刷业，使昆明百余家印刷厂普遍使用了铅印、石印和铜锌版技术，胶印设备和技术也开始在个别工厂中使用。^[33]云南的印刷技术跨越式地赶上了国内先进水平，成为当时的出版印刷中心，而且成为当时云南现代工业的重要行业。

第三，战时报业空前发展。抗战以前，云南报业和期刊虽然创办发行过100多种，但大多数存世不长，以官办为主，^[34]内容单调。到抗战开始前，报业很不正规，显得十分凋零。“据中央统计，抗战以前，云南只有十家报纸。在昆明的是云南日报和云南民国日报，这两家报纸，出版的时间，每天几乎要到午后两点钟，并且星期天照例不出报。至于外县的地方报数量既少（八家），质量也差。……再就是通讯社，甚至于全省找不到一家，这种情形，可说是跟新疆差不多。”^[35]抗日战争期间，很多全国性的大报迁至云南，或在云南办昆明版，同时，社会各界知识分子为宣传抗日，也纷纷组织力量，兴办报纸，“自抗战以来，云南报纸不仅在质的方面已经进步，并且量的方面也一倍一倍增加”^[36]。据不完全统计，在1947年，民国政府行政院对全国报社、通讯社的普查登记中，云南计有报社26家^[37]，基本上都是抗战期间发行的正式报纸，这是云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第四，学术、文化期刊聚集云南，争奇斗艳。抗战时期，内地著名大学纷纷迁往云南，同时，一大批重要的科研单位、学术团体、出版单位也将机构或工作重心转移云南，一时之间，云南学者、专家、文化人、出版家云集，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建立，兴办学术文化期刊，致使各种期刊如雨后春笋般竞相创刊。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仅昆明一地，原有的和新创办的期刊就不下150种。^[38]杂志社59家，^[39]其中社会科学期刊66种，文学艺术期刊22种，文化教育期刊34种，自然科学期刊28种。^[40]从以上统计可见，战时在云南创办或举办的期刊，除部分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外，绝大多数是学术文化期刊，它们代表了当时中国学术研究前沿，文化发展的趋势，烘托了云南作为战时学术文化中心的地位。“一时南天古城，蔚为文化阵地”^[41]。

第五，图书出版繁荣兴旺。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图书出版业由小到大，由少到多，逐步发展壮大起来。抗战初期，大批学者迁往云南，由于战乱的影响和初迁云南，居所未安，以及救亡活动频繁，学者们难以安定地著书立说，更难完成鸿篇巨制，故而抗战初期在云南出版的图书品种较少；抗战中前期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日本战机对昆明的轰炸，社会经济萧条，致使图书出版一度受阻。抗战中期，在云南的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以及云南全省军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不畏艰难，以昆明为中心开展抗日民主运动，进行科学研究和学术探讨，促进云南出版文化事业不断发展。抗战后期，中国军民率先在滇西收复失地，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全民抗战节节胜利，云南出版业备受鼓舞，学者们在抗战艰苦条件下进行的卓绝的科学研究和学术探索渐趋成熟，硕果累累，促进云南出版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造诣颇深的学术著作纷纷出版，开创了云南出版史上的新篇章。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期间，在云南初版的图书达269种，同时还翻印了大量的革命进步的书籍，如毛泽东著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朱德著的《论解放区战场》等，也重印了部分旧式图书，如《重刻遗老陈冀叔先生全集》，为（明）陈佐才撰。^[42]短短八年抗战期间，云南就出版如此众多的新版图书，不仅在云南是前所未有的，在全国独占鳌头，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出版速度和繁荣景象，也是令人刮目相看的。

第六，官办民助，多渠道、多途径出版图书。抗战期间，云南图书出版不仅种类多，数量大，更重要的是举办图书出版不仅仅局限于正规出版机构，而且呈现出全社会多途径共兴图书出版的特点。参与图书出版的大约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出版系统出版图书。抗战时期的出版、印刷、发行不像现在截然分开，更多的是“三位一体”，到抗日战争后期才出现专搞编辑、出版书刊的出版社，所以当时在云南的书店、印刷厂和出版社等作为出版系统的机构中有23家书店、书局、诗文社、出版社等都曾出版图书，有的出版印量还相当大，如进修出版教育社，是1942年10月在昆建立的教育专业出版社，从1942年10月至抗战末，共出版教育类图书19种，其中《写作进修课本》共印刷了8版，销售近6万册。^[43]极大地促进了云南的教育发展。二是抗日战争期间，为配合建设“新云南”，云南地方政府的机关团体也出版了大量的图书，并成为战时云南图书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初步统计，当时参与图书出版的云南地方政府机关至少有15个，如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就出版了大量的省情调查、建设规划等图书，云南合作事业委员会自1942年起组织出版了一套《合作丛书》11种，其中还有英文本的《中国之合作运动》等。甚至当时的厂矿、建设机构都曾自己组织出书，如云南一平浪煤矿1940年出版《云南一平浪之煤矿》，云南南盘江水利工务处1942年出《云南南盘江水利监督工务处盘江实勘报告》等。^[44]三是云南的和暂迁云南的学校教育科研部门出版图书。抗战八年，内地迁入云南的高等院校有10余所，如西南联大、国立体育专科学校、国立中山大学、国立艺专、国立同济大学、私立华中大学、国立中正医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私立中法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分校等，外来文教单位还创办了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加上云南大学，使昆明成为当时中国的教育中心。^[45]还有许多科研机构、军事院校也在云南兴办。参与图书出版的学校达10余所，出版图书种类最多、质量较高，学术性较强的学校有云南大学、西南联大、中央军官学校第五分校等。甚至云南地方中小学也出书，如昭通中学出版了《昭通汉金石》《西南古物目略》，昆华小学出版了《学生进行曲》《以身许国》《到抗日营地去》等宣传抗战的书籍。特别是边地的云南省立缅云师范出版了《缅云师范丛刊》等书籍16种，为开拓边疆文化荒原做出了可贵的贡献。^[46]云南学校和研究机构成为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学术著作出版的主要渠道。其四，抗战期间的私人图书出版也很兴盛。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在云南自费出书的主要是云南的学者、文化人、政治家和佛门弟子等，出版量相当大。云南作者自费出书20余部，如纳忠于1937年出版《回教诸国文化史》，全书39章40余万字，是系统研究阿拉伯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的宗教科学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力作。李士厚出版了《郑和家谱考》等。抗战期间私人出书的另一特点是整理和编纂云南地方文献和先贤遗著，如腾冲李根源组织力量编印的书籍最多，仅抗战期间就在云南编印《永昌府文征》《曲石续文录》《曲石诗录》等，仅《永昌府文征》就达136卷，500余万字，搜罗了“本籍外籍”1 203人的相关著述，系统整理出版了滇西地方文献。此外还有晋宁的方树梅，一生从事云南文献的收集、整理、研究和编纂工作，仅抗战时就出版《明清滇人著述书目》《近代滇人著述书目提要》等多种。^[47]

总之，上述六个方面充分反映出抗战期间云南出版业异军突起，跨越式发展，不仅迅速赶上了内地出版业的发展水平，而且成为战时中国的出版重镇，支撑着昆明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的文化中心和民主堡垒，同时也推动着云南教育文化的快速发展。

二、战时外来出版界对云南出版业发展的带动

抗日战争时期，入滇的外来出版机构和出版界人士带动了大批报社、期刊社以及图书出版社的产生，使云南抗战时期各类出版物的出版达到高峰。此间，报纸期刊出版了216种，占整个民国时期605种滇版报刊的35.7%，而官方报刊所占的种数比例仅为17%，余者为专业报刊社、社会团体、民主党派甚至私人所发行。这一情况表明，报纸期刊业已成为传达大众舆论的渠道，是社会不同利益团体争夺话语权的有效工具。迁滇学者、机构、文化人对云南出版业的带动，最突出地表现在报纸期刊发行和新闻报道方面。

战时迁入昆明的报刊社和报纸、期刊主要有：1938年从天津迁来的益世报社及其《益世报》《益世周报》；同年10月，朝报社及其《朝报》从南京迁来；1939年5月，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在昆明复刊；1945年2月，由柳州迁来了《中正日报》；1939年随清华大学迁至昆明的《国立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学会会刊》；1940年随同济大学医学院迁入的《同济医学季刊》；自重庆迁入的《时事新报》；等等。有些迁入滇省的报刊社还创办了新的刊物，如益世报社于1939年1月增办的《益世晚报》；中央日报社于1945年2月增出了《中央晚报》；《时事新报》于1939年2月在昆明新出了《文化周报》。

上述报刊的稿源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摘抄或翻译外地和国外报刊的内容。到了抗战后期，开始利用电报传抄电文，或通过收音机接收外地新闻并记录下来，例如《云南日报》和《云南民国日报》就设有电信设施，接收中央通讯社电信，或上海、香港等地特约专电。二是采用专职通讯社提供的信息。1920年代末，昆明有一个“灵犀社”专为民办、商务的报社提供摘自外地报刊的信息，然而很少有自己采编的稿件，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通讯社。1930年5月，由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办的云南通讯社成立，专门提供本省、本市新闻，是云南第一家专业通讯业。抗战爆发，几家内地通讯社迁入昆明，其中有太平洋通讯社、上海震旦通讯社等。北平沦陷后，中央通讯社北平分社迁入昆明，并于1938年初成立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直接接收总社电稿向各社提供资讯。三是聘请专职或兼职记者。云南初期的报刊社没有专职采访人员，进入20年代后才逐步聘请为数不多的记者或新闻访事员。战时记者有所增加，部分报社如《云南日报》《正义报》《观察报》等还专设新闻采访部分。尤其是《正义报》，不仅在全省建立起通讯网络，还在国内外一些城市派驻记者直接采编新闻稿件。1945年，该报先后派往英国、美国常驻记者各1名，1947年在上海、南京、广州都派有常驻记者，及时报道了驻地的消息。四是特约撰稿人。虽然有了记者，民国时期的云南各家报刊社主要还是邀请社会名人、专家学者等撰稿，例如：《扫荡报》曾邀请学术界、文化界人士曾昭抡、费孝通、田汉等撰写评论文章和其他作品。《建国导报》则特邀楚图南、吴宓、冯友兰、吴晗等专家学者为其撰稿。其他专业性、学术性刊物更是广泛采用这一特约撰稿形式。^[48]因此，在新闻报道方面，国际战争形势、全国战事状况、云南抗战动态成为各家报纸的主要内容。尤其对云南本土抗日军民的爱国热情与无私奉献，报道更为详细、动情。由于国内主要报纸、新闻单位以昆明为主要活动场所，他们带来了较先进的办报理念、技术和信息渠道，在促使云南报业发展的同时，昆明也成了战时新闻中心。

三、战时迁滇出版社及北门出版社

抗战爆发，昆明成为后方的后方。一些大专院校、学术团体和出版单位相继从沦陷区迁至昆明，使之成为文化重镇。到抗战中后期，由于云南地方势力与国民党中央貌合神离，在许多方面虚与委蛇，因此政治环境较为宽松，民主气氛比较浓厚。一方面思想活跃的人士需要借助出版物发表不同意见，另一方面出版界自身发展需要扩大深化，外因和内因刺激了昆明出版业向专业化迈进。

抗战军兴，不少内地、沿海出版机构迁入昆明。中华书局、开明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正中书局、世界书局等全国知名的出版社纷纷设立分支机构，除经销总部出版的图书外，也有少量书籍、刊物在昆明编辑、出版、发行，例如：中华书局昆明分局于1939年出版了周宪文的《世界经济学说要义》，1940年出版了徐蔚南的《中国美术工艺》、周纬的《亚洲古兵器与文化艺术的关系》、袁昂的《中小学之理论与实践》以及顾学裘的《牛乳研究》；正中书局昆明分局于1940年出版了郭垣的《云南省之自然富源》和《云南省经济问题》，并从1938年1月起出版由留日同学战时服务团编辑的《歼倭冲锋半月刊》；开明书店昆明分店则于1940年4月至1947年6月，发行了47期由西南联大创办的《国文月刊》；读书生活出版社于1943年出版了《新音乐》杂志的昆明版。

1940年代以后，入滇外地出版界人士来到云南，在昆明等地创办起几家以编辑、出版为经营业务的专职出版社，如进修出版教育社、北门出版社等，还带来了内地的出版理念和管理模式。他们的成功对本地同行起了示范作用，也尝试建立起或专门编辑出版，或兼做编辑出版的单位，如专职编辑的“天野社”，出版过高寒的《刁斗集》、周辂的《千针万线草》、普梅夫的《云南的国防价值》等；以出售书刊为主，后开办印刷所的“昆明华侨书店”，曾出版马子华的《丛莽中》、魏荒弩翻译的《结婚》、陈德献的《怎样和肺病奋斗》等。上述专职出版机构虽然为数不多、规模较小，却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出书种类和数量上仅次于官办的出版系统，是云南出版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其中北门出版社就是一个典范。

北门出版社是民主人士、编辑出版家李公朴先生于1943年12月在北门书屋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李公朴先生祖籍江苏武进，1902年生于常州，自幼家境贫寒。早年参加过学运、工运、北伐战争等革命活动。1928年由沪江大学推荐赴美国雷德大学留学。出国前受聘于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作为驻美特约通讯员，将其所见所闻写成《美国通讯》发表。两年后回国。^[49]

“九一八”事变后，李公朴先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开始了他的新闻、出版生涯。他曾参与创办环球通讯社和《生活日报》。1932年创办了上海《申报》流通图书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1934年与柳、艾思奇、夏征农等编辑出版《读书生活》半月刊，1935年建立“读书生活出版社”（1940年改名为“读书出版社”），出版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类通俗读物。“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李公朴参加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被推选为负责人之一，参与起草《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1936年11月，与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沙千里等7人被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入狱，成为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抗战爆发后获释。1937年12月与沈钧儒、邹韬奋等在武汉创办《全民抗战》周刊，宣传抗日。曾赴延安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会面，在他们的支持下，深入敌后组织“民众动员委员会”和“全民通讯社”，做宣传动员工作。^[50]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入泰国和越南，云南成为抗战的大后方，李公朴先生也转入云南工作。初期，他先后在滇西、滇南和缅甸腊戌一带做社会调查和宣传工作。沿途所到城镇，李先生看到街头巷尾的书摊上摆满了《昆仑奇剑》《荒山女侠》《杀子报》《谋夫报》等荒诞低劣的图书，痛感前方将士浴血抗战，后方却流布着毒害青少年的精神鸦片，认为“这是文化教育战线上的阵地战、争夺战，我们要占领这个阵地，把青少年争夺过来”。回到昆明，他了解到青年们迫切要求学习和阅读进步书刊，而国民党宣扬“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信仰”的专制思想，迫害进步人士，甚至查封了生活、读书、新知等进步书店，对出版物的邮寄施行严密检查和控制，致使广大昆明青年缺乏有益的精神食粮。李先生由此产生开办书店、创办出版社的设想。^[51]

在抗战艰苦的条件下，公朴先生一无资金，二无房子，但他不辞辛苦四处奔波，依靠自己开书店，宣传进步思想。这种办实事的真诚之心很快得到文化界和工商界人士的热情赞助和支持。昆明市商会会长李琢庵慨然免费提供自己在北门街97号的房产作为经营场所。同行中的崇文印书馆以印刷费入股；上海杂志公司昆明分公司、进修出版教育社、华侨书店、康宁书店等在货源上尽量支持，以优惠价批书，售后结算，卖不掉的可以退货；其他资金有的是民主人士参与集资，有的是作者捐赠的稿费。1942年12月，李公朴先生一家入住北门街97号的楼上，楼下临街的铺面作为门市部。经过布置，在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里，两个竹制书架靠墙而立，木板搭成书台，虽然设施简陋，却十分整洁。不久书店开张了，取名“北门书屋”。

北门书屋虽然位置偏僻又远离闹市，但距各大学不远，尤其所售图书都是经公朴先生精心挑选的引导青年奋发向上的精神食粮。因此开张不久，便因先生的名声和销售的进步刊物吸引了众多读者，不少人舍近求远来购书，使这一方寸之地读者盈门，甚至成为经济拮据青年的阅览室。书屋还得到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从延安回来的地下党员朱家璧，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第一集团军特务团团长，驻扎在华宁县盘溪镇，他经常到北门书屋为部队选购图书，并帮助向盘溪的书店进行推销。中共党员方仲伯，是建水县建民中学负责人，通过他的努力，在建水设立了北门书屋的代销点，使进步书刊源源不断发往滇南一带。^[52]

书屋成立一年后，李公朴先生开始筹办出版社。办出版社更为困难。因为购买纸张、原料需要更多的资金垫付生产成本，组织书稿需要与作者合作，印刷图书需要厂家承接等等，千头万绪。在建立出版社的过程中，为筹集资金，李先生于1943年10月在昆明青年会举办了“书、画、摄影联合展览会”，展出名书法家胡小石的字，书画家张筱楼的画，杨春洲的摄影，同时出售字画。为解决资金短缺问题，他还采用不付稿酬的书稿，交给能赊账的印刷厂承印。李公朴先生凭借与文化界进步人士的交往，邀请了楚图南、闻一多、张光年、江帆、曾昭抡、潘光旦等十多人组成编委会，张光年任主编。这些著名的作家、诗人、翻译家、音乐家、科学家和教授，保证了所出图书的质量。1943年底，“北门出版社”成立了。^[53]

北门出版社在《告读者》中声明，该社的宗旨是：通过图书的出版，传播民主文化，发扬地方文化，满足读者需求，并促进作者与读者的密切合作。^[54]从1943年12月创建到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先生遇害，北门出版社在此期间共出版书刊近40种，其中丛书、丛刊4种，杂志1种。

最先出版的是两部诗集：《枫叶集》和《雷》。前者是楚图南（笔名高寒）翻译的世界名诗集《枫叶集》，收集了欧美近代诗人的十几首作品，都带有英勇悲壮的色彩；后者是张光年（笔名光未然）的诗集《雷》，包括《午夜的雷声》《野性的呐喊》《颂歌》《镇魂曲》和《月夜竞奏曲》，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和鼓动力。此后，出版的诗歌有艾青的《献给乡村的诗》及《人民的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光未然编译的彝族叙事长诗《阿细的先鸡》，这是作者深入民间采来的原诗，经过长期研究整理后，第一次用汉文写出。它是边疆民间文学的瑰宝，在神话学、民族学、社会学等方面具有较高的价值。

终民国一代，在云南出版的译作数量极少，不超过10种，而由北门出版社出版的翻译作品就有7种，除《枫叶集》外还有左琴柯著、葛一虹译的《新时代的黎明》，阿·托尔斯泰著、曹靖华译的《保卫察里津》，白澄译的《巴尔扎克论》《高尔基日记与随笔》以及高尔基的《母亲》和《我的童年》。其他文艺类书籍有《贝多芬和他的九个交响乐》《名曲解说》《中国音乐研究》《苦味之杯》《离骚今译》《火中的缅甸》等。

北门出版社出版的4种丛书、丛刊为《北门小丛书》《新艺丛刊》《民主文艺丛刊》《五月之歌——艺术性综合丛刊》。如《北门小丛书》是50开的袖珍本，很受读者欢迎，其中包括：1944年出版的著名科学家曾昭抡介绍军事科技的作品《火箭炮与飞炸弹》；1945年出版的曹伯韩的《民主浅说》，曾昭抡、李公朴的《青年之路》；1946年出版的《民主浅说》的增订本《民主问题讲话》，李公朴称赞它是“大众急切需要的一本民主启蒙的重要课本”。《新艺丛刊》的内容主要是音乐、绘画、戏剧、文学方面的著述。《民主文艺丛刊》则收集了茅盾、胡风、何其芳、楚图南、闻一多、曹靖华、艾青等数十人的作品和文章。^[55]

除了公开出版的书刊外，书屋秘密刊行了中共领导人的著作，如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论持久战》；另外还出了《民主增刊》和一些诸如“声明”“告全国人民书”之类的宣传品。北门书屋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做出了贡献。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出版界实行图书原稿审查制度，一方面是严防卖国投降思想的刊物流传，更多的则是压制出版自由以削弱民主思想的传播。北门书屋也难逃厄运，所有图书期刊的稿件要送审，而送审的稿子不是被无理扣压，就是被肆意删改。李公朴不得不亲自一次又一次找云南省图书杂志审查处处长交涉，据理力争，争取出版自由。^[56]1944年，李公朴为争取出版更多的图书，成立了“求真出版社”。该社出版过曾昭抡的《大凉山夷区考察记》，它以二十余万字的篇幅记叙了这一民族地区的翔实情况，为边区建设提供了资料。同时出版的伍启元教授的《战时中国的经济、物价与金融》，着重分析了战时中国的经济特征，批判了政府的物价控制措施，提出了作者对这些问题的见解。1945年7月，求真出版社出版了《昆明九教授对物价经济问题的呼吁》，因其反映出现实中的民声、民意，一度引起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57]

北门出版社还创办了期刊一种，即由王健等主编的少年刊物《孩子们》，不仅“文字通俗、活泼”，而且“内容特别注意多样性、进步性、现实性和健康性”，每期都有人物介绍、少儿文艺、科普知识等。出版后风行西南，还被许多学校用作补充教材，每期印数六千册，是当时云南销量较大的刊物之一。

北门书屋最后出版的书是李公朴主编的《社会大学》，书中包括陶行知的《社会大学》，李公朴的《怎样办社会大学》和《民主教育的初步实践》等篇目。

李公朴先生既是民主思想的倡导者，也是身体力行者。他非常推崇邹韬奋对出版事业的建树，常向职工介绍生活书店和读书出版社的经营作风和管理制度。他在北门书屋和北门出版社的经营管理上始终发扬民主作风，定期召开会议讨论重大业务事项，职工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权利。他对每个同事都平等相待，使他们的作用得以很好发挥，并能同甘共苦、荣辱与共。

战后昆明的民主运动和学生运动不断高涨，“北门书屋”和“北门出版社”是宣传民主的阵地，却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之患。1945年春，国民党特务头子刘建群奉蒋介石之命，专程来到北门书屋，威胁、利诱李公朴先生离开昆明，被先生从容拒绝。1946年7月11日，国民党特务枪杀了李公朴。北门书屋及出版社随之宣告停业。李公朴先生是一位将政治理想与职业实践结合起来的出版家。他通过从事出版工作来倡导、实践和平民主事业，同时积极参加民主运动以争取出版业的自由发展，因此他的出版行为和所出书刊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意图，并坦言“搞出版就是搞政治，没有政治民主就没有出版自由”^[58]。从中也反映出民国出版界进步人士所具有的社会使命感。

四、云南本土现代出版业的飞跃发展及其特点

在云南出版事业的早期现代化历程中，1937—1945年的八年抗战时期，是云南出版业飞跃发展的关键时期和黄金时段，也是奠定云南学术基础和塑造云南现代出版业特点的重要时期。抗战时期，云南作为大后方，全民总动员，同仇敌忾，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云南人民承担起支援前方抗敌，保障前线战略物资运输、供给，宣传抗日、鼓舞年轻一代和全国人民斗志的重任。同时“新云南”建设也在龙云政府的推动下轰轰烈烈地展开，云南各级政府部门上下齐心，开展云南省情民情普查，进行建设规划和宣传。云南作为祖国西南边陲，其边疆特殊性在国家危亡、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表现得更为突出，自然更加引起滇籍知识分子和入滇人士的关注。他们以云南为实践地或实验场，为探索救国图强之路，为了护国卫边、开发边地、开化边民、开展民政，云南本地学者与迁滇人士携手一道，或办报创刊，宣传抗日民主，报道抗战新闻，进行学术讨论；或走出书斋，深入夷寨农村，将田野活动与边情调查、学术研究与抗日救亡相结合，从而撰写了大量调查报告、田野资料、学术论著等等，并在云南出版刊行。所有这些都成为抗战时期云南出版业发展的原动力，加上迁滇出版机构的带动，促使云南出版业飞跃发展，逐步形成了各渠道、各层面举办出版的繁荣景象，初步显露出云南本土出版业的边疆、边民、边政特征，在全国独树一帜。

首先，在报刊出版方面，抗战时期，除了从外地迁入的和战前就有的报刊外，战时云南曾先后出现过220种左右的报纸杂志，其中绝大部分是当地新办的。它们中有军队、政府各部门创办的机关刊物：如1943年11月昆明驻军国民党第五军办的《扫荡报》，云南省警务处办的《警务旬刊》（1940年6月），云南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于1942年8月创办的《云南省训团团刊》，云南省教育厅办的《云南教育通讯》（1938年7月），云南省民政厅办的《云南民政半月刊》（1939年5月），云南省财政厅的《财政经济》（1945年1月），云南省棉业处发行的《云南棉讯》（1938年8月），滇黔绥靖公署政训处的《抗战周报》（1938年7月）；有官办文化教育机构的杂志、学报：1937年昆华民众教育馆创办了《新民众》月刊，《云南大学学报》是该校西南文化研究室于1938年8月创刊的，中央军校昆明分校于1942年3月创办了《承华》双月刊；有为数不多的工商企业、金融机构及其行业协会发行的行业通讯或专业报刊：中国西南实业协会云南分会发行的《云南实业通讯》（1940年1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云南区办事处编发的《云南工合》（1940年1月），昆明泰山实业公司编印的《工程学报》（1943年1月），云南劝业银行的《行务通讯》（1943年12月），云南锡业公司励进会编行的《云锡通讯》（1944年8月）；还有一些社会名流、文人学者，或是同仁，自费或集资办报创刊，他们中有：龙云夫人顾映秋主办的《真报》（1944年6月），龙云之子龙绳曾创办的《观察报》（1944年12月），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主编的《文化周报》（1939年2月），费孝通等办的《时代评论》，1940年10月由几个喜爱文学的青年创办的《诗与散文》月刊，等等。更多的则是民间团体、党派组织创办的各类刊物，内容涉及广泛，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的《文化岗位》（1938年），云南省侨办主办的《侨光报》（1940年1月），中国学术研究会在昆明发行的《建国学术》（1940年5月），昆明伊斯兰文化学会编发的《伊斯兰学报》（1943年4月），中法文化社的《中法文化》（1945年），中国天文学会的《宇宙》（1942年），昆明医药协会的《医药常识》（1943年5月），建水旅省学会编印的会刊《建学》，民盟机关报《民主周刊》，中共昆明市工委创办的《前哨》……另外，一些原先没办过报纸的州县也办起了报刊，如昭通县的《滇东日报》和《云南日报》昭通版、个旧县的《曙光日报》、建水县的《泸江小报》、景东县的《景东日报》、弥渡县的《滇缅日报》、富民县的《新民报》，等等。

报纸等新闻媒体在宣传抗战，鼓舞斗志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云南的几大报刊更为突出。

抗战爆发，云南省政府在全省实行总动员，加紧训练国民军。1937年7月至8月间，《云南民国日报》陆续报道了省主席龙云的讲话称：“凡我国在此安危绝续之守，务须无远无近，无老无幼，应以最大的决心，准备为祖国牺牲，以求延续我国家民族五千年之历史”，表示“将全滇一千三百万民众的爱国热忱，及全部精神物质力量，贡献中央”。在8月举行的南京国防会议上，龙云决定派出3万滇军归中央统一指挥，奔赴前线与日军作战，《云南日报》于1937年8月至9月间连载了龚自知写的《随节入京记》，披露了龙云的这一决定。10月6日，该报在《六十军昨大检阅》中报道了昆明各界约十万人参加检阅六十军的活动，称“巫家坝操场有六十军宣誓校阅之壮举，而吾滇各界民众，亦一秉其赤忱敬献旗剑及一切应用物品以欢送也”。随后各大报纸报道了六十军开赴前线的经过。1938年3月滇军在台儿庄与日军开战，《云南民国日报》在4月27日的《鲁南二次血战展开，滇军健儿初建奇功》中报道了台儿庄战役中滇军的浴血奋战，“陈旅长钟书、龙团长云阶不幸殉职，全军悲痛冲天，惊天震地敌胆已寒，扬我军威，最高当局特予传令嘉奖”。《云南日报》随军记者则从前线发回《台儿庄大捷——张云鹏（冲）师长采访记》和《血肉筑成的长城——台儿庄三河口血战》两篇通讯，称赞师长张冲的沉着冷静，并登载他的话：“我们要有活的决心，当然不是贪生怕死的活的那种决心，也不是活着还想升官发财……我们有活的决心，就是要不仅完成军人的任务，还要不误国才是，多活几天，多拼死几个敌人！”^[59]

由于日军封锁了中国海岸，战略物资无法进入，国民政府被迫开辟从云南通往东南亚的国际通道，1937年底开始修筑从昆明到缅甸的滇缅公路。云南省政府采取“非常时期”动员办法，征集滇西各县民工，每天投入十多万人力筑路，付出了两千多条生命的代价，经过9个月艰苦卓绝的奋战，于1938年8月31日全线通车。《云南日报》于9月2日报道了通车情况，称：“这是公路史上的奇迹，它震惊了世界。因为世界上许多工程专家曾经预言需3年时间方能完成。”9月21日发表专稿《血肉的结晶——滇缅公路完成了》，称赞“这是云南同胞在抗战建国过程中，对于祖国的伟大贡献，同时也是西南交通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1941年5月25日又在对颁奖大会的报道中用大字刊出：“今日之滇缅国际交通线，是全滇民众最大贡献，在蛮烟瘴雨中胼手胝足完成血汗结晶。”^[60]

其次，云南各类期刊创办并成熟，显露出出版与学术、出版与教育、出版与地方建设的密切关系，在推动云南学术发展、文化建设、民众教育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云南战时期刊主要涉及抗日救亡、地方建设、文化教育、民主运动等方面的内容，而其中的抗日救亡和地方建设往往针对云南的边疆和民族问题。这方面的专门刊物有《文化周报》（1939年2月）、《边铎》（1938年8月）、《边疆人文》（1942年8月）、《晨暾》（1938年5月）、《西南边疆》（1938年10月）等近10种。《文化周报》聘请历史学家吴晗和方国瑜为总编辑，内容探讨如何巩固边疆，如何发扬西南的文化，如何提高中国各民族的文化和促进民族团结。《边疆人文》由西南联大“边疆人文研究室”创办，该室曾对哈尼、纳西、布依、彝族等少数民族的语言、民俗、社会经济等进行调查，成果丰富，并在其刊物中发表过邢公畹的《远洋寨仲歌记音》、高华年的《黑彝语法》等著述。^[61]此外，少量教育专刊有时也涉及边疆民族的教育问题，更多的综合性刊物，如：《新云南》《青年公论》《当代评论》《警钟季刊》《文林》《朝报》等，都设有“边疆通讯”“边地问题”之类的栏目，向读者介绍边疆的历史与现状，研究边地民族的习俗与制度，探讨边政建设前景和方案……

抗战时云南的书籍以本地出版机构、政府部门、机关团体以及私人出版繁盛为特征。特别是本地几家专职编辑图书的出版社，如进修出版教育社、北门出版社、救亡诗社、风云出版社、天野社等，尽管规模较小（专职编辑往往不超过十人），各自出书很少（多则几十种，少则几种，甚至一两种），但它们打破了云南官办图书出版一头独大的局面，较好地适应了社会需要。

例如，成立于1942年10月的进修出版教育社，为满足职业青年对职业技能和文化知识的需求，自1943年起陆续出版了《进修丛书》，共收有7种辅助教材，且每本书后附有练习和指导，方便青年自学，所以影响很大。其中，《写作进修课本》两册再版7次，销售量近6万册，《高中进修国文选》和《短篇英语背诵文选》还被一些中学选为教材，销量也很大；同时为配合抗战形势的发展，该社出版了《职业青年之学习与修养》《生活的智慧》《中国民主之路》等指导青年的生活和思想的书籍。其他出版社的书籍大多以诗歌、小说等文艺类为主。这些出版社合计出版了近90种图书。

抗战时期，官方出版物仍在云南出版物中占主导地位，并集中反映了那一时期民国政府在云南最为关注的问题：战时国防教育、地方经济发展、边疆民族研究及边政建设等。至少有15个政府部门自己编印过图书，几乎涉及当时云南地方政府各机构部门。战时官方共出版省情调查、规划和研究类图书约108种，占抗战时云南出版图书的40%。

地方经济方面，云南合作事业委员会出版了十余种关于合作经济事业的书籍，其中《云南合作社纪实》《云南合作年鉴》《云南合作事业委员会三年来之工作概况》等介绍或总结了在云南进行的经济合作情况。值得一提的是，中央资源委员会为开发云南，在抗战初期对当地资源和经济状况进行过系统考察，并于1940年整理出《云南经济研究报告》21种、《云南工矿调查报告》20种，虽系油印本，却是对云南地方经济现状的一次梳理。^[62]另外，有关于水利建设的有两种：《西畴县畴阳河两岸水利工程计划方略》和《云南南盘江水利监督工务处盘江实勘报告》。其他像云南省民政厅、建设厅、棉业处、锡务公司、云南大学等单位也有少量涉及地方经济的书籍出版。

战时国防教育类书籍，以中央军官学校第五分校（云南军官军校）出的军事学科教材最为专业，有1937年出的《中国战时法规教程》，1938年出的《战车战术及防御战车法》《后方勤务》《筑城教程》《劈刺学理》等；对民众进行战备教育的书籍则有云南卫生实验处1937年出版的《战时人民须知》和《公共卫生行政》，1938年出的《护理原理与实习》等书，涉及防空、防毒、急救和战时金融、粮食问题以及自卫办法等方面。

从出版物的内容分析，抗战时，云南本土出版物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重视边疆民族问题是云南官办出版终民国一代的一个特点。抗战期间，云南有几所院校对云南边疆和民族的研究较为深入，并有著述出版。这其中有双江简易师范学校自战前就开始出版的《双江简师边城丛刊》及其后续《缅云师范丛刊》；有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出版的《西南研究丛书》。前者主要向世人展示边疆治理与国防安全的关系，讨论边地民族教育实践与理论的问题，如《一年之双江》《云南西南边地与中华民族国家之关系》《走向边疆》《边疆教育讲话》等；后者致力于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考察和整理，出版了《滇西边区考察记》《大理古代文化史稿》《泐史》等。此外，费孝通等外来社会学家对云南农村经济进行的调查和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并产生出“魁阁”学术。迁入昆明的北京大学文史研究所，于1944年石印出版的《莲山摆彝语文初探》是著名学者罗常培、邢庆兰合撰的民族语言专著，首次系统地对莲山傣语做了深入调查和整理。

第二，抗战后期边政建设成为热点，讨论边政问题的书籍主要为云南省民政厅自1944年起陆续出版的《边政丛刊》，包括《云南全省边民分布册》《大小凉山开发方案》《腾龙边区开发方案》《思普沿边开发方案》等书。内容主要是介绍边疆地区各方面概况，分析现实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开发方案。政府编撰这套丛书的目的是想提高社会各界的国防意识，加强民众的国家观念和民族凝聚力，探索在边地推行统一的国家行政体系的可行性，研究边地的经济潜力和开发价值……

第三，除专业社和官办的出版物外，私人自费或集资编印的书籍也有40种左右。延续历代的著书传统，抗战时期的私人著述仍然以史志整理和诗文选辑为主要内容；依旧是作者委托代印自己的作品，藏书家、编纂家辑录地方文献，后学、子嗣收集前辈、先人的遗著，等等。私人出书以名人、贤达居多，其中，腾冲的李根源出书最多，仅抗战期间他编印了《永昌府文征》《曲石续文录》和部分《曲石诗文录》。而《永昌府文征》共136卷、500万字，征集了永昌府六县（保山、腾冲、龙陵、永平、漾濞、镇康）、七设治局（梁河、盈江、莲山、陇川、瑞丽、泸水、潞西）过去和当时“本籍外籍”1 203位人士的著述，自1940年6月在昆明开印，至1943年2月才告竣工，可谓工程浩繁、编纂艰巨。另有晋宁的方树梅先生，战时也编印了《明清滇人著述书目》《近代滇人著述书目提要》和《晋宁诗文征》等。^[63]

总而言之，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共发行图书270余种，约占民国时期全部滇版图书的51%。与此同时，非官办的、独立的出版系统（出版社、报刊社、书店、印刷厂等）所出图书的比例接近37%，另有20%为私人自费或委托代印的书籍。这一数字使得民国时期云南图书的结构出现逆转——官方出版的书籍在所有滇版图书中的比例为44%。这一出版者多元化的状况表明，抗战时期的云南出版业呈现出独立倾向和民间化态势。而这一现象的出现得益于大量外来的先进经济和文化因素，同时也有云南自身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需求。

第三章　战后云南出版业的停滞到社会主义现代出版体系的确立

一、1946—1949年云南出版业的停滞

抗战胜利后，云南逐渐失去了抗日战争中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文化事业虽然受到战时内地文化机构、教育组织的带动，有了长足发展，但云南自身文化发展与内地相比，仍显滞后。云南经济在经历八年抗战的超负荷消耗之后元气大伤，而中央政府曾经允诺给云南的补偿又迟迟不见踪影，使得云南的前景雪上加霜。在此背景下，云南出版业难免出现停滞。

（一）图书出版的低迷与学术著作出版的兀现

抗战八年中，云南出版的图书达270余种，占民国时期滇版图书的64%以上，平均每年出版新书近34种，达到高峰。而战后直到国民党势力退出云南的4年中，全省共出版书籍仅40种左右，平均每年出书仅10种，又回到龙云执政前期（1928—1937年）的水平（共90余种），其中主要为官方出版物，接近75%。而此间，民营出版机构、学术单位、私人出书量大幅度下降。这是因为，一方面战时迁入昆明的出版机构大都在战后撤出，另一方面战时在昆明创办的民营出版社，几经战乱和时局动荡的影响，到1947年已所剩无几且难以维持。所以非官方机构几乎没有能力组织编辑出版。而云南的官办机构也今非昔比，1946—1949年间，出版了不到30种书籍，其中近一半由“新云南丛书社”、昆华民众教育馆、云南大学等文化部门出版。

这期间，最值得注意的是“新云南丛书社”的出版行为。“新云南丛书社”成立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龙云曾拨出一部分经费用于发展地方文化事业，在他被蒋介石逼下台后，掌管这笔经费的民政厅厅长李天培委托原图书杂志审查处秘书侯苍曙筹建“新云南丛书处”。1946年丛书社正式成立，原计划聘请名人、学者撰写有关云南历史文化、地方建设、科学技术三类共50种著述，分期出版。目的是要“表扬地方文化，促进地方建设，提倡地方学术，以达到促成建国之目的”。后由于人事变动等原因，该出版机构仅存在了一年多，于1947年底就撤销了。而计划出版50余种著作的设想也由此落空。但在“新云南丛书社”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共出版图书7种，这7种书是《云南护国简史》《云南对外贸易》《云南水利问题》《云南烟草事业》5册丛书，另有《滇南散记》和《明清两代滇籍谏官录》。^[64]

此外，1945年，昆华民众教育馆馆长何少诚倡议编撰一部《云南史地辑要》，拟聘专家撰写沿革、部族、语言、农村、边务、地形、气候矿产等十篇。但编撰了四篇就因人事和经费困难搁置下来，直到1949年，王樵任馆长才将此“辑要”完成。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本专业的专家，有方国瑜、张凤歧、于乃义、罗常培、陈一得等。本辑的宗旨要“使一般人士对我滇之各方面，得一全盘了解，进而研究探讨，以推进地方之建设”^[65]。

1947年时任教育厅厅长的姜亮夫主持了《国立云南大学文法学院丛书》的编撰工作。该丛书收入了向达的《蛮书校注》，刘文典的《玄奘法师传校注》，方国瑜的《广韵声谱》、姜亮夫的《文字补识》等共7种，可能是提供大学学生研读的专业书籍。^[66]

由此可见，抗日战争后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云南图书出版事业虽然承袭抗战时强劲发展的势头，曾计划进行较大规模的出版活动，但是在内战的干扰下，云南经济衰退，文化萧条，出版计划大半落空，呈现出停滞状态。然而，当时云南学者却能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忧国忧民，著书立说，使这一时期的图书出版业，以云南学者为主力，形成支撑云南学术、出版事业的生力军。所出图书则以学术著作为主，而且研究极深，品位极高，内容广泛，有的至今仍不失为云南学术史上的代表力作，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二）新闻出版的高涨与进步革命刊物的发展

1946—1949年间，云南出版业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尽管图书出版形势低迷，但这一时期报刊的出版高涨出人意料，四年中新增刊物156种，平均每年有39种报刊在云南创办。抗战八年中滇省报刊种类共205种，平均每年创刊25.6种，其中有从内地迁入昆明的，有滇籍人士在埠外创办的，还有外省人员在滇创刊的，这些报刊大都在战后撤出云南，近20种。扣除这些输入型报刊，真正每年创刊的滇版报刊有23种左右。由此可见，战后滇省政治、经济、文化总体发展水平下滑，报刊出版业却出现实质上的攀升。

就发行量来看，在战时基本没有发行量超过万份的刊物。1946年8月，龙云之子龙绳曾创办的《观察报》曾打破8千份的销量纪录，推测其发行量不过1万，这在当时已颇为可观。^[67]而战后近80%的报刊每期发行数都不下2千份，超过1万份的也有五六家。如《西南快报》有长期订阅者达4千余户^[68]；《龙门周刊》最高发行量达15 000千多份；另外像《复兴晚报》《曲靖县政周报》等畅销刊物也有万余份的发行量。^[69]

从报刊分布地来看，战时才陆续出现的地州报刊在战后勃然而发，达36家之多。这其中绝大部分是由各地政府部门、国民党支部主办的，如马龙县政府办的《马龙县政半月刊》，路南县（今石林县）教育会的《路南教育通讯》，大关县党部的《民锋旬刊》等等。这说明自抗战后期尤其是战后的四年中，国民党党部、军统之类的势力在各地州主要城镇得到扩张和加强。虽然反映在报刊发行的比例上从未达到过10%，却一直保持增长的势头。

自抗战爆发以来，报刊社中的官办成分较战前下降了20%，占17%，战前曾达到37%。但战后这一比例增加了10%以上，升至28%。其原因是，战时，国民政府南迁，包括新闻机构在内的中央势力接踵而至并较快渗入云南。他们不仅带来原有的报刊社，还有所增办。当战后大部分机关撤离时，仍有部分新闻出版单位驻留。与此同时，云南地方实权派力图保持自己的势力并试图增强影响，因此不断扶持或创建滇省官方期刊社。这样一来，两股官方势力渗透与排斥、争夺与抗衡的较量也反映在了对大众传媒的控制上。这些因素促使官办刊物有所回升。但相比之下，云南省政府各行政职能部门主办或控制下的报刊在种类和数量上更占优势。

在战后云南新闻出版高涨的形势下，云南报刊出版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进步革命报刊发展迅猛，围绕民主运动和政治斗争所进行的宣传鼓动几乎成为所有刊物的中心内容；另一个特点是，中共在云南的宣传力度比战前大为增强，并形成以中共外围组织刊物为主体的宣传阵地。而这种特色的报刊得以迅速发展，是由于抗日战争胜利后，昆明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重要策源地之一，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呼声在全国形成强大的民运潮流，国民党中央政权与云南地方政权的矛盾在不断深化，中共利用这一矛盾积极展开与国民党的斗争。这几方面因素无不推动着滇省新闻出版业的上升势头，反映在刊物上为国民党官方、民主党派、中共地下党的鼎足之势，而进步的、革命的报刊占了绝大部分。

国民党中央机构撤出后，仍在云南出版发行的报刊有《中央日报》昆明版、《扫荡报》昆明版、《中央晚报》等，其军统机关、省党部又增办了《民竞日报》《现代晚报》等五六种刊物。但官方刊物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云南省地方政府各部门创办的《云南政府公报》《云南日报》《云南教育月刊》《云南卫生》等，其内容多关于战后地方的重建问题。

各民主团体和人士创办的报刊，是这一时期最具舆论导向的媒介，对社会阴暗面的报道较为大胆、深入，往往反映出民众的心声。主要有民盟的《民主周刊》，为纪念抗日将领戴安澜而创办的《海鸥周刊》，由青年军复员人员办的《青年军复员周刊》，另有专业社办的《民主与时代》《新真导报》等等。

共产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刊物有新民主主义联盟的《青年新报》，昆明学生罢课委员会的《罢委会通讯》，云南省妇女联谊会等合办的《时代妇女》，等等。这类刊物往往表现出很强的战斗力。

同时在解放军进入云南之前的两年间，中共云南地下党、“边纵”就已在滇省各主要地州县纷纷刊行报纸，如“边纵”在邱北县（今丘北县）印行的《盘江报》、在缅宁办的《消息报》等，中共云南地下党发行的《思普人民报》《滇西北日报》等十余种，大多为油印四开小报，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腐朽，报道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在舆论上争取群众。

上述报刊在云南解放前夕大部分都停刊了，有的因自身原因停刊，有的在1949年9月国民党对云南民主人士和共产党的“整肃”行动中遭到查封。云南解放后，除国民党办的报刊撤销或合并外，其余在1953年前后因人民政府对出版业的调整、整顿，也陆续停刊。

总之，在民主运动深入发展，革命解放运动胜利前进的形势下，由中共地下党、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和各部民主团体创办发行的各类报刊繁荣发展，向云南人民广泛宣传民主、进步、革命思想，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宣传中国革命的胜利成就，揭露国民党反动势力的黑暗腐朽统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云南吹响了迎接解放，建设新中国的战斗号角。

二、云南出版业向社会主义现代出版体系的转变

云南社会主义现代出版体系的建立是云南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标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旧中国云南的出版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故本节以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建立为主线，探讨云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出版体系的确立。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为了在刘邓大军进入西南的同时建立起新政权的出版机构，中共党组织从南京新华书店和新华印刷厂动员、抽调了40多人，编入西南服务团，其中17人编入云南支队，在干部队伍上为西南地区人民出版机构的建立做了准备。^[70]

1949年12月9日，解放大军和西南服务团尚未到达之际，卢汉宣布云南起义。云南地下党随即接管了国民党官办的中央日报文化服务社和正中书局，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云南人民日报文化部”，翻印发行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等一批革命书籍。1950年2月，解放军二野四兵团进驻昆明与“边纵”会师，成立了云南省军管会。随军来昆的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的一部分人员也接收了“云南人民日报文化服务部”，随后又合并了世界书局和开明书店。与此同时，云南支队的另一部分人员接管了云南印刷厂，它原属于卢汉时期成立的云南人民企业公司。经过一番紧张筹备，在“云南人民日报文化部”的基础上成立了集编辑、印刷、发行三种职能为一身的出版机构——云南新华书店昆明分店，云南印刷厂则成为隶属于该出版机构的专业印刷厂。

1950年5月，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成立。同年，根据9月“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的精神和10月国务院发出的《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省新闻出版处着手将“三位一体”的新华书店进行专业分工。一方面新华书店下属的云南印刷厂移交省工业厅管理，驻厂军代表全部返回书店；另一方面将新华书店所属的出版科分离出来，并抽调人员筹建云南人民出版社，1951年1月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式挂牌成立并开始出书。同时，新华书店被调整成为专营图书发行的机构，先后派出大量人员，分批分期地在下关、蒙自、玉溪、楚雄、宜良、文山、普洱、昭通、个旧、保山、腾冲、开远、曲靖、会泽、西双版纳等有条件的地州市县建立了分店。出版社的图书则委托云南印刷厂以及其他具有书刊生产能力的厂家承接。这样，云南省初步形成以昆明为中心的，编辑、印刷、发行相对独立的社会主义现代出版体系。^[71]

刚建立的云南人民出版社只有9人，其中编辑部4人，经理部5人。虽然人数很少，但第一年就出版书籍32种，印行62万多册。由于编印之间单纯加工订货的经济联系难以保证图书的出版质量和数量，云南人民出版社开始谋求建立自己的印刷基地。1951年12月出版社经省新闻出版处批准，接管了抗战时期由内迁人员合资经营的大中印刷厂，1952年下半年与云南日报分厂——学习印刷厂合并，成立了云南人民出版社印刷厂。

1952年6月省新闻出版处撤销，大部分人员并入云南人民出版社，人数增至23人，当年共出版图书49种。建社之初，从领导到编辑大多数原先只从事过新闻工作，并不熟悉图书编辑工作，致使工作无章可循，编辑机制也不健全。按照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署1952年11月26日《实行出版计划初步办法》的要求，云南人民出版社自1953年开始制订年度、季度出版计划，并制定了《云南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处理稿件程序》，将编辑工作纳入规范。从此，编辑部在个人分工的基础上建立了7个编辑室。1953年出版图书70种，1954年出版了88种，1955年出版了92种。^[72]

在本省图书出版逐年增加的同时，印刷企业也在不断发展。1951年移交云南省工业厅的云南印刷厂，于1952年6月改属省政府办公厅，并在此后的几年间相继合并了康宁书店印刷厂、云南卷烟厂印刷车间、云南省卫生出版社印刷厂、新一印刷厂胶印车间等。到1956年有职工389人，拥有主要设备30余台，承担着云南人民出版社全部彩色封面、插图、图片和部分铅印书籍的印刷任务。1954年中央政府曾调拨一些印刷设备和技术力量到云南省以帮助发展边疆的印刷业。即便如此，也满足不了云南出版业的快速发展。^[73]

1956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在《关于我社1956年年度计划及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提出：“由于印刷力跟不上，建议现在云南人民印刷厂与云南印刷厂合并，购进新设备，淘汰陈旧设备，建成书版专业厂。”同年6月云南省人民委员会经商议决定，将云南印刷厂、云南人民印刷厂、云南省税务印刷厂、云南省人民银行印刷厂合并扩建为新的云南人民印刷厂，归省文化局领导。7月新厂组建完成，职工增至676人，设备方面有：自动铸字机和配制齐全的字模，还增加了傣文、傈僳文、景颇文、拉祜文、佤文等少数民族文字铜字模；购置了印刷书刊的全张手续纸米力机、自动米力机、全张书报轮转机和全张单面轮转机；购进了单双本折页机、手续骑马订书机、三面切书机等，部分实现了装订的机械化。从此云南人民印刷厂的生产能力大大增加，基本上适应了本版图书的印制需要。而它的建立也标志着云南省出版系统印刷业的最终建立。至此，编辑、印刷、发行三种职能真正独立的国营出版体系在云南基本形成。^[74]

云南是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省，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25个少数民族使用的语言共计29种以上。但解放前只有傣、彝、藏、苗、纳西、景颇、拉祜以及傈僳8个民族有文字共17种。由于有的民族使用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文字，有的民族却没有文字，这些既不利于民族间的交流往来也不利于各民族自身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解放后，中央政府出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政策考虑，着手少数民族文字的改进和创制工作。1951年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语言组，筹备云南民族语文工作；1952年中科院语言研究所派专人到云南调查民族语言；1956年6月，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和省教育厅民族教材编译室成立；同年7月，中科院第三工作队与云南省语委组成200多人的调查组，对云南各民族语言进行大规模调查；1957年在云南少数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上提出了9种新文字方案和4种文字的改进方案。^[75]

上述前期工作为民族文字的推广奠定了基础。1952年云南人民出版社筹备出版民族文字与汉文的双语读物，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边疆民族读物组。1952年年底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汉文与西双版纳傣文、傈僳文、景颇文对照画册《我们伟大的祖国》和《走苏联老大哥的路》，这是出版少数民族文字图书的开始。1954年出版了傣文《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四周年画册》，汉文与西双版纳傣文、德宏傣文、傈僳文、景颇文对照的年画和门画八幅。1956年又出版了汉文与西双版纳傣文对照的《边疆民族地区农业合作化问题》，西双版纳傣文、德宏傣文、傈僳文连环画《国境线上擒匪记》，傈僳文、德宏傣文《将相和》以及德宏傣文《十二马》等12种画册和一批读物。^[76]

1957年，云南人民出版社边疆民族读物组已有编辑人员十余人，但由于民族读物的出版由多个部门管理，致使工作受限，难以协调。有鉴于此，省民委、教育厅民族教材编译室和人民社经共同研究后，向省委提出建立云南民族出版社的报告，得到批准。这样，在云南人民出版社边疆民族读物组的基础上，并入省教育厅民族教材编译室，加上中科院第三工作队的部分人员，于1958年建立起云南民族出版社并正式挂牌。从此少数民族文字图书成为云南出版物的重要组成部分。^[77]

结　语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社会尤其是云南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阶段，与此同时，云南的出版业经历了她的早期现代化历程。云南社会的早期现代化表现出鲜明的“边疆民族型”特征，而云南的早期现代出版业一方面反映了云南社会的发展特征，另一方面又受到这一发展特征的影响，二者互为表里，相互促进。同时，云南出版业有着自身发展的阶段性和地方性。

首先，云南出版业的现代化起步比内地发达地区晚了80年，但她不是由内地输入，而是在帝国主义的直接冲击下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在进入早期现代化历程以后，发展势头迅猛异常，短短10年就基本具备现代出版业的基本特征。抗日战争期间，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云南出版业异军突起，一度成为全国出版重镇和文化中心，代表着当时中国出版业发展方向和水平，这一时期的云南出版业得到了飞跃发展。在经历了抗战结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的短暂停滞后，云南出版事业与全国一道，在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的改造过程中同步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可以说，在早期现代化阶段，云南出版业用50年的时间、跨越式的发展，追赶上了国内发达地区历时130年的发展步伐。

其次，云南出版业的现代化与云南“边疆民族型”现代化进程同步并举。20世纪初，当云南的知识分子东渡扶桑，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念，探索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同时，也把现代出版业的新理念、新技术输入云南，运用于实践，促进了云南现代出版业的起步发展。而现代出版业又成为宣扬民主革命、科学技术等现代思想物质的保障，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触及云南社会的各个层面。民国时期，现代出版业更是进行云南地方建设的助推器。大量省情调查、研究报告、规划方案、政策法令等文字材料的刊印，体现了从政府到学术界乃至民间对云南这一“边疆民族型”社会的现代化道路的思考。同时这些内容的出版物支撑了云南本土出版业的半壁江山。由此可见，云南边疆民族型现代化进程与云南出版业现代化进程相互制约、互为表里。

再次，云南出版业的现代化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由于出版与政治、经济和时代的变革密切相关，而区域出版业在促进地方发展方面有着特殊作用，因此，出版成为反映地方发展状况，探讨地方发展趋势的有效工具。云南出版业在民国时期，为了反映云南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进行对云南边疆危机、民族关系和主要社会矛盾与问题的探讨，出版了数量巨大的边疆考察、边民调查、边政报道等内容的书刊，使云南出版物的内容表现出边疆、边民和边政的特点，在全国出版界独树一帜。

另外，云南出版业在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中，与云南省现代教育的发展相互提携。一方面，教学用书的大量印行支撑着云南教育的飞跃发展，学术著述的出版激励着学术研究的深入进行；另一方面，这些教育类书刊成为整个民国时期云南出版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期间在滇院校及其学者的出版活动，既提高了出版物的质量，也带动了自身学术的发展。

最后，由于云南文化基础较薄弱，不可能像中国发达地区那样由正规出版社唱主角，因此在云南出版业的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全社会、多层面、多渠道举办出版业的境况。这一阶段，除极少量正规出版社外，大多是各类官厅、社会团体、学术机构、个人及抗战时期外来出版机构，甚至边地学校等，出现了所有云南社会变革的实际参与者共兴出版的局面。同时由于现代出版业是一个内部分工和运作相对复杂的行业，需要较大的资金和技术的投入，而这不是个人能力可以承担并坚持下来的，只有官方有财力、物力、人力长期维持并保证出版顺利。因而在云南早期现代化历程中，出版业的官办特征非常显著。

总之，云南出版业的早期现代化历程具有其鲜明的地方特色。出版界先辈们在这段筚路蓝缕的道路上所做的不懈努力，既有成功的经验，更有各方面参与出版者为推动云南出版事业向现代化迈进所进行的思考与探索。云南出版业的早期现代化发展，为20世纪50年代云南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奠定了基础，也为云南出版业在今天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借鉴。

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书

一

学术评语：本文选题视觉新，文章内容翔实，论述充分，言之有据。

作者开宗明义，指出出版业的进步与发展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种文明发展进步的标尺之一，然后以此为研究视角，通过探索云南出版业早期现代化历程，揭示同一时期出版业与云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巨大变化与转折的密切联系，使本文具有研究云南地方出版史的学术价值和为今天云南社会进步发展提供有益借鉴的实践意义。

本文将云南出版业的早期现代化历程（1900—1950年代）分为起步与发展、抗战时期、战后至新中国成立三个阶段论述，在宏观叙述古代云南出版活动的基础上，客观反映出近代云南出版业的发展历程，既不割断历史，又不囿于传统的分期概念，而是把握住中国近代史、云南近代史脉络，正视云南出版业在这一历史阶段的特点，明确提出云南出版业于20世纪20年代踏上现代化历程，抗日战争时期是飞跃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建立标志着云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出版体系确立的论点。

文章以出版者（出版机构）、出版物和出版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为主要研究对象，涉猎各种相关文献资料80余种，努力勤勉，治学严谨。面对庞杂、分散的材料，作者能够娴熟运用历史学研究方法，并辅以其他研究方法，对所搜集的资料归纳、统计、分析，使论文内容厚实，言之有据。如对《云南丛书》出版意义的阐述，对云南出版业发展的特殊模式（全社会、多层面、多渠道、以官办为主）的分析，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对出版史进行如此综合性的研究当属首创。

论文将1900—1950年代的云南出版业置入云南近代史的整体中进行研究，关注云南近代史上发生的大事与出版业的关系。如论述滇籍留日学生和革命党人在境外创办《云南》杂志对云南出版业现代化的促进作用；论述云南出版业在龙云统治时期有效服务于云南建设，从而得到政府支持并长足发展；分析云南出版业异军突起与抗日战争时期云南特殊地位的关系；等等，均显示了作者扎实的史学功底。

云南地处边疆，是多民族聚居的省份。论文重视这一历史特点，不仅叙述出版业作为反映地方发展状况和探讨地方发展趋势的有效工具，而且揭示云南出版业近代化过程中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出版物内容呈现出表现边疆、边民和边政的特点。其中以特例简析的形式，论述云南近代出版物《双江简师边城丛书》在边疆危机中抵抗西方传教士文化侵略的情况，犹能给人以启迪。

综上所述，本文选题有很强的现实性，文章布局、写作逻辑性强，史料丰富，论述充分，观点鲜明，结论令人信服，显示出作者具备了从事史学研究的学识与素养。而贯穿文章始终的出版业既是产业，又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受社会发展制约，又直接影响、促进、关系到社会发展方向的论点，在今天尤具借鉴意义。不足之处是史料运用有不够简洁的地方。我认为，论文达到在科学刊物上发表的水平和硕士学位的水平。

评阅人：文明元，副教授，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

二

学术评语：出版业是关乎国民素质提高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行业。研究出版史对于出版事业的发展有重要价值。然而中国出版史研究的成果不算多，迄今尚无研究云南出版史的著作问世，论文也不多见。因为研究出版史虽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却是一个颇具难度的课题。宣勤同学的《云南出版业早期现代化历程》运用现代化的理论，讨论了早期云南出版业的形成历程，重点讨论了云南出版业的发展与云南社会、民族等因素形成互动等重大问题，弥补了云南出版史研究的空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文围绕云南出版业早期现代化的准确定位，通过对出版者（机构）出版物、出版业发展趋势特点的讨论，提出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云南出版业“边疆民族型”的特殊模式，指出云南出版业进入早期现代化历程以后，发展势头迅猛异常，经过50年时间的跨越，追赶上了国内发达地区历时130年的发展步伐，完成了云南出版业的早期现代化。在此进程中呈现出全社会、多层面、多渠道举办出版业，所有云南社会变革的实际参与者共兴出版的局面，官办出版表现尤为突出；出版物内容表现边疆、边民、边政等特点，尤其是云南出版业的现代化与云南“边疆民族型”早期现代化进程同步并举、互为表里、相互促进等特征，成为云南出版业早期现代化独树一帜的鲜明特征。

论文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论述了1900—1950年代初云南出版事业的起步、抗战前的发展、抗战期间的飞跃发展和抗战后期的停滞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体系的确立等时期的基本状况，写作中采用综合论述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将云南早期出版业多彩纷呈的历史现象有序地组织起来，提出新颖独到见解，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论文史料翔实，立论有据，论证得当，方法科学。是一篇颇具特色、多有新意的硕士论文。表明作者具有广博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同意参加论文答辩；可以发表；达到硕士学位学术水平。

评阅人：郑志惠，教授，云南大学西南古籍研究所

答辩委员会决议书

出版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种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尺之一，是关乎国民素质高低，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行业，对于人类文化的进步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云南出版业的早期现代化历程》弥补了云南出版史研究的空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文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围绕云南出版业早期现代化的准确定位，通过对出版者（机构）、出版物、出版业发展趋势特点的讨论，提出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云南出版业“边疆民族型”的特殊模式。论文指出，云南出版业进入早期现代化历程以后，发展势头迅猛异常，经过50年时间的跨越，追赶上了国内发达地区历时130年的发展步伐，完成了云南出版业的早期现代化。在此进程中呈现出全社会、多层面、多渠道举办出版业，所有云南社会变革的实际参与者共兴出版的局面，官办出版表现尤为突出；出版物内容表现边疆、边民（少数民族）边政等特点，尤其是云南出版业的现代化与云南“边疆民族型”早期现代化进程同步并举、互为表里、相互促进等特征，成为云南出版业早期现代化独树一帜的鲜明特征。

作者熟练运用历史学研究方法，辅以民族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间又采用综合论述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所搜集的资料进行归纳、统计、分析，使用论文内容厚实、言之有据。

论文观点正确，史料丰富，论述充分，观点鲜明，逻辑明晰，颇具新意，表明作者已经具备从事史学研究的学识与素养，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答辩委员会同时指出，论文在史料运用方面仍有待改进。

答辩中宣勤同学思路清晰，能有效组织材料，较好地回答有关问题，语言流畅。

经答辩委员会无记名投票，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宣勤同学的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同意其毕业，建议学校学位委员会授予其历史学硕士学位。

答辩委员会主席：林超民，教授，云南大学历史系

答辩委员会成员：林超民，教授，云南大学历史系

袁国友，研究员，云南省社科联

潘先林，教授，云南大学历史系

2004年5月30日

作者小传

金学丽　女，彝族，1980年生，2004年民族史硕士毕业，现供职于云南人民出版社。

【注释】

[1]汪家熔：《新出版、新出版第一人——王韬》，载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编纂组编《中国近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15～516页。

[2]曹予庭：《中国近代出版事业概述》，载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编纂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3～75页。

[3]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0、102页。

[4]罗福惠：《辛亥时期的精英文化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0～332页。

[5]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省志·报业志·概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6]章开沅、罗福惠：《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5～566页。

[7]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省志·报业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30页。

[8]郭惠青、李慧琴：《云南》，载《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9～380页。

[9]晁世新：《建国前滇西地区的出版业》，载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出版史志资料》第2辑，1989年1月，第53～54页。

[10]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省志·报业志·概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11]黄茂槐：《云南报纸题录（一）》，载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出版史志资料》第6辑，1990年10月，第49页。

[12]李生褁《云南期刊录（上）》，载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出版史志资料》第2辑，1989年1月，第15页。

[13]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省志·报业志·概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14]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省志·政府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205页。

[15]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省志·政府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7～201页。黄茂槐：《建国前云南经济图书目录》，载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出版史志资料》第9辑，1993年8月，第141～148页。

[16]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省志·出版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

[17]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省志·政府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202页。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省志·出版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4～75页。

[18]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省志·政府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202页。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省志·出版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4～75页。

[19]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省志·政府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202页。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省志·出版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4～75页。

[20]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省志·出版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

[21]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省志·出版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

[22]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3卷，“第八章　骤然兴起的昆明出版业”，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55页。

[23]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3卷，“第八章　骤然兴起的昆明出版业”，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56页。

[24]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3卷，“第八章　骤然兴起的昆明出版业”，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65页。

[25]叶祖荫：《民国〈云南丛书〉概述》，载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出版史志资料》第2辑，1989年1月，第39～46页。

[26]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省志·出版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

[27]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出版史志资料》第2辑，1989年1月，第44页。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出版史志资料》第3辑，1989年1月，第259～261页。

[28]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省志·出版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

[29]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出版史志资料》第2辑，1989年1月，第44页。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出版史志资料》第3辑，1989年1月，第259～261页。

[30]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3卷第18篇，“第八章　骤然兴起的昆明出版业”，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57～462页。

[31]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3卷第18篇，“第八章　骤然兴起的昆明出版业”，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57页。

[32]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3卷第18篇，“第八章　骤然兴起的昆明出版业”，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57～464页。

[33]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3卷第18篇，“第八章　骤然兴起的昆明出版业”，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65～466页。

[34]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3卷第18篇，“第八章　骤然兴起的昆明出版业”，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56页。

[35]程其恒编著：《战时中国报业》，桂林铭真出版社1944年版。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3卷第18篇，“第八章　骤然兴起的昆明出版业”，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56页。

[36]程其恒编著：《战时中国报业》，桂林铭真出版社1944年版。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3卷第18篇，“第八章　骤然兴起的昆明出版业”，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56页。

[37]叶南辑：《民国卅六年云南报刊一览》，载云南新闻出版局《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出版史志资料》第六辑，1990年10月，第55页。

[38]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3卷第18篇，“第八章　骤然兴起的昆明出版业”，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78页。

[39]叶南辑：《民国卅六年云南报刊一览》，载云南新闻出版局《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出版史志资料》第六辑，1990年10月，第55页。

[40]晁世新：《抗战时期的云南书刊出版述略》，载云南新闻出版局《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出版史志资料》第三辑，1989年6月，第98～101页。

[41]晁世新：《抗战时期的云南书刊出版述略》，载云南新闻出版局《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出版史志资料》第三辑，1989年6月，第84页。

[42]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3卷第18篇，“第八章　骤然兴起的昆明出版业”，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99～511页。

[43]晁世新：《抗战时期的云南书刊出版述略》，载云南新闻出版局《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出版史志资料》第3辑，1989年6月，第85页。

[44]晁世新：《抗战时期的云南书刊出版述略》，载云南新闻出版局《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出版史志资料》第3辑，1989年6月，第90～92页。

[45]孙代兴、吴宝璋主编：《云南抗日战争史：1937－1945》，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22页。

[46]晁世新：《抗战时期的云南书刊出版述略》，载云南新闻出版局《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出版史志资料》第3辑，1989年6月，第93～95页。

[47]晁世新：《抗战时期的云南书刊出版述略》，载云南新闻出版局《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出版史志资料》第3辑，1989年6月，第95～97页。

[48]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省志·报业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31页。

[49]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省志·人物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0～142页。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省志·出版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4～96页。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出版史志资料》第7辑，1991年，第1～11页。

[50]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3卷第18篇，“第八章　骤然兴起的昆明出版业”，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64页。

[51]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出版史志资料》第7辑，1991年，第6页。

[52]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出版史志资料》第7辑，1991年，第3～4页。

[53]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3卷第18篇，“第八章　骤然兴起的昆明出版业”，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62～463页。

[54]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省志·出版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页。

[55]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出版史志资料》第3辑，1989年，第87～89页。

[56]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出版史志资料》第7辑，1991年，第5页。

[57]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出版史志资料》第3辑，1991年，第89页。

[58]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出版史志资料》第7辑，1991年，第5页。

[59]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省志·报业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24页。

[60]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省志·报业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61]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出版史志资料》第9辑，1993年，第186页。

[62]《云南近代史》编写组：《云南近代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3～495页。

[63]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出版史志资料》第3辑，1989年，第96～97页。

[64]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出版史志资料》第8辑，第199页；第3辑，第119页。

[65]王樵：《云南史地辑要》“序二”，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1949年11月。

[66]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出版史志资料》第8辑，第199页。

[67]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出版史志资料》第7辑，1991年，第80～81页。

[68]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出版史志资料》第7辑，1991年，第143页。

[69]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出版史志资料》第7辑，1991年，第103～104页。

[70]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出版史志资料》第5辑，1990年，第158页。

[71]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804页。

[72]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省志·出版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122页。

[73]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省志·出版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0页。

[74]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省志·出版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3页。

[75]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省志·出版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

[76]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省志·出版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页。

[77]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省志·出版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