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民族教育发展
侗族传统的民族教育在乡间主要以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为主，它们对儿童社会化的过程和民族文化的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之一，学校教育与民间传统教育相辅相成，它们共同构成侗族民族教育体系。
“所谓侗族的学校教育就是指侗族地区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之中的公立和私立的正规学校教育，其中包括了旧制私塾、社学、义学、学宫、书院，以及后来的幼儿园、学前班、普通中小学校、师范学校、职业学校、中专学校、高等学校等等。这种正规的学校教育的教学体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时间等，均由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一规定。这种学校教育在教学活动和时间安排上，又可分为校内教育和业余教育。”[1]前述谈到，侗族的学校早在唐、宋时期就已出现，这与侗族的历史发展密切相联系。由于中央王朝的不断开发及与汉族人民的长期相处，汉文化和封建社会的教育制度也不断影响了侗族及其先民教育的发展，从而使侗族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就不断受到了汉文化和以汉文化为中心的学校教育的浸染，这种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日益深入。
一、古代侗族的学校教育
侗族的学校教育始于唐、宋。其时，随着中央封建王朝的势力逐渐深入侗族地区，汉文化的影响也渐渐渗透到侗族民众中。它一方面表现为汉族移民的到来，进一步加强了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的交往和交流，使侗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央王朝在加强侗族地区政治、军事、经济统治和管理的同时，也在积极推动汉文化的传播，兴办学校教育，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和文人墨客，更是身体力行地推行汉文化教育，从而使侗族的民族教育体制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渐纳入了汉文化或封建王朝文化教育体制中。“据史料记载，最早来到侗族地区的汉族文人、学者，当数唐代天宝年间（742～755年）被贬为龙标县尉的唐代进士、著名诗人、官补秘书郎的王昌龄。他在任龙标县尉期间，捐资创办了‘龙标书院’，这是至今所知的侗族地区最早创建的书院。”[2]书院教育可以说是一种精英教育，它以传播汉文化为中心，强调封建文化的价值体系，但它对侗族地区的文化教育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后，书院教育在侗族地区不断得到推行，并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书院，培养了不少侗族子弟。
唐永贞年间，柳宗元被贬至永州（今湖南零陵），之后任柳州刺史。在任期间，他积极推动汉文化教育，对当地少数民族的教育产生了一定影响。北宋时，在靖州城建学宫。宋嘉定九年（1216年），知州黄棨建立作新书院。绍兴年间（1131～1162年）置新民学，老头溪峒“归民子弟”。宝庆元年（1225年），工部侍郎魏了翁谪靖，创办鹤山书院，嗣后相继建立紫阳书院、作新书院。[3]湖南怀化市芷江县大约在宋大观二年（1108年）开始办义学，建书院。怀化市通道的恭城书院位于老县城溪镇罗蒙山下，是通道最大且保存完整的书院。该书院始建于宋崇宁四年（1105年），原名“罗蒙书院”，后毁于火灾，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重建，更名为“恭城书院”。自北宋熙宁至南宋宝庆期间，在侗族地区所属州、郡治地，学校和书院的数量已明显增多，不仅在县城建学宫、学馆、书院，在侗族地区县城之外也开始创建大批的社学、义学和私塾，使汉文化逐渐向侗族边远地区传播。“但应当指出的，在唐宋时期，由于封建王朝对侗族地区实行民族压迫，由于地理、交通条件等方面的限制，能接受汉文化教育者大都是有钱人家和官家子弟，且又都在交通条件较好的地区，而广大侗族人民以及在远离汉族的侗族边远村寨，很难受到汉文化的教育，基本上仍采用社会民间传统教育的方式，通过长辈或长者对晚辈进行民族历史、传统的生产技艺、生活常识和伦理道德观念等教育，而且这种本民族传统的教育，也只是在‘求其所用’的前提下进行的，它不像汉文化教育体系那样完整与规范，更难以使人去攀登‘学而优则仕’的高峰。”[4]
元明清时期，汉文化于侗族地区的传播在唐宋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府学”“县学”“义学”“馆舍”“书院”“学宫”等教育设施，成为主流文化传播的重要平台。如明代在黎平、新化、思州等府均设府学，派员执掌教育事务。玉屏的教育始于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当时创办了私塾和义学，学生在校读诗书，司礼乐，应科举，独尊儒术，多为启蒙性质教育。明嘉靖时期（1522～1566年），原来在朝廷任过国子监助教的马元吉返回芷江老家后，在西郊桃花溪书院坡设馆讲学，后人称之为“明山先生”，并在其讲学处修建了明山书院。以后又相继修建了耀文书院、秀水书院和钟毓书院。“明代强调‘教育以教化为本，教化以学校为本’，到弘治十七年，令各府、州、县建立社学，选择明师，民间幼童十五岁以下者须送入读书。故除在侗族地区的州、县所在地建书院、学宫之外，又在人口比较集中的集镇、乡村建立大批的社学、义学和私塾，特别是私塾，小型灵活，基本上是一个教师负责一所私塾全部学生的教学，侗民承受得起塾师的报酬，又方便少年儿童就近入学，故私塾几乎遍及侗乡的大小村寨。”[5]清代是侗族地区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清朝统治者为其自身利益和政治需要，极重文治，对边疆少数民族在教育上实行一些放宽政策，使办学之风渐盛。清代侗族地区的文化教育在明代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由府、厅、县创办的书院、社学、义学大都得到保存，而且有所增加或扩建，仅现在黔东南州的范围内就有义学100余所、书院40余所，其中黎平府的书院最多，共20所。如康熙、雍正年间，在永从、开泰、锦屏、天柱等地也先后设立了“县学”，古州（贵州榕江县）之车寨、月寨等村落设有“义学”。从乾隆至嘉庆年间，黎平府境内就建有“黎阳”“龙溪”“双江”“双樟”“上林”“清泉”“印台”7个书院。另有馆舍5处、义学2所。永从、天柱、锦屏则有“福江”“蔚文”“兴文”书院。[6]又雍正八年（1730年），沅州设“义学”1处，芷江2处。乾隆五年（1740年），新晃设“义学”1处。清代，通道建义学3所、学宫1所、书院1所。光绪十三年（1887年），沅州知府朱其懿创办沅水校经书院，聘请名师，改进教学方法、内容，收取各县的高材生来此深造，培养出一批人才，在当时的湖南省极有名气，如1913年曾任民国政府内阁总理的熊希龄就是校经书院第一届毕业生。清代，玉屏设立了“印山书院”，开始接受侗、苗、土家等民族子弟入学。据不完全统计，从明万历三年（1575年）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先后在贵州、湖南、广西交界地带设立书院20所、社学14所、义学15所。[7]
清廷对少数民族在教育上的放宽规定，也刺激了侗族子弟的读书热情，在侗族地区中进士、举人、贡生、秀才、廪生者较多，如从康熙五十六年至道光五年（1717～1825年），晃州（新晃）侗族地区有恩贡、拔贡、岁贡13人。[8]又如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和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古州侗族吴仁洪、杨廷芳先后考中举人。据《天柱教育志》载，天柱从康熙以降，书院增多，私塾遍布城乡，读书之风昌盛，呈现“邑士颇知向学，户诵家弦”的盛况。在清代，天柱考上拔贡者14人、岁贡者99人，其中副榜3人。又据《黎平府志》所载，明、清两朝，仅黎平府属各地考上贡生者就达1056人，尤以清代为多；考上进士者29人，其中清代占24人，仅黎平的竹坪侗村就出秀才7人，上龙侗村出秀才38人。[9]在芷江，从宋大观五年到清同治八年（1108～1869年）的700多年中，该地共考中进士19人，举人76人，各类贡生459人。[10]通道在明清时期共有进士6人，恩贡21人，拔贡17人，岁贡157人。[11]据《三江县志》载，清代全县有贡生10人，其中侗族2人；廪生41人，其中侗族13人；庠生370人，其中侗族184人；武秀才99人，其中侗族23人。[12]大量知识分子的出现，一方面提高了当地人的文化知识水平，促进了汉文化知识的传播和发展，沟通了汉侗文化的交流，另一方面也对保存和整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知识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民国时期的侗族地区学校教育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后，新学渐渐普及。侗族地区除一些义学、书院改为学堂外，还创办了许多新的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镇远率先将“文明书院”改为“官立高等小学堂”。此后，黎平府等县、厅也将书院改为高、初等学堂或初等小学堂。至宣统年间，黎平境内开办高等小学4所、初等小学27所；古州厅高等小学2所、初等小学6所；永从县高等小学1所；天柱县高等、初等小学各1所。[13]1901年，镇远知府创设“明德中西学堂”，开黔东南普通中学教育之先声。宣统末年，黔东南府、州、县、厅创办的种类小学堂已有111所。[14]1912年后，玉屏侗族地区也在办新学的影响下，先后在城乡办起了一些小学，但大多在人口集中的圩场小镇或较大的村寨。至1916年，全县有小学13所，学生547人，边远山区则寥寥无几。[15]与传统的书院、私塾、义学等教学理念不同，新兴的学堂教育贯彻“专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体”的教育宗旨，除讲授“修身”“读经”“讲经”之外，还增设了中国文学、算术、中国历史、地理、动植矿物、图画、乐歌、体操、农业、商业、手工等教育科目。新学的创办，为侗族地区培养了一批具有新知识和新理念的知识分子。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开始对清末的教育从宗旨、学制、课程以及学生出路等，进行了系统的改革，这对侗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也产生了新的影响。辛亥革命后，侗族地区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将学堂改为学校，不仅成立了新式中小学校，而且办了一些女子小学，废除‘四书五经’课，开设国文、数学、常识、自然、地理、历史、英语、公民、体育、音乐、劳动、美术等课程。这是侗族地区教育史上又一次重大改革。”[16]从辛亥革命到20世纪50年代，民国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教育政策，如《普通教育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短期义务教育实施办法》《国民学校法》和《强迫入学条例》《国民教育实施纲要》等，以不同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教育政策、考试方针和教育思想推动着国民教育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为加强其统治，在全国推行“新县制”，发布《县各级组织纲要》，规定县教育由县长主持，县设中学，乡镇设中心小学，保设国民学校，县长、乡镇长和保长分别兼任其校长和壮丁队长，实行“三位一体”和“政教合一”的体制。地处湘黔桂边境和鄂西南的广大侗族地区，抗战时期是大后方，虽也受到整个战局的影响，但毕竟远离战火纷飞的前线，社会秩序相对稳定。而沦陷区有的学校和一批有文化知识的能人又涌入侗族地区，为侗族地区兴办学校、发展教育提供了一些师资条件。这样，侗族地区又出现了兴办教育的新高潮，除湖南境内侗族地区各县中学成立稍早之外，贵州境内和广西境内的侗族聚居县的中学，多数是这个时期创办的，而且，还创办了培养普通教育师资的芷江、镇远、榕江等几所师范学校，有的县中学根据需要和可能也办了附设简师班。[17]除普通学校教育外，民国时期，在一些侗族地区还创办了职业教育等，如1900年，熊希龄在芷江创办了务实学堂，民国建立后命名为湖南省沅州务实甲种蚕业学校；1917年，湖南省在芷江成立第二农业学校。民国时期，黔东南各县将高等小学堂改名为高等小学校，将初等小学堂改名为国民学校，之后又在乡镇设立中心学校，至抗战胜利时，在黔东南已建有中心学校235所。
但由于这一时期战乱不断，民不聊生，社会动荡不安，教育经费不济，学校教育发展缓慢，甚至有的地方停滞不前，教育普及面有限，教育事业衰落不振。侗族地区，多数是一保才有一所国民小学，一乡才有一所中心小学，数县才有一所中学，学生人数也不多。偏僻的侗乡农村，仍是私塾在担负学校教育任务。至新中国成立前，通道有中心小学6所，在校生802人，毕业293人；国民学校45所，在校生2314人，毕业793人；简易师范附属初中1所，学生70名。入学者多为官宦和富户子弟，识字者仅占总人口的5.7%。[18]在芷江，1949年上半年，全县有211所小学，在校学生7627人，平均每校不足40人；初级中学4所，在校生605人。[19]在玉屏，据1939年统计，全县小学生仅占适龄儿童的31.6%，初中生不到60人，5万个成年人中，识字的不到1/5。20世纪40年代后期，全县小学虽然有一定增加，各乡都建立了国民学校，但入学人数还是不到适龄儿童的50%，尤其是女孩子则更少。[20]而在黔东南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州有小学597所，学生42000余人，教职工1500多人；普通初级中学16所，50个班，在校生2000多人，教职工160余人。[21]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侗族学校教育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侗族的民族教育事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尤其是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带来了侗族教育事业发展的新契机。
（一）基础教育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党和政府对文化教育进行了恢复工作。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对接管的各级各类公、私立学校，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采取“维持现状，立即开学，逐步改造”的原则并抽调一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担任学校领导，组织教师学习政治理论和钻研教学业务，改造思想，改进教学方法，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22]这一时期，除了扫盲工作外，侗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广西柳州市三江县至1952年，全县小学生在校生人数增至23400人，是1949年的3倍。至1952年，贵州铜仁地区的玉屏县共有区中心完小4所，乡完小23所，村初小28所，学生6682人，教师162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70%左右，全县从城镇到乡村，从小学到中学的学校教育网络体系基本形成。[23]在湖南怀化市通道县，至1953年，全县新建学校42所，修缮学校48所。同时，国家对于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还设立了助学金，有的还发放衣服鞋袜，学生人数也由此得到较快发展。许多过去赶牛群、砍柴的侗族男孩子，带弟妹、挑花喂猪的女孩子们，背起书包，走进了学堂。
1953～1957年，侗族所在地区的有关部门整顿了教师队伍，规范了制度，改进了教学秩序和内容，开展教学研究，从而促进了教育质量的提高。1958年，国家公布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教育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贯彻执行“加速发展，提高质量，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公办、民办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侗族地区的学校教育有了新的发展，小学学生入学率约为适龄儿童数的68%，学校覆盖面一般是17.5平方千米1所。[24]随后的“大跃进”，又使教育出现了盲目扩大和浮躁、教学随意性大等现象，一些教育工作也遭到打击。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展反“右倾”大辩论，“拔白旗”“插红旗”“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又伤害了一部分教育干部和教师。学校大办工厂、农场，师生过多地参加劳动随意改变学制和教学计划，忽视文化科学知识、课堂教学和教师的主导作用，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管理混乱，造成了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同时因受“浮夸风”的影响，不顾主客观条件，在办学运动中盲目攀比，使教育事业出现了虚肿现象。[25]如1955年，黔东南州幼儿园仅为8所，在园幼儿275人，而在“大跃进“时期，猛增至382所，入园儿童达1万多人。1962年，国民经济开始好转。侗族地区根据国家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教育事业进行较大的调整，进一步推行“两种教育制度”，贯彻“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贯彻国家颁布的“中教五十条”和“小教四十条”，教育事业迅速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教育、教学质量也有了相应的提高。至“文化大革命”前，学校覆盖率上升到了平均每8.5平方千米就有学校1所。[26]至1966年，黔东南州小学校增至3026所，在校生217600人；中学105所（含完中17所），在校生12050人；师范学校6所，在校生1150人。[27]
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使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遭受到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党的教育方针受到严重歪曲和破坏，各级各类学校锐减，幸存的中小学也是有数量无质量，名存实亡。这一期间，侗族地区各级各类学校均处于瘫痪状态，耽误了一代人的成长，造成后来人才年龄结构上的断层。[28]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教育战线清理了“左”的错误路线，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改善教师政治和经济待遇及工作环境、生活条件，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才得以逐渐恢复，步入健康的发展轨迹。
为进一步发展教育，改变国家统包统管的教育管理体制，1985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侗族所在州、县根据《决定》精神，逐步建立了分级办学、分工管理的教育管理新体制。2001年5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对一些教育管理体制进行了调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的颁布实施，学校内部的人事制度改革也逐步展开，学校教育体制进一步完善。
与此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科教兴国”的发展政策指引下，教育被置于国家战略的重要位置，中央和省、州、县各级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发展教育的力度，投入逐年增加。这一时期，“义教工程”、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中小学“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普九工程”“教育扶贫工程”“危房工程”“对口帮扶工程”等教育工程的实施，大大加快了侗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仅如此，国家九年义务制教育政策的实施，使众多的中小学生享受到免费入学的优惠，提高了入学率和巩固率。到2005年，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6个县市已全部通过“两基”验收，实现了自治州教育史上的历史性跨越。从2006年起，国家又对西部地区中小学实行“两免一补”的扶助政策，使自治州的基础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全州小学校数从1995年的2674所调整到2035所，教学点从2083个调整到1117个；至2004年，自治州有普通初级中学236所，九年一贯制学校21所，在校生230980人。2005年，全州16个县市全部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全州有示范性初中14所，黔东南师专附属中学、镇远县青溪中学等，如今都是享誉全州的示范性中学。到2004年年底，黔东南州普通高中有38所，其中独立高中25所，民族高中11所，在校高中生56295人，专任教师2823人。至2005年，凯里第一中学、天柱民族中学、黄平民族中学、振华民族高中、州民族高中、凯里三中、天柱二中、凯里八中被州人民政府批准为州级示范性高中。凯里第一中学、州民族高中、天柱民族中学、黎平一中被贵州省命名为省示范性学校。同时，全州乡中心完小以上的中小学都实行了以校长负责制、教职工聘任制、岗位责任制、结构工资制和目标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四制一目标”管理，并引入了激励竞争机制，调动了教职工的积极性。[29]至2005年，玉屏县有完全中学2所、初级中学8所、职业高中1所、小学96所、幼儿园2所。在校中小学生计24816人，全县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9.8%，毕业率为99.1%，获得了国家“基础教育先进县”和“贵州省普及中小学实验教学县”的称号。到2004年，三江县有完全高中1所、职业技术学校1所、初级中学20所、乡镇中心小学16所、村完全小学165所、教学点107个，并通过了市级“普九”审核验收。[30]2002年12月，通道县通过了湖南省人民政府“普九”的审核验收，使该县的民族教育跨过一个新的里程碑。2000年，芷江“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通过湖南省验收，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2001年，该县被湖南省委授予“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县”的荣誉称号。到2005年，全县有完全小学32所（含中心小学）、村小（含教学点）186所、初中29所、普通高中2所。[31]
侗族所在地区是多民族聚居区，为发展民族教育，在一般性基础教育发展的同时，侗族所在地各级政府也对民族教育给予了高度重视。在黔东南州，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就兴办了民族小学、民族中学和民族师范学校。到2004年年底，全州已有民族小学23所、民族中学13所。对在民族学校就读的学生，根据学生家庭经济情况，评发不同金额的人民助学金。有些县对边远民族地区的农村小学高年级学生，实行寄宿制，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鼓励和支持他们完成小学阶段的学业。各类民族学校每年冬季，对困难的少数民族学生还发放寒衣或寒衣补助费。从1980年开始，凯里一中还专门开设民族班，每年从州内一些县的农村招收45名少数民族学生入校学习。对民族班学生，一律实行住宿制，学校发给人民助学金，享受民族中学少数民族学生同等的优惠待遇。不仅如此，高校、中专招生时，对民族考生按政策还降低录取分数段。在一些民族学校，还十分注意双语教学，这成为民族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挖掘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许多学校都注意收集有关资料，作为对学生进行民族教育的乡土教材。有的学校将侗歌、刺绣、民族体育活动、民族乐器（如侗族琵琶）等引进课堂，或融入学校开展的文体活动中，使学生在受到民族文化艺术熏陶之时，也培养他们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思想感情。类似的乡村知识教育在广西三江等侗族地区也得到广泛开展，如林溪的手工工艺教育、富禄高安小学的民族艺术表演教育、梅林中学的侗族大歌教育、狮峒小学的民俗画教育等。
（二）职业教育与师范教育
在基础教育发展的基础上，侗族地区的职业教育和师范教育也逐渐发展起来。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职业教育发展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级各类人才的需求成倍增长。为了满足这一发展态势，自治州加大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力度，至2004年年底，全州有职业技术学校38所，其中职业初中15所、职业高中9所、中等职业学校11所、中等技术学校3所，中等师范学校经调整后保留1所。这些职业学校开设了园林、园艺、牧医、护理、计算机、旅游、行政管理、电子电器、服装设计与制作、口腔工艺、药剂等20多个专业，为各行各业培养了许多急需的人才，也大大提高学习者的职业技能。[32]2001年8月，黔东南州卫校、州财校、州农牧学校和州林校合并，组成了黔东南州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专科层次）。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也有一所职业技术学校，创办于1983年7月，至2004年年底，学校有在校生376人，教学班12个，专任教师31人。[33]芷江的职业技术教育早在1900年就已出现，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才逐渐走上平稳发展之路。1983年秋，芷江第一职业中学建立，1994年，芷江卫校、劳动技术学校与芷江职业中学合为芷江职业中专学校。学校环境优美，教学设施齐全，办学体制灵活多样。到2005年，共培养毕业生7137人。专业涉及农业、林业、畜牧、水电、机电、文秘、医卫、旅游、家电维修、环保、厨艺、计算机等等。学校还与省内一些大专院校联合办学，在校内办起了各种大专班，培养了大批人才。学校探索和创新职业教育办学的体制，被誉为“芷江模式”“怀化经验”而推广到全省，辐射全国。1992年，芷江中专被国家教委、国家民委授予全国民族教育先进集体，1994年被国家教委授予全国农村综合教育改革先进单位，被国务院授予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1996年经国家教委验收，认定为全国重点职业高中。[34]
师范教育在侗族地区发端较早。清光绪三十年（1904），改明山书院（湖南芷江县）为沅郡联立女子师范学堂，因时局动荡，9年后停办。1909年，县城建立沅郡教员养成所。民国18年（1929年），湖南省第九联合中学改为沅郡联立乡村师范学校，学制4年。民国26年（1937年），湖南省政府在芷江设立湖南省立芷江乡村师范学校，学制4年，1941年改名为省立第十师范学校。1943年，成立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1953年，湖南省立芷江乡村师范学校更名为湖南省芷江师范学校，次年被国家教育部列为全国重点扶持的80所中等师范学校之一。1989年，该校更名为芷江民族师范学校，占地145亩。1999年，学校进一步扩大规模，设立了怀化校区，增设高中教育、全日制大中专班、成人教育、小学师资培训及校长培训，开设计算机应用、商务英语、幼师、音乐、美术、文秘等专业。目前，该校已成为湖南省闻名的小学老师摇篮。[35]在黔东南州的镇远、天柱、榕江和黎平都曾设有师范学校，培养了大批小学教师，现已交由所在县开办普通高中。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凯里学院的历史可追溯到1901年在镇远建立的明德中西学堂，其高等教育历史则应从黔东南历史上第一所综合性大学——黔东南大学算起。黔东南大学于1958年8月成立，1959年8月改建为黔东南师范专科学校，1961年停办，更名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学教师进修学校。1978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在凯里成立了黔东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1993年更名为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6年2月14日，经教育部批准，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改建为本科层次，更名为凯里学院[36]，是黔东南州唯一的本科层次的普通高等学校。目前，校园占地面积1407亩，分东西两校区，校舍建筑面积15.5万平方米。教学仪器设备总价值2718万元，建有千兆校园网和6个省级评估合格的基础课教学实验室，图书馆藏书达53.9万册。现有教职工482人，其中专任教师352人。专任教师中教授、副教授176人，研究生以上学历教师41人，另有兼职教授72人。现设有12个系、5个部、3个中心和13个研究所，办有28个专科专业和7个本科专业。凯里学院现有在校生4866人，其中普通本科生1050人，另有成教生6000余人，外国留学生9人。近十年来，学校出版专著20余部，主编或参编的教材、教参60部；发表学术论文1700余篇，其中在国外权威刊物、国家权威刊物、重要刊物、中文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10多篇。凯里学院有16项科研成果和教学成果获得了省部级以上奖励，其中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9项、省部级教学成果奖7项。凯里学院建校以来，学校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了12000余名合格人才，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从上述可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侗族的民族教育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地区已基本普及九年义务制教育，侗族文盲率在不断降低的同时，全民文化素质大幅提高，涌现了一大批本民族的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目前的侗族地区已基本形成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特殊教育以及成人教育体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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